黄裕生｜将中国文化特殊主义化处理都是对中国文化的贬损

作者:黄裕生

普遍性不是从特殊性抽象或归纳出来的，相反，一切特殊性都是在普遍性里才能显明其特殊性，才有比较与差异。比如，我们只有给出“A是A”、“B是B”这样的标准物，我们才能进一步对A与B之不同进行比较而显明其差异与特殊。如果我们不能给出A或B的标准物，也即作为最初普遍物的第一定义物，我们根本无法进行任何比较而发现特殊与差异。

任何能够被作为特殊性事物来理解与规定的事物，首先都已经被置于某种普遍性归类与普遍性视野之下，否则，任何特殊性事物都不可能被规定，更不可能被当作原则来奉行。当我们把“牛、羊、猪、狗”当作有别于“花、草、树木”的“特殊性事物”时，我们实际上已经以一种普遍性视野把牛羊猪狗归为(视为)一类而使之呈现出“一致的特殊性”(动物性)。所以，任何一个被当作特殊性事物的事物本身就已经是一个普遍性事物。在这个意义上，不存在无普遍性的特殊性事物。

因此，任何把“特殊性事物”当原则的理论，实际上也都是把某种“普遍性事物”当原则。这正是一切“特殊主义”本身隐含的“二律背反”。比如，“特殊主义”把“中国文化”视为一种完全不同于其他文化的“特殊文化”，因此具有其他文化所没有的一些基本特性，这些“基本特性”甚至使中国只能走不同于拥有其他文化的国家的“特殊道路”。但是，当把中国文化视为具有完全不同于其他文化的“基本特性”时，实际上又已经把中国文化视为某种普遍的东西而具有某种普遍性。而这样一来，就会面临一系列特殊主义无法面对的问题：既然中国文化具有某种普遍性而是某种普遍的东西，那么它规定中国人走“中国道路”的那些原则为什么就不能规定其他民族也走“中国道路”?如果这些原则只适合于生活在中国文化里的中国人，那么问题是，中国人与中国文化不仅在历史上，而且在现实里，自身也一直存在着重大差异，这些原则又如何能克服这种差异?既然能克服这些差异，为什么不能克服与其他文化的差异?难道这不等于说，中国文化具有严重缺陷，以致无力克服、融会这些差异?

本来特殊主义是为了捍卫中国文化优越性与例外性的，结果却无异于贬低了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更严重的问题是，如果有文化能融化或容纳各种差异，那么，对于这种文化，特殊主义者又如何自处与面对?

（摘自《中国文化的普遍主义精神与普遍主义使命》）

HUANG YUSHENG

黄裕生

作者简介：黄裕生，哲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第一哲学、德国哲学、宗教哲学、政治哲学-法哲学、比较哲学。著有《真理与自由：康德哲学的存在论阐释》《时间与永恒：论海德格尔哲学中的时间问题》《摆渡在有-无之间的哲学：第一哲学问题研究》《权利的形而上学》等。

排版：李志萍

审核：曲经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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