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外人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重点问题

◆ 在实体要件方面，案外人应当证明其对案涉标的享有合法权益，仲裁当事人虚构法律关系、捏造案件事实，仲裁裁决有误且损害案外人合法权益。

但是，关于上述要件的具体适用规则和审查认定标准，《仲裁裁决执行规定》未作明确规定，由此引发了司法适用中的诸多问题。

《仲裁裁决执行规定》创设案外人申请不予执行制度的初衷在于规制虚假仲裁，避免当事人合谋以虚假仲裁的方式损害案外人的合法权益。因此，有权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调解书的案外人，并非泛指当事人以外的任何第三人，根据《仲裁裁决执行规定》第九条和第十八条的规定，只有合法权益受到仲裁裁决损害的主体，方有资格作为案外人提出不予执行申请。

实践中，提出不予执行申请的案外人可能是执行标的的所有权人、担保物权人、查封权利人，也可能是被执行人的一般金钱债权人、股东等。案外人以仲裁裁决损害其所有权、担保权等物权为由申请不予执行的，法院根据物权公示原则对案外人的主体资格进行认定，一般不存在争议。但是，案外人以其合法金钱债权或股东权利受到仲裁裁决损害为由提出的不予执行申请应否获得准许，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大分歧。

在（2019）京02执异793号案中，案外人光大证券称其经判决确认对吴某享有合法债权，而吴某与徐某恶意仲裁企图逃避债务，仲裁裁决确认吴某持有的股票归徐某所有，损害了其合法权益，故申请对该裁决不予执行。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案涉仲裁裁决确定涉案股票归徐某所有，而案外人依据生效判决仅对吴某享有普通金钱债权。因此，案外人对案涉股票并不享有实体权利，其并非案涉股票的权利主体”，据此否定了其案外人主体资格。然而，在（2020）最高法执监10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表达了不同观点，认为，“案外人基于对被执行人的债权申请不予执行本案仲裁调解书，该债权能否得到清偿与被执行人的清偿能力相关联。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之间虚假仲裁的结果将导致被执行人的清偿能力明显降低，影响到案外人债权的实现”，据此认定案外人的合法债权不应排除于《仲裁裁决执行规定》第九条规定的“合法权益”之外。

针对上述不同观点，笔者倾向于认为，法院应对案外人范围作限缩解释，不宜扩大至被执行人的所有金钱债权人，否则容易造成多个债权人挑战仲裁裁决的滥诉后果。

在（2021）沪01执行异20号案中，公司大股东在未取得法定代表人授权亦未征得公司其他股东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以公司名义与第三人签订《厂房转让协议》，后仲裁裁决确认案涉厂房所有权归该第三人所有，公司小股东严某作为案外人申请不予执行该仲裁裁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上海一中院”）认为，大股东擅自将公司厂房转让至第三人名下，且与第三人虚构法律关系、恶意申请仲裁，该仲裁裁决的结果损害了小股东严某的合法权益，故严某符合司法解释规定的案外人的主体资格。然而，与上述观点相反，在（2019）辽02执异4号案中，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王某作为公司股东，其股东身份真实，但其股东权益所涉及的法律关系与案涉仲裁所涉及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法律关系并非同一法律关系，王某不是案涉裁决的利益主体，裁决公司承担支付工程款的责任并未直接损害王某的股东权益”，因此认定其不具备案外人的主体资格。另有法院持折中态度，认为对公司债务有承继关系的股东，有权申请不予执行公司所涉裁决。例如在（2018）鲁02执异181号案中，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青岛中院”）认为，“案外人李某作为被执行人的股东之一，在被执行人被法院判决解散的事实确定后，其对被执行人债权债务的承继有法律明确的规定。因此，被执行人的借款负担对案外人李某会产生直接的影响，案外人李某符合司法解释规定的权利或利益的主体的身份，属于适格的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案外人”。

针对上述不同观点，笔者认为，在判断被执行人的股东是否有权作为案外人提出不予执行申请时，不应一概而论，应当视裁决所确认的公司债务是否直接损害股东的合法权益而作区分。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四条（修正前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了仲裁被申请人有权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情形，包括裁决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范围或仲裁机构无权仲裁、仲裁庭组成或仲裁程序违法、裁决所依据的证据是伪造的、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等。而《仲裁裁决执行规定》规定案外人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适用情形仅限于恶意仲裁或虚假仲裁。实践中，案外人经常以《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四条规定的事由提出不予执行申请。对于该等理由法院是否应当审查，往往成为案外人与申请执行人之间的争议焦点。

司法实践中，法院通常认定，案外人仅有权以恶意仲裁或虚假仲裁为由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对于案外人提出的《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四条（修正前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的不予执行理由往往不予审查。例如，在（2018）赣执复52号案中，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西高院”）认为：“如果本案存在仲裁当事人恶意串通、向仲裁机构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或者本案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以及仲裁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等情形，只有本案仲裁被申请人有权提出证据证明并申请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案外人不具有以此为由申请不予执行本案仲裁裁决的法律主体资格”，据此驳回了案外人的不予执行申请。再如，在（2019）宁执复27号案中，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宁夏高院”）亦认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四条（修正前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适用的主体范围是仲裁裁决或调解书的当事人，并未赋予案外人据此主张的权利，故对案外人主张的仲裁庭组成或仲裁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复议理由不予审查。同样地，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广州中院”）审理的（2018）粤01执异128号案以及笔者代理的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22）川执复471号案中，法院均未审查案外人提出的“仲裁庭组成违法”、“仲裁裁决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等不予执行事由。

根据《仲裁裁决执行规定》的条文理解，案外人提出的申请应当同时满足第九条和第十八条所列举的各项条件，方能得到法院的支持，裁定不予执行。这也是司法实践中的主流裁判观点。例如，在江西高院（2018）赣执复52号案、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川11执异58号案等案件中，法院均认为，案外人向人民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应当同时具备该司法解释第九条规定的三项程序要件和第十八条规定的四项实质要件，缺一不可，否则法院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在所审案件中亦指出，裁定不予执行的核心要件是“仲裁当事人之间虚构法律关系，捏造案件事实”，若不存在虚假仲裁情形，即便仲裁裁决有误且损害了案外人的合法权益，亦应当驳回案外人的不予执行申请。例如，在（2019）最高法执监52号、（2020）最高法执监442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对案外人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予以支持的法定条件，必须同时符合第十八条规定的全部条件，其中核心要件是第三项‘有证据证明仲裁案件当事人之间存在虚构法律关系，捏造案件事实的情形’。而该条第四项所规定的‘仲裁裁决主文或者仲裁调解书处理当事人民事权利义务的结果部分或者全部错误，损害案外人合法权益’，应在第三项情形存在的基础上才进行审查”。

但是，实践中也有法院漏查虚假仲裁要件，甚至经审查认定案涉仲裁不存在虚构法律关系、捏造案件事实的情况下，基于仲裁裁决内容缺乏事实依据、证据不充分、违反法律规定等理由，仅依据《仲裁裁决执行规定》第十八条第（四）项裁定不予执行。例如，在（2018）琼97执异8号案中，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海南二中院”）经审查不支持案外人提出的仲裁当事人之间虚构借贷关系、虚假仲裁的主张，但认为申请执行人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未经股东会同意与公司签订还款协议，违背了公司高管对公司应尽忠实义务的法律规定，损害了案外人作为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故裁定不予执行。又如，在（2020）豫17执他2号案中，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案涉评估报告在仲裁案件立案时已过有效期，认为仲裁裁决依据该评估报告确定当事人投资收益价值证据不充分、损害了案外人的合法权益，故裁定不予执行。再如，在（2018）鲁02执异308号中，青岛中院认为仲裁庭系在缺乏主要事实依据的情况下裁决被申请人承担责任以致对案外人的利益造成损害，性质上为仲裁裁决主文处理当事人民事权利义务的结果部分或者全部错误，损害案外人合法权益，遂裁定不予执行（该案经复议后已被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撤销，发回重审，理由正是青岛中院未依法审查仲裁裁决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虚构法律关系、捏造案件事实的情形）。

上述忽略虚假仲裁核心要件的案例，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法院主动纠正错误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态度，但该等操作与制度规定不符。如前所述，案外人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制度的设立初衷是规制虚假仲裁，笔者认为，法院应严格依据《仲裁裁决执行规定》第九条和第十八条进行审查，不宜越界干涉仲裁庭对实体问题的认定。

实践中，对于《仲裁执行规定》第九条第（三）项规定的案外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法院采取执行措施”的时间，法院往往基于个案情况分析认定，且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在（2018）苏执复156号案中，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据案外人“在2017年12月12日向宜兴法院提交异议书，不同意申请执行人按照该仲裁裁决提出的分配方案异议书及其申请受偿的金额”，推定其在该日对仲裁裁决的内容及仲裁裁决对其权益的影响已知晓。在（2019）粤01执异567号案中，案外人自2017年11月6日起曾多次就案涉仲裁裁决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和复议，法院最后一次驳回其执行异议的时间是2018年12月29日，广州中院认定案外人最迟自该日起即已知晓法院对执行标的采取执行措施。从前述案件可知，案外人提出的执行异议及执行复议，均不能产生中止或中断申请不予执行的法定期限的效力。因此，案外人应充分注意法律规定的申请期限，及时主张权利。

在无证据证明案外人知道或应当知道的情况下，法院遵循“有利于案外人”的判断原则。例如，在前述（2018）琼97执异8号案中，海南二中院认为，“在无证据确切知晓案外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情况下，应作有利于对案外人的判断，方显司法解释赋予案外人通过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行使救济权利的立法本旨”，故认定案外人的申请未超过法定期限。同样，在（2019）川执复370号案中，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虽然执行法院已受理案涉仲裁当事人的强制执行申请并已就案涉不动产向不动产登记中心发出执行裁定及协助执行通知书，但并无相关证据证明案外人知晓上述事实，根据有利于案外人原则，认定案外人申请未超过法定期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鉴于虚假仲裁的构成要素包括恶意串通、欺诈的内容，加之司法实践对否定仲裁裁决或调解书秉持谨慎的态度，故法院应当按照“排除合理怀疑”或“高度确然性”的证明标准来审查仲裁当事人是否存在虚假仲裁。

然而，正如前述案例所展现的，实践中有些法院并未采用高度确然性的证明标准，而是结合案外人提交的证据及查明的事实认为存在虚假仲裁的高度可能性，甚至不能排除虚假仲裁的合理怀疑时，即认定案外人的虚假仲裁主张成立。此外，也有法院在案外人提交初步证据证明存在虚假仲裁的可能后，要求仲裁当事人就仲裁的真实性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不利后果。例如，在（2017）湘01执监3号案中，案外人申请对仲裁当事人之间的《协议书》进行鉴定，但申请执行人以其手中没有《协议书》原件为由没有提交。对此，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应由申请执行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认定仲裁双方系虚构债权并作出虚假的仲裁调解，损害了案外人合法权益，据此裁定不予执行仲裁调解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