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十娘｜吴正：生命三部曲之东上海的前世今生（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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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國際華語原創IP電影節：作家如何借助火爆的短片市場華麗轉身——对话著名国际制片人曹晓

冬

文字｜吴正

编辑｜渡十娘

作者简介：

吴正，著名作家，诗人。1948年9月生于上海，现定居香港。1984年开始在国内外发表和出版作品。著有长篇小说《上海人》、《长夜半生》（香港版为《立交人生》）、《东上海的前世今生》（人生三部曲之一），中篇小说《后窗》、《情迷双城》、《叙事曲》，诗集《吴正诗选》、《百衲衣诗选》、《起风的日子》，散文随笔集《黑白沪港》、《回眸香岛云起时》，译著《猎鹿人》等20余种，约350余万字。最新著作《北港岛的前世今生》（人生三部曲之二）即将出版，正致力于写作《一个人的前世今生》（人生三部曲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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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

生命三部曲：

虚构之非虚构

A Trilogy of Life:

Fictionalized Non-fictions

卷一：东上海的前世今生

卷二：北港岛的前世今生

卷三：一个人的前世今生

东上海的前世今生

之九

溧阳路687号。在绕它四周兜了一个大圈后，此刻，我想，应该是我要将回忆思路的焦点都集中在这个地址，这幢建筑，这个我于67年前，在“哇”的一声啼哭中来到这个世间之地点的时候了。

正如我在前文所述那般，这幢前门开在溧阳路上，后门通往一条弄堂里去的上海人称作为“新里”的屋子是沪上最常见的建筑格局之一。这是一幢承载了我全部的童年、少年和青少年生命记忆的屋子。

于此同时，它也变形成了我的各种小说、诗文和篇什中无所不在的场景与心情的安放处。作家，尤其像我这么个有着强烈恋旧个性的作家，他是决不可能在还没能找到一处既梦幻又真实，既飘忽又沉淀，既饱含苦难又让他无法割舍的背景之地来让他自如地叙述他那人生故事之前，就贸然落笔写他的东西的。

因为，他会感到自己生命中的某个部分，他还没能寻找回来。而溧阳路687号，就是这么一处地方。当然，你还是可以去写的，可以在某种使命感，责任心或是理智动力的驱使支配之下去写（假如这还与“功利”两字扯上关系的话，情形会更糟）。但你会有一种失重感。失去了地心引力的你，感觉轻飘飘的双脚老着不了地。于作家，这是种很不好的感觉 —— 换成一位老中医的“脉象语”，他会告诉你说：你得留意啦，先生，这很可能是一种“大病将至”的先兆——你，于是，终会堕入胡思乱想，飘浮进冥想的太空，成为一件“太空垃圾”。

现在，我开始想象，想象自己回到了1952年，1952年的那个刚迈过了歪咧学步，咿呀学语门坎的自己。我用这样的一个自己来置换出那个已经须发花白了的，六十七岁的自己。也就是说，这是个用四岁的眼光来观察，同时又用67岁的头脑来思考，来梳理眼前这一切的“我”的结合件，共性共感体。这种说法，其实，自有其理论依据。依据源自于佛学。所谓“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貌”，同一颗灵魂，同一件神识，自无始劫以来，我从来便就是这么个“我”。它不会老去，当然它也未曾年幼过。

于是，我便可以放心大胆地用这样的方式来叙述我的故事了。

我从1952年的那条“弹街石”的溧阳路面上走过，踏上了那条窄窄的人行道。人行道是用大方块的水泥砖铺砌而成，每隔五六步就间隔有一块空隙，空隙的泥地上载有一棵高高瘦瘦的细叶白杨。在我们这排屋前的那截短短的人行道上，共栽有约莫6、7棵类似的树木，而杨树的枝叶又与家家户户小庭院里探墙而出的树杈交错在了一起，相映成趣，宛然形成了一条短短的“迷你”型的林荫道，精致而美观。

那年代，每家每户都拥有一扇黑漆镂空的铸铁门。隔着铁门，你能清楚地望见花园里的一切：树木花草，还有那扇通往客厅去的正门。铸铁门的底端两头各焊有一环铁圈，铁圈环钩在固定于石屎柱的铁轴上。我与和我年龄相仿的邻家的小孩们都喜欢吊在自家的铁门上，让门转过去又转回来，这种游戏方式，在我的记忆里，一直玩到了我上幼稚园后才终止。当然，后来也没铁门可转了，1958年大炼钢铁，每户的铁门都被拆下来回了炉，铁门换成了板条木门。而木门一用，就一直用到了1976年，我与母亲搬离此地。那年代，1070万吨钢是全国人民心目中都在渴望的宏伟目标。

但无论如何，52、53年间，铁门还健在。还是被按放在它原来的位置上，且可以自若地转动。当它的铁栓被拉开，背着溧阳路的方向推开时，六十七岁的我便踏上了两级台阶，走进了自家的家门。

这幅场景，这条溧阳路，这扇铁门或者木门，其实我在写《上海人》小说时，都曾有提及过。那是1986年的冬天，我去港定居后第一次回上海来。我去到旧居附近绕个圈，看了看。那时的溧阳路虹口港的改造工程还没开始，老场坊，老洋行什么的更是八字没一撇。但我说我见到在以前的小庭院里有一杆晾衣竹，新婴儿的尿布正迎着凛冽的西北风招展，遂让人感到了一种生命循环的激动。至于旧居外貌的那付破败象，则让人看了觉得心酸。再后来，就到了这一回。新世纪之初了。跨进了老年门坎的我，从香港搬回上海来住，住在了沪西的一套公寓里。在一个冷雨淅淅的秋晚，我又故地重游，所见情景，我已在前文述及。至于说旧居嚒，虽也被修饰过一番，但不伦不类，就像老妇人搽粉扮嫩，这种感觉，你懂的呀，一句两句说不清。

推开铁门，踏上了石阶，此刻的我正站立在一方约六平米的小园子里（父亲唤它作“天井”）。天井又分为两个部分。一条长约两米的磨石小径，通往再高出了两级的台阶，台阶之上站立着一扇朱红漆的大门。记忆里，那门永远是那么亲切，那么有安全感。它站立在那里，烈日寒暑，春夏秋冬。无论是在现实里，还是在我各种年龄段的梦回里，它都是同一种姿态，且都用那同一句无声语告诉我说：这里，就是你的家！

磨石水泥道的右手边是一片泥地，约四平米见方。之上，栽种着两棵树木：一棵石榴，一棵枇杷。至于一些小花小草什么的，无非春天是月季，夏天是幽兰，秋天是雏菊。寒冬来临时，小园里一片凋零，色彩与生机都归于寂静。一夜大雪后，在第二天再度照耀的朝阳里，松软白净的雪地上，只剩下那两棵树，落叶掉尽，褐色的树干却仍坚定地站立在那里，没有丝毫让步的意思。那石榴，是种只开花不结果的观赏性植物。1946年初春，是父亲亲手栽种在那儿的。那时，他刚从重庆回沪，代表国民政府，接收管理有关日商留下的部分资源和产业。我不知道“荻思威路”的这排日式洋楼是否也属于这类性质的物业？反正，其中有一幢，就分配给了我父亲当住所。

石榴树在那地头上成活了有二十个年头，从1946到1966。文革爆发，我家屡遭抄斗。父亲早已去了香港谋生，留下母亲与我，还生活在那幢屋子里。石榴树遭根刨的理由是：造反派们怀疑，当年我父亲会不会将黄金一类的价值品埋在了天井的泥地底下？故非得挖地三尺而后休。黄金当然没挖着，却让好端端在那里存活了二十载的一株生命遭了殃。假如石榴树也在天有灵的话，它一定会感觉冤枉：把我与黄金扯上号，这是什么跟什么呀？

其实，当年的石榴树已长得很似个模样了。它高挺的树冠已超越二楼。每年春上，当枝头开始爆发出嫩红嫩红的新芽儿时，它那虎虎欲展的树梢尖已能触及到三楼阳台的底端了。睡三楼的我，只需蹲下身去，将手从石栏河的缝隙中伸出去，便能触摸到它。而横向里，它的枝叶，早已越围墙而出，与种植在人行道上的白杨树们握上手了。但没法，文革，那个连人命都难保的年代，谁还有什么余力去保护一棵“树命”呢？

至于那个枇杷树，则老蹲在天井的一角。像个小童养媳，纤细、战兢，且营养不良地在那里默默地活了些年头。它在小庭院里之所以会出现，并不是有人去栽种的，而很可能是我在5月天的某一回，吃完了枇杷随手将一颗果核丢弃在了那个墙角后的结果。但可怜的它却始终没能“长大成材”，更妄谈会结出蜜甜蜜甜的枇杷来了。父亲对此事的判断是：在这片小天井里，凡树苗，都必须高窜出天井的水泥围墙，才能吃到露水，才能吹到野风，因而才有希望迅速地拔高长粗。但就在这株枇杷树苗还没能来得及踏入其“青春发育”的黄金期前，它已与它的同伴：石榴树，一道被“斩树除根”了。

说完了树，仍旧回到我家的那条磨石小径上来。此刻的我，正站在道上，左右环顾，准备再踏上两台阶去推开那扇朱红漆的大门来。但在这之前，慢着，姑且先让我交代一下客厅大门外的几样细节。

磨石台阶每阶高约30来公分，之上有一弯小小的拱形门廊，几条粗犷的水泥装饰线，把门廊弄出了一种简约的欧式风格来。门廊以及房屋的外墙都是拉毛的，灰水泥底上粘糊着一层薄薄的石英碎片。门廊的中央，安装有一盏奶白色的吸顶灯，而控制灯的开关却是置于室内的。

晚上，假如有访客在铁门外按铃了，屋内人才会扭亮廊灯，一则可以看清来人是谁，再则也表迎迓之意。从门廊往右移过两米是窗的位置，窗台为内凹式的，也是灰水泥与石英石的质地。窗台宽约1.5米，深约50公分。窗户自客厅朝小花园的方向推开去，透光面积则为2×2.5米上下——这是客堂间唯一光线的来源处。而窗户又分两层，外层是两扇油漆成了朱红色的百页窗，朝内凹的窗台相对而开。内层则由两扇打方格的木棂框的玻璃窗组成。内窗户一合上，再插上了插梢，声音全被挡在了室外，堂屋里显得很安静。

平时，百页窗一直是保持着一种向外推开的状态的。它们永远不会自动合拢过来的原因是：两扇百页窗的底部各装有一只小小的铜钩卡件，卡件有弹性，能自动涨合。而钩栓则被浇固在了水泥窗台的墙壁里。开窗时，只需将窗页往外轻轻一推，“咔嚓”一声，钩栓便将百叶窗牢牢拴住，毫无动摇之虞。

但百页窗也有掩上时，这是每当父亲打开了他的那座RCA落地收音机听音乐时。收音机的上方有一只老式的唱机盘，这是父亲的大弟弟，也就是我的六叔，从美国回来时带给他哥哥的礼物。说起六叔，他也是个很有点故事的人物，暂且搁下，留待后叙。

父亲常年保存有一厚叠播放起来会“沙沙”作响的78转黑胶膜唱片，除了“梅派”唱腔的经典片段外，就是那些诸如“蓝色的多瑙河”一类的轻音乐作品了。无论是享受京剧还是音乐，父亲对环境的要求除了安静外，光线也喜欢要相对幽暗些才合其口味。只有在此时，那两扇常年敞开的百页窗才有了合拢过来的机会。

在窗台与门廊间的那幅灰墙上，早年挂有一长条蓝底白字的搪瓷匾，上书：吴俊会计师寓。1955年前，那匾一直挂于此。后来，公私合营在即，会计师这门行业日告式微，最终废除。而父亲也被统配去了财经学院教书。一个初夏的午后，父亲找人来登上梯子，欲将匾额卸下来。见状，不知怎地，我急了。我也说不清自己的感受是什么，反正一件从小就见惯了的东西，一样我将之视作为“家”之一部分的物件於突然间消失，令童年时代的我产生了一种莫名状的焦虑和失落感。

我想要保住它，我问父亲：为什么一定要拆掉它呢？

父亲说：爸爸现在已不再是会计师了，还挂它在那里，干嘛？

我说，为什么不能挂？再加多两字，不就行了？

加字？加什么字？

“吴俊从前是会计师”，我说。

众人闻言，大笑不已。但我想，这又有什么可笑的？难道我有说错吗？

“会计师寓”匾牌这一场景，曾在我的中篇小说《叙事曲》里被借用过。被借用的还有那棵终年弯着腰的枇杷树（只是我用还没“成年”了的枇杷树替代了那棵已长大长粗了的石榴树罢了），它种在了弘胤家门前的那块三尺见方的小园地上。直到男主人公三十多年后从海外归来故里，它们都还在 —— 其实，历经时事变迁，它们是不可能还在的。还在，这是因为我那强烈的童年情结不允许，也不忍心，作者在创作他的故事时，将它们之存在删去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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