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十娘｜长篇小说《上海人》番外：发生在33年后的事（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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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吴正

编辑｜渡十娘

作者简介：

吴正，著名作家，诗人。1948年9月生于上海，现定居香港。1984年开始在国内外发表和出版作品。著有长篇小说《上海人》、《长夜半生》（香港版为《立交人生》）、《东上海的前世今生》（人生三部曲之一），中篇小说《后窗》、《情迷双城》、《叙事曲》，诗集《吴正诗选》、《百衲衣诗选》、《起风的日子》，散文随笔集《黑白沪港》、《回眸香岛云起时》，译著《猎鹿人》等20余种，约350余万字。最新著作《北港岛的前世今生》（人生三部曲之二）即将出版，正致力于写作《一个人的前世今生》（人生三部曲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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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作品由著名沪港两栖作家吴正独家授权《渡十娘》公众号推送，未经许可，不得转载，违者必究！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 老子

法可法，非常法；相可相，非常相。

----- 作者

这都是些发生在三十三年后的事了……

我的名字叫吴正。我不是李正之，但我是巜上海人》这本书的真正作者。如今，我已年过古稀，回首巜上海人》创作时期的自己，精力蓬勃，跃跃欲试。十个月的日日夜夜就在我埋头于上千页稿件的书写之中悄无声息地流淌了过去。我用汗水和泪水，激情以及怀念灌溉着这片方格的田畦。圈上最后一个句话了，我茫然地抬起了头来，全然不知自己都曾写了些什么？那年我三十七岁，正龄处精壮。

这种生命的回眸给我带来的感受是奇异得带点儿惊悚感的。恰似站在人生此端之你，望着彼端之你如何行为、动作、言谈、与生活周旋。他们是两个不同的你——感性如是说；但他们又是同一个你——理性又那样告诉你。是的，这就是所谓“梦幻泡影”意趣之所在了。但，又有谁不会在梦中真切而又投入地去扮演他（或她）的那个生命角色的呢？没人能做到。

有一首诗是这样说的：我站在世界的尽头/遥望一片紫色的花海/你的音声/像落蝶般飘零/撞碎在胸前/化作了今生的遗憾……这是《上海人》女主角章晓冬，在她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反复而又反复聆听英国女大提琴家Jacqueline的那首叫“Sentimental”乐曲时，所写下的一首诗中的某两行。她不是个诗人，也从未涉足过写诗这门行当，但她却写下了有如此感染力的文字。当悲情之极的大提琴旋律在她的耳畔流动而过时，在她眼前呈现出来的，总是青年李正之赠送给她的那册叫作《萌芽的种子》的诗集，诗集中的那些句行。

开始垂垂老去的我的生活是漂泊的，但也自有其规律。漂泊是指我每年都须在沪港两地间往返，小住和生活。规律是指两地居住的时间之长短基本都是固化了的：香港住三个月后回上海来，在上海住满了三个月之后又回香港去。如此周而复始。

在香港，我住在北港岛的小半山上，一个叫作Tanner Hill的高尚住宅小区里——与《上海人》中李正之的生活背景也不无类似。在上海，我的居所则位于市中心的静安区，静安区的一条叫“南西别墅”的弄堂里。“南西别墅”如今已被市政府標上了“市级文物保护建筑”的铜牌，故其遭迁拆之命运的可能性已被完全排除。而这，与李正之获准赴港前上海的居所背景也大同小异。

有规律的另一特点是：无论是在香港还是上海，我过的都是一种十分自我，自我得来有点儿单调和孤僻的生活。我与我的同龄人群的生活形态都不一样：我不打麻将，不唱卡拉OK，不上“老年大学”，不聚餐，不去“农家乐”一日游。我更不会男男女女混在一块，都一大把年龄了，还坚持说要享受一回“黄昏恋”的激情与高潮，诸如此类。老同学们的聚会我倒也时有参与，唯甚少发言；聊天群也加入，但从不“冒泡”。我就每日每天过着我自己的日子：时光流淌而过，平稳平静的像一条从不起波澜的河流。看书、诵经、听音乐，偶尔也动动笔，写些小文章。中午熬点粥，随便对付一下。小寐片刻之后，下午五时许，我便出门去，上街溜达。天气乍暖乍寒，我戴一顶绒线帽，披一袭风褛，着一对舒适的休闲鞋；我夹杂在芸芸人流中，步履稳沉，节奏缓慢地走上了南京西路。

这是一片我自幼便生活惯了的土地——尽管六十年前的它的地貌与今时今日的已完全改观。但路名还是那几个，街道的布局也基本上没太大变动。仅此一点，就已足够。这让七十岁的我在这一带踯躅时，心中充满了一种安全感。

我溜达的范围一般都局限于巴掌那么大块地域：以南京西路和愚园路为主干线，东不越成都路高架，西不过中山公园；南以延安路为界，而北，不渡昌平路。夜幕降临，南京西路（七十年前，这条马路的路名叫“静安寺路”）上古典风格的路灯，一盏盏的全都放亮了，它们耀眼的光流将马路两旁，一年四季都热闹着繁花绿藤的花坛照耀成了一坨坨梦幻式的斑斓，婉若白昼。如今的南京西路上，玻璃幕墙的巨厦，五星级的商场和酒店，服务式公寓，彼此都用封闭式的通道或行人天桥连成了一体。而明晃晃的橱窗里，世界各国的顶级名牌货品布局得错落有致，瑰丽而奢华。如此景观，与世界顶尖大都会纽约、伦敦、巴黎、东京和香港相比，也不遑多让——事实上，今日的上海早已跻身于全球名都之列了。

我便是在这样的一条南京西路上走过，任凭色彩时髦的青年男女们嘻嘻哈哈、说说笑笑地从我身边流过。感觉自己正置身在巴黎的香榭里舍大街上。我的方向是静安古庙旁的一条短短的步行街。在步行街的尽头，有一家叫做“人道素食”的饭馆。我每天照例都会在那里用一顿晚餐，然后走出店来，沿着梧桐树高大、街灯淡晕，行人稀少的北京西路，踱步回到自己的住所去。

老实说，更令我怀念的还是六十年前的上海，上海的这一带。傍晚时分，路灯晕黄，有轨电车当当当地驶过。街道两旁的弄堂里，家家户户的电灯泡全开亮了。而厨房里更是热火朝天。不消一会儿，上海家常菜肴诱人的香气，便㳽漫在了弄堂的每一条狭窄的甬道里。如此场景保存在我童年和少年的记忆里，犹若怀旧感的黑白影片，偶露真容。

到家了。我推开小花园的铁门走进屋里去。偌大的一幢三层楼房，就住我一个人。显得空寂而冷清。我穿过一楼的客饭厅，径直往二楼的书房去。我在书桌前坐下来，打开了台灯。书桌正面对着阳台，阳台栏杆的水泥条上摆放着一盘盘盆景。透过松针叶和月季花枝，我能望见对面人家“亭子间”着灯的窗口。有时窗帘已经拉上，有时还没有。有人影在房中晃动。这是一条贯通南京西路和威海路的“新里”结构的排屋，离嚣腾与繁华也就咫尺之遥，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安逸的生活方式仍在这里得以保存。老邻居还是那几张熟面孔，虽都已衰老。大家进进出出，见了面互相点头示意，或微笑致候。这些日常生活的细节让我着迷，这也就是为什么香港Tanner Hill的居住条件再优佳，公寓的配套设施和服务项目之提供再现代化，对我也会失去吸引力的原因。我仍执意一年之中要有半年时间住在上海，上海的这座老屋里，我体念着它的风韵，我要在这里重经生命的流程，反思它的意义和本质。

今天——也就是我写下这些文字的这一天——我是径直自“人道素菜馆”回“南西别墅”的家中来了。并没像有时，有时我会顺道去找下李正之，也就是那位我在三十三年前所写的长篇小说《上海人》中，半真实半虚构型的男主角。与他聊个天，叙个闲什么的。他住得离我家很近：就在北京西路西康路上的那幢叫作“西康公寓”的楼里。而且，他也是一个人住，一套三房二厅，百十来平方米的公寓，叫他布置的优雅趣致，极富书卷气。他也是香港上海两头住。在香港，他仍住在北半山云景道上的那幢叫作“丰景”的大厦里，二千二百呎的豪宅，客厅巨大，露台宽敞，俯瞰整片维多利亚海港的迷人景色。

他与我同龄，今年也刚迈过了古稀的门槛。家庭与生活的硬件，与我三十三年前，在《上海人》之中所描述的，也没多大的改变。至于软件方面，除了体能与外貌日显衰老外，人事沧桑，心绪感悟，自然也是会有不少的。只是时空的骤然切换，或者会让我的读者们感觉突兀。好在时空的推进原是个逐年累月的演变过程：人生在这一步上的站定，源自於他上一步的准备与终于迈出；与此同时，也为其下一步的必然到来作好了铺垫。而这，正是我的这篇“后说文”所要叙述的内容，在此暂先打住。

及此，我想我应该，其实我也必须，向我的读者们作出某种交待，以释其惑。你说，你叫吴正，是《上海人》那本书的作者；又说书中的男主角李正之是个“虚构型人物”，你与他，他与你，究竟属何种关系？你说，你住在“南西别墅”，而他，住在“西康公寓”，彼此又是毗邻而居；甚至，你还可以常常找他去聊天。他，究竟有他那麽个人吗？而你，又有你这个人吗？你这么说来说去的，不把听你讲故事的人都给搞迷糊了？

关于这一点，我所能作出的解释也只能是采取一种另辟蹊径的方式了：我们这个尘世——包括南京西路上的五欲六尘以及在这条马路上行走着的你你我我他她——其实也都是上帝他老人家“虚构”出来的，诚如佛陀所言，“一切法由心想生”，幻化而生。而小说《上海人》中，那些曾让我给绘声绘色的人物以及场景，正之、晓冬、乐美、李圣清、黄金富，其实也一样。差别只在于：它们都是我，这位上帝尘造物的二度创作罢了。我们大家都有做梦的经验，所谓“梦中梦”，我们从一个梦中醒来，以为自己已经觉醒时，其实仍处于另一场更大的梦幻里。而当我们翻了个身，又昏昏睡去，难道就没有那种将旧梦再重新续上之事吗？於是，便够了。我便有了充分的理由和籍口去找李正之聊上话了。

再换一个角度：当李正之这个小说人物，一旦被塑造，又成功“脱胎”后，他便具有了另类生命，这已由不得作者你了。他已成为了一位文学法人。他与我，这么一位尘世法人的地位也别无二致。就这层意义而言，他是我，他也不是我；我是他，我也不是他。我可以在任何时间找他去闲聊，他也一样可以在任何时间找上门来，与我攀谈，只要我俩都有这份兴致和意愿。当然，这也要在人生剧本中，有此剧情的安排才行。咋一听，似乎有点玄，其实不然。这原是小说创作的某条隐形了的原理和原则，任何一位小说家，当他坐下开始冥思，然后落笔，然后投入，他（或她）其实都在有意无意地实践着这一种理论。

再回到那个晚上来，那个我从素菜馆回到“南西别墅”家中，然后穿过客饭厅，上到了二楼书房，在书桌前坐下，扭亮了台灯的晚上。

我的一般生活规律都是会在那个时段打开电脑，搜索到净空法师的网站，然后听他讲解两个小时的《无量寿经》。但在今晚上，电脑刚被打开，还没来得及预热呢，电话铃就响了。我撇下电脑，跑去接电话。

打电话来的是李俊女士，她是杭州一家叫“欢愉文化”创意公司的CEO。李女士是位80后，漂亮、务实、能干。学历与资历均堪称一流。年前，我与“欢愉文化”签署了我所有小说的代理合同，由该公司全权操作这些作品的后续孵化与推广事宜。

这回，她在电话中兴奋地告诉我说，我的那本於三十三年前完成的《上海人》的影视剧制作很快便有望能立项啦！我说，这书不在20多年前也由上海电视台拍摄过一部八集的电视连续剧的吗？但她说，这回可不同那回。那一次……嘿嘿。她在话筒中笑了两声，便没了下文。我知道她的性格，她是一个不愿对他人他事作出褒贬之人。其实也不需她说，我自己的感受也不无类似处。那是一次失败的尝试，毁了他们的影视剧不说，也毁了我那部小说的原始风貌。更甚者，还毁了我的自信：在我所有的小说中，连《上海人》这部写实主义元素最为称强的作品，尚且遭遇如此结局，哪就更妄谈其他的了。只有作者，才是个最了解他自己作品孩子的母亲，対於我小说作品的影视化转型，任何草台班子式的省灯节油方针必不可行。但在当下中国，这个急功近利的社会大环境中，如此思路已成通病。就当我对此远景再无憧憬可言时，李总的电话来了。

她在电话的那头告诉我说，这次的那家影视公司态度是很认真的，标靶也十分清晰。一旦投入，志在必得。他们规划的投入额度介乎於1.5亿到两个亿之间……是吗？我一听，当然就来了精神。我这个当母亲的，自己可以分毫不受，只要看到自己的孩子哪天有了真正的影视前程，也就心满意足了。

但随后，李总对我的要求也接踵而至。她希望我能为《上海人》再写多一篇“番外”。“番外”是网络用语，意为故事之续叙，补叙或后叙。李总的解释是这样的：他们的文化公司有意借电视剧播出（假如真有那么一天的话）的东风，再将《上海人》重版一回。但《上海人》毕竟是我在三十多年前写成的一部小说，其间，社会的价值观体系已发生了深刻的变迁。当新一代的正之，乐美和晓冬成长成熟时，老一代的他们今又安在？故而，在在处处，小说都有架起一座时空桥梁来将之衔接的必要性。唯其如此，旧作的怀旧感与新篇的时代感才能互相借镜，相得益彰；以虚衬实，融为一体。她像一位经验丰富的老中医，把脉之余，便随手为计划之可行性，开出了一帖药方来。

她之所言都没错。唯於我，这却是件相当有点难度的活儿。让一个七十岁的我再度潜回三十七岁去，捡拾一箩筐遗落在了那个时代的生活与情感的碎片，完了，再潜回今日里来，重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是怕我自己能力的杠杆，未必能撬起这么一坨重物来。在电话里，沉哦片刻，但我还是承诺了下来。还是那句我已有好多次向李总强调过的话: 任何作家，都以他文字的存在而存在。再让七十岁的我怀多次孕，生多个孩子？好吧，且让我试它一试。说罢，我笑了，而她，也笑了。

这，便是我这篇《上海人》后说之缘起。

我当机立断，撂下了每晚必听的《无量寿经》，端正了一下自己的衣衫，重新下楼去。我再一次穿过了客饭厅小花园，铁门以及“南西别墅”的弄堂甬道，回到了南京西路上。我渡过车来车往的斑马线抵达了街的对岸，然后便是灯火辉煌，㳽漫着淡淡化妆品香味的“梅龙镇”广场大厅。我拐上了幽静的北京西路，我的目的地是李正之的那幢位于西康路上的住所。

应钟前来开门的正之见到门口站着的是我时，他便显出了一丝讶异的神情来：一般来说，我在造访前，必都会先给他去个电话的。但这一次，没有。

站在我的立场上，此回我观察正之的目光，突然就产生了一种逆转。不因为什么，只因为在我已暗暗下定了那个要同他一道，历经时光隧道，再潜回四十年前去的念头。我让自己又回到了《上海人》中，第一次安排正之在读者前露面的那一幕的情景之中去了，“……明亮的（从店堂里射出来）的光线照出了那位推自行车男子的侧面：一条令人印象深刻的鬓脚，深浓而粗黑，直连到了他的下腭处，这很会令人联想到某类欧罗巴人种和那里的艺术家……”那是1977年的正之，他三十岁。

我跨进了正之家的门廊，正之俯下身去，在鞋柜里找一双合适的拖鞋来给我换上。顷刻间，我又切换成了一付2018年的目光来打量他了。这是个下意识的心理行为，为我的读者，也为我将要去完成的那篇“番外”。

别说那两条粗黑的鬓脚不见了，就连他的那头从来就很浓密的乌发也都一样消失。他刨了个大光头，刚有点儿冒出芽尖来的花白的发根，稀稀拉拉地生长在他的那片肉色的头皮上，在廊顶灯的照耀下，反射着一种明晃晃的光芒来。

他从鞋柜找出了双滕底胶质面的拖鞋来，丢在了我的脚跟前，遂抬起了脸来。“就这双，行不？”

我本想说的那句话是：随便。穿那一双不都一样？但舌头就硬是打了个转，把那句话换成了另一句：“剃这么颗光头，再差六个香孔，不都快成个出家人了？”

正之闻语，便站起身来，笑了。他说：“你又不是第一次见到我这副模样？都这么些年了……但你倒真还别说，香不香孔，出不出家，都在其次。自从剃了这么个光头之后，真还沾了些六根清净的仙气呢。”

其实，说起正之学佛，始作俑者还是我。

李正之是个笃信了四十年上帝的基督徒。最直接的原因是：他的母亲就是位老基督徒。其实就在那幕丁同志前往他家，通知他去派出所领取那份“来往港澳通行证”的场景中，慌乱的李正之除了要匿藏起他的那些诗稿外，还有就是那本《圣经》和那册《赞美诗》。这些书，都是正之的母亲在赴港前夕，留在了上海家中的。他视其为珍宝。在文革那些充满了动荡和惊怖的岁月中，他每天都会背诵一节保罗的“我们在天的父”的经文，而他，就是籍凭着这种神力的加持而渡过了那一场场灾祸和迫害之险境的。后来，他更收获了乐美的爱情和晓冬的友谊，他认定这些都来自于神的恩典。再后来，神又成全了他赴港与父母团聚的梦想，他顺利地接手了父亲的生意，父亲去世后，他甚至将父亲留下的那份家业还翻多了一番：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爆发前夕，正之的身价已过亿——所有这些，他毫无疑问地都将之归于神的恩赐。

在正之住的“丰景台”的对街，有一座叫作“浸信会”的小教堂。教堂坐落在环境幽静的云景道上，去到教堂作礼拜的教友，也都是住在附近大厦里的邻居们。那些年，每个星期天的上午，正之和乐美，都会领着他们的那个当年还只有六、七岁大的女儿天眉一起，去到教堂的宣道厅中去聆听牧师的布道。见到那些熟人，大家互相微笑着问个候，然后便在大堂的长条板椅上坐了下来。教堂高耸的七彩窗璃将耀眼的亚热带的阳光反射进室内来；窗外，云景道上茂盛的紫荆树的枝叶花影铺洒在长椅上和听经人的脸上，气氛一派祥和、神圣。

牧师布完道后，便开始选读《圣经》中某些段落。正之据示翻开了经书，他先在胸前虔诚地划了个十字后，便追随牧师，逐字逐句地开始朗读那些经句，他的心中充满了感恩和赞美。念到末了，在一句“奉基督耶稣之名，阿门！”的结束语或“哈利路亚！”的赞美辞后，正之便轻轻地合上了经书。那时期的正之，是个幸福的中年男人。有了神佑，正之毫无疑问的坚信，他将永远如此这般地，顺风顺水地生活和工作下去，赚更多的钱，打造更强大的事业根基。家庭美满，孩子懂事、听话，学业有成，前程远大。这样的日子正之过了差不多有十五六个年头。但到了天眉中学会考的那一年，挫折说来到就来到了。

学佛后的正之明白了，那叫“业障现前”。

倒不是说，在这一世的为人期，正之有造过什么太大的“业”——从我《上海人》小说的前叙文中，读者不难感受到正之这个人秉性的纯正及其心底的那种与生俱来的良善。即使他生活在香港，这么个欲望之都。所有这些，当然首先得益于他的基督教信仰和戒律，其实，就在我接触到他，这么个我之笔端人物的第一刻起，我就悟及到了这一点：他理当是个佛缘深厚之人。问题在于，我应何时何地在何种适当的场合下让他重新接上那份佛缘？在前叙的三十三万字的长篇中，此缘似乎始终未有真正到来，于是也就顺其自然了。倒是来到了这篇“番外”里，他的根性熟了。故而，所谓“业障”现前之一说，其实只能说是一种机缘：境缘无好坏，善恶由心造。根据佛学理论，人从宿世带来的除了福报外，更多的是业障。所谓“人生酬业”，人若无业障，业力，又何会得此报身，来到这片娑婆世间的呢？福业交替，荣衰转换乃是人生规律，也是“命运”两字的真实涵意之所在：命是个定数，运则恆在波动起伏中。故，人都不应在其福报当前时，迷惑颠倒。保持头脑冷静，心底清净：惜福、培福、增福、捨福。人才可以在运势陷入谷底时，拥有了抵抗命运打击的耐力和能量。当然，这些理论都是正之在学了佛之后的体悟语，它们只是借我的笔，在此道出罢了。

正之的业障真正显现前在1997年7月1号，香港的回归日。情形恰似他对上一次业障期的终结是在20年前，1977年4月30号，“秃子老丁”通知他去派出所取回那份浅绿色的“来往港澳通行证”时。

我说正之的倒运期开端在1997年7月1日，请大家千万别误会：这与香港回归祖国，这件普天同庆的喜事并无任何牵扯。这只是个时间上的巧合罢了。香港回归的次日，即1997年七月二号凌晨，香港的天色还没完全放亮呢，与香港存有若干小时时差的泰国金融市场就遭受到了第一波来自于大洋彼岸金融大鳄们的狙击，狙击者以雷霆万钧之力，群鹰扑兔之势，对其目标物实施了精准，冷酷的打击。泰国的股汇市刹时间崩塌——这便是近代史上著名的亚洲金融风暴的爆发。风暴迅速蔓延，韩国、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一个个国家和地区纷纷败下阵来，财富就像是变魔术般的急速蒸发，近万亿美元的财富被泵入了华尔街的水池中去。

最后才轮到香港。而那，已是在半年后的事了。道理很简单：大鳄们都知道香港的经济实力——英国殖民者在撤退前给了这个城市留下了丰厚的家底。不易对付与诱惑力巨大并存。最硬的骨头往往都是会放到了最后来啃的哪一块。而偏偏，刚成立的特区政府又接获了新宗主国的指令：不惜一切代价守住7.8比1的港美兑率，决不能有半点闪失！里子再破烂，那只是肌肤才能感受的事；面子才是最重要的，这是一个民族之所以能立足于世界之林的根本！话或者没说错，但要达至此一目标的唯一对策便是急抽银根。于是乎，香港的银行拆息于一夜之间暴涨至三百厘！换而言之：假如你问银行借了有一百万的话，每年的利息就要付三百万！从1997年到2003年，五年之中，香港以牺牲了整整一代中产阶级的利益为代价，才换回了今日的仍然还是一个光鲜繁华的香港。

正之的公司也在此一役中，遭受大劫难了。迅速退潮的海水，让猝不及防的千百家中小型公司的航船都搁浅在了沙滩上，动弹不得。其中就包括了正之父亲留下来，然后让正之接手的那摊子家业。所谓“一鸡死一鸡啼”，正之的家庭、公司以及他自己，差点就成了那批“死鸡”中的一只，但幸好，不是。

这是正之一生中，除了WG那些岁月外，最艰难期了。前者是政治上的惊恐，后者是经济上的绝境。人一旦遇上后才会明白：对于生命的冲击力而言，这两桩事原是同样可怕，同样无法承受！眼看破产在即了，正之那颗被煎熬着的灵魂，只有当跪在十字架前时，才能得到片刻宁静。现在已不是在礼拜天了，正之几乎是天天都要到对街的“浸信会”去好几回。在空荡荡的大厅里，仅他一人。一排排的长条椅无言地望着他跪在主耶稣面前，划着十字，喃喃自语。他请求主的宽恕，请求主的加持，请求主能伸出它悲悯的大手来搭救他那可怜的孩子一把……。终于，奇迹发生了：在绝无交易的香港豪宅市场上，偏偏就有了正之家的那一宗买卖！他将他父亲留下的那个单元给卖了——他家后来住的那层楼，是在风暴过后，公司元气得以恢复了，正之再重新斥资购入的。还是在原地头的原大厦中：他不愿意离开他父亲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再说了，那里还是他丢失了一地记忆处——他因此获得了一千万元的现金，还清了银行所有借贷后，还剩下有好几佰万元的流动现金。他的那艘船底下终于有水流了过来，它开始朝外海飘去。当它重新在水面上扬帆鸣笛起航时，正之站在甲板上，望着那些正渐渐远他而去的，仍搁浅在了沙滩之上，坐以待毙的绝望者们，他淌下了泪珠来。他明白他们此刻的心情。因为，他曾经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啊！而与此同时，他也为自己的最终能得以摆脱感到庆幸，这种庆幸与他在20年前从老丁手中接过那份“通行证”时的心情，完全一个样。这事发生在1999年的秋季。当香港还有长长的四年寒冬长夜要熬过时，属于正之家的春天其实已经提早降临了——感谢主！

事情就是这样解决的。但正之的生命低潮期却远未从此便过去。如何说？他因此事件而罹患了严重的忧郁症，一个巨大的白日魔影时时刻刻将他笼罩于其中，他无法摆脱它对他的控制。他去看了精神科医生，换回的是一大把一大把五颜六色的药丸。吃了，让人整天都处于一种昏昏沉沉，浑浑陀陀的迷糊状态里。对这世间的一切——家庭、公司、事业、生意——从前只要一谈起，都会令他情绪昂然，滔滔不绝事，如今都黯然失色，变得趣味索然，灰暗呆板得可有可无了。他每天拖着铅重的脚步，机械地上班下班，过一天算一天。茫茫的一大片原野，不知何处才是尽头。而我，就是在那个关键时刻找到正之的。同时为他送去的，除了佛学，还有那册日后被他称作为奇书的《金刚经》，他的那个光头，那片好气色，那颗随缘的心。后来，当正之在描述这整件事的原委时，他形容道，我当时就像是个“幽灵”般地，突然就显现在他的面前，让他犹若从一场噩梦里，突然就惊醒了过来。我听他这么一说，便笑了。说“幽灵”两字只说对了一半，我之于“幽灵”，神似而质异。我告白正之曰：其实，我是他之性，而他，是我之相，性相不二。这条原理，想来正之在学了这么些年佛法后的今时今日，是不会听不明白的。但我又说了，我是上帝这个虚拟尘世中的被造物；而他，则是我小说世界中的另一类文学创造物，我俩的法相属性并无二至。唯在听了我的这些话时，他却望着我，感觉有些困惑了。但我说，你听太不懂，这不碍事，只要在读我的这些文字时的读者们心中有数，就行了。

再说回那个我从“南西别墅”去到“西康公寓”的晚上。

我与正之两个面对面的站在了他家的鞋柜前。他笑嘻嘻地问我道：“是什么风，今天又把你给吹来啦？”

我于是把杭州“欢愉文化”李总给我打电话事向他复述了一遍。我说，我本想坐下来听净空法师讲经的。但最终还是决定切换一个频道，上你家来了。我想与你一道，从时空隧道中潜回三十三年前的某一处去，我问他：“你，也想吗？”

一旦正之点头说他也想时，时空舞台上的布景便立即转换了模样。

那时正之的父亲李圣清老先生还在世。就是李老先生去信上海，让乐美提早申请来香港与正之团聚的。从此，便彻底阻断了正之有可能去与一个叫章晓冬的女人发展某段有败于他家门风的男女事。李老先生如愿以偿了。正之和乐美建立起了一个幸福的小家庭，他俩还给老先生添了个可爱的小孙女。与此同时，正之接手李圣清的生意事也进行得有条不紊。更甚者，正之还以此为基础，衍生出了一盘属于他和乐美自己的事业来。他们在当时还簇新簇新的太古城住宅区开设了家琴行兼教学生。这盘生意不但合乎正之和乐美的兴趣，而且在地点和时间的选择上也恰到好处。故，生意红火前程似锦，也就顺理推章了。其实，说是琴行生意的本身赚多少钱，这并不太重要，能做旺人气，已属不易。再说，正之后来决定将“懋林行”中环的办公室撤销了，把李老先生从前的那摊子进出口生意也都合并来了店里一起做。这既节省了开支，又减缩了人手，让那家老公司焕发出了新生命。所有这些，李老先生都看在了眼里。他口里不说，心中对他那个儿子还是相当赞许的。

李老先生是在正之来港与他团聚七年后，离开这个世界的，见证了之后发生的那一切。应该说，老先生走得还是颇为放心和满意的。但，他终还是留下了些许遗憾，尽管他本人并不以为然。

那是关于正之的另一项爱好：写诗。他知道自己的儿子在这方面有些天赋，但他还是坚决反对他去耗费那些无谓的精力和时间。他的头等大事应该是要把生意做好，让自己能在社会上体面而又受人尊重地站稳脚跟，而后，再谋求进一步的发展空间。他绝不相信，这一类精神消遣事能让正之有所作为。但李老先生偏偏就是在这一点上看走了眼：当我在三十三年后的那个晚上造访“西康公寓”时，正之事实上已成就为了一位相当出色的作家了。他已出版了六、七部诗集不说，还写有好几部中长篇小说。其中一部叫《长夜半生》的，正之以他一个诗人对于语言和意象特有的敏感和把控能力，捕捉到了一种奇异、美妙、飘忽而又有独特的叙事韵律，居然把一部洋洋洒洒二十五万字数的长篇小说写成了一个介乎于诗、小说和散文间的跨文体作品。对其艺术含金量的评估和肯定，经积年累月的沉淀后，如今在华语文学的评论圈中已初步达至了某类共识：大小深浅、姑且不论；说是一次在小说文体、文风与文格上的成功探索，大约已无太大异议了。

如今正之老了，他已完全退出了商业圈。什么地产、股票、琴行、进出口生意，对他已渐渐地蜕变成了一块块遥远的梦境之斑。他一个人搬回了上海来住，住进了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购置的那幢“侨汇房”，西康公寓里。他感觉，只有在上海这块土地上，才有着他永远发掘不完的创作素材，这都是些他青春年代的记忆，但这些记忆叫他着迷。让他一旦陷入其中，便流连忘返。

当然，他也常回去香港丰景台的家中住，但无论是在上海还是香港，他都是孤雁单飞，特立独行。他的性情愈趋孤独，心若止水。他很少参与社会活动，也不与他人交际往来。甚至与家人——他的那位青梅竹马的妻子乐美——他也说话甚少。他与乐美后来又有了第二胎，也是个女儿。女儿出生在美国，也是在美国接受的教育。再后来，女儿结了婚，与她的洋丈夫一起定居在了美国维珍尼亚州的一个叫Virginia Beach的小镇上。

女儿和女婿都很有意思要将正之和乐美老两口接去美国住。但，希望管希望，他们却绝不会去向其老父开这一口的。因为他们知道，正之此生只对两块地方有生活的兴趣，那便是上海和香港。但乐美，经考虑，还是同意去了。她在完成了贤妻的职责后，又主动去担当起了一位“良母”，甚至还是一位“良外祖母”的重担。她在那座美国小镇上，为小女儿一家操持家务，带她的那个宝贝小外孙。还有，乐美能煮一手正宗美味的上海小菜，这让洋女婿的同事和朋友们都吃喝得酣畅淋漓，赞不绝口。

就这样，正之是香港上海——上海住多，香港住少；而乐美是美国香港——美国住多，香港住少，两头走，两头住，各过各的日子。两个曾经是如此深爱着对方的生活伴侣如今是聚少离多。每年在丰景台家中见到面也就是那么几个星期的时间。没住上几天，不是正之说他想念上海，又蠢蠢欲动想要回去了；就是乐美放心不下美国家中的小孙子，说，女儿的家中还不知会咋样了呢？老让她挂着心，她说，那还不如早些回去的好。于是，再坚持不了几天，不是正之撇下了她，就是她撇下了正之，又分别订好机票，各走各的人生路了。

究竟是在哪个生命的岔道口上，正之和乐美开始了这种精神和生活上的分道扬镳了的？个中原因真还有点儿说不清道不明。反正水流到了，渠也就这么形成了。照理说，一年见不了几回面，互相遇着了，应该感觉特别亲昵，有说不尽的话题才对。但不，情形刚好相反。两人间反倒是滋生出了一种疏离感来。这种疏离感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在干那件事上。就是那件以前他俩常干的，床笫间的亲热事。在二十一世纪伊始的头一二十个年头间，这事的发生频率已开始变得愈来愈少，乃至于最后完全消失。期间，乐美倒是有好几回採取过主动的，但她发现，正之似乎不想。于是，她便也放弃了那个念头——她从来就是个很有容忍力的女人。她已习惯了将正之的喜恶当作为了她自己的。

这事的发生，有两件理由还是能摊得上台面来的：一是年龄关系，都六七十岁的老人了，对这事兴趣减低是件自然事——连书上，不也这么说吗？但在他俩之间，这种隔阂的产生是在十多年前已经有了，那时他们才五十岁上下。这，似乎就有点不太合情理了。当然，还有一点——至少乐美是如此来作自我告慰的——如今正之学佛了，他成了个佛弟子。他整天又诵经又持咒的，她听人说，学佛之人在经历一段时期的修行后，在这方面的欲望会愈趋淡薄。是这个原因吗？她没学佛，她还是个基督徒，不在那个境界里，她无法真正明了。

然而，此事之于正之，除了上述那两个因素（你别说：这两样原因都还真有）外，还多了另一个。唯他一直把它深藏在心中，秘而不宣罢了。那是关乎於一个人的，那个人就是晓冬，章晓冬。

其实，章晓冬这个名字的本身，就是个情感与生理的黑洞，存在于遥远宇宙的星际中。但它真真实实的存在在那里，一刻也未曾缺席过。它每时每刻都在向外释放出一种巨大的引力，它将一切经过它身旁的光阴与欲望的流陨都吞噬了进去，且再也不会回吐出来。

四十年前，正之的父亲，李老先生的判断或者也有它合理的面——他把晓冬称作为“那个在夜总会弹钢琴的女人”。尽管他对晓冬、正之与乐美间的那种真实关系一无所知，直到他去世。这是个隐藏得很深很深的情结，从宿世一直带到了今生。每当正之忆及那些发生在过去三十三年间他，乐美与晓冬间的那种种往事时，他都会忍不住地浑身上下起了个冷颤。

此时的他便会惯性地走到他的那张花梨木的书桌前。他拉开了书桌最下层的那只抽屉。抽屉里放着一封宽大的牛皮纸文件袋。他将它取出来，再一圈圈地把文件袋上的扎线绕了开来。文件袋中存放有两样物品：一张唱碟以及一本诗集。那本诗集就是“萌芽的种子”。这是本方格稿的手抄本，是正之自己的作品，写成于上世纪70至73年间的上海。

他翻开了诗集。诗集的第一页上就端端正正地镶着晓冬摄于20岁时一幅相片，相片中的她向着他微笑：清丽脱俗如女神。是的，就是那同一本集子。30多年前，当正之与晓冬不知相约在哪里见面时，她还给他的那本。后来，当正之、乐美和她又恢复了从前的那种友谊关系时，正之瞅准了个机会，又把诗集退还给了她。正之说：“晓冬，这是你的财产。还是由你自己拿着吧，别老让我来代你保管，好嚒？”他说着，就笑了。而她，也笑了，说一声：“好吧，哪就还给我吧。”她接过诗集，随手打开了它，她凝视着那张镶在了扉页上的相片中的自己，便有了些惊讶和困惑，她反问正之道：“这，真是我吗？”问话时的她三十多岁，而相片中的她只有二十岁。

这册诗集再次回到正之手中，又是在另一个十多年后的事了。

那是个冷雨纷纷的深秋的傍晚。在正之丰景台的家中，大露台外的光线正一寸寸地昏暗下去。稠密的雨丝将对岸的山岚都遮隐了，留下那一大片港九海港间星星点点的灯光，闪烁不定，像是一朵朵漂浮在了虚空中的莲花灯。

乐美今天都去了哪里呢？怎么一个下午都没见着她？公司里不见她的踪影，现在，正之回到家里了，但她也不在家。就当正之在这么想时，大门处传来了动静。有人从门外用钥匙开锁。大门打开了，乐美挥洒着雨伞上的水珠，将伞柄插入门口边上放着的那只瓷缸里去。

乐美走进屋里来，随手带上了大门。她望着正之，脸色苍白得可怕。而她的面颊上还留有明显的泪痕。她的手中拎着一只宽大的牛皮纸文件袋。

正之望见她时，心脏就“砰！”地一声颤栗了起来，颤栗过后，便掉了下去——掉进了一个无底的深渊里去。他知道必有事发生了，而且还是件大事。因为乐美的这种脸部表情，自从正之相识她之后，还从未见到过。

正之问她说：“一个下午你都去哪儿了？怎么也不关照别人一声……。”

乐美没有直接回答正之的提问，她只是轻声地说了一句：“晓冬，她走了——永久地走了！”

一阵错愕的静默。突然：“什么？——你说什么？！”正之望着乐美就咆哮了起来，仿佛乐美就是这端横祸的肇事者。“你，你再替我说一遍——！”

但乐美没有再说多一遍。她望着正之的眼神已告诉了他：这一切都是真的。她要说的也就是刚才她已经说过了的。

正之像一尊泥塑木雕像那般的站在了原地，一动也不动。他感觉两种生命最重要的迹象似乎与他的肉体剥离了：呼吸以及思想。

但正之终于还是清醒了过来：这正是他要面对的现实啊！他慌乱而又急切的眼神四下里张望、环视。他要寻找什么，寻找谁。但他什么也寻不见，在他的眼前就站着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乐美。

他向乐美猛扑了过去，紧紧地抱住了她。就像一个溺水者在河面上抓住了一根漂浮而过的木桩那般。正之的身体猛烈地抽搐着，半晌，他伏在乐美衣领间的嘴唇才含含糊糊地发出了那句声音来：“我……不、不，是我们，从此就永久失去她了，失去晓冬了啊！——”

他感到有一双温暖的手掌，正轻轻又而轻轻安抚着他剧烈起伏的肩胛骨和后背。有几滴冰凉掉在了他的颈脖上，然后顺着衣领，流到了他的脊椎处，他知道，乐美与他一样，正在哭泣。

晓冬病倒，那是在两年之前的事。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晓冬四十五岁。那个年岁上的晓冬依旧亮丽性感。要说与青年时代的她有什么改变，只是稍稍有些发胖，但也因而更增添了一种女性的成熟和妩媚感。走在大街上，她白皙嫩泽的颈脖、两肩和双腿部裸露在香港湿热的空气中。丰满的身段，婀娜多姿、看上去就像是只盛托在精致瓷盘中的，被削去了一半皮而露出了雪白果肉来的澳洲啤梨，让人对它可能蕴含的液汁之甘甜与丰富，情不自禁产生出一种遐想来。

但晓冬仍是单身。她还是一个人住在了云景道那幢大厦的那个面海的单元里。如今，她的私人学生，经人介绍人，已变得愈来愈多了，多到她后来只能婉言拒收——尽管她每小时200元的收费标准，在当年的香港，已属相当昂贵。她之所以拒收学生另有原因。一是她需要匀出时间来去参加一些公众的演奏会，去为那些来港作个演的海外音乐家们当个伴奏什么的，她更喜爱干这一类差使，这会令她沐浴在音乐的艺海里，尽情享受一番。

还有个原因。晓冬仍保留着她的那个，在她少女时代就已经养成了的孤独生活的习性。从前在上海淮海路的家中，母亲上班了，父亲被发配去了安徽农场，她老是一个人呆在了空荡荡的公寓里，与她的那架老式的Strauss壁琴为伴。现在时空都变换了，面对窗外的那一派苍苍茫茫的维多利亚海港景，老式的Strauss也换成了乌黑锃亮的Yamaha u-2型立背琴，但她还老喜欢一个人自己与自己独处。在不练琴的时候，她会取出若干名家和名乐队演奏的碟片来播放。当音乐响起时，她会走到书架前去取些书籍来边听边阅读。这些书册中有小说、有散文、也有诗集。而诗集之中，那本薄薄的“萌芽的种子”的手抄本，以及后来正之赠予她的若干册在国内和台湾出版社出版的诗集，自然也都成了她的不二之选。正之的诗行中㳽漫着一种强烈的上海情结和深浓的时代气氛，而这些，最是令她着迷——更何况还置身于那么一派音乐浪潮的此起彼伏中呢？她感觉到了一种难以言达的舒坦，一种让自己干枯的心灵正在被一丝丝的养分得以滋润时的那种受用感。

时间就这么静静地流逝而过，晓冬只是浑然不觉，无常之蛇正悄然无声地向她游近过来。

那一年的夏秋之交，是香港的流感季。晓冬也被传染到了。开始，她也不太把它当回事：不就是流感嚒，这类小恙，在人一生之中，还不知会遇上多少回呢。但电视新闻警告市民说，此次的流感原是一种变异了病毒，叫H5N1，症状相对严重，持续期也更长：大约需时三至四星期，待人体机制找到了有效的抗体后，感冒才可能痊愈，云云。

只是晓冬的情况似乎比一般人的更严重。并不止打喷嚏、喉咙疼、发低烧和肌肉酸痛，那些常见的症状那么简单。晓冬高烧不退，体温一般都保持在38-39摄氏度。咳嗽也特别猛烈，咳出来的痰液中有时还带了点血丝。她去到了山下英皇道上的那家私人诊所看过好几回病。那位女医生与她稔熟，她唤她作“靓女”。但医生仍说她是流感，配了药，拿回家来吃了，也不见有什么好转。于是，再去看，再配药，药还是那些，只是加多了几种，复不见有疗效。三四个星期过去了，五六个星期也都过去了，晓冬的病情非但没有得到改善和控制，反而更严重了——至少她的自我感觉是如此。

不退的高烧搞得她彻夜难熬：一时浑身滚烫，一时又冷颤不已。但即是是这样，她还得每天硬撑着起床来，去厨房烧点开水，熬一小锅白粥。除了服药外，她还得应付一下自己肠胃的需求。

偌大的一套公寓，就她一个人。从来坚强冷静的她，此刻真还感受到了有一丝隐隐的悲哀向她袭来。除了悲哀，竟然还有一种莫名的无助感和不确定感：她不知道在命运的前方等待着她的到底是什么——希望，失望，甚至还可能是绝望？她奇怪，自己怎么会有了这种预感的呢？在她有记忆的生命中，这还是第一回，但，这是事实。

有时，在夜深人静时，被病苦折磨得睡不着的她，会望着灰白色的天花板发呆，脑海中滤过了一件件的往事。突然，有一件事闯进了她的记忆中来。这事，发生在二年前，那一回她洗澡，在浑身上下涂抹沐浴露时，她的手指无意间触到了自己右乳房的下方有个硬块。这是什么呢？她用拇指和食指轻轻地捏了捏，不痒不痛不酸不麻，但硬块还是硬块。她匆匆地用莲蓬洒头把身体给冲洗干净了，站到了浴室的镜子跟前来。她望着镜面中的自己，感觉有些陌生。这样一具美丽的女性胴体，与她去欧洲旅行时，在罗浮宫里，见到的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油画笔下的形象也并无太大差别呢。唯她的思想在这个层面仅仅停留了一瞬间，便马上收敛起了自己注意力。她复将它们固定在了自己的乳房上。这是两坨美丽而又精致的丘坡，在浴室明亮灯光的照耀下，雪白得都有些耀眼了。她已四十多了，但它们仍是那样的丰满而挺拔，毫无下垂的迹象。呈朱砂色的乳头，像两颗半熟的樱桃，分镶在了各一边。一切都很正常啊，但她用手指再按多一次，没错，真是有一硬块在。

她也是去了英皇道上的那家诊所，见了那位女医生。女医生替她做了检查，脸色有凝重。她问了她的婚史和生育史，她都如实告知。女医生说，这类情形一般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小叶增生”，在晓冬这个年龄段的妇女群中，发病几率是很高的，唯所碍不大。动个微创手术除了自然最好，但如不愿大动干戈也无妨——只依个人的选择而定。第二种情形就是病变，那就比较麻烦了，非动手术摘除了不可。她建议她去找一位专科医生做个穿刺活检，先确定了性质之后再说。

“要切去一个乳房？”晓冬闻言，大为惊诧。

“怎么，不舍得啊，靓女？这么漂亮的一对乳房！”

女医生笑了。继而打趣道：“早就应该去找个好男人把自己给嫁了啊，靓女，否则岂不哂（浪费）了你这张脸蛋和这付身材啦？要知道，一个长期没有性生活，没有生育史的妇女患病的风险会增大的：此乃荷尔蒙失衡故……”唯当医生说到那后半截话之时，她笑嘻嘻的神情消失了，脸色复转为了凝重。

从医务所走出街来的晓冬，情绪有些恍惚。一是对那种万一要在她的乳房上动刀动枪治疗方案的强烈抵触情绪；二是她的日常作息表一般都是早已经安排停当了的，她不想去打乱它。三是一种侥幸心理：怎么有可能是病变呢？最多也就是医生所说的“小叶增生”罢了——她不也说了，这是像晓冬这个年龄段女性的常见病吗？那一天，在英皇道上白灼灼的阳光底下走过时，晓冬就是这么想的。也是自己对自己这么说的。她很快就把这件事丢到了脑后去，照过她的正常日子。直到那个深深的夜间，正发着烧的她，眼望着幽暗的天花板，此事不知又从哪个记忆的角落里露面了，它向她扮出了个狰狞的笑容来。

她听见自己的心脏在“砰砰”地跳动。在漆黑的被窝里，她的右手滑进了自己的睡衣里去。她的手指沿着自己光滑的胸壁慢慢地往上爬升，摸到了那只乳房。但她不敢直接去触摸那一处，而是故意先避开了，绕过了，迂回到了乳房的顶部去。然后再乳头乳丘乳沟的一路慢慢往下探去。她在感觉她自己的身体，软软的、暖暖的、毫无一丝一斑瑕疵的。就在此一刻，她有了一种奇异的感觉：她分裂成了两个人，那手指属于一个人，而那乳房属于另一个。一个人在想：这么美好的一件上苍的赐于物，它应该是为这个世界上的谁而准备着的。但另一个在想：既然你没有缘份去要了它，我，也只能将它占为己有了。

这种异想天开的，既属于灵学，也属于哲学，更属于艺术的念头，只是在晓冬的脑海中一闪而过，恰似漆黑的海面上。突然划过了的一道刺眼的闪电。下一刻，一切又都重新归於寂静和黑暗。而晓冬发现，她的手指已经停留在了那个部位上。她按了下去，那硬块还在，没长大，没缩小，也没有移位。它固执地占据着那个地盘，仿佛欲向任何胆敢前来触碰它的手指都说个“NO！”字。但晓冬已作出决定了：她决心明天一早就去养和医院作一次彻查，尽管此刻她根本无法搞清，这硬块，即时真有什么异常，又与她患流感有什么关联？

第二天上午，她便去了养和医院，是一位架着付细边镜框的中年男医生接待的她。他态度和蔼，语音轻柔。脸上始终保持着一种让病人望以得慰的笑容。

医生先录下了她的口述病史，之后便过了一遍常规的体检程序：体温、血压、心脏、呼吸以及胸前和胸后听诊器的移动。其间，他将她的痰液样本也送去了化验室，医生对她说，这是个Emergency Case，故半小时之后便会有报告出来了，他让她放松，别太紧张。当然，医生对她的乳房硬块也进行了指检。他查得很仔细，围绕着硬块来来回回地按触了好多遍后，才罢手。

报告送来了，医生翻阅了一遍，并没说什么。他只是让晓冬去到更衣室，用医院提供的衣服帽子和拖鞋替换下了她自己穿来的。后来，她被吩咐平躺在一张铺着软垫的小床板上。在小床板被推入一架张着一只黑洞洞的大口的巨型机器前，医生俯首在她的耳边轻轻说了个英文单词，随即他便将它转成了中文，说，先给你做个合磁共振，之后才能确定病因。

二十分钟后，晓冬复被机器从它的大口中又吐了出来，让她回到了这个光明的世间来。她仰面躺在那里，医院天花板上那一排明亮的弧光灯将她的双眼耀得都有些眩晕了。她翻身走下床来，去到更衣室把自己的衣衫又重新换上。架细镜框的医生告诉她去到几号诊疗室里等他，而他则要先去去CT室，拿一份初步的检测结果单来——详细的报告通常要在三天之后才会写好，他如是说。

“不会让您等太久的，小姐。约莫二十多钟左右吧。”他向她礼貌地笑了笑，“您如口渴，要喝开水、咖啡、茶或果汁什么的，诊疗室墙角的那台机器都能提供，您请自便。”

二十分钟过去了，中年医生手拿着一叠报告和病历卡走进了房里来。他望了一眼正坐在沙发上等待着他的晓冬，点点头，示意让她坐到察诊台的边上来。晓冬照他的意思做了，她坐在椅子上望着医生，等待着他的进一步说明或指示。

医生也回望着她，但他那镜片后的眼神似乎有些游移和涣散。他向晓冬说的第一句话并不是有关她病情的，而是：“您有亲人在香港吗？我想先同他们谈一谈。”

应该说，在晓冬听到这一句话时，她已经明白到什么是什么了。但晓冬从来就是个镇定、冷静而又独立的女性。她感觉自己晃了晃神，马上又缓了过来。她告诉医生说，她是独身，她在香港没有任何至亲。父母老了，他们现在都生活在千里路外的上海。她让医生把要告诉她亲人的话直接告诉她听，不管是什么，她觉得自己都有承受的勇气。

“而且，”她直面望着医生的眼睛说道，“知道病情，也是一个病人应有的权利——不是吗？”

医生点点头，但他的眼神望向了别处，尽管他的口中在说着如下的一段话：“CT片显示出您的肺部有大片阴影，所处的位置也不太好。如判断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肿瘤。要马上动手术。至于您乳房下的那个硬块，是乳腺癌，而您肺部的问题很有可能就是该病灶的转移……”

一切都已经十分清楚了。当晓冬从养和医院的大门口走出来，沿着跑马地清净的街道向铜锣湾方向一路走去时，她在想的不是三天后再来看确定的结论，而是接下去，她该如何做？她边走，边隔着铁丝网粗大的洞孔，望着马场上的那一大片绿茵茵的草地。她想，那些草儿们，它们的生机是多么地蓬勃哪，我真羡慕它们！

她没叫的士，也没乘地铁，而是选择了最缓慢的交通工具：有轨电车。一路叮叮当当地向北角方向悠然驶去。她坐在了上排临窗的座位上，让迎面吹来的风，掠起她那一头光泽的秀发。此刻的她需要冷静和理智地把事情从头至尾再想多一遍，想它个透。

她是在天后站下的车，比应到之地提前了两个站头。然后再沿着英皇道一路往东，朝糖水道的方向行去。在那里，她可以搭乘到他们大厦的专用穿梭小巴，回家。一切都没有改变，还是这同一条阳光白灼灼，行人如鲫的英皇道。两年前，当她从那位女医生的医务所里出来，她也是这样从它之上一路走过的。不同的只是方向改变了。那回，她是从对面那个方向朝糖水道走来，而这回，是从这边过去。上回，她想的是一种念头，打的是一个主意；而这回，又是另一种，另一个。

要找个至亲者？是的，这是她此时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既然事情已经发生——而且还是桩大事，单凭她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自始坚持到终的。於是，在她的脑海间便闪过了两个人的影子来，一个是她的住在上海的母亲，而另一个则是生活在香港的乐美。因为想到了乐美的缘故，另一个人的身影也不由分说地挤了进来：那是位男性。尽管时光已流逝过去有二十多年了，情形必已不再会是那样，但记忆仍固执地停留在了他二十几岁的模样上：两条粗黑的鬓脚，一付“秀郎架”的眼镜。一张并不太英俊的脸上丰富着灵动的表情。但她告诉自己说，不，决不能是他！自始至终，我都不能让他得知半点实情！

当她在糖水道英皇道口，登上他们大厦的那辆专用小巴时，她这么想。而她的决定也在此时作出了：打电话给她的母亲，让她马上回香港来。

其实，章母本来就一直是与晓冬同住在香港的。后来——那应该是在七八年前的事了吧——女儿提出让母亲回上海去照顾父亲。当时，非但章母听了不愿意，就连章父知道了也反对。但她坚持，她说，她年轻，一个人生活，自己能照顾好自己。反而父亲一年年地老去，以前在安徽劳改农场吃了这么许多年的苦，也都是他一个人挺了过来。如今，虽然一切都已彻底改变，但他又要每天忙于应酬，全国各地，这里那里的请他去演讲作报告，没个人在身边长年照看着他，做女儿的她的心中感觉不踏实。她笑着对母亲说，您如果想念女儿了，就来香港住上几个星期。最好，还能带上父亲一同来——自然，也要他愿意。就向那些无聊的官员们请个假嚒，说去看望女儿，再正当不过的理由啦。再说了，每餐都大吃大喝的，对爸的健康也不利，正好抽个空隙，清理下自己的肠胃……妈，就照这么辦了。再说，你俩都拥有香港的永久居民证，来去也都很方便。

（关于章父后来取得香港身份的事，还得作多几句交待：当年的章父只是一时冲动，没拿身份就回上海去了。但，随着国家政策的日趋开放，章父再度以单行证的方式回过来香港一次，又住多了几个星期。并以与女儿团聚为由，从当年的港英政府移民局那里取得了香港身份）。

还是像以往许多次一样，两老仍拗不过他们的那个宝贝女儿，他们顺从了她的意思。

但这一次不同了。是女儿自己打电话回去上海，要母亲到香港来照顾她的。她又该如何说，才不至于让两老慌了神呢？当电话拨通了之后，她手握着话柄，心中还在犯愁。是父亲来接听的电话，她以尽量轻松的口吻问父亲说，您俩最近都还好吗？爸，您还是每天都要外出应酬啊？要注意多喝水，保持充分的睡眠，经常运动，少饮酒——最好别饮酒……这些都是晓冬平日里打电话回家时，常说的几句话，没什么特别。章父听罢，便一一说是，样样称安。但女儿的话锋稍稍作了个切换，问：妈在家吗？我想与她说两句。但章父说，你妈去了菜场，一会儿待她回来，我让她给你打电话回去，行不？晓冬说，行。

隔了半句钟，章母的回电来了。晓冬先在电话里给母亲打了枝预防针，说让她讲话时，音量尽量放低点，不要给父亲听到了。母亲问：什么事啊，如此紧张？她说，她得了—种“妇女病”，要动个手术，她让母亲这就到香港来，照顾她几个月。

章母一听，自然便火急火燎马上赶了过来。而“妇女病”这三个字，便也一直成为了晓冬向外诉说她病情的代用词和搪塞语——包括了向乐美，正之以及她自己的老父。

乐美和正之得知晓冬患病，那又是在过多二个月后的事了。

是章母打来的电话。他俩闻讯，便立马赶去看望了她。那时的晓冬已经动了乳房的手术。肺部的病情虽已出现了端倪，但还属可控范围。医院採用了手术之外的另一种保守疗法。因为，同时动两个大手术，於病人，也是件难以承受事。

正之和乐美见到晓冬了，她正在家中休养。正之望着她憔悴、苍白、且已明显削瘦了一圈的脸庞，心中感觉一阵痛楚。晓冬瞅了正之一眼，但她的眼神很快便移开了去。她招招手，让乐美坐到她的床沿边上来。她向乐美轻声嘀咕了几句，正之只见乐美冲着晓冬点了点头，就这些了。

回到丰景台的家中后，乐美才告知正之说，晓冬患的是乳腺癌，已动了摘除手术，一切都很顺利，叫他别担心。正之闻言，就感觉心脏的部位很不好受，仿佛有几秒钟骤然停止了跳动似的。他觉得眼前漆黑一片。有一团不祥的浓雾把他给笼罩了进去，他不知道在这团浓雾的深处藏着了些什么？但他并没把他的那种感觉告诉给乐美听。他只是自言自语道，唉，这种事怎么就摊上晓冬了呢？但乐美说，这类病是她们这个年龄段妇女的常见病。不就摘了个乳房吗？疗养一段时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正之不知所谓地点了点头——他也只能作此表态了。

但后来，事情就起了变化。

一个月后的某一天，当正之打电话去晓冬家，想问问她最近恢复得怎样了时，电话线彼端传来的竟然是“嘟——”的长音声。正之急忙打去电话公司询问，答复是：该电话号码已经注销！正之和乐美於是便再一次急急忙忙赶去了章家。但，晓冬家已人去楼空。那房东说，章小姐是在隔日前通知她要退租的。当房东第二天前往时，发现家具早已清撤一空。也不见章小姐的影子，只有章母一个人呆在空屋里，等待着把那串钥匙交还给房东——连两个月的租楼押金，她们也都放弃了。章小姐出什么事了吗？房东一脸狐疑，望着正之。正之站在空荡荡的屋子里，望着玻璃长窗外的那派茫茫海景，失神地摇了摇头。表示：他也说不上。或者说，他也不知道该如何来答复眼前的这位询问者。

但乐美似乎并不显得像正之那般惊讶，她拉了拉正之的袖口，道，我们走吧。晓冬就是这么样个性的一个人，他不想让人知道的事，她是决不会露出半点蛛丝马迹来的。正之望望乐美，是啊，除了离去，他还能做什么呢？

再后来，便接上那个雨色茫茫的阴郁黄昏天了，乐美从冷雨之中回到了家中来，告知了正之那个碎心的恶耗。正之这才猛然记起了什么来。他问乐美道：

“你是一早就知道晓冬搬了家和搬去了何处的？你一直在与她保持着联系——你说，你是这样吗？”

乐美点了头，答：“是。”

“那你怎么可以……？”正之感到有一股怒气直冲脑门。他一辈子都没冲乐美发过一次火，除了这一回。

但乐美轻轻地搂住了正之，她在他的耳边细声柔语道：“不让你知道她所发生的一切，这是晓冬的决定。她已病成那样了，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尊重她的意思？……”

正之一把将乐美推开了去，他大声地吼叫着：“晓冬现在在哪里？我要见她最后一面！”

但乐美告诉他说，你已见不到她了。今天下午我去参加的就是她的追悼会。我是在追悼会完了之后才回的家。乐美将她手中的那封牛皮袋递给了正之，说，这是章母让我交给你的晓冬的遗物。

正之颓然地坐进了沙发中去。他知道，这一切原都是晓冬事先缜密按排好了的。现在再想什么，再做什么都已经晚了！他将牛皮纸封袋外的扎线一圈圈地放开来——就如往后多少年中，他无数次做过的那般——把袋内的存放物取了出来。这是一盒碟片和那本《萌芽的种子》的手抄本。

他将诗集打开。第一页上端端正正镶着的就是晓冬的那幅摄于二十岁时的相片。刹那间，正之便明白了晓冬的全部用意：她是要那个时代，在那个年岁上的她的形象留存在正之的记忆里，永恒不变！

正之的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嗒嗒嗒”地滴在了那幅相片上。

吴正，2018年11月30日，定稿于上海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