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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吴正
编辑｜渡十娘 
作者简介：
吴正，著名作家，诗人。1948年9月生于上海，现定居香港。1984年开始在国内外发表和出版作品。著有长篇小说《上海人》、《长夜半生》（香港版为《立交人生》）、《东上海的前世今生》（人生三部曲之一），中篇小说《后窗》、《情迷双城》、《叙事曲》，诗集《吴正诗选》、《百衲衣诗选》、《起风的日子》，散文随笔集《黑白沪港》、《回眸香岛云起时》，译著《猎鹿人》等20余种，约350余万字。最新著作《北港岛的前世今生》（人生三部曲之二）即将出版，正致力于写作《一个人的前世今生》（人生三部曲之三）。

第一章：母亲


当电话铃骤然响起，已是上海近午晚时分了，我“腾”地从被窝里翻跃起来，扭亮了台灯。望着那盒暗红色的电话座，不知怎地，一种莫名的预感袭上心来。
“喂！喂喂！……”电话的彼端传来“咝咝”的太空音，表示着这是一个长途。
“——阿正吗？”是妻子的声音，“妈她……她中风了！”
我耳内一阵鸣响，握听筒的手也不由自主地颤抖了起来，“那我立即赶回来！”
“不用了，情况不严重，且目前已稳定了，你安心处理好上海那头的事情，如有需要我会通知你的。”
“噢……”我犹犹豫豫地放下话筒，眨一眨眼，两颗温热的泪珠便“滴溚”在了颤抖不已的手背上。
母亲，这个亲切得像生命本身一般的字眼，自彩斑在瞳仁中凝聚成这么一个世界的婴儿时起，便伴陪着每一个人。而我的童年是五十年代之初的上海安静的街巷，蝉声热烈的仲夏，冰柱挂檐的隆冬；或是后巷中一声晚归的呼叫，或是小床前一片金灿灿的晨光，母亲，那祥和的脸庞就始终反复而又反复地旋转在我那梦境一般遥远的日子中了。它曾是那个年岁上的我的依靠、象征以及一切希望与目标的焦聚中心。
很小很小的时候，有一次农历新年前夕，我的小手牵着母亲的大手，在“永安公司”拥挤不堪的人流中游动。花花绿绿的糖果和高悬着的纸札玩具强烈地吸引着我，不知何时，我发觉自己的手空了。猛转头，周围都是陌生的面孔，嘻笑着，涌过来，又涌过去。“妈！——”我第一次体会了所谓恐怖是何物，空空地像悬在青光笼罩下的外层空间一样地没有了生存的希望。
一个好心的顾客向我走来，问我这问我那，然后是一个服务员，再一个服务员。一刻间，我应该是成了一团围观者的核心了，但我绝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别人又讲了些什么，我只记得有人拉着我的手穿过湍急的人流，再通过一条走廊，进入了一扇门内。一房间的人都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但突然，我的视线抓到了一张背都能背诵得滚瓜烂熟的面孔，一张突然使自己从外层空间的梦中醒来发现仍躺在温暖床上的面孔，我哭喊着蹦过去，她也流着泪蹦过来，一刹那间的拥抱便结束了我这一世人生中最初那次险程的全部记忆。


1968年。那个疯狂的夏季。我才20岁，便被一队来自于同级同班的红卫兵们拉去隔离了，罪名是“反动学生”。（编者注：此段历史部分记录在吴正《东上海的前世今生》一书中，见上图） 笔记、日记、信件全部抄走，我只身被押在教学楼的顶层，一间当时已无课可上的大教室里。课桌椅像筑碉堡似地堆叠在门口，而另几张则拼成一长方，给我夜间当床睡。室内空无一人一物，只有墙中央的一幅毛主席像，目光慈祥地注视着我这个据说是反对他的青年人。
除了那堆日记、笔记簿中已记不清可能写过了些什么内容之外，我最担心的便是母亲了。一共三口的家，父亲去港谋生多年，文革初期备受冲击，那是意料中事。想不到的是：事到如今竟还将我从与我相依为命的母亲身旁拉走，我真不知道，现在的她该着急成什么模样了？
天渐渐暗了下来，我躺在硬梆梆的课桌“床”上，不知何时已昏昏糊糊地睡去。突然，一阵“叽咔”之声将我从梦中唤醒，借着从窗口反射进来的路灯的微光，我见在门口堆叠的课桌椅在被挪开，一个人影正从缝间挤进来。
“谁？——”我翻身自桌面上跳下来，全身的肌肉都抽紧了。
“正？——是吴正吗？”怎么是母亲的声音呢？我使劲地揉了揉眼睛，怀疑自己是否仍在梦中。
但下一个意识便清楚地告诉我：那是事实。因为人影已挤进房来，背着光线，我能明明白白地辨出她短胖的身材。
“妈，您怎么……？”
“来陪你，”她说得平静极了，“他们不把你放回家来，我就搬到这里来过日子——灯呢？”当她走到我面前时，她的手在黑暗中比划着，“开关在哪儿？开了灯再说。”
“开灯？全校课室的灯泡几乎全没了，哪还有什么灯开……您是怎么进来的？他们没人见着您吗——妈？”
“见着了，但我不管，直冲四楼而来。”
“那怎么行……？”
正说着，几道雪亮的电筒光便伴着两三个人的大声说话在走廊里迥荡起来了：“这老太婆都不是好人，也是个老牛鬼！”
“对！对！去拉她出来！……”
“去拉！——”
一道电光从桌椅的隙缝中射入来，绕了个圈，停留在我们的脸上，几只手搬动着门口的阻拦物，不一会儿，就将我俩团团地围在了几尊黑乎乎的人影中央。
“你——进来干什么？！”
“干什么？你们也都有母亲，假如你们被人无故地抓关起来，你们去问问你们的母亲，她又会干些什么？”
“你的儿子犯了罪，你的儿子是阶级敌人——你知道吗？”
“不知道。我只知道犯罪的应该是那些非法关押他的人！”
虽然，我知道母亲是一位无畏的女性，但于那时那地，我仍怕她会吃眼前亏。然而，小将们却对对手的反击火力大感意外，一下子竟全朦了。几秒钟的静默后，突然有谁大喊了一声：“拉她出去——跟她啰嗦些什么？”几条胳膊便伸过来拉住了母亲，并将她向门边扯。
“妈！……”不顾一切了的我正待动手去抢，才发觉：原来自己的手腕也是同时被人按住了的。
“别怕，孩子，别怕！我会去告他们的，去告那些不讲理的人！”
“告？告谁呀？毛主席他老人家都支持我们，你告谁？”
叫闹声渐渐地远去了，当它们在扶梯的尽头消失时，我又一个人留在了那大间课桌椅当拦门坝的，空荡荡的教室里。
又过了几天的一个中午，从一位同情我的同学口中才知道，那晚他们拉扯母亲到校门口时，母亲跌倒了——跌倒在刷地大字标语未干的浆糊上。
“现在她怎么了？”我一下子惊跳了起来。
“你放心好啦——没什么！”对方一个平静的口吻，继而向门口探了探，放低了声音道，“你母亲真够厉害，左臂右腿都上了纱布仍不肯回去。她已在工宣队办公室睡了两夜，现在还留那儿，而从你家抄去日记、笔记偏又啥名堂也查不出来，我看搞你的那批人哪——怎么下台？”
果然在当天傍晚，我就被释放了。走起路来还一瘸瘸的母亲前来接我，当我提着小包袱同她一起走出校门时，天已开始暗下来。背景着西边青白色的天际，有好几缕银丝已在母亲的鬓间出现。
“妈，您的腿要紧嚒？”
“腿？——噢！”她突然爽朗地笑了起来，并立即纠正了走路的姿势，“有时装装腔也少不了，否则，他们能就这么放了你？——你的这批宝贝同学哪，没书读，全国都如此，那已经是没法的事了，但自己还不习上，整天不是搞这就是搞那，落得一个不学无术的胚子，今后还有那大半截人生，该怎么过喎！”
母亲的话真没说错，当班机在香港机场降落，而我提着手提行李件走出机场大厦闸口的时候，我这样想。近二十年过去了，历史已对很多事物下了或正下着结论：从同一扇校门里走出来，不同的人生轨迹正显示出迥异巨大的走势。其实从长远看，以平均值来计衡，这世间的一切都很公正：播种什么收获什么，播种了多少收获多少。
但此一刻，占满我思想空间的除了对母亲的挂念外再没有别的了，我唤了一辆的士，直奔医院而来。
这是个晴朗的春午，天气润暖，阳光充沛，医院疗养区的绿油油的草坪上三三两两地散布着一些穿条子号衣的病者。就当我站定，刚想放下手提袋时，我就远远地见到一个人影正从一张墨绿色的长凳上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于是，我便朝她急速地，她便朝我蹒跚地互相跑过来，就如那年在“永安公司”的母子相会，我们相遇并拥抱在半途中。
“妈，您好吗？……”
并没有立即的回答，她的头伏在我的肩上，哭了。
“我害怕，我只是害怕，孩子，害怕就这么一下子，再见不到你了……”
“不会的，妈，怎么会呢？”我用手掌按抚着她抽搐不停的背脊，“这不是我又回来见您了吗？”
半响，她才止住了哭泣，从我肩上抬起头来，“妈老了，妈非但不能再帮到你什么，妈最怕的是反而还会为你带来烦恼，带来负担，带来拖累……”
这才是一句将泪水泵入我眼眶的表达，但我努力使自己保持镇定，尽量不让表情外露：“什么的话呢？妈，对于做儿子的来说，母亲老了，才更是母亲啊！”
她已经开始反应木然的眼神凝视着我的，这是一种追寻加思索式的凝视，足足一句钟，她才默默地点了点头，动作之幅度小到似乎这不是向我，而是向她自身的一种确认。然而，她的表情却开始明显地缓解：“你是从机场直接来医院的吗？”
“嗯。”
“那就赶快回家去吧，大家都在家里等你呢。而且公司还有很多事要做，你的时间宝贵，不用天天来医院看我，记得打多几个电话就行了——啊？”
我还想多坐一会儿，但她已弯身提起我小小的行李袋来塞到我手里：“去先忙你的事吧，不像我老了，你这年龄正是赶事业的时候。”说着，便迈开了脚步。
我与她肩并肩慢慢儿地走完草坪，她停下了，“我不送你出去了。” 她说。
我无言地侧过头来望了望她，随即踏上了那条水泥的主径，向着医院的大门方向走去。五步，我回过头来，她站在那儿向我挥手；十步，我又掉过头来，她还站着，还是那起挥手的动作；二十步，我仍忍不住回首，而她仍站在原地挥手。逆光中，她蓬松的苍发全白了，暮年已彻底地统治了这一截我最亲爱的矮矮胖胖的身影，而我强忍了许久的泪水终于“唰”地，全流了下来。
1992年8月于香港
第二章：母亲的目光

小时侯的记忆里，母亲的目光是慈慈稠稠的，带点笑意，带点嗔责，也带点佯怒。尤其是当我淘气，干了什么不该干的事之后，她总会这样看着我。有时还捉住了我的小手，说，弟弟（从小，她就不叫我的名字，而是叫我“弟弟”——我也不知道这个称呼从何而来？），你看你！你看你！可千万别让你爸知道了啊……。到了自己都近花甲之年了，回想起这一幕时的感觉是遥远朦胧得近乎于包含些童话意味了。
我是我父母的独生子。我母亲是在连续五次习惯性流产后才保住了我这一胎，并用剖腹产的方式把我生了下来。那是在抗战胜利后不久，父亲接受了新任命，携同家眷从重庆飞来上海履新。后来每每谈及此事，母亲总要重复她的那个观点：你能顺利来到这人世间，还不是因为打败了日本鬼的缘故——那时代的重庆哪来上海这等医疗条件和设备？
十二岁那年，我大病一场。适逢三年困难期，父亲又刚从安徽大学退职回家。虽有点家底，也都给贴补得差不多了，家中的日常开支都要靠母亲的数十块工资来支撑。她忙里忙外，还要将一大部分时间与精力扑在她的孩子的身上。她在忙完了家务后来到我的病床边，望着我，神情与目光都显得坚定与坚毅。她说，妈就是累死了，也要把这个家撑住，把你的病治好。她说她要把我养大成材，成好材，成大材。
几十年后的今天，她还常会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她不无骄傲地说，她不已经盼到这一天了吗？她又说，别人家生了十个八个儿女，而她，只要有我一个就足够了。
我17岁，文革爆发了。父亲早已去了香港谋生，家中屡遭抄斗，母亲也被限止了活动的范围与自由。还没完全成年的我就承担起了家里的一切最具冒险性的生存活动。诸如，转移、销毁“罪证”；与有关人士搞“黑串联”，“共守同盟”等等。每次，当我办完事回家，母亲总想用眼光来向我说明点什么。这是一种既怜恤又担心，既紧张又带点儿内疚的目光。我说，姆妈，您放心，我应付得来。她说，姆妈知道。
母亲晚年居住的上海武康路一处公寓
暮年了的母亲离开香港又回到上海来定居了。她独个儿住在西康路上的一层公寓里，由一位女佣负责照看。我虽然希望天天都能留在她身边陪伴她，但无奈，因为了种种缘故，我还得经常回香港去。每次我离家前，她都要把我搂上一搂。但我说，小时候是您抱我，现在让我来抱抱您吧。于是，她便很顺从地将头靠在我的胸前，我倾听着她粗重的、带哮喘音的呼吸声，感到了一种生命的循环。有时，她会哭，老泪纵横。说，你这回一走，姆妈会不会从此就……就……我说，您说什么呀，妈，过了个把月，我不又回来看望您了？
八十八岁那一年，母亲摔断了腿，是股骨胫粉碎性骨折。我带着她走遍了全上海的大医院，但都被婉言拒收了。说，还是让她自个儿躺在家中静养吧。骨头能接上当然最好；但假如期间有什么意外（据说老人骨折最危险的并发症是褥疮和肺炎）的话，也是没法的事儿。让我一定要有思想准备，云云。我的心情沉重极了，我将她推回家，抱上床去。我脸色凝重，眼含泪花。但她却一直讷讷地看着我，她知道我在想什么。扶她小解的时候，我见到了她小腹上的那条长长的肉疤。五十多年前，我就是从那里取出来的，我突然就抱住了她：“姆妈！——”我失声地哭了出来，“我，我舍不得您啊……”但母亲却很镇定地望着我——异常的镇定。我又见到了我小时候她抚慰我的那副神情了。“弟弟”她说，“侬放心，姆妈死不了，姆妈还没有陪够你呢！”一句话，我心头的一块大石头倏然落地了，毫无缘故，也毫无理由。所有医生的话我都不信了，我就信她，信我的母亲。
果然，不出二个月，她便能坐起身来了，三个月下地，半年之后又能柱着拐杖在屋里蹒跚行路了。大家都说这是个奇迹，只有我知道，其中神秘的精神力量。
上海大夏大学老照片，母亲是大夏1937届毕业生
暮年的母亲还会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心理习惯。比方说，她老喜欢把自己的年龄说大一岁。说，我今年不95岁了吗？我说还没呢，要过了年才是。她又说，不很快就要过年了吗——你别忘了，妈可是大月生的。我说，别人都喜欢把自己的年龄说小一点，您怎么反其道行之呢？她说不出什么来，微笑。但我是明白的，她感觉自己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坎坷和劫难还能好端端地活到今天，已经是一项奇迹和荣耀了，她老喜欢在心中炫耀这一点。
又有一次，王元化老来我家晚餐。听说我母亲是1937届的上海大夏大学的毕业生时，就显得很高兴。他说，他的那个华师大校友会会长的头衔理应让给我母亲才对，或至少，也应该让她当个“名誉会长”之类。因为该校的，还能健在的37届的毕业生毕竟已经是十分稀少的了。听说此话时的母亲的目光又变成了另一种。这是一种暧昧的目光。她当然不会想去当“名誉会长”，但她还是挺高兴的。她又有了些许年轻时代的回忆。那片湖面宽阔，微波荡漾的“碧绿湖”，热恋中的男女同学都爱去那儿划船，互诉衷肠。除了湖水和双桨，没人能听到他们的喁喁私语。还有那个叫作“里华里丹村”的地方，据说很有白俄风情，这也是他们那批大学生常去之处，而她，就是在那儿邂逅了我父亲的。——当然，这些都是70多年之前的情景了。
初秋。金色的晨光从公寓的落地窗里洒进室内来。我一早起身就坐到了客厅里的那张书桌前，准备写点东西。而母亲拄着杖，在女佣的搀扶下也到客厅中来了。她就在我书桌对面的那张长沙发上颤颤巍巍地坐了下来（这又是她的另一个古怪的老年习惯）。她用她那浑浊的，略显迟钝的目光看着伏案工作的我。良久，不作一声也不动一动，仿佛是座雕像。我搁下笔，抬起头来，笑问道：妈，您老这么一动不动地瞧着我干吗呢？她的回答简单而直接：妈老了，妈还可以做点什么呢？能尽量地看多你几眼就是妈这一生之中还能赚多的一份财富了。
我不禁潸然泪下。
与我相依为命了六十年的老母亲哪，您知道吗？这些日子来我老会从梦中惊醒过来：我但愿您长寿无疆，但愿您能永远永远地与我生活在一起；但时间是无情的，也是拖不住的。那一天会在我生命的哪一个岔道口上等着我呢？我又将如何来面对那一天呢？而那一天之后的我还会是现在的我吗？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2005年6月12日
于香港
第三章：悼母亲
仅在十天前，我还在打算着在母亲出院之际写一篇“救母记”，记录下高龄的母亲如何又在鬼门关前徘徊了一圈后再度回到我身边来的种种惊险。但这一次没成，母亲她走了，真正的、永远的，走了！
母亲停息的那一刻，我举头望去，因为据说，此一刻的亡灵是漂浮於其躯体之上的。然而，除了木讷的天花板外，我什么也见不着。但我知道，您一定是在哪里望着我，妈妈，只是那个有血有肉有呼吸有灵魂的，与我共同生活了六十个年头的慈爱的您却永久在我的眼前消失了！我感到自己的心脏有一种被尖刀刺入般的剧痛……
十岁那年，我大病一场。四十刚出头的您当时还很年轻。父亲因故失业在家。家庭单位，儿子丈夫，屋里屋外，都是您一个人在操办，在忙乎，在承受着沉重的生活的担子，无怨无悔。
您扮出一脸笑容，向着扁担两头的两个男人说道，没关系的，我能扛得住；也别担心，我们家一定会有光明的未来……
二十岁那年，是文革最疯狂的年代。父亲已去了香港谋生。我被打成“反动学生”，遭审查。您从家中扛来了铺盖，住到了隔离室外边的走廊里。您告诉造反派们说，你们不放了我的儿子，我就一辈子睡在这里！后来，他们不得不把我释放了。
三十岁那年，中国社会全面开放。我也结了婚，继而更去了香港定居。您对我说，还是你先走吧，先去到那片自由的土地上与你爸团聚，让我来殿后……
四十岁那年，我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在我们香港半山的住宅里，您坐在大客厅的一隅，倾听您的孙女练习钢琴。窗外，山峦滴翠海景壮丽，您的脸上流溢着宽慰的笑。而笑容之中又包含了一丝遗憾。您说，可惜你爸走早了，他见不到这一切……
我五十岁的那年，您跌断了腿，而医院又拒收。我抱着八十七岁高龄的您，哭了。我说，妈，我怕，怕失去您呀！但您要我坚强，要我镇定。您说，别怕，孩子，妈至少还能陪多你十年。果然，不出两个月，您又能拄着拐杖下地了。
但六十岁那年，也就是这一回。您真的撇下我，独自去了，让我的泪瞳在这片灰白的天花板上久久地寻找您灵魂的踪迹，却一无所获。
于我，这似乎不是一场永远也不肯醒来的梦。这些日子以来，每当我在夜间惊悸而醒，出现在脑海中的第一个问号便是：这是真的吗？于是，我便将那些已经历了的细节再细细地回想一遍。我痛苦地告诉自己说：是的，是真的。你，你从此就没妈了哇！
以前，每一回，当我在香港处理完事情搭晚班机回沪时，都归心如箭。我一路上都在想象着您躺在床上或坐在藤圈椅中盼待我回到您身边来时的神情与心情。但如今，我再到哪里去找您呢，妈妈？！
都六十岁了，想不到自己竟变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孤儿了！人，是不能没有母亲的，童年、少年时代如此；长大成人了，即使自己都老了，也一样。母亲永远是一幅遮挡在你头顶上的瓦檐。哪一天突然倒塌，你才发现：自己已真正暴露在了人世间无情的风雨之中了。
我因而又记起了英国女诗人Eliot的那首只有三行的短诗：你死了/把孤独留给了我/直到我也死去。妈，您能理解您儿子我此一刻的心情吗？我的心掏空了，我生命的一半似乎已随您而去。
那次，我噙着泪叫唤您，当您的呼吸与脉搏都已停顿，只留下心区间还有那么丁点儿微弱的跳动；当医生说，您的瞳孔已经放大，死亡其实已经降临到您的身上时，我呼唤您，在您的耳旁轻轻地呼唤您。
我说，妈，儿子在您的身边呢。您突然就微微地睁开眼来了。我再说，神与天使都在我们的周围，假如您一定得走，您就安心的走吧。而您，您竟然点了点头！——这是您留在人世间最后的动作与表情。
您说不出话来，但我知道，您挂心的是我啊！您舍得这尘世间的一切，就舍不得我。而我呢？我也可以放弃这尘世间的一切，就无法放弃您！但天命难违，再深，再刻骨铭心的血脉相连也都有被撕裂的一刻！
人人都说，您活了九十七岁，也活够本了。但，但这怎么可以成为对我的告慰语呢？在我心中，您永远停留在了童年时代的晨光中，替站立在小床上的我穿衣的年纪上。您没有老去；而我，我也不曾长大过啊！
现在，我正从丧母的巨大悲痛和恍惚中慢慢的苏醒过来。因为我知道您希望我坚强——坚强的做人，坚强的面对生活。我只是想说，假如真有来世的话，让我们再做一回母子，或者父女。
别了，亲爱的妈妈，直到我们在天国再聚时，别了。送了一程又一程那，但在这扇门口前，您的儿子必须止步了。他望着您渐渐远去的背影，失声地喊道：“妈，您这一路上可要走好啊！……”
 2008年1月14日
                                   母亲过世后第八天
吴正《上海人》书评：难以消褪的上海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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