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声共读】曾国藩：那些优秀的人，到底有多自律

文 | radish · 主播 | Emma

晚清，内忧外患，统治阶级醉生梦死，国民过着蝼蚁偷生的日子。晚清历史就是一部中国近代屈辱史，鸦片战争，割地赔款，洋人一命抵我国民千人。这样的历史不忍卒读，不堪回首。

然而我们还是要翻看这段血泪史，不仅因为警钟长鸣，落后就要挨打，更因为历史就是历史，即使是鲜血淋漓的伤痕，那也是我们国家的伤痕，我们民族的伤痕。

国家的强大需要军队的强大，所谓的大清王师是怎么样的队伍呢？

八旗素以骁勇闻名，绿营创立之初，也屡经恶仗。但到了曾国藩时代，这两种军队都因严重腐败而基本丧失了战斗力，毫无专业精神，不仅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面前一触即溃，甚至在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自己的农民军面前也一样不堪一击。

“居今之世，用今之兵，虽诸葛复起，未必能灭此贼。”

——曾国藩

各位书友，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共读第五章《“不要钱”的“大帅”》，在开始共读之前，请大家思考三个问题：

1. 清军正规军风气败坏的源头是什么？

2. 湘军为什么战斗力强军纪严明？

3. 湘军首领曾国藩有机会暴富吗？他实际上成为了一方首富吗？

曾国藩曾一言以蔽之，晚清国家正规军是一支没有灵魂的军队!战斗力几乎为零，军官道德操守极度败坏。

是什么让骁勇善战的绿营军成为了只看得到钱的一滩烂泥？简单说，这是晚清的薄俸制掩耳盗铃的恶果。

清代正规军队数量十分庞大，平时，军费几占清王朝全国收入的一半左右，战时更可想而知。

清初一个绿营士兵的月饷可勉强维持一家生活，嘉靖道光年间，如果按照通货膨胀后军人实际生活费，军饷标准需要提高至少一倍，晚清财政收入根本无力承担。所以清政府以“遵守祖制，永不加赋”为名，拒绝对军饷标准进行调整。

微不足道的军饷还面临军官的层层克扣，为了糊口，士兵普遍都有自己的第二职业。

而且清代绿营士兵的主要武器装备和军装马匹很奇葩的都要军人自己负担，大部分兵士不买不添补装备，也不认真操练，都怕累着战马。

这样一来，士兵军事技术荒疏，军备低下落后，怎么可能有什么战斗力？！

清王朝深知如此低微的薪俸不足以支持军官的生活，寄希望于他们自我约束，自我监督，适可而止。

但贪腐行为一旦开了口子，就会肆无忌惮！军官吃空额，克扣军饷，大肆经商，违法犯罪，走私护私，甚至参与令人痛恨的鸦片走私，无所不至。

太平军挥师北上，湖南各地，纷纷糜烂。咸丰皇帝情急之下，诏命为母奔丧的曾国藩帮助地方官员兴办“团练”也就是“民兵”，以保卫乡里。

曾国藩从此墨绖从戎，从咸丰二年底算起，到同治三年六月天京陷落，在与太平军作战中度过了十一年半的戎马生涯。

在曾国藩看来，要挽救这个国家，只有 “赤地立新”，自己动手，练出一支崭新的有战斗力的队伍。

所以，抵达长沙后的第二天，曾国藩就复奏，要在长沙训练一支新的军队。这就是湘军的缘起。

曾国藩深知薄俸制是绿营八旗风气败坏的源头。要保证新军有良好的作风，就要对士兵实行厚饷原则，为湘军的战斗力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湘军陆军正勇每月口粮比绿营马兵口粮多一倍，战兵口粮多三倍，守兵多四倍。湘军士兵多能专心操防，一洗旧军队专意经商的积习。

对于军官，曾国藩更采用高薪养廉政策。湘军一个营官的月银，相当于绿营参将月银的两倍半，为守备的月银六倍。在这样高的薪酬水平下，湘军军官不用刻意贪污，即可发家。

虽然采用厚饷高薪政策，但和低薪制的国家正规军比起来，湘军耗用的军饷数却是很低的。由此可见湘军整体上的军事效率和节约程度。

湘军是朝廷编外部队，军饷主要靠“自筹”，不向中央户部汇报各地军费收支，所有大的收入、支出，都由曾国藩一人负总责，曾国藩对军饷拥有绝对的支配权和极大的财权独立。

如果曾国藩稍有贪念，则十多年军旅生涯，千万军费开销，积累百万资财实在是太轻松的事。

但曾国藩恪守了自己“不靠当官发财”的誓言，也深知廉洁对战斗力之重要，以身作则，对军中廉政建议抓得很紧，带出了一大批廉将。无论高级军官，还是中层和底层小军官，都保持着正派作风。

湘军建立之初，曾国藩对各营开支细项皆要逐项审查，后期因事务繁杂，军队扩充太快难以做到，但一旦发现贪污中饱私囊的行为必严惩不贷，从不姑息。副将杨复成、彭得胜因克扣军饷，曾国藩上奏朝廷“正法”处之。

曾国藩从自身经验总结出，大富之家并非是一个人良好的成长环境，奢侈的生活环境不利于子孙的发展，所以即使曾国藩自己的合法工资，也都用于了军队开支和地方公益事务，他寄回家里的钱，比以前当京官时还要少。

因为未得到皇帝的信任，曾国藩带兵三年，一直未获督抚之权，加上他刚正严厉的作风与地方官员卑鄙下作的品性相厌相克，在各地官场都处处碰壁，用兵、用人、用饷无处不难。

咸丰七年初，他接到了父亲的讣告，未经皇帝批准径直回乡，并在随后的奏折中历数数年来办事之难，要求皇帝给予他明确的权力。没想到咸丰顺水推舟，批准他回家守制三年，实际上即解除了他的兵权。
曾国藩回到了乡下老家，这一年多是曾国藩一生中最痛苦的时期之一，他反复阅读经史及老庄，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自柔出，柔能克刚。”
再出山时，曾国藩如同变了个人。行动做事，由原来的方正，一变而为圆通。改弦易辙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金钱的态度。
从此他治军不再一昧从严，而是宽严相济。开始对部下宽之以“名利”，在金钱上手笔宽松了很多，退回到独善其身的底线。

过去，曾国藩对于湘军劫掠一直是严厉约束的，但再度出山之后，他却开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后期湘军的一个心照不宣的策略，就是以丰厚的战利品为诱饵，去鼓动将士们拼死攻城。

湘军军纪后来的败坏，与曾国藩这种由严到宽的转变有着直接的关系。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以前曾国藩一直在外当官领兵，从未亲手经理家中银钱事务。家居时期他才了解到他领兵在外时，曾家经济上非常困难，父亲和大弟支撑这个家是多么不容易。

因此，在家庭经济上，他同样退到独善其身的底线，不因自己的坚持而牵累兄弟们改善生活的愿望，也不像以前那样一味强调节俭。

再次出山之后，曾国藩对弟弟曾国荃在金钱方面要求比以前大大放松了，不再要求他向自己看齐，不得滥取分毫。

曾国藩的态度转变卸去了曾国荃的羁绳，让他在发财之路上任意驰骋，惠及亲友家族，曾家经济实力增长显著，宅第多次扩建，公祠祀业迅速扩大。到了此时，湘乡曾氏才真正成为湘乡豪门。

对于曾国荃的贪婪，曾国藩也一直没断了敲打、规劝和批评，提醒曾国荃要注意自身声望，因为声望直接关系到一个人在官场中的发展。同时，曾国藩担心乱世之中，露富显财，实为不智之举。不过曾国荃基本上是没怎么听。

天京之役，是湘军最大也是最后的一次发财机会，百战艰辛，都为了这一刻，从上到下，从内到外，一个多月的大烧大杀大抢，每个无名小卒全都发了横财。

经过这场大劫掠，太平天国转移到天京的大量财富，大多都成了湘军的囊中之物。

事实上，曾国荃虽然放纵部下抢掠，但自己在天京之劫中的收获并不是特别巨大。

曾国荃毕竟是曾国藩的弟弟，也以“读书人”自居。虽然对曾国藩的话每多违抗，但如果说他贪婪到不顾名节，丧心病狂，也不可想象。

然而曾国荃不拘小节，做事太拙，太过露财，贻人口实，其贪名早已为湘军上下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