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radish · 主播 | Emma
说到清官，明清两朝最有名的就是海瑞，但是海青天没有入朝更不能入阁，因为他毫无弹性，缺乏治世之才能，在官场上注定处处行不通，只能成为一种摆设，“他是个好人，却没有用处。”
曾国藩不一样，他一生立志“学做圣人”，在无比肮脏的官场中超拔流俗，抵御住了种种诱惑，坚守自己“不靠做官发财”的誓言。但是他“和光同尘”，从不与半合法化的灰色制度为对手，最终成就内圣外王之大业。
“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修德不求报，为文不求传。”——曾国藩
各位书友，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共读第三章《京官曾国藩的经济生活》，在开始共读之前，请大家思考三个问题：
1.京官的主要开销有哪些方面？
2.曾国藩是否遵守官场潜规则？有没有过灰色收入？
3.曾国藩身后留没留下巨额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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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理学里，最常见的就是把一个人的个性和生存状态和他的原生家庭联系起来，因为原生家庭会带给孩子最初的为人处世，也是他们认识这个世界的第一个途径，父母的言传身教更是决定了早期教育的百分之九十九。
曾国藩出生于小地主家庭，一家都勤奋刻苦，节俭异常，全家上下都有一种奋斗向上的心气。曾国藩和弟弟们课余时间常干零活，为了补贴家用，几兄弟还到集市上卖过菜，到采石场帮人推过运碑车。

闭塞山乡的农家生活，对曾国藩一生影响十分深重。其一生超乎常人的吃苦精神、克勤克俭的生活作风、百折不回的进取精神，都与此种家风的陶冶密切相关。
在传统社会，只有读书做官，才能使家业真正坚如磐石。湘乡曾氏一族社会地位很低，明清两朝五百年来没有出过一个秀才。祖父曾玉屏高瞻远瞩地下决心供孩子读书。
小地主家庭的经济条件给曾国藩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教育环境，他在祖父和父亲的督促下埋头苦读，终于，二十七岁的曾国藩成为湘乡曾氏数百年来的首名进士，随后被授翰林院庶吉士。
新科进士曾国藩点了翰林之后，他请假一年充分休息，就和我们高考完了撕模拟卷差不多意思吧。
不过更重要的是，新科进士衣锦还乡，光宗耀祖，需要四处拜客，借此收受贺礼，包括自己的亲戚故旧，各地家族族人，各县官员和著名乡绅，还有经商的湘乡老板们。
根据记载，总计曾国藩所有拜客收入，在两千两以上，合成今天的人民币，可达三十六万元。
清代官僚制度和今天有很大不同，当京官之初，是一件赔钱的买卖。
首先，传统时代交通不便，进京当官，需要雇车雇马，花掉一笔很大的路费，这笔钱国家不给报销。
其次，翰林等官员工资很低，清政府不但不提供住房和公车，不报销公款吃喝，甚至连官服都要官员们自己购置。
两千两拜客馈赠，对曾国藩来说，作为将来京官生活的预备也仍然不甚充足，所以曾国藩还主动向他人借钱，同时“干预地方公事”，因为调解成功后会获得相当丰厚的酬谢。
必须说，入京为官以前的曾国藩，从气质到观念，与其他庸鄙的乡下读书人并无本质不同。
湖南乡下长大的他，想的只是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如果不是经过日后的一番脱胎换骨，他不免也是晚清官场一名和光同尘的庸员而已。
“
想起前段时间热播热议的《人民的名义》，祁同伟引起了广泛讨论，似乎他的原生家庭连同整个世界都对不起他。
其实在人格养成中，主观动能性的作用非常巨大，原生家庭对自身的影响，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都不足以决定未来的成长和发展。
没有100%完美的原生家庭，只有你自己才能决定你是什么样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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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仕途顺利，但曾国藩翰林生涯的经济状况始终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窘”。借贷和哭穷一直是他在翰林院中经济生活的主旋律。
身为朝廷命官，住宅须配得上官制威仪。初为京官的前两年，曾国藩一年房租就要一百六十两银子，用去全部薪水还不够。而在此之后，曾国藩又多次更换住房，越换越大越体面也越贵。
曾国藩到京不久，家眷入都，生儿育女，人口日繁，仆妇日增，生活日用也是不小的支出。
京官社交多，几乎是日日聚宴，请客和回请，都是官场必有套路。曾国藩生性喜交游，也有意识地将结交朋友作为在士林中树立自己良好形象的途径之一，在交往上所花的精力和金钱不菲。
除此之外，翰林们经常需要出入宫廷，衣服必须体面。身为文人，文化消费自然也不少。交通费压力也十分沉重，仅坐车坐轿一项，就为数甚巨。
曾国藩入京为官之初，一年赤字为三百多两白银。
谈起晚清的官场腐败，清代京官与外官的收入有天壤之别，因为京官只有死工资，而外官们在地方上有大量灰色收入。
外官需要建立在中央的关系网，所以每次进京，都要给京官们送点礼，名为“冰敬”（孝敬夏天买冰消暑的钱）、“炭敬”（冬天烧炭的取暖费）、“别敬”（离别京城时的“分手礼”），如果遇到年节，还要送“年敬”、“节敬”。
曾国藩做京官的最初两年，基本就是靠在家乡拜客及借款的积余生活。家中带来的银子终于花光，外官馈赠又少，他开始面临借钱问题，借款额最高时达一千多两。
因为交游广泛，为人仗义，曾国藩在自己捉襟见肘之时，仍然大量借钱给他人。
当然，京官们的生活也不是毫无希望。京官特别是翰林们有一个摆脱贫困的管道，那就是被派到外地办理公务。在出差过程中，往往会得到大量的“灰色收入”，发一笔小小的横财。
翰林们最容易得到的差使是国家很重视的乡试主考。
主考官待遇颇厚，乡试结束时，地方官场要送给主考官员往往高达数千两的“辛苦费”，此外还有中举者的贽敬等收入。而且成为主考，既是一种荣誉，又可成为这些举人的“座师”，收获丰厚的潜在人脉。
曾国藩在他经济极度紧张的时候，获得了四川乡试正考官的派遣，此行收入大量衣料和其他四川特产之外，还有白银六千两左右。
这笔收入虽然用今天的财政标准衡量是灰色的，实际上在当时却是公开的、合法的。
因为筹不起路费，曾国藩任职京官后，从未回过家乡。咸丰二年六月十二日，皇帝命曾国藩充任江西主考，曾国藩谢恩折中奏请乡试结束后顺便回家省亲。
不料曾国藩行至安徽时，忽然接到母亲去世的讣告，曾国藩虽五内俱催，但依然赶到江西再转湖南，表明他是在江西主考任内中途守制，收到江西省城奠金千两，解决了办理丧事及京师家属回南所需的大笔费用。
随着曾国藩抵达湖南，江西主考官收入落空，他的京官生涯正式宣告结束。当年在京所欠债务，多年之后才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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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官员入仕所带来的直接经济收益十分有限，但边际效益却非常巨大，包括筹资能力的增长、陋规等灰色收入以及利用权势干预地方事务所获报酬。
不过边际效益的开掘受诸多条件的制约：个人操守、官运、个人及亲属的办事能力等，因此官员入仕所带来的间接经济收益具有极大的弹性空间。
曾家后来经济彻底翻身，是因为他的弟弟曾国潢“生财有道”，有了曾国藩这个靠山，历任地方官对曾国潢都毕恭毕敬，“曾四老爷”朋友多，能办事，调节纠纷，打点官府，在地方上一呼百应，甚至有人请他入干股。
虽然曾国藩对曾国潢在地方事务中过于活跃十分不满，一再去信告诫，曾四老爷却不为所动，因为这是老曾家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了。
如果不选择做清官，曾国藩其实是有大笔发财的机会的，但是他只给人办过些许规则允许的小事，“清”得货真价实，问心无愧。
在现存材料中，我们找不到曾国藩把任何一分公款装入自己腰包的记录。他终生生活俭朴，及至身后，他只剩下两万两存银，在晚清时代确实算得上相当清廉。
但另一方面，曾国藩终生对官场的明规则和潜规则都十分尊重，礼数周到。晚年成为总督后，和当时的大部分官员一样，他请客送礼，很多时候用的也是公款。
现实生活中，在黑与白之间，有各种程度的灰。
简单的鱼死网破玉石俱焚并不是真正的英明勇敢，而能够等待与忍耐，学会理解与牺牲，懂得宽容和谦逊，才是一种更了不起的力量，我们称之为“妥协的力量”！
善于与不合理的现状妥协，推动曾国藩一生绕过多重障碍，直达自己的最终目标。
“清高太过则伤仁，和顺太过则伤义，是以贵中道也。”——曾国藩

主播简介
Emma，现居美国盐湖城，膝下一儿一女。家庭主妇的身加颗残存的文艺心。宅女一枚，热爱烘焙烹饪，热爱独立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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