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读】曾国藩：你的低谷期，藏着你的贵人

7月3日，美国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在儿子的中学毕业典礼上进行了致辞。和普通的祝福毕业生前程似锦一帆风顺不同，罗伯茨说到：

“我希望你们在未来岁月中，不时遭遇不公对待，这样才会理解公正的价值所在。”

“愿你们偶尔运气不佳，这样才会意识到机遇在人生中的地位，进而理解你们的成功并非命中注定，别人的失败也不是天经地义。”

这当然不是说大法官希望儿子遭遇痛苦和打击，而是这些失败、不公、背叛、倒霉、孤独…都是成长道路上无法绕过的坑。所以，这是一位父亲的用心良苦，更是一位成功的政治家的肺腑之言。

苦难，降临时有着相同的任性和残酷，一视同仁毫不留情，但是结局却可以大相径庭，春风化雨还是雷霆万钧，一切取决于你对待苦难的态度。

同样，读了那么多历史故事，我们不难发现，即使平步青云叱咤风云，也不是纯粹的顺风顺水。

举凡成大事者，“成”，并非没有遭遇过苦难，而是懂得在跌倒的地方爬起来，并且提醒自己，前途艰险，要奋力前行，且行且珍重。

“受挫受辱之时，务须咬牙励志，蓄其气而长其智。”—曾国藩

各位书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要共读的是《曾国藩的正面和侧面》的序言《从细节中发现的曾国藩》。在开始共读之前，请大家问自己三个问题：

1. 曾国藩仕途成功的最重要原因是什么？

2. 曾国藩是一个清官吗？

3. 为什么曾国藩会从中青年的意气风发到晚年的全面悲观？

曾国藩做官非常成功。他从一介书生起家，创建军队，统率群雄，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他一生出将入相，没有大的跌挫，在传统官场上像他这样成功者并不多见。

然而翻开历史，我们会发现，曾国藩也不是一个上帝的宠儿，他的人生跌宕起伏，很多时候甚至说不上“好命”。

首先，在科举决定命运的时代，我们要很遗憾的说，曾国藩不算是块读书的料。

曾国藩从十四岁起参加县试，前后考了七次，到二十三岁才考上秀才，而且还是个倒数第二名。

且不说前朝最伟大的政治家张居正，5岁识字，7岁能通六经大义，12岁考中秀才，13岁参加乡试，16岁中举人，23岁中进士。就是同朝同期，小他一岁的左宗棠，十四岁参加湘阴县试，名列第一。李鸿章也是十七岁即中秀才。比曾、左、李稍晚的梁启超更是十一岁中秀才，十六岁中举人。

所以，曾国藩还真谈不上天资聪颖机敏过人。他自己也说：“余性鲁钝，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读不能终一行。他人顷刻立办者，余或沉吟数时不能了。”

“鲁钝”的曾国藩，却有着不凡的做官本领，他深通官场韬略，官场功夫如同太极高手，善于化解种种难题于无形之中。

所以，古往今来都一样，考试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起跑的速度并不决定最后的结局。曾国藩让人叹服的官场无影手，大半来自磨炼。

既然说磨练，就自然说明曾国藩的官途也不是那么得心应手、左右逢源、无往不利。不跌几个跟斗，怎么知道在仰望星空的时候也留意脚下的坑？

曾国藩早年是一个典型的愤青。单线思维、唯我独革、愤世嫉俗、矫激傲岸。做起事来手段单一、风格强硬、纯刚至猛、一往无前。

这样的个性听起来倒是挺爽利痛快，可是在残酷的权力斗争中，这些全部都是彻彻底底的贬义词！

曾国藩所处的晚清时代，官场非常腐败，军队极端腐朽，国家军队已经无法平定大难。因此他自创湘军，领兵征战，战功彪炳。可是曾国藩不谙为官之道，过于憨直急切，不讲究方式方法，于上于下都屡屡树敌。

于是，在太平军的势力日渐消退的时候，借由曾国藩父亲去世，咸丰皇帝顺水推舟，批准他回家守制三年，实际上即解除了他的兵权。

这当头一棒差点把曾国藩打昏。他万没料到苦战数年，功高劳苦竟是这样一个结果。这对于一心建功立业并为此鞠躬尽瘁的他是一个极大的打击！

站上巅峰又落入谷底，这时候，命运嬉笑怒骂看的就是你的反应速度和态度，你是一蹶不振还是置于死地而后生，才是真正决定成败的选择。

必须说，苦难本身确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苦难也并不意味着能将你的世界再镀一层金。

但是，在面对苦难劈头盖脸毫不留情的碾压折磨之后，还可以站起来，带着伤痛迷茫依然不忘初心的坚韧，保持越挫越勇愈久弥坚的斗志，这才是苦难的意义。

苦难没有价值，但是没被苦难打败的你，有价值。

经过一年多的乡居，再出山时，曾国藩如同变了个人。他斩关夺隘，没有被挫折打垮，反而本领大长。行动做事，由原来的方正，一变而为圆通。

咸丰八年，由于战局重又紧张，皇帝不得不重新起用曾国藩。

他不再锋芒毕露，而是世故圆滑，以他人的私心私利为自己所用，大刚若柔，大智若愚，这套儒道融揉的老练神鬼莫测的神态在官场上如鱼得水，从此他用人备饷比以前大为顺利。

所以，“老奸巨猾”、“圆滑世故”这些词尽管不是什么褒义词，但是很多时候，也没有那么坏。这也是要对历史人物，有着“理解的同情”的重要性。

曾国藩做官成功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善于研究历史经验。

曾国藩特别爱读历史书、哲学书，至少五次通读《易经》。他从这部古老的经典中读出了辩证法，读出了大量为人处世的道理，这些都对他在官场上的姿态产生了深刻影响。

“未经自省的人生没有意义”，这是苏格拉底的名言，也是曾国藩致胜的关键。

在对待金钱上，曾国藩的态度也很独特。

一方面，曾国藩没有把一分钱纳入私囊，他甚至不允许在总督府内雇佣太多的仆人，要求自己的女眷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做家务活。

另一方面，曾国藩也深谙官场规矩，接受宴请，也大方回请，晚年每年还要给京官送冰敬、炭敬，总数达几千两白银。

曾国藩说：“尤不愿得清官之名”，就是说他不想让别人认为自己是一个清官。

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我们要端正的一个历史态度：清官不一定是能臣。最典型的例子参见明朝海瑞，至清无鱼，是个好人（个人妻妾道德生活不提），但没什么用。

朝野上下都明白，即使海瑞官至二品大员，皇上和内阁也不过是把他当门神辟邪，没指望海瑞能真正的治国平天下。

所以，海瑞的清廉是无效的，是死板的，是不合情理的。

曾国藩当然不是这样的愣头青，他明白，和光同尘才是真正的手段，要尊重官场的明规则和潜规则，缓和和官场的冲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各方面的资源，才能为社会办一些大的事情。

所以曾国藩是一个内清而外浊、内方而外圆的一个非典型的清官。

曾国藩以镇压太平天国起家，建立湘军武装，平定农民起义，挽救清王朝于倒悬危亡之时。
他以理学带兵，以引荐提携科场和官场不得意而有经世之才者为己任，因他保举而出将入相、官至总督巡抚尚书侍郎提督者达数十人之多。其中著名者，包括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丁日昌、曾国荃等等，皆在历史的车道上碾下了自己的辙痕。
曾国藩坚韧持重，交友如云，必要时运用权术，对部下要求严格，同时以诚为本，他的圆融以质朴刚正为基础，立功、立德、立言，曾国藩全做到了。
曾国藩一生功业都是在传统文化的支撑下完成的。以天下为己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艰难困苦中奋力挣挫。
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大儒，曾国藩对儒学身体力行，造诣很深，其家书语录，更让直到今天的普通人受益不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