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中兴第一名臣”，十年七迁，平步青云，从普通进士迅速成为副部级官员，创建湘军，严肃军纪，挽大厦于将倾，成为平定太平天国之乱的中流砥柱。
然而，“一帆风顺”永远只能是美好的祝愿，暴击才是人生无处可逃的常态。曾国藩做京官时，为京师人人唾骂，练湘军时，差点儿被军痞所伤，建功立业最佳时机，又被剥夺军权。
很多人认为，“受到的暴击越多，人的道德水准就越低”，“在暴击中学会的技能，往往都是不需要的技能”。如果是这样，曾国藩的人生那简直就是既无用又无赖。
究竟是什么成就了“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的曾国藩？一蹶不振和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最重要区别在哪里？
“受挫受辱之时，务须咬牙励志，蓄其气而长其智。”—曾国藩
各位书友大家早上好，今天我们要共读的是《曾国藩的正面和侧面》的序言《曾国藩一生的五次耻辱》。在开始共读之前，请大家问自己三个问题：
1. 为什么曾国藩的京官生涯会困难重重以惨淡收场？
2. 为什么治军有道重创太平天国后，曾国藩反而被剥夺了军权？
3. 曾国藩从方正到圆融，如何评价他的道德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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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时代，位极人臣一般都是金光闪闪的学霸，以明朝内阁首辅为例，我们随便说几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商辂，明朝三百年间第二个三元及第（同时获得解元、会元、状元）的学神！历经三朝不倒的杨廷和，12岁中举人，19岁三甲进士庶吉士！张居正的老师徐阶，20岁就中探花，张居正自己从小就是神童，张居正的继任者申时行，状元及第，一代帝师。
无论史书还是民间都不忘对这些治世能臣当年的科举成绩津津乐道，因为我们中国人看重这事儿啊！这都2017年了，高考一发榜，各省状元还不是一样要刷爆朋友圈！
所以，青少年时代的曾国藩，确实感到了生活的满满恶意。
考秀才五次不第就算了，第六次好不容易考中了一半，也就是所谓的“佾生”，（没达到秀才分数线，但成绩也没差几分，所以就选取充任孔庙中祭礼乐舞的人员，下次考试可免县试、府试，只参加院试即可）还被省教育厅长（学台）在大庭广众之下悬牌批责 “文理太浅”！
谁能想到，这平生第一大辱居然成了曾国藩一生功名的开场锣！学了十几年也没有学通的曾国藩，突然醍醐灌顶，突破了僵化文笔思路，文理大进！转过年来，二十三岁的曾国藩同学第七次参加考试，终于中了秀才！又一年，他就中了举人，又四年，中进士，点翰林，从此飞黄腾达，完美逆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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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晚期，内忧外患，鸦片战争，吏治腐败，帝国千疮百孔摇摇欲坠，而政客们却燕巢幕上，安之若素，该混就混，该捞就捞。
这种污浊混沌的官场风气，让曾国藩感觉喘不过气来，他对大部分同僚十分看不起，同时又愤懑无奈，觉得自己所作所为于国于民并无大益，意兴阑珊，郁郁寡欢。
终于，道光三十年正月，道光皇帝去世，年方二十、血气方刚的咸丰帝登基，下诏“求言”。
曾国藩心情激奋，上了一道《应诏陈言疏》，痛斥当时的“以畏葸为惧，以柔靡为恭”的官场作风，建议皇帝举行“日讲”，加强学习，扭转官场的泄沓之风，同时改革官员选拔办法，使进取之员有机会脱颖而出。

新皇帝对曾国藩大为赞赏，命令他详细解释“日讲”建议。于是曾国藩精心准备讲稿，并且画了一张解释讲堂布局的图表，不过他本不擅画，这张图画得相当难看。
说到底，这图画得好不好看根本就是一件小事，曾同学又不是艺考生，前十六七年都一门心思应试教育了，没注意艺术素质教育也情有可原。
但是谁让你曾国藩风头太盛、锋芒太露？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你的奏折中把京官描写得如此不堪，结果这丑爆了的图就是你的才华？
虽然当时没有微信朋友圈，但是坏事传千里是一样的，讲稿在九卿中传阅之后，曾国藩的热血和诚意根本没人看见，整个北京官场都在讥笑他“画图太陋”，令他无地自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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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元年，太平军起，清军无能，太平军长驱直入。
曾国藩多次尽忠竭智上疏，呼吁咸丰彻底改革，结果赤胆忠心没溅起任何水花。在强烈的责任感支配下，曾国藩终于苦口直谏，痛斥咸丰：小事精明，大事糊涂；表面鼓励大家进言，结果所有提议却没有一项落实；刚愎自用，饰非拒谏，出尔反尔，自食其言。
这不是以骂皇帝为荣的前朝大明，清代体制威严，君臣之分，凛若天渊，大臣们给皇帝的文字，字斟句酌，务为恭顺，极少谏诤之语。
所以被曾国藩这一骂，咸丰盛怒，在大臣们的劝谏下，没把曾国藩抓起来就算是很克制了，但依然长篇上谕，哓哓置辩，针锋相对地驳回了曾国藩的主要指责。
与此同时，愤青曾国藩立场坚定的与贪赃枉法的权贵和避重就轻的高官针锋相对，打破了“官官相护”的潜规则，把自己在京城的人际关系网撕开一大条裂口，成为官场上的异类。
于是，咸丰二年，曾国藩几乎成了京师人人唾骂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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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二年，太平军挥师北上，湖南各地会党、土匪势力不断发难。咸丰皇帝情急之下，诏命在乡下老家为母亲守孝的曾国藩帮助地方官员兴办“团练”，以保卫乡里。
乱世重典，曾国藩命令，凡有地方土匪、流氓、抢劫犯被抓获，不必经过州县，稍加讯问，立即结案。处理方法三选一：立刻砍头，活活打死，施以残酷的鞭刑。
社会秩序迅速安定下来，同时，曾国藩深知，大清国家军队无能，要治本必须自己动手，练出一支崭新的有战斗力的队伍。
曾国藩一心为国，可是，他不尊重行政程序，视湖南通省官员如无物，一不要钱，二不要利，半年里办的事，超过了湖南几十年的工作成绩。这就触犯了官场潜规则，别人的面子往哪里摆？
就像《明朝那些事儿》里说的一样：“观点斗争是假的，方向斗争也是假的，只有权利斗争才是真的。”
没有灵魂、没有“天良”、没有精神力量的绿营军，窝里斗倒是一把好手，经常借故与曾国藩招募的湘勇发生械斗。
八月初四，湖南提督鲍起豹的卫队又寻衅攻打湘勇，双方各有负伤。更离谱的是，绿营兵竟然冲入曾国藩公馆，连伤了他的几个随从，连曾国藩自己都差点挨刀！
堂堂副部级官员，差点让闹事的兵痞杀了！一时间，满城都是对曾国藩的讥笑之声。
咸丰三年八月，曾国藩带着“长沙之辱”到达衡阳。没有办公场所，没有名正言顺的职权，没有经验，没人帮忙，没有制度保障，没有军饷来源！
曾国藩赤手空拳，四处劝捐筹饷，他殚精竭虑集思广益，认真思考绿营兵种种弊端之原因，创造了许多崭新的军事原则，以“忠义”为军队注入灵魂和良心。吃尽了千辛万苦，曾国藩终于练成了一支一万七千人的队伍！
咸丰四年四月湘潭之战中，湘军水陆不足万人，与三万之众的太平军作殊死战，十战十捷，以少胜多，歼灭太平军万余人。这是太平军兴以来清军取得的唯一一次重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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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力挽狂澜，成了滔滔天下的中流砥柱。可是大清王朝各省的实权掌握在总督和巡抚们的手中，战功彪炳的曾国藩没有实权，湘军与清王朝体制上的矛盾仍然没有理顺，曾国藩的处境仍然十分艰难。
目光短浅的咸丰以前只知曾国藩胆子大，敢于撄皇帝之逆鳞，这次才知道此人本领大，振臂一呼，就集兵数万，所向披靡。如果他打败了太平军后反戈朝廷，那岂不是比太平军还难对付？即使他不反戈，但由汉人立下拯救王朝之全功，以后满洲八旗的威信何在？
适值此时天京内讧之后，太平军内部分裂，势力大衰，看起来已经指日可平，有没有曾国藩好像也没有大碍。于是咸丰顺水推舟，批准了曾国藩为过世的父亲在家守制三年，实际上解除了他的兵权。
这当头一棒差点把曾国藩打昏。建立不世大勋的千载难逢之良机眼睁睁地从自己眼前溜走了。
人算不如天算。天京内讧之后，太平天国势力又回光返照，攻破了清军江南江北大营。咸丰八年皇帝不得不重新起用曾国藩。大喜过望的曾国藩再不提任何条件，立刻出山。
曾国藩的朋友们惊讶地发现，曾国藩变了，变得他们几乎不认识了。
此前他“众人皆醉我独醒”，现在他努力包容那些丑陋的官场生存者。他不再直言不讳，不再仅凭忠义相激就令部下出生入死。他懂得了“同流合污”，宽严相济，诱之以“名”，笼之以“利”，网罗天下英才。
为什么这一年多的乡居，会让曾国藩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如此重大的转变？
生活毫不留情的暴击，弱者一蹶不振，强者大悔大悟。此时的曾国藩，拥有了一种全新的能力：共情。
他详读老子圣人言，反思自己的过往种种，自己在官场之上一再碰壁，不光是皇帝小心眼，大臣多私心。自己的个性、脾气、气质、风格上的诸多缺陷，太自傲、太急切、一味蛮干、一味刚强，也是重要原因。
那些他以前所看不起的虚伪、麻木、圆滑、机诈，是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必须手段。只有必要时和光同尘，圆滑柔软，才能顺利通过一个个困难的隘口。只有海纳百川，藏污纳垢，才能调动各方面的力量，达到胜利的彼岸。
“大柔非柔，至刚无刚”
曾国藩终于在与世界的战斗中变得圆融了。他在与世界的一次次冲突中斩关夺隘，终于伸缩如意，本领大长。他不再认为通过雷霆手段，能迅速达到目的。他相信只有通过浸润之功，日将月就，才能实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
“志之所向，金石为开，谁能御之？”在生活无情的暴击之下，不忘初心，既往不恋，当下不杂，未来不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刚自柔出，柔能克刚。这样的曾国藩，终于所向披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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