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十娘｜我美国“二舅二姨”的孙子女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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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坚妮

编辑｜渡十娘

作者简介

坚妮：广东人，一直以来从事双语文学写作和翻译，在中英文杂志报刊以坚妮笔名发表中、短篇小说、散文，杂文，出版有翻译著作，短篇小说集和杂文专著，多篇短篇小说被国内出版社收入海外作家文丛和留学生文学选著，并长期在香港《明报月刊》和《财新》等报刊杂志发表杂文随笔。

上篇写了我的美国“二舅二姨”们，下篇来写一下他们在首都生活的孙子孙女们。

美国首都的名称是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这个特区把首都居民的国会代表权给特掉了，纳税人交了税却没有人在国会里面替他们说话，很不爽，每年都举牌抗议说， “要我纳税却不给我代表权！” 那么首都人的市政和福利费用出自谁的荷包呢？出自全国人民的荷包 ——由联邦政府拨款给首都人。

根据我所接触到的首都市政府各项福利设施，其实还是很齐全的，用大荷包里面的钱也未必不好。比如说，首都居民高中毕业的孩子到美国任何的州立大学读书都是联邦政府给钱，不像各州的孩子出州就没有州的补贴。首都公立学校的小学还有学前班，孩子四岁就可以进公立学校系统上学，这是附近几州的公立学校没有的好事。我二十年前每个月花一千块钱送儿子上幼儿园，突然有人告诉我，首都居民四岁就可以免费上公立学校的学前班，我赶紧去给他报名，他的生日是一年最后的一天，居然也可以入学，不像城外的学校入学生日截止日是8月31日。结果他3岁零9个月就“上了小学”，给我这单亲妈妈每月省下1千美元。所以当时我这个首都居民觉得国会没有代表权也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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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为什么首都的公立学校有这么好的事情？因为首都居民穷人多，穷女人要在出去工作和带孩子之间权衡收入支出利弊，五、六块钱小时工资挣下来的钱还不够给托儿所，不如就呆在家里带孩子，或者吃救济。政府让她们可以早一年把孩子送到学校去，她们就早一点可以出来工作。学前班一个老师带一个助手专门对付十来个孩子，孩子得到很好的照顾，也学到东西，不比幼儿园差，甚至更好。

我上篇文提过，首都政府给华人、越南人、韩国人、西班牙语裔和埃塞俄比亚人这五个族裔提供翻译服务，因为他们的人口比例达到某个数量（好像是超过总人口4%）。我替首都政府各机构做过的翻译服务，从业主租户纠纷，人口普查，唐人街改造，福利救济发放，各种公听，学区活动，甚至幼儿心理辅导，火灾搬迁，选举，你想得出想不出的事情，政府都要去关照和解决。今天就来说说我给首都公立学校做过的服务。

忘记是那年开始的，首都公立学校的心理服务中心会来找我去提供翻译服务。我来到市区一所小学，学校的行政人员把我带到一个房间，和服务中心派来的一位心理评估师一起，对一个孩子进行评估。这些孩子通常都是学前班Pre-K（四岁）和幼儿班K（五岁）的华人儿童，学校老师认为他们有心理问题或者对他们的智力有怀疑，上报给心理服务中心，中心就派人来对他们进行评估，中心支付给评估师和翻译费用，每次不下一千元。这些孩子都是新移民的孩子，父母多半来自福建或者广东，他们的父母把他们生下来没有多久，就送回去老家给祖母带；有的祖父祖母虽然也来了美国，但是在家不说英文，所以孩子到了上学年龄，还是只会家乡话。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需要一个华语翻译到场。因为我除了普通话，还懂广东话，广东话里面的台山话客家话和潮州话也能听懂一些，所以他们喜欢找我。

这些小华人在爷爷奶奶公公婆婆家里养尊处优数年，突然被扔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老师么，不仅肤色眉毛头发衣着各型各色，有的大胸脯大嗓门，有的干瘪严肃但是还要细声细语貌似很慈祥，看得眼花缭乱触目惊心，又听不懂她们说什么，所以多数用沉默和怀疑的眼光保护自己幼小的身体和灵魂。每次看到一付这样的小脸和神情，我是又好笑来又心疼。我的钱包里放着我儿子一张小baby 时候的照片和一张上小学后的照片，我每次就先拿出来给这些小朋友看，用普通话和各种方言说这是我家的小哥哥。这一招多半灵，他们脸上戒备的神情不是马上松弛下来，就是露出笑脸，还会往我这边靠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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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师多半都是学过儿童心理学或者教育学的有证人士，不过她们（都是女的）要按照官方的统一评估程序和办法，包括使用类似的官定评估材料。开始先看小朋友能否说出自己的名字和年龄，然后看图对话。这些孩子多半能用英文说出自己的名字，年龄么，有时会用中文说，有时不会。我的任务是当他们听不懂英文或者不回答的时候，就用中文问一遍，再把中文的回答翻译给评估师。看图回答问题，这些图都是孩子生活里面会碰到的人和事以及各种用品，比如貌似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兄弟姐妹的图像，街上的景色，吃饭和日常生活的用具。进入到这一步，能用英文回答的孩子非常少，表现也因人而异，这时就暴露出一个文化差异问题，我的介入，有时会冒犯评估师，有时得到评估师的赞赏，又是一个因人而异。

比如说，每个评估师每次都会拿出吃饭的家伙，碟子, 刀, 叉, 三明治。小华人这时多半傻眼了，这什么玩意呢? 连中文叫什么都说不出，还怎么能回答你用来干什么的问题？因为评估师要在每个问题后面给小华人打分写评语，我跟评估师解释说，他们在家用筷子夹菜，汤杓喝稀饭，碗装饭菜，饭桌上不会摆刀叉碟子。评估师多半会说，”really?” 真的吗？然后记下我的解释，甚至谢谢我，我也碰过一个叫我住嘴，说不需要听我的解释。同是非裔，从小来自非洲的评估师就说这种文化差异没有被编写进资料太不应该，她要去反映纠正，而且她以后经常点名要我去配合她。每次人家说推广多元文化是“白左”的政治正确，我就举这个例子，为什么同是非裔，有多元文化背景的就能理解这个孩子的处境，而在单一文化里面长大的，就会有偏见？多元文化是希望人们能接受和了解跟自己背景不同的人，和平共处，不要动不动就弓张剑拔，阶级斗争，跟肤色种族和政治正确没有关系。

我见过的孩子几乎没有一个让我觉得是智力有问题，多半都是对新环境不适应和不懂语言的反应：有抗拒不合作的，故意捣乱的，很努力配合的，无非都是孩子的天性，所以我也尽量要评估师能了解他们跟说英语家庭出来孩子的区别，因为只要是语言障碍，无非就是给他们加强英文，上ESL，别把他们当智力有问题的孩子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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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小男孩，他回答问题用不同的方言，而且想象力天马行空，给他看一张小婴儿的图，他说是“鬼鬼”，还做出各种丑态；看老人家，他说是“坏蛋”，总之对每一个物件，他都用自己的想象回答，而且因为他不断地变换语言，一脸调皮相，我也搞不清楚是他在捣乱胡扯，还是我没有听懂他的方言。最后我缴枪投降，跟评估师说我们需要跟他家长通话，搞清楚他在说什么。电话打到他父亲工作的餐馆，我问他，他们家说什么中国话，他是福建人，外母是广东人，他和太太说普通话，小男孩在福建的爷爷奶奶家和广东的外公外婆家都住过，所以跟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语言，然后是他刚刚得了个妹妹。我问他，在家小男孩管妹妹叫什么，父亲说，妹妹啊（普通话）。我说没有别的称呼吗？他说没有。我问福建话妹妹怎么说？妹妹啊。我问他小男孩喜欢妹妹吗？他说喜欢啊，不过妹妹整天哭，晚上大家都睡不好。

显然，这是个高智商的孩子，被父母到处扔，从出生就要应付福建广东美国三个地方的语言文化和家长权威，终于回到父母身边还要接受一个一天到晚只会哭闹的臭哄哄的小妹妹，他知道自己心理调节，调动所有的词汇编出故事来回答你们。连评估师听完都感叹说，这小孩子厉害，四种语言混着说。

我也服务过一个八岁的女孩，读三年纪，在家讲粤语，学校想搞清楚她是智力有问题还是有语言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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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Why do we use seatbelt in a car? （为什么我们在车里使用安全带）她能听英文,也能用英文回答:因为危险。但是当问到“是什么样的危险”？她就无法回答，我用中文问她, 她也说不出来。因为不能提示，所以我无法知道她是没有见过车祸，还是没有人跟她说过不绑安全带会出车祸，所以没有常识，总之这个问题留待评估师根据书本上的标准来确认一个八岁的孩子如果回答不出是属于智力还是常识问题，至少我们知道不是语言问题。

下面又问了她两个问题：

你能讲出山和湖的共同之处？

问题：What is the similarity between a mountain and a lake? （山和湖有什么相似的地方？）。我当时就想，没有相似的地方，那么是否应该回答没有？还是应该回答都属于大自然？结果她回答不出，连单字“湖”的中文意思也不懂。那么是这个女孩从来没见见过湖？不知道江河湖海的区别？她也说不出诗人和画家的相似之处，不知道“服从”， “移民”，“版权”，“制服”，Mimic（模仿）, fable（寓言）, migrate（迁移）, advisory（对手）, afflict（折磨）, strenuous （费力），所有这些词的中英文她都说不出来是什么意思, 我也不明白她是不会用比喻和换一个方式解释这些词，还是没有组织语言的能力，或者生活里从来没有人教过她。总之，评估师不会告诉我她的看法和结论，我的儿子那时也过了八岁的年纪，无法在他身上实践对比。我甚至怀疑我自己八岁的时候能对付所有的这些问题，有些中国家长看到这里可能会说，我的孩子肯定都能回答这些问题。

我服务的这些孩子的父母，几乎都是中国出来的新移民，他们的文化水平本来就不高，来到美国还要打工，多数做餐馆，从中午进餐馆到半夜才回家，没有时间照顾孩子，交给老人，送回乡下，他们能有多少时间陪孩子认字启蒙？更何况他们自己也不懂英文，能早早交给学校管教，就是最大的解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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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学校都有给英文是第二外语的学生设置辅导，新生入学有测试，如果老师觉得这个学生需要辅导，会征求家长意见。总之，是保证用最合适每个孩子的方式帮助他们。这些费用，都是政府出，每次不同的执政党控制政府（联邦和州），都会调整（民主党加和保，共和党砍和减）教育费用，这些辅助性的服务，往往是最先被砍的项目。我服务的心理中心是由首都市政府下面的教育局拨款，因为首都市政府基本是民主党控制，所以这项服务几乎没有被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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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学校还有专人给那些智力有残障或者身体有残障的学生提供服务，我常去给小华人当翻译的一间学校里面，这些特供“学生经常在我们做评估旁边的课室活动，有些孩子也认识我，我经过就要拉我说话。他们都有专人跟随，实际上就是政府承担了家长白天照顾孩子的任务，好让家长白天出去工作。我后来搬到维州，我们镇的教委有一次开公听会讨论预算，我才知道这些有特殊需要的孩子每个每年需要我们纳税人比普通孩子多支付四到五万美元的费用，而且学校不能拒绝接受他们。

美国有大量的私立学校，我所认识的有钱人，多半都会送孩子上私立学校，哪怕没有钱，如果是给国际组织（世行之类）供职，也可以用公司组织的福利让孩子上私立学校，还有人让孩子去申请私立学校的奖学金，因为私立学校都会有些慈善名额给供不起的家长，只要学生保证成绩优秀，就可以免费读下去。我没有教过私立学校，私立学校也没有找过我去提供翻译服务，所以我的经验只局限于“二舅“的孙子孙女们，也只限于我在首都华盛顿公立学校的所见所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