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战争、核危机、社交媒体、取消主义——后现代与现代、前现代冲突

“当美国白人青年在为BLM（黑命贵）运动街头流血时，俄罗斯年轻人在为泛斯拉夫主义去乌克兰战斗。这是后现代，与现代、前现代的两个世界。”

简单的说，后现代就是全球化、女权主义、性别议题、气候议题、黑命贵、反资本，乃至派生出来的过度政治正确、觉醒主义（wokisme）、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现代则是，民主与专制、意识形态对立、民族独立、冷战、核战争；前现代则是宗教、疆界、君主、民族扩张、圣战。

一、俄罗斯的前现代自负

很多中国人知道索尔仁尼琴，他写的《古拉格群岛》，成为苏联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的象征之物。“古拉格”并不真的存在，而是苏联“劳改营管理总局”的缩写发音为“古拉格”。索尔仁尼琴比喻说，如果整个苏联是一个海洋，那么到处可见的劳改营（古拉格）已形成“群岛”。

然而，作为一个国民性作家，索尔仁尼琴呼吁恢复大俄罗斯版图，兼并乌克兰和哈萨克，或至少“统一”原苏联领土北部的一半，因那里有不少俄罗斯人。戈尔巴乔夫在任时，要给索尔仁尼琴颁奖，遭拒绝。虽然戈尔巴乔夫对索尔仁尼琴的评价非常高，虽然戈的改革使得他结束流亡，返回俄国，但他仍然对戈导致大苏联解体一直耿耿于怀。索尔仁尼琴同样拒绝了叶利钦要给他颁奖的敬意，他认为在那些从大苏联独立出去的“外国少数民族”面前，叶利钦没有捍卫俄罗斯民族的利益，表现得太软弱。直到2007年，索尔仁尼琴才接受了当年叶利钦要授予他的圣安德烈荣誉勋章，因为颁奖人变为了普京。他非常认同和推崇普京要恢复“强大俄罗斯”的努力。而这正是普金在入侵乌克兰之前讲话的主旨之一。

泛斯拉夫主义成为了俄罗斯的重要社会思潮，混杂着泛斯拉夫主义，很多俄罗斯人怀念苏联的强大带来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某种程度上，苏联只是泛斯拉夫主义的一个壳子，俄罗斯甩掉了这个壳子，但仍然还是俄罗斯。甚至，某种程度上，从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帝国，退回到了前现代的民族与疆域扩张。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世界的后现代进程中，被远远的抛下。俄罗斯作为一个能源出口国，能源给予给他们带来源源不断的收入，这是“资源诅咒”。长期的计划经济之下，缺乏适合发展市场经济的内在制度、思想观念，也使得俄罗斯错过更深入的经济一体化。这个过程中，西方又傲慢的推开了俄罗斯。

于是，普金转向重拾前现代、现代议题。他用对东正教的恢复，泛斯拉夫主义支撑民族主义，用来填补贫富差距、经济停滞、寡头造成的合法性质疑。普京的个人魅力和铁汉形象，帮助俄罗斯民众驱散失望的阴影。民族主义通常是向外的，而泛斯拉夫主义更是如此，西进成为方向所指。所以，就在克里米亚胜利的拥戴正在慢慢淡去的时候，普金需要又一次战争，更重要的是，这或许也是俄罗斯人想要的，Z快闪也在俄罗斯年轻人的社交媒体上流行起来。

以“普京的大脑”著称的政治学者亚历山大·杜金支持俄罗斯占领格鲁吉亚、克里米亚。他认为：“事实上这些名称（乌克兰、哈萨克斯坦或阿塞拜疆）之前并不以国家的形式存在，他们只是行政地区的表称，在沙俄帝国时期就并不具备任何政治或历史的（国家）意义，正如在苏联时期一样。

杜金更深层次的观念，正是对现代、后现代性的否认。他认为自由主义已经走入死胡同，正陷入“虚无主义的后现代阶段”的泥沼。比如，对于自由主义对LGBT群体的接受，他认为，自由主义正试图让身体的器官摆脱大脑的控制，将个体从理性观念与思考中解放出来。在杜金眼里，“我们（俄罗斯）需要......回归神圣，回归新的中世纪——因此才能回归帝国、宗教和传统社会结构（阶层、崇拜、精神主导物质等等）。现代性的所有内容：是恶魔主义和退化。没有任何价值，全都应被净化清除。从科学、价值观、哲学、艺术、社会、模式、模型、‘真理’、对存在的理解、到时间和空间，现代性是个彻头彻尾的错误。现代性埋葬了一切。它应被终止。我们会终止它。”.

二、西方的后现代傲慢

在中国的工业品与美国的互联网技术之下，在全球化浪潮中，全球经济迅猛发展，温室里开出了后现代的政治花朵。然而，当西方用现代、前现代的石油油、劳动、资源，搭建起后现代的温室时，西方的后现代政治却傲慢的对待了冷战结束后的余烬，忽略后现代同时在滋养现代、前现代的力量。

政客们流连于性别、种族议题中的个人利益，或者夸张诉说气候问题中的远期危机，但并没有用耐心、善意去接触俄罗斯，又没有用足够的力量去，正如凯南所说的“对苏联的扩张倾向进行长期、耐心、坚定与警觉的‘遏制’”。而那些后现代中的性别、种族议题、身份政治所表现出来的天真、幼稚、不切实际、好高骛远，以及由此衍生的政客们的拖沓、软弱、官僚、算计，会被前现代、现代国家视为软弱。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就是最好的佐证。

历史会反复重复，上一代人的“屈辱”或“伟绩”，会在新一代人年轻时种下种子，并在合适的时候再次发芽。那些前现代、现代性的矛盾会慢慢积聚自己的力量，直到危机彻底爆发，而人类的教训则是，从来不会吸取教训。一战、二战、还有那人类文明不可承受的三战，或许就是这样逻辑下的套娃？

特朗普作为保守的共和党人，他对气候、性别、种族议题、乃至全球化都持负面态度。他或许真的是一个粗陋的商人，但很多人忽略了的是，他是一个现代性的商人，而不是比尔盖茨那样后现代性的商人，他是用“老套”的现代性去审视世界。讽刺的是，他劝导甚至发出威胁，希望默克尔放弃北溪2号。如今，普金用俄罗斯的前现代性把德国从后现代气候政治中，重新拽回到现代世界。在几天之内，欧洲急剧转变。

幸运的是，后现代具有自己的力量，后现代也展现了自己的力量。对俄罗斯的各种制裁，苹果手机、星链、SWIFT、无数商业公司主动参与贸易制裁，归根到底，这些力量是都是伴随全球化出现的后现代超限战武器，是后现代性的力量。不难判断，在这种力量下，俄罗斯会倒退五年、十年。

但是，仅仅如此，那就仍然是傲慢的。

战争爆发后，社交媒体上充满了各种戏剧化、情绪化的传播，英雄与邪恶、制裁俄罗斯的猫、逼艺术家表态、禁止俄罗斯运动员，这些病毒式传播的煽情、抵制、身份政治、逼迫表态、“取消主义”，都是人们非常熟悉的后现代场景——就如JK罗琳被“流放”出哈利·波特宇宙。

这些情绪，大多数时候，是公正的、正义的，它也或许能长远的深刻的改变世界；也有可能引发黑天鹅事件，从而改变一个国家。但它毕竟是分散的、短暂的，在更多的时候，力量是有限的。这些方式可以对付政治不正确的大学教授、作家，但无法对付一个国家。

更重要的是，它从来是情绪的，情绪对政治、特别是战争、更特别是核风险而言，往往是危险的。这些后现代性的方式，会在长远的瓦解对手的力量之前，就先为双方积累足够的愤怒资源，同时把双方逼迫到情绪上的墙角。某种程度上，泽连斯基，从触发危机到俄罗斯入侵之后所体现的，也正是后现代性。他是全新的，但未必是更睿智、安全、更慈悲与更有力的。

人类已经淡忘现代性的思路。这种遗忘的最佳例证，就是遗忘现代性的最大象征之物——核弹。

普金已经发出了核威胁，如果这个状态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这会立刻引爆恐慌。但是，作为一种现代性的威胁，它已经被世界淡忘，进而被忽略。讽刺的是，特朗普当选总统以后，“末日时钟”被拨快过三次，不断迫近午夜。而真正遭遇核风险时，反而没有人提到末日时钟。

1956年的匈牙利十月事件，1962年的导弹危机，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1969年珍宝岛事件，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其中，最激烈的古巴弹道危机，发生在美国后院，没有那一次，苏联被逼迫到今天这个程度。但乐观的人们仍然相信普金本人、乃至想象俄罗斯核权力链条上的某个不知名英雄，他们的理性会像电影里那样，阻止这一点。（但现在没有任何向核权力链条上的人喊话）没人觉得核弹真的会发射出去。但是，请告诉我，有什么理由相信，如今人类的理性，已经超越了60年前的人类呢？

更何况，对于势均力敌而言，核弹仅具有威慑意义就足够了，因为没有使用的必要；恰好是不对等，政局不稳，当权者才可能孤注一掷，核弹才具有了使用意义。毛泽东曾说美国是纸老虎，但比自信的、处于实力巅峰的老虎，更危险的是被逼到墙角的老虎。从这个角度，美苏对峙时期的核风险，远小于当俄罗斯，更确切的说，普金被逼到墙角的时候（如果他遭到完全的失败）。

那么，上世纪60年代，在今天这种情况下，已经进入自家后院掩体的人，和今天仍然在刷社交媒体的人，肯定有一个是可笑的，但愿，是前人杞人忧天，而不是今人过于傲慢。

三、回到现代性

遗忘核弹，只是后现代性的一种典型表现。世界应该回到现代性，既直面世界现代性的邪恶、不公、意识形态，同时，也要用现代性的技巧来处理问题。

所以，无论如何，普金的（某种程度上，也是俄罗斯的）诉求应该得到正视。这种正视，未必是一种对合理诉求的正视，但却是对俄罗斯历史进程中的前现代性自负的正视（简单的归咎于普金，是不现实的），最起码是，对俄罗斯衰败但仍然致命的力量的正视。

为了避免一个不可收拾的后果，对不合理、乃至邪恶做出的妥协，转而寻求更长期的解决办法。这种现代性的政治技巧在冷战期间屡见不鲜。如今，也仍然是解决现代性冲突的一个可接受的方法。

实际上，乔治·凯南，这个遏制苏联思路的缔造者，是美国政治家中最坚定地反对北约东扩的人之一。1998年5月2日，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了北约扩张后，94岁的凯南立刻做出了如下评论：“我认为这是一场新冷战的开端。我认为俄罗斯将慢慢做出相当不利的反应，这将影响他们的政策。”

而在此一年多之前，1997 年 2 月他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说: 把北约扩大到俄罗斯边界是“整个后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最致命的错误，美国人忽视了俄罗斯人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主义情绪。这一决定将煽动俄罗斯公众舆论中的民族主义的、反西方的、好战的情绪，将对俄罗斯民主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在东西方关系中重新恢复冷战氛围，并驱使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朝着与我们的愿望背道而驰的方向发展。”

凯南这种现代性的思路已经被放弃了，某种程度上，最终导致危机。

从30年前往前溯，现代性的政治对峙——冷战，其特征是坚定的信念，勇于付出的决心，长期的坚持，保持接触与威慑，去应对危机。某种程度上，这才是对现代性的正视。世界的和平，正是当年基于现代性的各种政治技巧，用坚强、忍耐、坚韧获得的成果，这些成果与获得成果的思路，不应该如此轻易的放弃。

幸运的是，后现代性的力量不仅仅在于制裁，而在于长期。在长期角力中，后现代性必会胜利。

这一轮制裁之后，俄罗斯必然会进一步衰败。很多国家会认为，要为此做好准备，缩减与外界的经济联系，才能在类似情况下做到稳住阵脚。但是，创新与技术力量源于经济发展，只有加入全球化，才能获得更大的市场、更便宜的原料、更聪明的脑力联合，从而获得更快的经济循环与创新循环，获得更强的国家实力。也就是说，只有真正愿意理解、相信后现代性，参与世界合作，并用制度保障这一点的国家，才能更快速的积累力量，从而去面对现代性、乃至前现代性的世界。但是，一个美好的矛盾性是：融入后现代性，也同时意味着国家概念的变化。

但问题在于，如何用后现代性去解决前现代、现代性的危机，依靠社交媒体上的情绪与取消文化吗？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前现代、现代国家也需要理解自己在后现代的全球秩序中的利益。前现代往往是没有边界的，今天的思想中的民族边界，源于历史上民族的实际边界，这些边界，被当时落后的生产力所限制，所以，后现代技术条件下的前现代主义，一定是没有边界的。世界会被卷入前现代冲突。

索尔仁尼琴、杜金对中国都并不友好。索尔仁尼琴指责中国对西伯利亚有图谋之心。索尔仁尼琴去世于200年，他没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而杜金看到了，所以，除了提防，在他的欧亚大陆设计中，中国更多的扮演了资源提供者的角色。

同时，前现代、现代国家需要用后现代的视角去审视局势，理解后现代国家的目标，避免自己将那些看似软弱的后现代国家拖入现代，爆发出巨大的报复力量。

而后现代国家需要认识到，后现代性不可能仅仅在一国、或几国家突飞猛进，因为那些现代、甚至前现代国家会把他们拉回人类文明的现实。当世界上还有很多人还在坚信“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深信“弥赛亚情节”这些前现代、现代观念时，那些后现代议题的温室，总会被打破。

左边：瑞典女记者在庆祝国际头巾节右边：伊朗女性在抗议

对泛斯拉夫主义的遏制，对各种前现代、现代性的抑制，比对苏联的抑制，更需要耐心、付出、坚持、技巧。毕竟没有一个俄罗斯人愿意生活在古拉格群岛之中，但前现代、现代的观念，却深植这个星球上很多人的心灵。而且，虽然前现代、现代并没有牢固的经济基础，也与技术发展没有激励相容，但同在地球村，它也能不断从后现代性的物质能力中汲取自己的力量。

所以，后现代国家，则需要用重回现代视角去审视局势，做好准备，坚强决心，切实付出，形成威慑，才能避免前现代、现代国家将全球拖入前现代、现代性的对峙与混乱。

当更多的后现代国家回到现代性上，这个世界会出现更多的争执、更多的矛盾，甚至更多的冲突，但世界会更加安全，因为这只是把暗藏的危险释放出来，避免其在后现代傲慢中，悄然无息的积累起来，带着全人类冲向末日。

但是，已有的政治议题、政策、利益，不可能一夜之间被抛弃，世界需要缓慢但坚定的调整。问题在于，人类的长期理性从不可靠，人类能做到这一点吗？答案或许是悲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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