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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专栏 | E闻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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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1 篇
血栓还是车祸
By | Eric
随着阿斯利康(Astra Zeneca)和强生(Johnson & Johnson)疫苗出现了血栓副作用的报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犹豫,是否应该接受这两种疫苗的注射。事实上,即使是被认为最有效最安全的辉瑞疫苗和Moderna疫苗,也时不时传出某人接受注射后出现严重健康问题的报道。
更有甚者,甚至有些国家卫生局也公开表示暂停使用某种疫苗,比如阿斯利康被欧洲和加拿大叫停,强生疫苗被美国叫停等等。那么这些疫苗我们还能不能信任,我们是否应该接受这些疫苗的接种呢?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先要看看我们做出选择的依据是什么?我们来做一个实验。
有一个残酷的国王,要判你死刑。但最后他给你一个生存的机会,那就是你要射中一个箭靶就可以饶你不死。现在有两个箭靶让你选择,一个箭靶直径一米,另一个箭靶直径只有10厘米,在同样距离上让你射。那么,你选择射哪一个箭靶呢?
你会很犹豫。但不是犹豫哪一个是正确选择,而是犹豫我到底在什么地方设下了陷阱,怎么会让你选答案如此明显的选择题呢?但是,我坦诚地告诉你,这里没有任何陷阱。每一个人都应该选直径一米的箭靶,因为这个箭靶的面积是另一个箭靶的100 倍,你射中大箭靶的概率,就是小箭靶的100 倍。就是说你生存的概率,要高100 倍。
我举这个例子的目的,是想说明,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实际上都是在考虑概率的取舍。有利的事情,我们选择成功概率更高的途径;不利的事情,我们选择发生概率最小的途径。这看上去非常简单,但这就是最基本的科学思维方式。
但我们日常还是会做出错误的选择,原因主要在两个方面。第一,我们错误地估计了概率;第二,我们更倾向于直觉的感受,而忽略了科学思维方式。这两种往往是统一的,因为直觉经常会给出错误的概率估计。比如,我们都会本能地觉得坐飞机比开车要更危险,这就是因为我们错误地认为航空交通的死亡概率大于汽车交通。事实上后者要比前者大得多,从安全上来说,我们应该尽量选择航空交通方式。
那么被美国CDC叫停的强生疫苗,出现血栓的概率是多少呢?是低于100 万分之一。阿斯利康疫苗在欧洲出现血栓的概率,低于100 万分之五。而如果不注射疫苗,你被感染Covid 19 的概率是多少呢?这个数据各地各时间段不一样,美国目前最低的估计值是五千分之一,实际上的概率比这要大得多。这就回到了我前面举的那个例子。现在这个残酷的国王就是严重的疾病,不是新冠肺炎,就是出现血栓。这两个箭靶,就是接受疫苗注射和不接受疫苗注射哪个保住你健康的概率更大。接受疫苗注射的箭靶要比不接受疫苗注射的箭靶面积至少大200 倍,你现在选择哪个箭靶来射自己的生命之箭,来保护自己的健康呢?
等一等,你说。如果是这样,那么为什么美国CDC和加拿大,欧洲的卫生部门要叫停这些疫苗呢?这是因为,两者的负责范围不同。你作为个人,你的选择仅仅为你个人的健康和生命负责,而作为一个国家的卫生部门,他需要为全国人口的健康负责,比如美国出现了6 例血栓病例,美国的卫生部门就需要对此负责,他们必须要尽可能地证明这一比例不会再上升,他们需要尽快找出原因,看能否进行一些改进来进一步降低副作用的发生率。这是卫生部门的责任,所以他们必须暂时叫停疫苗,我们目前还有其他疫苗可以用。但作为个人,出现6 例血栓,这依然不改变两个箭靶面积大小的差距,你依然应该选择面积更大的箭靶,你依然应该尽快接受疫苗注射。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引用这个概率思维方式。
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今天出门上班,出车祸的概率是多少?实际上,这个概率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美国每天死于车祸的人大约3300人,在美国死亡原因中排名第九。这个概率平摊下来基本上你今天出车祸的概率为10万分之一。但如果你不上班,后果也不会太严重,大不了丢了工作吃福利,在美国,你很难饿死。所以,几乎所有人都会选择出门上班,风险是10万分之一,饿死的概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但另一种情况是,你打疫苗出现严重副作用的概率是100万分之一,但如果不打疫苗,死亡的概率是可以计算出来的,目前最健康的人群估计大约是50万分之一。
这就是说,开车出门上班出车祸的风险,比注射疫苗大,而收益,却比注射疫苗小。但是,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依然会选择开车出门上班。但是,很多人却担心疫苗注射的副作用。这是一个矛盾的选择。
我前面说过,我们做出错误选择,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会错误地估计某事件发生的概率。事实上,我们人类有一种天然保守的倾向,就是对新出现的事物有更高的风险意识。这是我们多年进化中产生的一个结果。一个原始人如果对新出现的事物不觉得危险,那他很可能被一只他没见过的动物杀死。这是我们的本能。疫苗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这种新事物,我们会本能地觉得这东西很危险。
事实上放大了来说,保守,是我们人类的本能倾向。我们往往只有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才会做出改革的冲动。而且这种改革,往往还是以“托古改制”方式进行的,就是说,要安抚大众:“我们不是在做改革,不要怕,不要反对我们,我们只是想恢复古代就有的东东。”比如“文艺复兴”是说我们是要恢复到古希腊;”大宪章运动“则说是要恢复古代国王和贵族们的契约等等。中国只有在完全无法接受地被日本击败后,才开始真正考虑改革,后来邓先生惊呼”再不改革就要被开除球籍“的危机下,才开始了改革。而一旦危机消除,舒适的保守选择,永远是我们的最爱。
科学和理性,在很大程度上违反我们自然的本能天性。只有那些能自觉地应用科学思维方式的人,只有那些能通过理性预见到普通人还预见不到的改变和危险的人,才会积极地提出改革,要求改变。他们往往被叫做激进分子,或者左派。他们不是不会犯错误,历史上左派犯的错误很多,甚至有些是不可饶恕的,但如果没有左派的尝试和促进的改变,世界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你我的脑后,也许依然留着辫子。
需要说明一点的是,我们通过科学的思维方式来做判断,并不能保证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正如左派会犯的错误)。因为我们只是做了有利概率最大的选择。这依然只是一个概率,而不是100% 的保证。这个世界上的100%,绝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人类的幻觉。我的手能无损地穿过墙壁吗?你会说100% 不行。但实际上量子力学认为这是可能的,只是可能性小到望穿秋水地老天荒。换句话说,我的手不能无损地穿过墙壁,这依然只是一个大概率事件,而不是绝对不会发生。我们应该放弃追求100% 保证的企图,转而接受追求大概率事件的科学思维方式。我们依然可能做出错误的选择,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的思维方式是错的。只要坚持科学的思维方式,除非你运气实在太糟糕,否则你选择正确的概率,会大大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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