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孩：西湖里有我一滴年轻时流过的泪水

作者旧照

三十年过去了，

我除了没有忘记那一种快乐的心情，

我还记得西湖里

有我的一滴年轻时流过的泪水。

西湖里有我的一滴年轻时流过的泪水

文/黑孩

我只去过一次西湖，还是三十年前。那时我二十四岁，风华正茂，在有名的《青年文学》杂志做文学编辑。

除了看文学稿编文学稿，平时朋友聚会的时候尽可能谈的也都是文学。我那时喜爱日本文学，日本文学里又最喜欢川端康成。和文友谈文学的时候我就引用了川端康成的一段话：

“听我谈文学，不如到碓冰去观赏月色，无疑那里更富于文学色彩。高原早已是秋花烂漫，比如那些细茎上稀稀落落地绽开了地榆花，像结着小桑子似的。哪怕是三分钟，仔细地观赏那些花也比阅读千百篇无聊的小说更富有文学性。所谓文学，就是这么一种东西。即使在一片叶或一只蝴蝶上面，如果能从中找到自己心灵上的寄托，那就是文学。”

二十四岁的我同时还是一个文学青年，出版了《父亲和他的情人》、《夕阳又在西逝》等文集，想在不久的将来能够成为川端康成那样的文学大家，想将来自己的后代能够说我是中国文学的巨人。

这种自觉忽然令我感动。

我反反复复想像这样一个能够寄托自己心灵感受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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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有一个杭州市。杭州市西边有一个湖叫西湖。西湖有十景，分别是苏堤春晓、曲院风荷、平湖秋月、断桥残雪、花港观鱼、南屏晚钟、双峰插云、雷峰夕照、三潭印月。

苏堤春晓、平湖秋月不用说就知道与季节有关，雷峰夕照则与时间有关，曲院风荷、断桥残雪令人想到气候，而双峰插云、柳浪闻莺昭示的是人的视觉和听觉。

一个西湖好像一个装满了天地人时的罐子，一个西湖被无法穷尽的词语席卷。

《湖心亭看雪》中，张岱笔下西湖的冬的景色：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与拏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看雪景。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

粉妆玉砌是一目了然。

袁宏道喜欢游山玩水，他在文章中说杭州本地人通常在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五点之间游览西湖，但是实际上日升日落的时候西湖的山的容态、花的柔情、水的情意才会另有一番风味。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季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的诗将西湖的夏景精妙概括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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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的印象，人的印象，太多对西湖的美的描述几乎令我觉得西湖的美已经接近于一种迷信，如果去观赏一下，准确无误会有属于自己的新的感触。这感触是什么，也许就是川端康成所说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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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的我喜欢他人的颓废，好像日本的画家、诗人竹久梦二，他活得好是因为他对死的理解远远超过对生的理解。他企图通过女性与人性的和解来造就男女的恋爱悲剧。还有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他的小说《地狱图》，目睹自己的女儿被烈火烧身的刹那所感受到的竟是艺术的快感。

最优秀的艺术家，其实就是实验家。实地实物可以直接活跃人的感官，而如果我可以像张岱、袁道宏、杨万里那样给西湖的山西湖的水西湖的花模拟出更多的生命力的话，西湖就一定会赋予艺术家更大的写作能力和价值。我或许就可以成为想像中的文学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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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西湖时我的心情好像跑步时脚不着地。杭州的一位青年作家小周到车站接我并陪我同游杭州。小周典型的江南美男，一米八的个子，眼睛、鼻子、嘴，都好像精制出来的。他安分守己所以喜欢穿西装，我二十四岁的时候国内没有几个人穿西装的。小周比我大两岁，所以我们在一起就是年轻男女。

我和小周是在一次文学笔会上认识的。笔会在定海召开，我记得北京日报的姓刘的记者从朋友那里得到绍兴酒和臭豆腐，晚上他叫上我和另外几个人去他的房间喝绍兴酒。也许是臭豆腐不对劲儿，喝完酒回我自己的房间不久我就又呕又吐。

三天后我在医院的病床上醒来。睁开眼睛第一个看到的就是小周。他说我睡了三天，他还说医生告诉他所有的检查都做了，但是找不到原因。葡萄糖点滴吊了三天，原因用不着查找了，倒是小周在病床边陪了我三天这个事实令我感动。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在我心底萌生，但是我那时正在和其他的男孩谈恋爱，并且是以结婚为前提。随波逐流，随风来随水去，年轻的我也许会成为风成为水而将自我失去。不知道，此时此刻以后的事有谁会知道呢？

出院后我回到笔会租的旅馆，回旅馆后才知道小周去医院陪伴我的事是避着大家的。我也不提这事，只是心中更加多了一份思绪缠绵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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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巧合，当时八一电影制片场的包梦梅导演也住在小周为我安排的同一家旅馆里。包导演当时正在着手制作《大学生与放牛娃》一片。我和小周去旅馆的饭店吃饭，我们打算吃完饭去西湖慢慢儿地赏夜景。

饭店不大，我和小周的座位的旁边就坐着包导演。

你们是恋人吗？

包导演突然的提问令我和小周相视而笑。我和小周在一起，已经不只一次被提问到这个问题。也许我们两个人真的很般配，我们是一对正处在黄金年龄的青年男女。我们年轻，我们漂亮，我们心心相印。

包导演说她正在找演员，“你们两个人正好可以演主角。女的是大学生，男的是放牛娃。你们两个人就留在杭州拍完我制作的这个片子。我也不必再找演员了。”

小周看我，小周对我说：“你决定吧，你想当演员我就配合，你不想演我也不参加。”

我要包导演容我想一想。想一想其实就是我打电话，征求一下正恋爱着的男朋友的意见。男朋友对我说：“如果你当演员我们之间就算吹了。”

我对小周说：“我们还是回绝包导演的好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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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小周在西湖漫步的时候，我们早已经将大学生和放牛娃抛到脑后。因为是月下，我就找寻来西湖前读过的诗句。“残霞西照”、“夕阳无限好”、“花坞苹汀”、“西南月上”等等等等。

“太多了，多得对不上号了。”小周在一旁说。我本来想找出什么生动的语言来表示我眼里的西湖的美，除了山也好看，花也好看，水也好看之外，我感到的就是心情很好。心情好极了。我的心情是一座花园。

我用不是自己的语言回答小周，我说：“所看到的一切都是美的，美不胜收。”

年轻的我找不到美丽的诗句来描述西湖的魅力，但是我想问问川端康成，年轻的我的内心被西湖所唤起的快活的情感，还有我和小周，我们两个人，为了一片荷叶的形状似椭圆形的鸡蛋就会兴致勃勃地联想半天，这样的心情，这样的情景，是不是也可以叫做文学？自古以来太多的文人用诗用词用散文写西湖，被西湖所倾倒，西湖也因此留存在很多的文学著作里，可以列举的好比《武林掌故从编》、《西湖梦寻》、《西湖集览》、《西湖志》、《湖山便览》等。说到佳句则可以列出好多名人来，白居易、苏轼、柳永、徐志摩、胡适等，而我的感觉则是我想写西湖的时候，文学就不知不觉地溜走了。文学不是从西湖出发的。文学是从西湖给人的内心所唤起的某一种心情出发的。好比我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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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我受川端康成的影响特地跑到西湖寻找文学，西湖虽然没有令我发狂般感到喜爱，但是西湖给了我一种特殊的快乐是真实的。西湖不仅是一个地名，不仅是一个被文人墨客所倾倒的地名，西湖连一片荷叶都会给不同的人不同的感受。我记住了西湖是一个令人心情好极了的湖。为了这份心情我还会再来西湖。人是为了追求快乐而生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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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堤的映波桥我和小周分手。时光突然像桥下的水踉踉跄跄。月亮膨胀起来，月光下我和小周的影子也变成椭圆形。杨柳夹岸，柳丝与清风中飘忽舒卷。

“如果你希望的话，我可以离开西湖到北京。”小周对我说。

小周知道我在恋爱。

桥下的荷叶正是开得最好看的时候，如四季的长廊。

轻轻的西湖的水在流。

桥两岸的所有的鲜花是小周送给我的花束。

小周陪我游西湖也还是穿着西装。小周的穿西装的样子常令我有点儿依恋。

我扯扯小周的衣袖，我对小周说西装真的很适合你。

我知道有一滴泪水无奈地落在西湖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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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过去了，我除了没有忘记那一种快乐的心情，我还记得西湖里有我的一滴年轻时流过的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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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比寿花园广场（节选）

文/黑孩

梗概

某一个夏日，女主人公在日本的惠比寿花园广场溜达。广场上最高的大楼，仿佛是由一大片一大片蓝色的玻璃建筑的，而大部分建筑物的屋顶、栏杆、窗框、街道的标示牌的基调，是金黄色和墨绿色的。到了晚上十点，露天酒吧里人群熙攘，啤酒的香气瘟疫般蔓延开，连夜晚的天空都蒙上橙黄的啤酒的颜色。她突然产生了一种幸福感，她对自己说，什么时候有了钱，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家搬到惠比寿来。她自己没能“有了钱”，但是她在飞机上遇到了一个住在惠比寿花园附近的男人，然后她就实现了这个愿望。

小说像一个童话的反版：一开始，女主人公就过上了幸福生活，然后开始了各种磨难——她是中国人，他是从韩国偷渡出来的朝鲜族人，而他们生活在日本……

一朝鲜族人

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维翔来电话，告诉我有急事，不能送我到飞机场。我一个人去机场，跟每次维翔送我到机场的方式一样，在新宿坐机场大巴，两个小时就到了。登机还得等一个多小时，我无事可做，坐在候机室角落的长椅上。这说明不了什么，也许刚好赶上维翔的老婆休息在家。但是，就因为是这样的理由，我的心里更加不舒服了。

没过多久，我整个人都昏沉起来，想睡一会儿觉，却怕睡过了头会耽误登机。其实我根本也睡不着，世界上唯一可以令我忏悔的，那张女人的脸，老是苍蝇般绕着我的脑袋转，挥也挥不掉。

我曾经认识一个叫藏下的女人，跟我哥是同事。我跟我哥一起住在中华街。有一天藏下来看我哥，刚巧维翔也在。没过几天，藏下来找我，要我给她的女友李太太看手相。

我去了李太太开在中华街的那家点心店。李太太个子不高，脸上涂着厚厚的白粉，看不出有多大岁数。我根本不会看手相，那次藏下来看我哥的时候，我给她看过手相，但不过是游戏，为了好玩。原则上，看手相不过就是心理学加上哲学，耍嘴皮子。我正在横滨国立大学院攻读心理学。

我问李太太想看哪个方面，是爱情还是事业。李太太把右手伸到我眼前，告诉我看婚姻，因为她老公从去年三月开始，突然喜欢在外边喝酒，虽然每天回家，回家也不多话，冷冰冰。李太太用冷冰冰的声音对我说：“你能看出他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的吗？”

一种直觉触动了我。我突然想起维翔也姓李，一下子明白了眼前发生的是什么事。看手相不过是藏下设下的一个局。我心里暗骂藏下“是个臭婊子”，脸上却不动声色。我装模作样地握着李太太的手，问她：“坦白告诉我，你爱你的老公吗？”

李太太回答说：“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老夫老妻还谈什么爱，怪恶心的。但是，我跟他在台湾结婚，又跟着他来到日本，孩子都有三个了，不想离婚是真的。”接着，李太太一双黑色的眼睛盯着我，一字一顿地说：“我有很多时间，用来等他回心转意。”

藏下坐在我的对面，也使劲儿地盯着我的脸看。我十分警惕，知道两个女人找借口骗我来看手相，目的是为了审判我。我来的时候是傍晚，店里面虽然开着电灯，但是我们坐在柜台的后边。头顶上的电灯因为是关掉的，所以好像坐在黑暗里。灯光下，一男一女在玻璃柜里寻找想要的糕点，商量的声音很大。我放下握了很长时间的李太太的手，告诉她，男人差不多都跟她老公一样，家花不如野花香。我认识的一位大学老师就说过，虽然都是鸡，但是，吃过了饲养的鸡，就会想吃山鸡了。为了打消李太太对我的怀疑，我故意撒谎，说我也有一个恋爱对象，是上海的男人，迟迟不跟我结婚，大概想多玩几年，跟李太太的老公是一个德行。藏下跟李太太都笑了，我还对李太太说：“所以你不必担心，你老公在外边吃足了山鸡，自然就想着要回家了。”

分手的时候，我特意在李太太的店里买了几个月饼。李太太不肯收钱，藏下也在旁边帮腔，说几个月饼而已，就当是我帮忙看手相的一份谢意。我当然也爱贪小便宜，但是这一次不行，无论如何都得花钱买。我本来想在藏下那张漂亮的脸蛋上吐一口唾沫，但是没敢这么做。我把钱放在收款机那里，几乎是逃一样离开了李太太和藏下。

我离开点心店时，李太太和藏下送我到门口。一定是听说我有一个上海的男朋友，李太太看上去温柔了很多。李太太左右摇着她白皙的右手对我说：“以后有时间的话，我们一起喝茶。”

其实，从李太太的点心店出来后，我会常常控制不住地想起她的脸。尤其是现在，李太太的脸，老实巴交的，彩色照片般镶在我白花花的脑子里。等我稀里糊涂地登上飞机，在自己的位子上坐下后，李太太脸上的笑容已经像一朵缤纷的花，含笑摇曳在我的头顶。

飞机总算起飞了，刚才的困劲儿一扫而光，我觉得那朵花摇晃得令我眼晕。胃里有东西往上反，想吐，但是我忍着不吐。窗玻璃外是一片片雪白的云。在我的感觉里，云是物质，我会身不由己地想起木棒上的棉花糖。

坐在我旁边位子上的男人，用一双黑色的眼睛看着我，突然间跟我搭话：“你是中国人吧。”

在日本期间，这个问题被人问过好多遍了。陌生人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即便是同胞，我也会有憎恨之感。我从来不会问别人这么愚蠢的问题。明摆着的事情嘛，却故意要问，跟故意揭人家的老底、破人家的相似的。有时候，我身不由己地想证明我和一部分中国人不一样，结果是哪儿都一样。这种想证明的心理，其实是一种令人伤感的纠结。玛格丽特·杜拉斯在她的小说《情人》里，描述中国人走路从容不迫，处在人群中而无好奇之心。我现在认为，这是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一个错误的印象。我在好多场合看到的中国人，正与之相反。喧哗拥挤的人群中，中国人眼神浮游不定，永远在东张西望。在日本，有浩浩荡荡几十万名中国人，我是几十万分之一的那一个人。

就说现在吧，我穿着黑毛衣、黑背带裤、黑皮鞋，连裤头和胸罩都是黑的，我坐在飞机的椅子上，跟几十万名中国人一样，东张西望。

我觉得太阳穴有点儿发热，斜着眼球看了一下说我是中国人的男人，因为不想回答，随意点了点头。

过了一会儿，男人突然用结结巴巴的中国语对我说：“我经常去北京。”。

我不说话，打算还是不搭理男人。于是男人改用日语跟我说话。男人说他喜欢中国。男人改用日语说话后，一发不可收拾。男人滔滔不绝地告诉我，现在的中国，遍地都是机会。男人还举了好多例子，比如中药了、绘画了、海蜇皮什么的。

之后，男人突然告诉我：“这一次去北京，是出版方面的生意。”

我的胸口一下子热起来。从小学到中学，到高中，到大学，到出版社，到日本的大学院，我的世界就是一本又一本的书和一张写字台。所以，我有一个毛病，说它是职业病也可以，一提到出版，就会控制不住地激动。男人还在说个不停，我感觉热血已经涌到脸上来了，干脆脱下黑毛衣，歪着头直盯着男人的黑眼睛。我不由自己地对男人说：“到日本之前，我在北京的工作，就是做出版的。”

男人问我是哪方面的出版，我说是文学。男人说他有一个长远的出版计划，要把北京的一批画家拉拢起来，搞一本绝世画册。于是我打断男人的话，告诉他：“虽然我对绘画一窍不通，但我认识美术出版社的社长。”我说的是真的。

男人说如果我愿意的话，可以相互合作。我不知道我用什么行动表示了我的谢意。到后来，我甚至兴奋得有点儿过分，连说话都有些结巴。我对男人说：“在出版方面，我曾经有过雄心大志。糟糕的是，我一直没有实现雄心大志的机会。”

这时候，飞机已经展翅飞翔到高空。机窗外蓝天一色，白云铺在飞机的下面。反胃想吐的感觉，在跟男人说话的时候，不知不觉地消失了。我听到自己的肚子在叫。我饿了。男人看上去也兴高采烈，对我说：“到北京后，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吃顿饭。”

我回答说：“好啊，我能抽出时间。”

男人要决定在北京与我的联系方式，对我说：“我把我的电话号码给你，你记下来。你有时间的时候，给我打电话。”

我从包里掏出一张纸，男人立刻拿出一支圆珠笔。我把纸递给男人，他将电话号码写到纸上。我做了自我介绍，对男人说了我的名字，还告诉他我在日本是一个大学院的学生，专门研究教育心理学。

男人将写了电话号码的纸递给我说：“这个电话号码，是我在北京宿泊的旅馆的电话号码。”他又从衣袋里拿出一张名片递给我说，“名片上的电话号码，是我在日本使用的手机号码。”

我看了一眼名片上印刷的名字，问男人：“你不是日本人。你的日语为什么会说得这么好？”男人只是笑，不回答我提出的问题。我接着问下去：“你是韩国人吗？”

男人立即回答说：“我是朝鲜族人。”

我怔了一下，有几秒种没有说话。我感到难为情，觉得自己跟人家初次见面，不应该问出身的问题。好在看上去男人并没有什么不高兴的样子。过了一会儿，我摇着手里的名片，对男人说：“我一有时间，就会给你打电话的。打电话的时候，就说找韩子煊可以吗？韩子煊是你的名字吧？”

男人说：“对。”

韩子煊看上去有四十多岁。皮肤油光发亮，牙齿洁白整齐。空姐推着小的四轮车开始上饭。我要了鱼饭，韩子煊要了牛肉饭。我要了啤酒，韩子煊要了红酒。韩子煊把他的那份奶酪给我，说他不喜欢吃。我喜欢奶酪，就接受了。

“你在日本住哪儿？”韩子煊一边吃一边问我。

“菊名。”

韩子煊说：“我住惠比寿。”韩子煊说了一个令我吃惊的地名。东京的人，都知道惠比寿是有钱人才能居住的地方。

某一个夏日，我曾经在惠比寿花园广场溜达过。广场上最高的大楼，仿佛是由一大片一大片蓝色的玻璃建成的。玻璃上映着好多移动着的人的影子，很容易令我错觉空气中有一股海洋的气息。大部分建筑物的屋顶、栏杆、窗框，街道的标示牌的基调，是金黄色和墨绿色的。无所事事的我，带着空阔沉静的心情，觉得自己正走在欧洲的某一条街道上。

惠比寿花园广场的前身是札幌啤酒工厂。喝啤酒的人，都知道札幌啤酒在日本国内也算是首屈一指。进了夏日以后，城市的上空热气升起，惠比寿花园广场的露天酒吧，随着路灯一盏盏地亮起来，开始渐渐地苏醒。到了晚上十点以后，露天酒吧里已经是人群熙攘、声音嘈杂。啤酒的香气瘟疫般蔓延开，在空气中泛滥，被人呼吸到鼻子里、口腔里、肺里，连夜晚的天空都蒙上橙黄的啤酒的颜色。惠比寿的夏夜是肆意放纵的。同时，在惠比寿的麦酒纪念馆里，也有很多像我这样的人。这走走，那转转，口渴了的时候，来纪念馆排队，喝一小杯免费的札幌啤酒，然后找一家拉面店吃一碗拉面。

这样的一个夏日，即使是脑子里什么都不想，随意站在某一个高处，心中没准儿也会突然升起一个意想不到的愿望。那一天，站在夜色中，在啤酒的神奇的光辉之下，我的心里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幸福感，幸福得瘫痪了一般。我对自己说，什么时候有了钱，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家搬到惠比寿来。

其实，我那次去惠比寿的时候，还特地去了一下东京的都立图书馆。

图书馆离惠比寿车站不近，但是属于步行范围。图书馆很大，上下两层，除了日文书，还几乎囊括了全世界各种语言的书籍。我在中文图书目录里找自己的名字。我希望有我的名字。我找到了。到书店或者是图书馆去的时候，我都会找自己的名字，我想写作的人，都会像我这样，找自己的名字。除了新作，我还找到了在中国已经绝迹的处女作《父亲和他的情人》。我把它借出来，放到鼻尖，纸张散发出陈旧的气味。我去二楼，在椅子上坐下来的时候，不少人看了看我。因为我有点儿兴奋，急不可待地坐下去时，推翻了一把椅子。图书馆的空调温度调得很好，不冷不热。一本书我读了三个小时，是一口气读完的。我不敢相信自己曾经写过这么幼稚的故事。去柜台还书的时候，读书时激出的鸡皮疙瘩还没有退。

“到了北京机场了。”韩子煊一脸笑容地看着我说。

不怀好意的人越来越多，至少我现在就没安好心。维翔没到机场送我，我就觉得那个卖月饼的女人是占了我的上风了。我心理上出了问题，好像一只受了伤的流浪猫，到处寻找安慰。而这个叫韩子煊的男人，好像圣诞夜醒来后枕边的一个礼物。也许我可以给维翔打电话，装作漫不经心地说我会晚几天回东京，并且告诉他，我已经不需要他到机场来接我。

我跟韩子煊一起去取行李的地方，大约等了半个小时，两个人的行李都到了，于是一起出关。在机场的大门口我和韩子煊不得不告别。

“有朋友开车来接我，我去朋友那儿。”我用手指了指右边。

韩子煊伸出手，我轻轻握了一下。

“记住，要跟我联系。”韩子煊说。

“我会记住的，我会尽快给你打电话的。”我说。

坐到朋友的车里时，我的感觉是好不容易从一种混乱的喧嚣中走了出来。

“刚才跟你握手的男人是谁？”朋友问我。

我笑了笑说：“一个朝鲜族人。”

二惠比寿神

北京安贞桥那里有我的一间公寓。我跑到桥头的公用电话亭，给韩子煊打电话。

“是我。飞机上坐在你身边的那个人。”我说。

“我一直在等你的电话，你今天下午能过来吗？我们一起吃个饭。”

我松了一口气，真想马上见到韩子煊，但是又不能显得太轻佻。我得像个稳重的女孩。我说：“好的。”

韩子煊又问我：“你大约几点钟过来？”

我说：“三点以后吧。”

想不到韩子煊住的旅馆就在安贞桥的桥口。我换了一件灰色的毛衣，穿上牛仔裤，看了一下表，才十二点刚过。我沿着熟悉的街道走了一会儿，马路显得旧了点儿，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斜坡，每一棵树，都是老样子。桥底下修理鞋子的老头的脸，看上去比以前更加黑了，我走过他的鞋摊的时候，不由得跟他点了点头，并想起他曾经为我修理过好多双鞋子。也许老头不明白我是在跟他打招呼，脸上的肌肉只是抽动了一下。也许是自己的错觉，我觉得在他的脸上看到了一种失望的表情。然后，我看到韩子煊住的那家旅馆了。因为太凑巧了，简直像天意，凑巧我和韩子煊在空中相遇，凑巧韩子煊住的旅馆在我家附近。接下来，过一会儿我会跟韩子煊见面，会这样对韩子煊说：哦，你住的旅馆，距我的公寓，也就几百米。

不过，在见面之前，我站在一根电线杆旁边，远远地眺望着旅馆。从旅馆大门进去出来的人并不是太多，我的脑子里闪过一些没头没尾的念头，没有一个念头是具体的。我松了一口气，离开电线杆去附近的一家商店。我在商店里买了一瓶红酒，买了几袋烤鱼片和花生米。我再次回到自己的公寓，茫茫然坐到下午三点。我带着红酒和烤鱼片去韩子煊的房间的时候，已经三点十五分了。

果然不出我的所料，韩子煊稍带兴奋地说：“我等你很久了。”

我很难为情，觉得不应该骗他，但是心里却再次松了口气。我说：“我也想早一点过来。刚回北京，好多事要处理。”

我每年都要回一次北京，不过是为了给空在安贞桥的公寓换换气，顺便打扫一下灰尘。房间封闭得太久，有一股子霉气，我住上几天，房间就会回来一点儿人气。昨天，不知是抽什么风，出勤的高峰过去后，我心血来潮地把房间里的东西，全部都当作垃圾扔掉了。写字台、椅子、布娃娃、被套，甚至一张想不起名字的人的照片，所有我认为是该断该舍该离的，一股脑儿地都扔掉了。我从来没有如此干净利索过，因为我觉得再也不会需要它们了。整个垃圾场，一大半，堆的都是我曾经使用过的日常用品，看上去像一座山。

几个晒太阳的老头老太太，默默地坐在太阳地里看着我。他们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们。不久，一个老头走近我，面对着我，用他那只干瘦的手指着我扔的垃圾说：“这么多还能使用的东西，你都当垃圾扔了，多可惜啊。”

旁边所有老头老太太同时直视着我。我看到一大堆皱纹中的惊奇的目光。我觉得我被看成了不可理解的怪物，于是不自然地笑了笑，对老头说：“我已经用不上这些东西了，如果你家里用得上的话，可以把它们搬回家里。我不在乎你使用它们。”

也许老头没有想到我会这么说话，不由自主地巡视了一遍太阳地里其他的老头老太太。没有人说话。老头再次看了看我，哼哼唧唧地离开了。接着，剩下的老头老太太，你看我，我看你，一个个站起身来，默不作声地也离开了。我很奇怪，不知道扔自己的东西跟老头老太太有什么关系。我腰酸背痛，又添加了沮丧。我知道，一大早，我就把老头老太太的心情搅和得乱七八糟。我的行为，把老头老太太的心情，变得跟眼前的垃圾差不多。其实，我说的是真的，如果老头觉得这些垃圾还有用，如果他想要的话，我连居室里的那台吸尘器都可以送给他。有的人想扔，有的人想要，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我觉得站在垃圾堆里的自己，简直就是垃圾的一部分。

……

节选新书《惠比寿花园广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