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护我们的守护人
文/菊子
1、守护我们的守护人
波士顿是美国乃至全世界医疗最发达的城市之一,这里有二十多家医院,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麻省总医院(MGH),波士顿儿童医院,布列根和妇女医院(BWH),还有专业性的医院,如阿伯精神病医院和专为长期护理的犹太纪念医院。
世界各地不幸患了重病的人,都会千里迢迢专门前往波士顿,来这里找最高明的医生,最完善的设备,或者是最前沿的试验疗法或药品,哪怕他们完全绝望,他们也会觉得,这里说不定会给他们重生的希望。
我们也觉得,得病,是不幸,但如果得病是在波士顿,那又是不幸中的万幸。
突然之间,疫情一起,波士顿的医院首当其冲,上了新闻。麻省的疫情起自BioGen,给BioGen的员工和他们开会的波士顿长码头万豪酒店的员工做测试的,就是麻省总医院和布列根和妇女医院的医护人员。
到3月27日下午4时为止,麻州确诊人数为3240人,其中,根据《波士顿环球报》昨天的报道,其中,波士顿地区医院的医护人员就占一百六十多人。
被感染的医护中,哈佛医学院布莱根妇女医院(BWH)有51名,麻省总医院(MGH)有41名,塔夫茨(Tufts)有52名,波士顿医疗中心(BMC)有22名。麻省总医院的急诊科的执行副主席阿里·拉贾(Ali Raja)医生说,医院里面的骨干力量都病倒了。 
从十二月份以来,我们普通华人都已经知道,在没有充分的隔离措施下,在没有口罩、防护服和护目镜的保护下工作,很容易感染新冠病毒。莱姆斯特医院的急诊科医生约书亚·勒纳表示,目前的医院的医护人员已经开始戴口罩,并且4小时更换一次。
塔夫茨大学安东尼·摩纳哥通过视频表示,塔夫茨大学可以调用部分校区用于建造军队风格的医院(方舱),塔夫茨医学院的学生也会用他们所学技巧,支持波士顿抗击新冠疫情。
就这样,狼烟四起,医学最发达的波士顿也成了疫区中心。波士顿的华人都早于我们的非华人邻居,早早隔离起来,然后质问,为什么从官方到民间都没有早些警觉,为什么从联邦政府到地方政府都没有重视中国和武汉的疫情,以为那只是武汉独有的现象,为什么医学界没有和国内的同行多加切磋交流,学习他们的经验。相对于美国普通家庭,华裔家庭在新冠防疫上早了两个月。这是因为,我们天天在追踪国内的新闻,我们知道的,他们并不知道。
头两个月,在这里的华人都心急如焚,以个人或团体形式买了大批口罩、防护服、呼吸机,寄回国内。进入三月,国内疫情渐稳,而美国则疫情四起,处处告急。很多人看着身边缺乏防护的医护人员心中内疚,于是,他们以同样的热情和能力,继续募捐,继续购买,这一次,方向反过来了,现在是从国内购买口罩和防护服,捐给附近的医院和诊所。
本地中文学校和华人协会的募捐人说,有两笔捐款特别感人:“
一个是曾经为我家油漆过房子的师傅。他第一时间询问了捐款详情,然后回复:“100元支票已经寄出了,能力有限,略表心意。谢谢你们!如果支票有问题请联系我。谢谢,谢谢”。质朴的师傅虽然为我们做了一阵子的活,但没说过几句话,这是第一次在朋友圈发言。谢谢师傅!
还有一位是我在国内的大学同学。因为我不能接收微信转帐,于是他便找了一位能接收红包的朋友,结果因为数目太大拿不了。于是乎,同学用小额红包的方式发放,朋友抢红包到手软,然后又不行了,因为每天能抢的数额有上限。我再找了位朋友来助阵,又是一阵红包雨,终于搞定。同学说:“即便在最残酷的地狱里,也有两件事可以存在:美和爱。”而我说:“还有真和善”。感谢!
这段时间,国内的各种放毒言论和对美国疫情的幸灾乐祸,让我们这些海外华人觉得很受伤害。因为在国内疫情严重的时候,全世界的华人包括在美国的华人同胞是怎样地心急如焚,怎样地倾力付出,怎样含泪祈愿武汉加油、中国加油,我们心里都清楚,那一个多月真地过得好漫长。读那些文章看那些言语和让人无比心塞心寒的横幅,我也是心碎一地,同学让我看到在故土依然有很多将心比心的善良,和灾难之中人情的暖意。"
成箱成箱的防护用品从国内寄到,华人协会将它们一一送给最需要它们的人,上面写着“支持那些为我们战斗的人。”(Support Those Who Are Fighting for Us)。这些为我们战斗的人,包括医院、诊所,和医护人员工会(Healthcare Workers’ Union),也包括镇里的消防站,警察局。他们守护着我们的家园,我们也要保护他们。
神圣家庭医院。照片由本地华人协会提供。
奥本山医院。照片由本地华人协会提供
社区诊所。照片由本地华人协会提供。

消防局。照片由本地华人协会提供。

东部联合医护人员工会。照片由本地华人协会提供。
即便是这样的危急时刻,也有人想发国难财。不过,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位于加州的西部联合医护人员工会(United Healthcare Workers West)发现有人在囤积居奇,认真搜寻,终于发现一个供应商有三千九百万只,另一个供应商有两千万只,还有人囤着防护面具。挖出货源之后,联合医护人员工会终于将它们和需要防护物品的地区和医院挂起钩来,强迫他们把囤货吐出来。
谢天谢地,继大公司纷纷认捐、个人和团体捐献之后,这几天美国的工厂也纷纷开动生产,加速填补市场的不足。继大制造公司3M和霍尼维尔之后,俄亥俄也有一家斯得克斯(Stakes)制造公司于3月23日开始制造N95口罩,从4月1日起,他们就可以开始发货。工厂还说,他们的计划是保本,保住工人的工作,除此之外,生产N95得到的所有利润都将捐给本地需要帮助的组织和机构。
2、 家人一般的医护人员
刚刚接到一通电话,我看电话号码陌生,没有接。一听留言,原来是父母的医疗保险公司,打电话通知他们,新冠病疫期间,医疗保险公司可以安排投递蔬菜和食物。
我会回电,告诉他们,我父母现在在国内,在室内关了两个月的禁闭之后,现在终于可以自己出门买菜了。
我所任职的公司的HR也早早发来通知:假如自己或家人不幸染上新冠,可以另外享有两个星期的病假。平时,我们每个全时员工有240小时(30天)的病假,自己生病或者直系亲属生病,或者看牙、理疗、扎针灸,都可以用这个时间。
我们是好孩子,从小接受的教育是带病坚持劳动、过年坚持学习,美国人则不同,生病不能上学、上班,因为会传染给同学、同事,而假期陪伴家人,更比勉强应付工作重要一千倍。有年轻的小伙子,周末玩疯了,星期一打个电话:不舒服,不来上班了,用点病假时间,这样的事我们在中国长大的老黄牛一般不干。我的病假总是封顶在240小时,我为浪费的病假自豪,我也祈祷,这一次额外增加的病假也同样浪费掉:我要我和家人都保持健康。
我喜欢我们的医生和护士。上学期间,“小伙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我们都按照学校要求买了保险,却很少看病。毕业了,生孩子了,自然而然就有了医生,先是妇产科医生,然后就是家庭医生(family doctor)。叫家庭医生,他们果然就像我们的家庭一样,我们初来乍到,又是初为人父母,平时三病两痛,尤其是孩子生病时,总是吓得魂飞魄散,两眼一抹黑,这时就全指望他们了。我们这些年一直跟着同一拨大夫,他们照顾着我们的身体健康,记录完整齐全,我们忘记了的重大事件,比如大人和孩子每一次体检、中疫苗、打预防针、生病,一概不记得,给他们打个电话,全在那里妥妥地留着。对第一代移民来说,他们就是大家庭的一部分。
这里的中国人大约都有类似的经历。妈妈们大约也都记得孩子顺利出生以后,笑眯眯的护士端来一杯冰水,冰块在玻璃杯里叮铃铃地晃荡作响,敢不敢喝由你。我认识的中国人,不管信不信中医,这杯冰水是不敢喝的。
孩子出院以后,就有了自己的儿科医生,有的儿科医生同时也是内科医生,那父母就可以同时在这里看病,不然父母也会有自己的初级保健医师,平时体检就找他们,需要看专业医生时,一般也通过他们推荐。这次疫情发生,我们就知道,如果发现自己有症状或怀疑自己感染,就需要先给他们打电话,他们会给我们开出单子,我们拿着这个单子去州里指定的公立或私立的测试地点。但愿用不上。
小朋友从三岁开始看牙医,我们找的是一名华裔牙医。每去一次,小朋友就长大半岁。每次孩子洗完牙,牙医都送一把小牙刷、一只小牙膏,算是牙刷和牙膏公司的免费样品吧。小朋友则总是直奔礼品箱,礼品箱专门做成海盗船上藏宝箱的样子,打开箱盖,里面全是花花绿绿不值一文的小玩具,小朋友们却稀罕得不得了,犹犹豫豫能够挑上好半天,最后常常挑出一只蹦蹦跳跳的假牙。
每年冬天,我们都会感冒或者染上流感。紧紧张张地抱着孩子去了,医生东摸摸西看看,然后说,回去吧,多喝水。打针吗?不打。吃药吗?不吃。就是病毒,什么都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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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一直以为,只要是病毒,就可以什么都不用管。直到这次的新冠病毒。
艾米莉是我们去的那家诊所的护士,正好她儿子和我家大毛同学,我们也成了好朋友。看到医护人员防护物品短缺的消息,我刚刚买到60只N95口罩,就给她发Email,问她是否需要。她马上回信,表示欣然接受。她说她们诊所现在还好,病毒流行后病人减少,她们能够在电话上咨询或治疗就尽量在电话上咨询或治疗,但也理解有些病人必须来诊所,所以她们还必须继续上班。
对自己工作面临的危险,她并无抱怨。她说,她丈夫和女儿都能远程上班,儿子在波士顿上学,住在宿舍里,感觉比在家里安全,她自己则每天都细心地擦洗门把、桌面,在家里每个人都各自有自己的房间,希望能够顺利度过这场瘟疫。
艾米莉上班时,现在口罩还不缺,但也不富余,每天只能有一只N95,所以她每天下班以后就把用过的N95留下来,以防万一需要时再回头来用旧口罩。我把自己的60只口罩给家人留下30只,给她送去30只。我们事先说好,她在屋内,我在屋外,我站在她家美丽的廊檐下,远远地相互招手致意。
我买口罩的这个群,起初大家都是为自己买口罩的,买着买着,很多人都决定将N95捐给医护人员。他们更需要。他们的工作就是治疗和看护我们,我们有义务保护他们。
我和艾米莉都热爱迈克尔·杰克逊。迈克尔·杰克逊2009年去世时,我们去附近的小电影院一起看了的电影《就是这样》(This is It)。年轻时的迈克尔曾经把大家召集在一起,然后高唱:“天下一家(We Are the World)”:
“当我们听到了恳切的呼唤
世界应该团结一致
有些地方的人们正逐渐死亡
是该伸出援手的时候了
对生命而言,这是最好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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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守护未来
我们的医护人员需要保护。孕育着新生命的医护人员更需要保护。这是《波士顿环球报》上登载的一个真实故事。
劳拉·迪恩(Laura Dean)从小立志当医生,从此便心无旁骛,一路过关斩将。她先是在哈佛攻读本科,后来在布朗读医学院,选专业的时候,选择了比较辛苦的急诊医学,并开始在麻省总医院和布列根和妇女医院做住院医。她的工作很简单:尽可能地帮助患病的人。
然后,3月18日,她做住院医的项目负责人给她打来电话:眼看新冠病人将会朝着医院蜂拥而来,下面几个星期,她想不想安排到别的地方去,这样就不必直接接触病人?
劳拉怀着九个月的身孕。尽管人们对新冠肺病对孕妇和胎儿的影响知之不多,迪恩却本能地知道,她在急诊室每呆一分钟,都会增加对婴儿的威胁。她知道,正确的答案只有一个。谁也不会指责她。
但是,她还是觉得内疚。
二月中旬,她和丈夫杰伊·凯利前往意大利,度过了他们作为自由人的最后一个假期。还在国外的时候,他们记得在媒体上读过关于中国正在流行的新冠肺炎的报道。在机场,他们注意到,有人在测旅客的体温。但是,二月底回到波士顿以后,他们依然觉得生活还是一切照旧。
一周之内,这一切都变了。起初是一两个病人发热或者咳嗽。一直到BioGen。一直到麻州州长查理·贝克宣布紧急状态。医院的新冠病人越来越多,她进入的每个检查室都有潜在威胁,她看到的每个新患者都可能是携带者。
图片来自《波士顿环球报》
朋友问:你怎么还在工作,不可思议。
答案是责任。作为医生,她宣过誓。但是,如果孩子发生了什么事,她怎么能够承担这样的后果?
第二天,当她的上司打来电话时,她是不是选择离开第一线。上司说,我们需要一个明确的答案。迪恩说,是的。她几乎哭了,在怀孕最后几个星期,她准备不直接进行临床工作。
放下电话,她哭了。
但她并没有完全退却,她和美国众多的从业人员一样,正在家里工作,一边进行远程医疗,一边做些其他力所能及的事情。她仍然感到内疚,因为她的同事还在危险的前线继续战斗。
4、爱情故事
《纽约时报》有一个我十分喜爱的《情书》专栏,每个星期,都登一篇真人讲述的真实的爱情故事。今天的故事是:《在新冠流行病的前线,‘我爱你’有可能意味着永别》。
作者詹姆斯·郭是华盛顿州西雅图医院的医生。对,就是美国新冠肺炎最早爆发的地方。那天早上,他轻轻地对他妻子说“我爱你,再见。”时间已经过去了三个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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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他意识到自己有可能接触过病人,于是请他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住到了亲戚家。两个星期以后,他哀求妻子带着孩子回来,哪怕他们在家里继续分开居住,她可以把食物放在他房间门口。她没有答应,她是个牙医,她不能让她的病人承担这样的风险。
然后,冠状病毒无处不在——就在大人犹豫权衡、差不多决定要回来的时候,他们的两个孩子都出现了流感的症状。当时还没有足够的试剂可以测试,最安全的办法还是假设他们得的是新冠。这样一来,更大的危险是他从家人那里感染上。就在这时候,他还接到电话,需要替代一个可能中招了的同事。
于是,他和家人的联络,大家不能见面,要见面,只能通过视频。每天,他对着电脑说:“我爱你,”然后跟家人道晚安。
“我爱你,”他的一位女同事对自己的新生婴儿说。她测出阳性,必须在家隔离。
“我爱你,”一位急诊室医生对他的家人说。他气管里插着呼吸管,他的同事在他身边忙碌着,力图挽救他的生命。
“我爱你,”丈夫对妻子说,他们两个都病了,住在相邻的病房里。他的状况越来越糟糕,被推到急救病房去上呼吸机。这有可能是他们此生最后一次见面。“我爱你,”有可能是他们此生对彼此说出的最后一句话。
一个老太太,肺里充斥着脓和炎症,挣扎着在视频上对孙子说“我爱你。”医生说,她太难受,想给她加点药,减轻她的痛苦,她拒绝了,她就是想多要几分钟,问问她孙子们的家庭作业。
“我爱你,”郭医生也这样告诉他自己的父母,不要出门,尽量呆在家里。
小儿子迈出第一步,郭医生是在视频上看见的。他很高兴儿子终于迈出了第一步,但他盼望着有一天能够亲眼看见儿子在面前跑来跑去。
郭医生知道,最坏的情况还在后头。等这场疫情结束,谁都不会毛发无伤。但他觉得,眼下我们都应该互相告别,并且互相之间保持距离,这是我们生存下去的最好希望,这样,在不久的将来,他就可以回到往日的旧时光,毫无畏惧地拥抱他的妻子和孩子了。
那时候,“我爱你”是“你好,”而不是“再见”。
图片来自《纽约时报》
【作者简介】菊子:武汉人,燕园学子,北美码农,个人微信公号“菊说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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