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思想者到行动者——智利普奖得主亚历杭德罗

作者：孙志健

2016年普奖得主，智利建筑师Alejandro Aravena

导语

迈阿密大学建筑学院客座教授裴钊

2015年8月我第一次到智利，见到了Fernando Perez教授，谈及Alejandro Aravena，他以“我的好孩子”称呼AA，师生之情宛如家人。2016年初，AA获普奖，同时担任同年威尼斯双年展主策展人。在某种意义上，AA和当年的库哈斯类似，推动并扩展了建筑学理论和实践的边界。他的金塔蒙罗伊住宅项目（QM）给建筑学带来了一种危机或机遇，即当建筑师不再使用形式和结构等专业手段控制建筑的最终美学呈现方式，而是通过建立一个系统，并藉由使用者和时间的介入，使得最终的美学呈现方式成为一种随机性结果，并放弃追求建筑的“永恒性”，而对“即时性”敞开怀抱时，传统建筑学一些核心概念将不得不重新被审视，建筑学的静态边界也变成一个动态的前沿。此外，拉美强大的现代建筑传统对于年轻建筑师并非好事，如何继承、摒弃和突破是每个年轻建筑师必经的‘弑父’之路；千禧之后，在动荡的政经社会背景下，以AA为代表的拉美新一代建筑师不可思议地探索出了自己的道路。

金塔蒙罗伊住宅，智利伊基克，2004。左：得到财政资金支持的“半成品房子”建设；右：居民自己动手实现的中产阶层生活标准

这个讲座是AA个人早年经历的一个全面描述，其中提及的瓦尔帕莱索学派（创建著名的开放城市实验社区）、Borchers（将柯布西耶精神推向极致的一位智利建筑师）、Rafael Iglesia（新罗萨里奥小组的核心人物）、以及“镜子与斗篷”（Mirrow and Cloak，Hernan Mesco和Fernando Perez有同名的理论文章）都是拉美现代建筑历史中关键的人物和事件，为大家理解AA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此外，所提及在游学和实践中的一些所思所做平实可靠，毫无明星建筑师的夸张习气，对还在求索的同学应有所裨益。

本文为全球知识雷锋第118篇讲座。

本文整理自2018年11月8日由2016年普奖得主Alejandro Aravena于RIBA主讲的题为《RIBA Charles Jencks Award 2018》的讲座，由东南大学孙志健记录整理，拉美建筑研究学者、迈阿密大学建筑学院客座教授裴钊老师推荐，感谢库伯联盟大一孙天洋对文章的校对和帮助。文末开放“拉美跨学科研究小组”欢迎申请！附清华大学2020年发展中国家研究博士项目招生简章~

记录者：孙志健

知识雷锋副主编，东南大学建筑学学士，八百八十八线写手

推荐人：裴钊

迈阿密大学建筑学院客座教授，拉美建筑研究学者，中国建筑文化研究会拉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主讲人：亚历杭德罗·阿拉维纳

（Alejandro Aravena）

智利建筑师，2016年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ELEMENTAL公司创始人，哈佛GSD客座教授，普利兹克建筑奖评审委员会成员，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外籍院士，2016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总监，曾任教于威尼斯世界建筑学院、伦敦建筑联盟学院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官网：alejandroaravena.com

正文共11695字58图，阅读完需要13分钟

评审团选出了一位令我们深刻理解什么是真正伟大的设计的建筑师。亚历杭德罗·阿拉维纳首倡的协作方式设计创造了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建筑作品，同时也回应了21世纪的重要挑战。他的建造工程让弱势阶层获得了经济机会，缓和了自然灾害的恶劣影响，降低了能源消耗，并提供了令人舒适的公共空间。富于创新和感召力的他为我们示范了最好的建筑能够怎样改善人们的生活。

——普利兹克奖颁奖辞

©ArchDaily

讲座正文

晚上好，首先要感谢RIBA授予我奖项，我代表ELEMENTAL和所有参与建筑实践的合伙人包括贡萨洛·阿特亚加、胡安·塞尔达、维克多·奥多和迭戈·托雷斯深表感谢，这对我们既是荣誉同时也是挑战，因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本身就颇有挑战性，所以今晚我将分享自己体验如此富有挑战性的关系的三种方法。

2018年RIBA Charles Jencks奖授予现场

首先，求学时期（formative years）的我就像一个书呆子（nerd）和怀疑论者（skeptic）——诚然在建筑学的内在环境中我们不得不时常与学科之外的人士发生交流。第二，我认为只有在面对项目初期一片空白的情形下才需要理论，而求学时期的我观点恰好与此相反，这也是我们将Elemental称作“行动库（do-tank）”而非“思想库（think-tank）”的根本原因——但它们两者的关系无论何时总是充满挑战性和矛盾性的。最后，大众观念认为“大写的建筑（Architecture with a capital A，即建筑学）”与我们日常所做的“小写的建筑（architecture with a lower case a）”是有区别的（尽管我并不相信），但它们之间的关联是什么？或许就是“大写的建筑”为我们的实践提供源源不断的知识和指引，而我们通过“小写的建筑”（即建筑实践）对它进行反哺——这也是不断筛除建筑学科中多余的（superfluous）矫饰（frills）的重要过程。

求学时期的思考

首先讲第一部分——我起初对建筑与理论的关系如书呆子般持全盘怀疑的态度，我从1985到1990年开始学习建筑，正值皮诺切特独裁（Pinochet dictatorship）统治末期，在那种政治环境下信息控制是非常严苛的——我们甚至买不到任何杂志，只能通过旧书本学习建筑，我猜是因为旧书相对安全，所以我们能研究的只有虚拟的照片而非建筑物本身。在这段时期，理论就等同于历史，所以我不得不学习历史Ⅰ、Ⅱ、Ⅲ这些相当糟糕的课程，所谓历史Ⅰ主要就是对历史建筑的分类梳理，如果你想成为一个评论家那这些是十分有用的，但若学生们希望从设计课题或工作坊中学习知识，这些课就远远不够了，所以那时想在实践与理论间建立联系是极难的。

我首次颇有难度的经历便是将理论当作历史去理解，而第三学年以后，理论早已演变成截然不同的事物——你需要用尽量复杂的语言去表达理论，所以我们艰难地尝试用哲学家的行话（jargon words）、通过超过四五个音节的词汇去探讨问题，你需要假装精简术语，以达到一种撂下一个高深莫测的词汇（term dropping）来作为评论的效果。其实我们刚在丹麦的路易斯安那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过一场展览，第一次将所有从前没有归档的速写本进行扫描，我不得不承认回顾那些速写本时发现我当年对理论的表述是不堪入目的，因为我依然囿于理论的概念，没有与实践产生联系。你只试图表现自己是个见多识广（sophisticated）、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当然会把理论的概念视作历史或复杂话术，而独裁统治时期你必须站在官方的对立面，所以这种反叛的（rebellious）态度和合情合理的怀疑主义（skepticism）使人们出于渴望容易接收大量知识，同时对所吸收的知识时刻保持批判和怀疑。

出租车司机的私宅

典型案例或许就是我在第三学年为一位出租车司机做的住宅，设计课题要求我们自选甲方来设计一座私宅，通常大家都会选择品味高雅的业主，因为业主的优越地位往往会带来建筑品质的提升，当然你也可以把自己的项目和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德国哲学家、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创始人之一）扯上关系，探讨一些类似“虚空”、“存在”的空泛之辞。我带着怀疑主义的心态选择了父亲的某位做出租车司机的朋友作为业主——他希望将出租车停在住宅内，因为如果停在街道上第二天这个重要的谋生工具就很可能不翼而飞——又或者像有些家庭将电冰箱放置在客厅，因为它是社会地位的象征，所以我一直思索的问题就是琐碎的日常生活到底如何与宏大的建筑学发生关联——从我第三学年在市中心为一位非常传统的业主做的住宅项目中，我们似乎找到了答案。

Taxi House

在你们求学时期一定也被鼓励要以反叛、怀疑和批判的态度审视一切，即使评图时很容易被一些教授驳斥，我想这就是一个转折点——因为你的批判性观点当然也会得到良好反馈，从而更坚定了你继续保持这种态度的决心——我认为这种态度对我们如今做任何事都是有所裨益的。我们的建筑实践就像是一场抵抗陈词滥调和陈规套矩（cliché）的不懈斗争，大概因为早年间的我坚信理论就是在设计时帮助我凭借直觉（intuitively）清醒地作出决定。

Fernando Perez教授

我想谈的第二点就是在思想形成期获得推动力（momenta）是很重要的，我在第一学年遇到的对我影响深远的Fernando Perez教授既是理论课老师，也指导我们工作坊和设计课题。我依稀记得他的一句名言（也许他自己表述得更优雅些）：当你开口发言的瞬间，就已经加入了公共讨论，一定要确保已经仔细、完整、清晰地思考过，要努力使问题变得明朗（sharpen），得出解决途径，而不是想方设法去偷换概念、模糊问题的边界，或丢出华而不实的空泛言辞来迷惑听众和业主。

Fernando Perez

这就是我求学时期从Fernando Perez身上学到的态度（formative attitude），他总试图告诉我们这些年轻人：必须快速从建成作品和文字书记中吸收大量建筑学知识。所以他的课不叫历史Ⅰ、Ⅱ、Ⅲ，而称作“建筑概论（Introduction to Architecture）”，当然后来我继承他的衣钵执教此课，徜徉在维特鲁威（Vitruvius）、莱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Leon Battista Alberti）、安德烈亚·帕拉第奥（Andrea Palladio）、列杜（Ledoux）、部雷（Boulee）、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阿道夫·路斯（Adolf Loos）、柯布西耶、密斯、康、阿尔多·罗西和罗宾·埃文斯（Robin Evans）等建筑大师的观点之中。

智利本土建筑实验

所以在求学期间至少要有一位教授能将“理论”视为“在学生空白的大脑中埋下一颗问题的种子”，你才能在未来真正受益。而糟糕的是身处智利的我们迫切地想了解那些远在天边的国际化历史建筑知识，囿于狭窄的眼界只能研究本土案例——因为智利不是秘鲁，我们从未有过帝国，所以在这很难寻觅高品质的建筑，但据我所知60年代的智利有两项重要的建筑实验或许对我们的研究有帮助。

第一个典型案例是距太平洋100公里的智利瓦尔帕莱索天主教大学（Catholic University of Valparaiso），它试图探索诗学与建筑的关系——这种原始方法不仅渗透到教学方面，日常生活中教授与学生们也会在开阔的城市空间、沙丘和海滩上进行建筑实验，他们把诗学而非理论当作一种原始的基本方法在建成环境中进行造物。

瓦尔帕莱索天主教大学（Catholic University of Valparaiso），智利

另一个案例同样发生在60年代，Borchers试图寻找数学与建筑间的关系，事实上他总想染指人类生存问题的方方面面——从科学到植物学、生物、地理都概莫能外，所以即便它们有些游离于传统意义上的实践，这些通过Fernando Perez在智利圣地亚哥的Pontificial Catholic大学传输给我的建筑知识还是弥足珍贵。

Hernan Mesco教授

第三点来自我求学时期的另一位教授——Fernando Perez是第一学年的老师，而Hernan Mesco是第五学年的导师，他虽是一位实践建筑师，但研究理论的方式使我受益良多——学会构想和拟定（frame）项目中的问题，把这些谜题加以总结，所以他将每个项目中亟待发现和解决的实际问题整合成一本“菜单”，这些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潜藏在你的各个设计之中。

Hernan Mesco

因此你的首要任务就是理解这本“菜单”的内容并仔细甄别筛选，即使不慎在不知道有其它选项的情况下选择了类似“进入建筑有多少条路径”的没有准确答案的问题，作为学生而言也是无可厚非的。我们从不认为这种思路就是Hernan Mesco教授的独创，但构建问题清单的方法确实值得大家关注——学生在作品中最多需要处理多少要素？L形的体量会面临哪些问题？设计一座塔楼的核心问题是什么？你无法绕过这些问题而直接得出合理解答，正如在我们的实践中，“设计”问题本身就是重中之重，我们会在项目初期花费大量时间去设计问题，而非凭空想出解决办法。

综上所述，我探索建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过程就是如此充满反叛、怀疑和书呆子气——读大量书籍，画很多草图，测绘许多建筑，而这种研究理论的方法会使在智利接受建筑学训练的我感到知识的匮乏，所以我总是迫不及待地吸收不同年代的知识。

意大利求学时期

第四点是大学校园之外的时期，我在1991年远赴威尼斯学习，虽然在意大利并不需要每天坐在教室，因为街道上鳞次栉比的建筑就是你最好的“导师”，但我还是申请了奖学金以维持我在欧洲的生计——选择去意大利主要就是为了研习建筑理论。身处意大利的时光使我发现了从前在智利没有察觉到的理论的新维度——文化，例如我必须选修一些课程以获取奖学金——古典与现代悲剧、文学、但丁的神曲（the Divine Comedy）……这些都是我平生第一次接触到。我能够与一切原创性的事物发生联系，当走进图书馆时，那些在智利永远无法看到的三四百年前的历史建筑尽收眼底，合上书本走到大街上，目力所及是各色印在历史典籍铜板插图里的建筑，亲眼所见才发觉它们如此不可思议。最终我采纳了Hernan Mesco教授的建议，他说：“好吧，如果你要去欧洲，一定要带上速写本，坚持绘画，但是最重要的是卷尺，切记要测绘所有的建筑”。求学时期的我还有满身的书卷气，一心跟随柯布西耶的步伐和节奏继续前往希腊、罗马、伊斯坦布尔——例如绘制居住尺度和建造尺度下的两种帕拉第奥柱式，这些经历始于1991年，但永远不会终结——我反复游历所有建筑，不断画图和测量。

因此我理解那些建筑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特定时期的社会形态、先进科技和建造手法——对社会的感性认识源于思索“为何当时要采取这种建造方式而非另一种”，而对这些维度的思考也会最终反映在文字上。Hernan Mesco教授说：“一个好的建筑作品既是一面镜子同时也是一个遮蔽物（cloak），它作为文化产物获得人们关注，同时经得起人们的考量，以至于像镜子一样映射出一段历史时期下的社会形态和先进人类文明乃至创作者自身，同时好的建筑作品也像一个遮蔽物，它在我们视线角落消失，你甚至都不会关注它，它仅为你提供做该做的事的场所而已”，例如我们在这座体育馆举行讲座，如果大家都把它视为文化产物加以关注，那么就能写一篇论文详细阐述它的建造时间、地点、比例甚至所有权等方方面面，而如果它被设计得不如人意，大家反而会极其关注它——因为我们都不能在这里举办演讲、集会和对话了。所以隐于幕后和走向台前、默默无闻和万众瞩目往往只隔一线，这也是我在意大利与智利两地求学经历中共同总结出的观点。

理论的新维度

我1992年毕业，在威尼斯求学之后的1994年开始个人建筑实践——也就是在吸收大量知识以后，你会面临设计初期一片空白的问题，此时理论产生了全新的维度——我如何介入并生成空间、如何提出方案并为之承担风险——做分析和调研看似缺乏创造性，尽管事实上它极需创造性来洞悉建筑现实。

我该如何开启无穷无尽的决策过程呢？所以这些年我试着将所有学生时代的经历以我梦寐以求却没能体验到的大学课程的形式组织起来，并通过书面文字进行记录，最终这些从重要建筑和课程中提炼（extract）出知识由我和恩师Fernando Perez以及另一位建筑师Jose Quintanilla共同编纂成这本名为《Architectural Fact》的书。

《Architectural Fact》，Alejandro Aravena，Fernando Perez，Jose Quintanilla

我对仅仅知道建筑并不感兴趣，真正吸引我的是能从建筑中学到什么，因为设计初期你总会面对一张白纸，有时设计就是“在选择之中找出偏好（prefer）”，总有某些人做的选择得比别人更好——所以我总是关注自己做出创新决策的过程以及面对一张白纸时走上岔路的可能性，故而我努力通过阅读、绘画、测量来研究空间，所有知识综合而成的直觉有助我整合方案中的一切信息。当你测绘一栋建筑时，仿佛回到了自己设计形式的时刻——到底选用方形还是圆形？如果选方形，高度和进深是多少？用什么材料？这些都是决策过程中瞬息万变的要素，所以我总希望得到参照和指引以做出更好的方案，而测绘就帮助我与设计初期遇到的问题搭建了亲密沟通的桥梁。

第一座建筑的思考

这本书的出版恰好与我设计第一座建筑的时间重合，这是1998年为天主教大学的数学系师生们做的设计，至今我的眼前依稀浮现出成吨混凝土浇筑的壮观场景，所以我不得不承认当时做设计时如履薄冰，丝毫不敢出差错。对我来说这个项目是奇妙的体验——一个不到30岁的建筑师在一张薄如蝉翼的纸上画许多平行线，而这些线条就代表着墙壁，它背后是成百上千的工人夜以继日的辛勤劳动，他们向模板（formwork，指新浇混凝土成型的模板及支承模板的整套构造体系）中浇筑混凝土，所以如果我在绘制线条时出错看似轻描淡写，小事一桩，实则是对成吨材料、金钱、能源和人力的巨大浪费。因为我们从不需要亲自动手去干活，而是借助别人的双手实现自己的想法，所以我们有责任确保图纸中所有指令都是能得到预期结果的。

天主教大学数学院（Mathematics School UC）

曾经我总企望从绘图和写作中获取知识，而此时我不得不抛弃那种把建筑理论视为充满迂腐学究气息的（pedantic）花言巧语（rhetoric）的想法，不证自明（self-explainatory）的是，那些虚张声势（pretentious）、傲慢自大（arrogant）的空泛说辞一旦到了施工工地上就瞬间失灵，所以你最好审慎措辞说一些对项目推进有指导意义的话语，而不是只为增加个人知名度（stature）或为作品套上光环（glamor）。

非建筑问题的探讨

这栋教学楼使我获得了密斯奖（Mies van der Rohe Award），连同那本《Architectural Facts》使我在2000年有幸受邀成为哈佛大学的客座教授，那年也正值Elemental的诞生，到了哈佛我才发现我的建筑理论与实践需要面对的并不是同行建筑师的评价，而是回应其它学科领域的理论与实践，至此我才意识到自己从前对建筑师这个职业的理解是如此偏狭和不妥，而走进哈佛的公共政策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法学院和商学院你就会发现他们正努力解决无比宏大的世界性议题，而我竟愚昧地认为建筑师就该只对建筑学感兴趣。

这是非常艰难的思想转型——我开始明白建筑理论与实践需要与其它领域的知识产生对话，共同改变现实世界。在2000年我了解了分形空间（fractal space）、构成主义者（constructivist）、后现代主义和参数化设计等不少炫酷的事物，但一直没明白“补贴（subsidy）”的含义，在一个60%的建设工程都受到某种程度的政府补贴的国度，这显然是难以理喻的，别人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不可能不知道这个词。

在住房建设部（Ministry of Housing）的晚宴上，一位和我同龄的33岁律师和两位工程师——其中一位来自哈佛大学的肯尼斯政府学院，也正是我们Elemental的创始人之一——我是席间四人里唯一的建筑师，这实在是千载难逢的良机——我从不可能有机会与智利的部长像这样进行如此私人的交谈，但我只能坐在桌上听他们滔滔不绝地讨论住房政策，因为我不明白“补贴”是什么意思。

我只能眼睁睁看着发言的机会从指缝间倏忽溜走，场面一度十分尴尬，然后工程师和律师又继续讨论政策——他们擘划着这个相对贫弱小国的每年成千上万的补贴的未来，而我对此交谈作不出任何贡献——我的三年建筑实践似乎对他们口中的社会、经济和公共政策理论毫无用处——因为他们正热火朝天地商讨如何提升我们祖国数百万同胞的生活品质。此刻我才明白我的理论需要隐于幕后，保持沉默，成为我个人专业领域中对实践的引导，并应当支持我参与餐桌上这场关于非建筑问题的讨论。

建筑与社会

Hashim Sarkis是我当年在哈佛GSD的同事，而现在他任MIT的院长，他说：“我们当前建筑学面临的挑战就是要用形式等建筑专业知识（specifc knowledge）对诸如贫困、动乱、不平等、生活品质的可持续性等普世问题（non-specific problems）作出贡献，因为这些议题是所有公民都有权发表观点并参与讨论的，我们需要运用自己所知所学尽力为他们服务，给人居环境带来新的形式和场所。”

所以普世问题和建筑专业知识之间的联系就需要通过解决“形式”问题来产生，形式并非指外观和造型，它是空间范围内有策略的组织——材料选用、空间序列、人际关系……经济学家、政治家、律师都不能解决“形式”的问题，但建筑师可以。那些年我们刚好成立了Elemental，它的诞生源于对社会福利住房的倡议，我们遵循了公共政策中所有法规的限制与约束——2003年智利政府对每户家庭的住房补贴只有7500美金，意味着这些钱既要用于购买土地、提供基础设施，又要建造家庭住房，我们尝试了各种市场预算都发现非常拮据。要求的严苛使得空谈理论者变得无计可施，不管你学过帕拉第奥还是阿尔伯蒂，重要的是你能否用好这建造房屋仅有的2500美金预算。

这就需要我不断画草图来研究不同的可能性——这些都收录在书里，这本书就是主要关于社会福利住宅的项目的。因此我才说Elemental是一个“行动库”而非“思想库”，理论当然是我们设计过程中思考、学习和反思的必要条件，它就像一场冒险——更确切地说，它一定是私人的，不可能成为鸿篇大论（discourse）或口号宣言（manifesto）。

这也是我说这个奖项对我颇有挑战的原因——我们从未说过任何传统意义上理论性的长篇大论，因为它只是指导实践的手段而非理论本身（传统的理论概念）。这就是“大写的建筑”的理论贡献为我们实践的“小写的建筑”服务的方式，所以这并不是一本理论书籍，而是分享建筑项目的内在过程。设计也是做选择的过程，当你前进时发现犯了错误，只能立即回头重新来过——你如何与业主或群众交谈？你的建筑如何与社会发生联系？如何为人类作贡献？如何保持学科的完整性（integrity）？

我们所做的就是为人居环境创造形式，既不更复杂也绝不更简单，问题是怎样创造社会期望我们建筑师做的符合审美标准的形式，但这只是诸多因素之一，在我们需要创造更具艺术性的形式，但这只是一个必要不充分条件，而经济、政治、法律和环境也会对形式产生影响。这也是为何每个项目初期我都无法预知最终形式的原因——我们花费大量时间努力控制设计的形式、预算、时间线和法规流程，理解社区居民们的需求，通过整合现存问题中有形与无形的方面为设计赋予形式。

劳伦森楼梯

最后我要分享四个案例来展示我们是如何转译建筑理论来促进实践的，正如我前面所说，理论不是宣言，它是能解决问题的自白（confession）。首先是建筑师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设计的劳伦森图书馆中的楼梯（Laurentian Stair），这个案例你只能用眼睛观看，而无法用大脑思考，你或许会问那么多值得研究的案例，为何偏偏选择这个楼梯？因为我对空间中尺度巨大的事物一直无比好奇，

劳伦森图书馆楼梯（Laurentian Stair）

例如你会在有类似帕提农神庙的多立克柱式（Doric）的庙宇中看到神话人物的雕塑，但如果雕塑突然站起来，室内空间就无法容纳了，就是因为这些物体相对空间而言过于庞大，所以劳伦森楼梯于我而言就非常引人入胜（intriguing）了。我在威尼斯学习时特意来到佛罗伦萨，带上我的速写本走进劳伦森图书馆，那里有个巨大的标语写着“禁止拍照”，所幸我并没有照相机，于是取出速写本便开始画图，保安走到我跟前说：“禁止画画”，我说：“可是室内并没有相关标语呀”，他说：“我才不关心这个，总之禁止画画”，我只能作罢，随后掏出卷尺准备测绘，他说：“禁止测量”，我问：“禁止测量是什么意思？那我能做什么呢？”，他答道：“你只能观看这座楼梯”，“那我可以在上面行走吗？”，“当然可以。”

因此我不得不慢慢去数楼梯的踏步——反复在中间与侧边楼梯上下行走，如果你走中间的曲形楼梯到休息平台自然是10级踏步，然后继续拾阶而上进入房间，但若是走侧边楼梯那就是11级踏步，为何建筑中最常见的重复元素之一——一个擅自篡改节奏甚至可能对使用者造成威胁的元素——会出现如此奇怪的规律？同样一组楼梯却是不同踏步，难道是建筑师出错了吗？——我反复行走很多次以确认我的结论，并尝试找到答案。

这一级踏步究竟是如何隐藏在仅有10或11级台阶的短距离之中的？其实如果你仔细观察侧边与中部台阶起步之处之间的距离就能发现玄机：中间楼梯的水平长度其实更大，起步也更早，实际上楼梯的扶手就是为了掩盖中间和侧边楼梯踏步不一致的这个事实。

我趁保安吃午餐或去卫生间的空隙拿出卷尺开始测量楼梯，还去了图书馆查阅相关文献——我找到了Giulio Carlo Argan（意大利著名艺术史学家）和Rudolf Wittokower（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史研究学者）写的一些劳伦森楼梯的论文和档案，但从未出现关于楼梯台阶数的只字片语。整整70页关于劳伦森楼梯的论文主要篇幅在介绍它建造的历史，没有提到建筑事实，因为现实情况是侧边楼梯11级而中间是10级，为什么？如果你有机会来到意大利读到关于米开朗基罗的原始资料，就能理解他在绘制楼梯的同时一定想象到绘制雕塑，对他来说建筑就像肌肉、张力、跟腱（tendon）、力量的组合。如果你看到曲形的台阶就会联想到雕塑——就像你将胸部微微向前，身体后倚着墙壁，你的肩膀就会表现出张力，作者一系列的微型空间操作正是意在表达人体的力与美。

起初我计算楼梯踏步时只发现了11级和10级的差异，待保安离开我便有机会测量台阶，其实我们被透视关系误导了——楼梯并不是平行的，这些台阶都是歪斜的（skewed），而我触摸楼梯并通过手掌测量它扶手柱的周长，发现前面的是51厘米，而楼梯上升后柱周长仅有37厘米——甚至双手手指交叉就可将它握住。

我们都被透视关系产生的感知迷惑了，从中能学到什么呢？那就是通过微小的事物和操作手法改变空间的体验，其实这与社会福利住宅项目颇为相似——你需要在极其有限的条件和方法下，克服建成环境中的种种不利因素，这也是我们作为建筑师和设计者参与非建筑学议题的宝贵机会。

多立克柱式神庙

第二个案例是多立克柱式的庙宇，我对此非常感兴趣因为它诠释了“完美”的定义，如果说楼梯是重复性的原型，那么多立克柱式的希腊建筑就是“完美”的化身，所以我趁着五月份课程结束时立即乘坐火车前往西西里岛（Sicily），研究多立克柱式庙宇的经历极大丰富了我在希腊的学习。

我对此有浓厚兴趣，希望从中学到课程以外的知识，因为在智利求学时期我甚至找不到相关书籍，只能看到复印件和图片，完全无法感知建筑的构造。因为这里没有保安，甚至有牛群在路上走动，所以我抵达西西里岛后很轻易地对神庙进行了测绘，令我震惊的是中部柱间距是不到2.4米，而角落上的柱间距只有2.2米左右，这两处的柱距足足相差约13厘米，这些是完全出乎我预料的。

帕提农神庙

西西里岛有许多与帕提农神庙相似的庙宇建筑，但不论是四柱还是八柱的神庙都会出现这种反常现象——角落柱距和中间柱距相差10到12甚至20厘米，西西里岛的所有多立克柱式神庙都是如此。

多立克柱式神庙的柱子上最外侧的梁叫做框缘（architrave），再向上是带状装饰（frieze），柱子上装饰纹样由三竖线花纹装饰（triglyph）和柱间壁（metope）相间而成，一般三竖线花纹装饰在柱子的轴线上，但为了保证带状装饰作为一个整体的最外侧以三竖线花纹装饰收边，就不能正对最外侧的柱子轴线，因此所有多立克柱式神庙的最外侧柱距都要比中间标准柱距小一些。

正如我前面讲的瓦尔帕莱索大学探讨诗学和建筑的关系，我记得学校的两个创始人分别就是建筑师和诗人，那位诗人曾提到，古希腊语中“神话”一词的原本含义就是“眨眼（blink）”，他的解释则是：现实是如此强烈有力，就像太阳，如果你直接用双眼凝视它当然是无法抵挡刺目的光亮的，但如果你眨眼睛或闭上双目就会好很多，这就是神话的最终目的——用最激进的方式处理现实。这些多立克柱式神庙传达出的韵律感是无法改变的，当然你在即使你不在纸上画线也无关紧要，因为那只是形式，但如果你要实际建造就必然需要面对材料重量的问题，如何既考虑到最大的柱间距，又能保证石材的重量不至于压断自身，所以如果我来做这个拐角，我该如何决定哪块石头放在前面？

这或许是我从多立克神庙中学到的：通过一系列不完美和反常的操作给整个空间体系带来活力。其实在重复性很强的社会住房中也是如此，因为我们必须通过重复获得尺度上的经济性——这或许也是有史以来对社会住房最大的诟病，你既要有重复性，也要有私人化，这两者是对等的，我们既要回应居民们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又要保证他们的生活品质——希腊庙宇的结构中的转角处的反常现象给了我启发，例如这座位于圣地亚哥的智利天主教大学圣华金校区的UC创新中心，这座建筑就是静力结构——构成原理非常简单，连小孩子都能轻易学会。

智利天主教大学安赫里尼创新中（Innovation Center UC），2014

其实Rafael Iglesia在我求学时期对我影响颇深，他是一位已逝的极具才华的阿根廷建筑师，有一个项目就在阿根廷的罗萨里奥（Rosario）。他曾说我这座建筑是不理性的，它有逻辑但不理性，为什么？因为你无需思考下一步操作的理由——它的操作就是不证自明的，结构遵循了这种有逻辑但不理性的构成原理，容易成为一个没有生机的系统——因为原则上这座建筑应该很常规，而智利多发地震——我们无需考虑垂直受力，只要关注水平方向的受力。

智利天主教大学安赫里尼创新中（Innovation Center UC），2014

如果这座建筑是一栋玻璃塔楼，它将重达17000吨——如果采用核心筒结构，而不是将质量分散在建筑边缘的话，反而需要更大的重量才能抵抗地震时建筑自身的重力加速度。因为你不知道地震会从哪个方向而来，所以为确保安全，结构上的发挥自由度并不大。我们将从多立克柱式神庙中观察得来小尺度的非常规设计经验引入建筑实践中——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两块体量交叠时的角度不是完全对齐的，而是有轻微偏移，这使得人们在看到这栋建筑时，不管是否能够有意识地理解这个小尺度操作，都能明白这座建筑是由积木一般原先互相独立的体块搭接而成的。

几何关系的研究

第三个案例是阿拉伯几何的重要性，它不仅表现在西班牙的阿尔汗布拉宫（Alhambra），还在我大学时期的课程中有所体现——数学家Manuel Cora在探索数学和艺术之间的关系，它不仅是工具，更是你职业生涯的重要技能，所以我远赴阿尔汗布拉宫去研究它。出于好奇我对这些庭院进行了测绘，发现了无比明显的变化的韵律感——这些空间序列的共性（vibration）是肉眼可见的。但我更感兴趣的是阿尔汗布拉宫的平面几何是如何组织的，如何用单一的几何形式填满既定平面——这也是几何学的经典问题。

不论是按三个还是两个方向的矩阵排布，最终都是方形或三角形的平面，而另一种办法就是旋转的方形，或许能通过形体的组合在既定平面上布置房间。这些研究对我们Elemental的第一个项目至关重要，就是我之前提到的智利金塔蒙罗伊住宅项目，只有7500美金补贴用于购置基础设施和建造住房——这个项目的中心议题就是：为何方形比矩形克服贫困更有效率？

因为智利北部城市伊基克处于沙漠地带，所以土地使用的压力十分巨大，人们疯狂涌入城市寻求更多工作、教育、医疗、娱乐和交通的机会，我们往往会说：在沙漠的土地是如此稀少，土地价格如此昂贵，以至于社会福利住宅不能建造在城市中心，它们应该被建在海平面800米以上、距离市区16公里的高原（upper plateau），因为那里地价低廉，所以贫困人口似乎理应聚居于此。我们接受委托的项目就位于伊基克城中心，是一片生存环境极差的贫民窟——人们拼命涌入城市希望攫取更多资源，融入关系网，但土地毕竟是稀缺资源，所以出现了过度拥挤的情况——为什么会过度拥挤？因为每个人都渴望土地。

我认为当土地是一种稀缺资源时，你几乎只有两种选择——忍受城市里高密度住宅带来的不健康的、恶劣的居住环境，或者用这7000美金在地价低廉的城市边缘地段建造房屋，但我们希望想办法使数百户家庭能安居在城中心——即使这里的地价超出社会住房使用者能承受的价位的三倍多。这就是场地的初始状况——不规则的形状，聚居100户家庭，每公顷聚集着700多位居民，如果遵循传统策略和住房政策做一个矩形——原则上矩形是效率更高的，因为它可以使每条街道上的基础设施服务更多户家庭，房屋面向街道的立面越窄，进深越大，你就可以在既定的土地上安置更多户家庭。所以我们看到狭窄的街巷，宽大的进深，还需要考虑街道的公共空间中排水（sewerage）、电力、用水的服务效率，而沿着第一条街道我们可以解决100间房屋中的30间组团。

如果按照沿街立面3米的原则排布这些长屋（row houses）——3米不仅是住宅的宽度，而且是房间的宽度，所以无论何时你想走进下一间房间都必须先穿过另一间，因此“过度拥挤”有时就是你必须为获取土地利用效率付出的代价。我们又回到用单一形体填充平面的策略，但这个项目十分反常（counterintuitive）——方形比矩形效率更高，因为场地是不规则形状的，如果使用矩形，尽管排布街道中段没什么差别，但一旦你走到街角就需要转角，这种矩形引起的转角会导致面积使用效率降低。如果你身处一块四边形的街区，那并不算什么大问题，但如果走在一个到处都是拐角、不得不经常转角的街区，效率就会很低，所以我认为如果想要通过单一形体在固定场地上布置平面，方形是效率最高的选择——它使我们付出昂贵的地价之后可以获得足够的居住密度，而正是在研究了所有可能性之后我们才选择了这种有悖传统的形式，而这种非常规的操作正得益于我对“如何使用基础几何形状铺满平面”这个问题的痴迷与思考。

正因如此，我们能用不太多的补贴在地价三倍之高的市中心为人们建造住宅，这些家庭接受了我们的住宅设计方案，所以他们不会搬到郊区或者失去工作，正因为不失去工作，他们能积攒更多资源投入住宅优化，不至于被迫迁移到生活水平低下的（underserved）城市边缘地带。我们在每个户型组团中建造了36平米的住宅，但在旁边留下了空间——以备日后居民们因为各种原因需要扩建自己的房屋，我们在一侧使用混凝土的隔墙，而另一侧是镶板，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家庭以后一定会拆除一侧的镶板把住房扩建到72平米。

正因为地段如此关键，所以居住于此的人们不会失去工作机会，而7000美金恰好足够支付每个组团的半边房屋的费用——从事房地产的人一定会告诉你：“如今地产的价值只取决于一个要素，那就是地段，地段，还是地段”，因为土地是如此稀缺的资源，现在你想按市场价买一栋类似的住宅至少要花八万美金，这就是我们发展中国家的资产导向（property oriented）的政策——与英国或欧洲完全不同，他们的住房都是国有的。当你在发展中国家得到了政府补贴，那你就是这栋房屋的主人，这就是公共基金向家庭资产的最大转移——所有人当然都希望自己的资产能够随着时间升值，我们都想买一栋不断增值的房子，而社会福利住房不像买房，它更像是买车——生活水平低下的城市边缘区的房屋只会不断贬值，没人愿意在那里生活。

金塔蒙罗伊住宅，智利伊基克，2004

上图：居民自己动手实现的中产阶层生活标准；下图：得到财政资金支持的“半成品房子”建设

在有限的土地上完成高密度项目，既能支付昂贵的地价又避免过度拥挤，为居民们预留出扩建的空间和可能性，这些就是我们为业主解决问题的策略——既在城市中心安置了所有家庭，使他们拥有了保值的住宅，这些社会福利住房不仅是抵御自然环境的庇护所，更是抵抗贫困的工具。

力所能及的细节设计

最后关于社会保障住房，我想讲一个以前从未谈过的方面，无论如何考虑社会经济因素，作为建筑师我们总要做赋形的决定，于是我们找到了一些参照，不仅是旧建筑，还有一些当代案例，例如路斯（Adolf Loos）的一栋位于巴黎Avenue Junot街道拐角的7层高的查拉住宅（Tzara House，路斯为达达主义创始人之一Tristan Tzara设计的住宅）就使我记忆犹新，墙上开洞（puncturing）的合并引入了全新的尺度，比如一个窗户至少有两层通高，而另外一个则是和地下室有关的等等。正如帕拉第奥的加入“通高柱式（giant order，古典建筑中高度超过一层的柱式）”的手法，将立面元素重新组织，加以合并，引入新空间秩序的操作——在路斯的建筑中也有所体现，从波尔图建筑学院的这栋楼来看，西扎（Alvaro Siza）也深谙此道。

查拉住宅（Tzara House），巴黎

我们也效仿这种操作，只是在极其有限的尺度和技术上进行——将两层的窗户进行组合，引入不同的空间秩序——这是我们作为建筑师在设计中拥有的唯一自由度，而这种引入的新秩序主要就是指窗户之间的粉刷，仅此而已。但我们知道：如果设计了双层“通高”的立面元素，在房屋另一半的扩建部分居民们往往不会再这样设计了——这就成了自我表达的建筑，因此产生了一定的市民性。我们需要对城市空间负责任，而人们可以在其间随心所欲——这些充满不确定性的未知的行为可以引入城市尺度下的全新空间秩序。

金塔蒙罗伊住宅，智利伊基克，2004。左：居民自己动手实现的中产阶层生活标准；右：得到财政资金支持的“半成品房子”建设

即使在不同设计项目中我们也反复使用相同的操作手法，例如位于智利南方的孔斯蒂图西翁市在地震和海啸后的重建项目中，在新的秩序中房屋的另一半依然保持着组合的两个“通高”窗户，你或许会问：“那又怎么样呢？”，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解决“那又怎样”的问题，这就是努力的方向。

绿屋，智利孔斯蒂图西翁，2013

上图：得到财政资金支持的“半成品房子”建设；下图：居民自己动手实现的中产阶层生活标准

这是我们在圣地亚哥地价最高的住宅区做的项目——居民们负担着极昂贵的地价，我们同样在二层和三层的窗户位置做了相似的组合，在项目尚未完成之时，我们的业主——教会组织决定继续采用我们的设计，但是他们自己按照方案去建造，但大家能看出他们并没有将窗户组成两层通高，而是表现出明显的楼层区隔，所以并不是典型的案例。

圣地亚哥富人区住宅项目，智利

这是位于圣地亚哥的另一项目，依然是相同的设计——通高的窗户，而居民们决定不对窗间空间进行粉刷，这之中所损失的正是我们所追求的，即在建成环境中引入一些市民性的空间品质——我认为这也是设计中的唯一自由之处，建筑理论在这里极其重要，它使我们能观察居民们的使用过程，给我们无限的希望——例如他们后来决定放弃“通高”窗户和其它部分的颜色差异，将所有住宅都粉刷成红色——包括窗户之间的部分，但其中一栋的户主显然明白我们的意图，在粉刷时用线条将两个窗户框了起来（两种选择均体现了我们在设计时希望看到的居民们改造房屋的自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