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骂他是人艺的叛徒，也有人赞他是第三世界的大师。但无论褒贬，几乎所有人都对林兆华尊称一声“大导”。这个性格本就朴直的老人，现下到了一种从心所欲的境界：嬉笑怒骂，好恶分明，说话行事从无遮掩，“撅人”骂人冲口而出。
“妈的，没钱”
林兆华是天津人，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后久居北京，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简称“人艺”）先后任演员、导演、副院长。
提到他，话剧导演孟京辉连说几个“服了”。著名演员濮存昕更是多次表示，相遇林兆华，是我最大的幸运。
然而，声誉的累积并未使林兆华的戏剧之路变得平顺，反而更显窘迫磕绊——就像他晚年渐缓的脚步和语速一样。今年3月至7月，第六届“林兆华戏剧邀请展”的作品正在天津陆续上演。这是邀请展被迫从北京“战略转移”的结果。从2010年开始，林兆华凭着自己的眼光和资源，从国外选戏、请戏，引进了诸多世界一流的戏剧作品，宗旨就是“让国内看看好戏长什么样”。该邀请展也被认为是国内外戏剧一年一度的交流盛会。2010年，首届邀请展是女儿林丛为他掏的腰包，最后赔了50多万。邀请展初创时期的一名工作人员回忆，那年剧展结算的时候，“大导戴着个圆框眼镜踩着风进来”，笑盈盈地说：“还可以呀，没赔多少，咱明年还可以干！”第二届，林兆华把前一年个人工作室的话剧收入扔进去做了启动资金，最后赔了150万。第三届彻底没钱了，以空头账户启动，继续赔，他在邀请展的发布会上宣布不再办展。2014年，林兆华还上了欠账，继续办展。4部戏中的3部原定在北京演出，其中两部却因经费不足而取消。去年，大导硬着头皮邀请了6部戏，最终只有一半得以在京落地。2016年，第六届邀请展干脆整体撤出北京。林兆华再次骂咧咧地放出“不想办了”的气话。“我这工作室，多少年来，妈的，没钱。”大导以“自黑”为开场白，“排一个戏，筹一次钱。我他妈的谈了一辈子投资。这两年，多亏有钱程（天津大剧院院长）的坚持。实际上我给人家负担很重。”
4月下旬，邀请展中的话剧《藏匿》在天津上演。为了让观众对二战时波兰犹太人的遭遇有“沉浸式体验”，小剧场被布置成逼仄的地下室，全场只卖100张票（均价200元），观众环绕布景席地而坐。面对波兰剧团来华演出的成本，这个戏从选来就意味着赔钱。“后来我才知道，每年赔好几十万。我原来不知道！”林兆华说。钱程对每日人物（meirirenwu）笑说，“赔几十万”已经成了大导经常念叨的一句“台词”。实际上，这个数字早已是多年前的行情了。旧有观念和制度的阻碍、商业因素的干扰、市场环境欠佳，都让林兆华对戏剧艺术的探索，逐渐变成了一场堂吉诃德式的左冲右突。国家话剧院专职编剧过士行深知林兆华不善经营，周围又没有能帮他打理的人。“他处理起很多问题来，忙得不可开交，脚底下拌蒜。”过士行说，“他只能排戏，干不了别的。”更别提很多戏本身叫好不叫座了。有时候林兆华“玩大了”，将契诃夫《三姐妹》和贝克特《等待戈多》放到一台戏上时，曾遭遇过只有十几个观众的尴尬。工作人员们常看到的一幕是：大导早早坐在剧场最后一个无人的角落里，怔怔地看着黑暗的舞台。2006年，濮存昕将钱程介绍给惨淡经营的林兆华，让他“帮帮大导”。比起“文化商人”，这位前北京音乐厅的经营者更像是个文化人。“我接触过很多文化公司，钱程是真诚地做艺术的。他像是文化推广员一样，不从赚钱出发，这个太难得了。”大导认定这位合作伙伴靠谱，和他在2010年办起了“林兆华戏剧邀请展”。天津大剧院办公区的林兆华照片
两人的演出资源合在一起，请来了不少在国际具有影响力的作品。第一届邀请展，他们请来了德国塔利亚剧院的《哈姆雷特》。该剧细致微妙又前卫大胆，舞台上甚至出现了一具真鹿的尸体。陈丹青坐在第一排看完，半晌说不出话来。
钱程问：怎么样丹青？是不是看了这戏才明白，比咱们领先四五十年？陈丹青一个劲儿嘬烟卷，想了想说：问题是再过四五十年，我们也排不出这戏来啊！去年，由有“波兰戏剧教父”之称的陆帕导演带来的《伐木》，在世纪剧院吸引了各路大咖，甚至包括资中筠、张维迎、周其仁、秦晖等文艺圈之外的名人，到场的白岩松开玩笑：今天有颗炸弹扔在这儿，中国文化思想界没人了。但这样的邀请展一直在艰难维继。很多年轻人抱着艺术理想来追随大导，但是发现工资发不出来、有时甚至得倒贴钱时，就纷纷离开了。一个曾参与邀请展创办的年轻人回忆，林兆华的办公室里永远有一口电饭煲不停地在咕噜着东西，那是林的养生法宝，没人知道里面到底是些什么。“这些年，应该有不少人走进这个房间，带着劝退的目标来问大导戏剧邀请展还要不要做。”一个字，便不再说话，只有电饭煲的咕噜。狭小的办公室，是他的秘密藏身所，“你能走进去，但永远走不进他的世界”。堂吉诃德式的左冲右突，也会有突出重围的时候。只不过，这种成功，只有林兆华知道有多么孤独。2007年，林兆华排了莎士比亚的一出戏，《大将军寇流兰》。这部戏弄来了上百个民工上台做群演，还请来两支金属摇滚乐队伴奏。它后来受邀参加了英国爱丁堡戏剧节，并大获成功，但在国内被评为“不伦不类”。人艺内部，此前被委托翻译剧本的英若诚曾问林兆华：为什么要选择这部不太出名的戏？林兆华回答：“因为我对孤独的英雄比较感兴趣，他（大将军）不是被敌人杀死的，而是被自己人杀死的。”这些话林兆华不常说，但多少年来，濮存昕的心里一直有数。
“他选择一个戏，一定有一些他内心的碎片、或者情绪的记忆，是和这个题材有关系的。他一定相信自己——虽然是少数的、被孤立的、边缘化的——但是他一定会觉得，‘不对的不是我’。”濮存昕说。“中戏是我的母亲，人艺是我的父亲，但他们都不爱我，谁叫我是个逆子呢？”这句话被印在了林兆华写的《导演小人书》封面上。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后，林兆华作为演员进入北京人艺，不久遇上 “文革”。好不容易熬过文革，工作17年后的林兆华终于做上了导演。他逐渐认识到一件事：人艺坚守的所谓传统，其实是仿自50年代苏联的表演体系。他不能接受的是，“人艺就是莫斯科艺术戏院的模子，而人艺的经典戏——如《茶馆》、《雷雨》——也只是在‘描红模子’，几十年前怎么演现在还怎么演”。“创作者永远要蔑视权威。”林兆华不止一次说，“没有人艺，就没有我林兆华。只不过我不愿意做同一种风格传统的奴隶。”在原有体制内处处受限，林兆华希望能有个空间自由地搞一些创作。他心知肚明，“有些想法在人艺实现不了，还会给剧院带来麻烦”，于是在1989年成立“戏剧工作室”。工作室的第一部戏，林兆华就排出了当年一票难求的1990版《哈姆雷特》。之后，工作室以其先锋和实验的特征，迅速受到国外同行的高度认可，在国内戏剧界却始终备受争议。在濮存昕看来，“大导总是不安生，总是有一种寻求新的可能的本能——就像一个小孩，要把每个抽屉都拉开，看看里面是什么”。略显尴尬的是，大导寻求了一辈子突破，但他排过的真正叫座的戏，还是人艺的话剧——现实主义题材，大牌演员坐镇，票房稳妥。比如人艺“五星”齐聚（何冰、濮存昕、杨立新、宋丹丹、徐帆）的《窝头会馆》。第六届林兆华戏剧邀请展仍在持续举行中。5月3日，《英雄广场》在天津大剧院上演，陈丹青、周国平、陈嘉映等文化思想界大咖专程从北京赶去观看。
《英雄广场》的研讨会，左至右为画家林旭东、陈丹青、哲学家周国平和陈嘉映
邀请展依然入不敷出。没有政府支持和社会投资，演出即便爆满，票房也就将将够支付北京的场地费用。邀请国外的大戏，“拿起来就是上百万的成本”，钱程的公司处于流动亏损的状态，但他瞒着大导，不让他“于心不忍”。“您这么大岁数了，想那（亏损）干嘛？您看着好，咱就弄。”他对大导这样说。两个天津人，满是“嘛钱不钱的”穷欢乐精神。“好多困难。唉，必然的。我都不想做了，钱程说还要做，说这是好事。”林兆华说起这件苦乐参半的事，竟顽皮地吐了吐舌头。他奇怪，为什么对于高端文艺产品的推广，德国政府能够用财政全力支持，而我们这里不行。申请国家的文化艺术资金支持，是件尴尬的难事。大导的一位好友透露，申报的时候你得说“借助西方的戏剧理念，对促进我国的……什么什么的。这就是中国特色。”在谈及为什么不在北京演出时，钱程算了笔账，比如，“《朱丽小姐》在北大演出，场子太大效果也不好，2000多座全卖光，还欠北大5万块，更别提演出费、食宿、机票了。《伐木》在世纪剧院也是，票款全卖完也不够交场租，没法弄”。随着钱程竞标到了天津大剧院的经营权，林兆华戏剧邀请展得以从北京转移到了天津。但在这里，困难又是另一层面的。天津大剧院正门的林兆华雕像
去年开始，天津推出了6万张“文化惠民卡”，拿着这张卡可以看遍天津11个国有院团的演出，比如杂技、梆子、评剧——唯独不能去买天津大剧院的演出票。
今年的邀请展请来了8部来自波兰、德国等地的大戏。但即便是林兆华最为看重的大戏——波兰导演陆帕的《英雄广场》，票房仍不足5成。提起这个，林兆华沉着脸说，下一步他准备回天津，找有关领导“侃侃去”。“我不能整天他妈的叫人赔钱啊。”坚持总是孤独的。多次参加林兆华戏剧邀请展的陈丹青，除了赞赏大导的舞台美学理念之外，还非常理解他的孤独。“80年代有一批这样的人，不大不小，正好到可以干事的年龄，噌地一下就上去了，他们想跟上一辈不一样。但是到后来很奇怪，下面没有人跟上来。所以林兆华就变成孤单单的，一直到老都是一个人。”“80年代文化思想界那种想‘往前拱’的过程被中断了。然后实验话剧就不重要了，以王朔为代表的连续剧就起来了。”90年代文化界风气骤变。和大导合作的很多演员都成了名，之后就进了影视圈，再难返回舞台。戏剧成了一种没什么经济增长点的业态。原林兆华工作室的一位成员说，大导心里多少有些失落，但他从不说。今年4月份的一次饭局上，林兆华对过士行和天津大剧院院长钱程倒了倒苦水，说自己以前“看人眼光有问题”。曾经身边的人一个个都离他而去，仿佛规律一样，“火了就不理他”。“孤独呀！好多哲学家说，孤独是积累智慧，我孤独经常生气。活人永远离不开孤独。不被人理解孤独，生活失败孤独，欲望不可求也孤独……总孤独就不孤独啦。”林兆华这样劝解自己。大导今年80岁了，但他烦别人说年龄，也不愿意提自己做过的事。他像自己的作品《建筑大师》中的主人公索尔尼斯一样，到了晚年开始怀疑自己的所有东西，经常甩着手说“那都过去了”。他也和索尔尼斯一样，晚年有危机感，说自己现在对于欧洲戏剧的了解也“有局限性”。
“少年维特有烦恼，老年烦恼更多，不请自来，且没有漫长的时间化解。我打坐打了几十年，仍然杂念更多，甚至更烦！”林兆华这样写道。他偶尔也会问钱程：排什么戏能挣钱？演员多了会费钱吧？钱程就劝他别想这些。“我干什么都是凭直觉摸着石头过河，有时能到彼岸，有时不知道蹚到何处。”林兆华在自己的书里说。林兆华岁数大了。他的儿子林熙越觉得，老爷子的脚步比以前明显慢了。这两年，他终于不再“跟老伴儿在三九天里骑着大奔遛街”，而是坐上了老伴骑的电动车。这些年他最大的心愿是给妻子买辆 Smart，就这一个心愿，却迟迟没能实现。有一次，林兆华带病来人艺排戏，濮存昕看到他那“瘦瘦的”、“一步一晃”的身影，突然觉得很感动。4月底的一天，林兆华的一个老朋友去家里看望他，带去了一个好消息：钱程的团队拿下了哈尔滨大剧院的经营权，那边的支持力度会更大。“您得把身体弄好了！咱还得弄戏呢。”他说。林兆华将手平举上前额，耸身比一个敬礼的动作，但布满皱纹的面庞板着，眼神凝滞。他披着衣服慢慢向里屋走去——就像他多少次，一个人走向人艺那条木制结构走廊的深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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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林兆华，你会想起哪部戏？哪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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