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有一个特别的朋友

这是奴隶社会的第 3566 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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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惠雯，生于70年代末，祖籍河南。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2010年后移居美国，现居波士顿。曾两次获得“新加坡国家金笔奖”中文小说首奖，以及“首届人民文学新人奖”、“上海文学奖”、“中山文学奖”、”首届曹雪芹华语文学大奖”等多个国内文学奖。已出版短篇小说集《两次相遇》《在南方》《在北方》《飞鸟和池鱼》《蓝色时代》，散文集《惘然少年时》。

大学期间某个暑假里的一天，我正坐在家中门廊下吃桃子，一个女孩儿由我过去的一位高中同学带领，来家找我。我那时候穿着最家常的夏装——背心短裤，独自和一盆洗好的水蜜桃作战，我的这一形象给这位找我的陌生女孩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过后总是提起，说她看见我的时候，发觉我的双眼正盯着桃子，脸上的表情仿佛在说：看吧，我会把你们全吃光！

这个女孩儿比我年长几岁，长相漂亮，像香港明星郑秀文。她去找我的原因是因为计划到新加坡读语言，想向我打听一些情况。她到新加坡以后，我们作为亲近的同乡自然成了朋友。

她刚到新加坡的时候，住在东海岸一带。从我住的地方到她住的地方很远，但我仍然每一两个星期去拜访她一次，因为她会给我做家乡口味的红烧鱼。她具有北方女孩儿的豪爽，虽然漂亮，却没有漂亮小女人的娇纵、刁蛮、精、媚，她的性格的粗线条在我看来增加了她的魅力，但对其他人来说，也许还多多少少掩盖了一点儿她的漂亮。

她搬到马里士塔以后，附近有家出名的烧鸭档，我们俩半夜会去买半只烧鸭，就着冰啤酒把它吃完，边吃边赞叹“过瘾”。只有这位朋友才会和我如此吃东西而不提及健康或节食之类的废话。有一次，我带她参加我的一个大学同学聚会，一个男生看见她，问我说：“你们那地方的女孩儿都长这么漂亮吗？”我觉得很自豪，我看看她，她倒没有不好意思，很大方的样子。

她热情、爱交谈，会恳切地说出她对生活的种种幻想和期盼。偶尔，我们在对方的住处过夜，往往聊到凌晨两三点，直到我在她逐渐低沉下去的话语声中沉入梦乡。她喜欢开怀大笑，这个时候她就像个开朗的男孩儿，但她也喜欢穿着女人味儿重的衣服，故意在房间里压着步子、摇曳有致地走来走去，似乎很以自己身为女人而自豪。我想关于所谓“女人味儿”的概念，就是她最初灌输到我的意识中去的。她总是有一些樱桃红、翠绿或者大花朵图案的真丝睡衣，有的上面缀着极其脆弱的蕾丝花边。我住在她家时，她就会拿出这么一叠衣服翻来拣去，最后选出其中的一件，让我穿上。我穿上之后，她会很认真地打量我一会儿，说：“嗯，不错，你就应该穿这样的衣服，不要老是穿娃娃一样的衣服。”

她似乎对脆弱的东西有种偏爱，例如真丝、雪纺、玉，这些在我看来令人费神、牵绊人的自由行动的东西她都喜欢。她有一副很好的翠玉手镯，是她花了一万六千元买的。有一次，她非要强迫我戴上以便她能“隔着一段距离、换一个角度”欣赏她的美玉。但从不戴这种东西的我依然冒失行事，把玉撞到石头的桌角上，撞出一条长长的裂痕。她没有尖叫，没有抓狂，甚至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悦，只是笑骂我举止多么莽撞、完全不懂得怜香惜玉。这是她的大气。

她从不介意在我面前扮演“坏女孩儿”角色。她教我抽烟。她说当她累的时候、烦恼的时候、高兴的时候或是感觉周围很有情调的时候，她都想抽一支烟。她还告诉我，抽烟重要的是那个“纾解”的姿势，她从来不会把烟真正吞下去，吞下去的是傻子。她爱抽黑色摩尔香烟，有一次，她发现我正看着她抽烟，得意地笑起来，问我：“你不觉得女人抽烟很漂亮吗？”不知道为什么，这句话让我有点儿不好意思。我没回答。她推了我一把，大笑道：“你觉得你姐姐抽烟是不是很有魅力呀？”我说：“哪有这样的？逼迫别人承认你的魅力！”

我们偶尔去咖啡馆，那时侯“星巴克”和“咖啡豆和茶”（多奇怪的翻译）还没有于摆放在户外的桌子上标明“无烟”，我们可以边喝咖啡边抽支摩尔女士香烟。她常常摆出很陶醉、很酷的样子，不在乎经过的路人对她注目。我说：“算了吧，假装自己在巴黎。”这句话总会让她大笑出声。我在她身上学到：不要因外在而对人持有成见。这一观点尤其适用于女人。有的人看到女人抽烟喝酒，会自动地把这种习惯和感情随便联系起来。而我这个喜爱扮演豪放不羁女性的朋友其实心地很羞怯、单纯。她曾教一个法国青年学中文，有一次上课，他夸她漂亮、嘴唇尤其迷人，说他早晚要追求她、吻她。她吓坏了，再也不敢去给他上课。

她来了一年多后，和我们共同认识的一个朋友恋爱了。我不认为他们很合适，因为我们那位男性朋友还是个在校的大学生，和我同岁。虽然我很无知，我也知道在那个年纪的男生追女生游戏里，双方对自己、对对方都不会有太成熟的认识，他可以追求她，也可以追求别人，重要的是有一个人，而这个人是谁并不那么重要。但我也不想泼冷水，那位男生可以说是我见过的最诚实、友善的男生，我真心希望我的朋友最终能和他在一起，我甚至有个自私的考虑，就是如果她能够嫁给他，她就可以留在新加坡，那么我也就不会失去一位好友。

她会对我讲他们的新发展，例如，他们在地铁站分手的时候接吻了，这是她第一次和男生接吻。我问她：“你感觉很甜蜜？”她认真地说：“很甜蜜。”又说：“哎，你也应该谈谈恋爱。”我说：“我可不会谈着玩儿，我一恋爱就要结婚了。”她摇摇头说：“你这家伙，真无趣。”而我却固执地争辩说，如果一个人爱你却不愿与你长相厮守，那就不是真正的爱，至少不是至深的爱。我其实是在暗示她考虑一下自己恋爱的严肃程度，她却毫无察觉，瞪大眼看着我说：“如果结婚以后不相爱了呢？”我斩钉截铁地说：“如果不能维持爱那就离婚！”她笑了，说：“你是个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在现实中要碰壁的。不过，我喜欢你这家伙。”

他们一起去马来西亚，一回来，她就来找我，谈他们的旅行。我问她：“所以，你们住在一个房间？”她忍不住脸红了，但仍然不认输，装作坦然的样子说：“你想到哪儿去了？没见过你这样的，问这么直接。”我说：“好吧，我已经明白了，希望你们尽快订婚。”她忍不住笑起来，指责我不懂得浪漫。

这场恋爱持也许持续了数个星期或几个月，但结果如我所料：他们很快分手了。在他们分手之后的某一天，我和她在餐馆吃饭，碰巧她以前的男友和几个男生一起从外面经过。他看见我们，进来简短地打了个招呼。我看出他很尴尬，她尽量显出平静、大方的样子，脸色却变了。他走了以后，我们都没说起他。直到我们吃过饭走出餐馆、来到外面的街上，她才轻声对我说：“我刚才看见他，发觉我已经不像以前那么爱他了。”我说：“那就好。”她说：“真的，看见他，我的心不再跳那么厉害了。”

就在我大学毕业后不久，她的学生签证到期，要回国了。我知道她并不想回去，她很喜欢新加坡，但在这三年之中，她勤奋读书，课余时间做很多份家教挣生活费，却没想到应该为自己找一个留下的出路，这足以证明她的单纯。她对生活抱着热切的希望，总是想过不一样的生活，回到国内，她先后做了一些她喜欢的小生意，例如开咖啡馆，开花店……她从来都是希望用双手改变自己生活的那种女性。我觉得她理应过得非常自由、快乐，理应到更开阔的地方去体验更丰富的人生。但她的咖啡馆、鲜花店都没有经营太久，最后她嫁了人，进了一家国营企业。

她的前男友是个诚恳而且热心的人，他和我有一个共同的嗜好，就是爱读小说。但一开始我们只是普通的认识，只是在他们谈恋爱之后，我和他才变得较为熟悉一些。后来，当我们变成无话不谈的朋友时，他对我说，他刚开始见到我对我的印象并不好，不知道为什么，竟认为我是个傲慢、不容易接近的人。我相信一开始，我们之间也存在着小小的敌意，因为我不太信任他会给我朋友她想要的那种承诺，而他也觉得自己的女朋友太受我的影响。我们都大学毕业之后，有很多时间可以消除以往的误解，坐在一起谈论我们喜爱的小说，也谈离开了的、我们共同的朋友。谈到这位朋友时，对话往往这样开始：“你最近有她的消息吗？”或者，“她最近和你联系过吗？”

他是我那时候的朋友当中唯一可以畅谈西方文学的人，因此，我不至于成为一个完全孤立的人。由于他的阅读口味更广泛，譬如他也喜欢哲学，他往往会给我一些我意想不到的启发，这使得我们的每一次交谈对我来说都不仅是精神上的愉悦，而且具有意义。当我们交谈的时候，我的思维会变得敏锐，我的想象力会在那个文学和思想构成的世界里活跃起来、飞得很远。一个句子往往只说了一半，但我们已经完全抓住了对方的意思；当我们提到某部作品里的某个细节，我们只需给一句简单提示，对方就马上接收到这个信息。

我们很难争执起来，因为我们都认为即便就短篇小说而言，福克纳也比海明威更棒，我们都喜欢爱伦坡的《金甲虫》，都有足够的耐性欣赏陀思妥耶夫，都钟爱卡尔维诺和博尔赫斯，都把福楼拜的《三故事》奉为经典中的经典，同时也都是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所体现的创作观和文学批评观的忠实信徒……即便在某个细节上我们的观点有出入，我们也总是奉行君子作风，非常慎重地把自己的看法表达清楚，全然没有否定对方的意图，似乎我们已经默认，对方的观点必然也是极有价值、值得尊重的。

当我和这位朋友在一起时，我仿佛变成了一位绅士，我身上那些不求甚解的懒惰、爱讲歪理的骄横、有所保留的拘谨等等毛病，全都因为我们所谈论的这些话题的自由、美妙而得以去除。我们常常坐在邻里的咖啡店谈艺术、谈小说，有时候谈得太过激动，口干舌燥，一连喝上三杯饮料。夜里十二点咖啡店打烊后，我们还坐在露天的座位上，谈着小说里的人物和技巧，其间不断提到作者的名字，仿佛这些已逝的艺术家都是我们的熟人。而感觉也的确是这样，当我说出“卡尔维诺在〈鸭之飞翔〉中玩了一个小花招”或类似这样的话时，心头会突然流过一股暖意，这种感觉就像你有个秘密的爱人，而你终于能够和一个人谈起他，自由地说出他的名字。

有时候，我们在某些聚会中和其他朋友在一起，我会发现我这位谈起文学思路敏捷、口若悬河的朋友其实是个不爱说话的人，别的人甚至会觉得他有些木讷、不善言谈。在那样的场合，和大家在一起，关于文学，关于小说，关于人性和思想，我们几乎从不提及，倒不是这算什么了不起的秘密，而是觉得不合时宜。但是，在某个周围碰巧没有其他人在的时刻，我们会简短地交流一两句话。譬如，他会说：“《不朽》看完了，很好。”我会对他的阅读速度表示惊讶，然后忍着激动、压低声音说：“我认为是昆德拉最好看的小说之一。”“同意。”他也低声说。我警惕着周围，发觉暂时没有人看起来想要走过来打扰我们。于是，我很快地说：“最近读了库切的《等待野蛮人》，我觉得比《耻》还要好。”他会说：“真的？我要去书店买一本读。”我说：“读完了告诉我你的看法。”这时，有人走近来，我们就不再谈《等待野蛮人》了。

尽管我这位朋友那时候并不写小说，他作为一个具有批评家眼光的第一流的小说读者，却能很快看出给我的小说中真正的问题（这通常是我自己看不清楚的问题）。我吝啬于把小说的初稿给任何人看，包括我最亲近的人，而唯有对这位朋友，我却急于把漏洞百出、犯着严重幼稚病的初稿给他看，因为我深信他提出的意见能令初稿大大改观。这种信任逐渐变成了习惯。我的不少小说在这位朋友的帮助下成为了它们后来成为的样子，否则，它们很可能就停留在惨不忍睹的初稿阶段。有时即便我只有一个关于小说的粗略构思，我也会拿出来和这位朋友讨论，我知道讨论会让这一模糊不清的想法逐渐变得清晰，丰满。我们还会谈我正在写的东西，谈我目前遇到的困难，他会和我一起思考如何解决这个困难，给予很具体的、技术上的建议。这位朋友以最严肃的态度对待我最初那些青涩的文字，他千方百计地让我相信，我应该去写作，而不是干别的。有时候，想到能有这样一位特殊的、能够在文学上理解并矫正我的朋友，我会相信我就是新加坡人常常羡慕的那种“好命的人”。

而这些在青春时代常聚在一起、度过许多欢乐时光的朋友们，最后都走到另一个地方去了，走进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于是，你某一天突然发现，朋友们都已不在身边。绿园的少女们，外表冷漠、内心快乐单纯的“英国女教师”，我的共度“奢华时光”的室友，递给我摩尔烟的漂亮小姐，送给我《挪威的森林》、和我一起听爵士乐、逛书店、我不曾写到却也不会忘记的“小孩儿”……他们现在住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城市，有的人我两三年也许能见到一次，有的则像断了线的风筝。但他们都还很生动地住在我关于青春的记忆里，当我想到自己的青春，它令人怀念的那部分总和这些欢乐的记忆有关。朋友不仅是记忆的一部分，也是成长的一部分，因此也就自然而然成了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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