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奴隶社会的第 3404 篇文章
题图:本文插图来自电影《老师好》
作者:张惠雯,生于70年代末,祖籍河南。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2010年后移居美国,现居波士顿。曾两次获得“新加坡国家金笔奖”中文小说首奖,以及“首届人民文学新人奖”、“上海文学奖”、“中山文学奖”、”首届曹雪芹华语文学大奖”等多个国内文学奖。已出版短篇小说集《两次相遇》《在南方》《在北方》《飞鸟和池鱼》《蓝色时代》,散文集《惘然少年时》。
进入高中后,你发现人生中初夏般烂漫、悠然的光阴已到了终点。此时,你要切切实实地进行一场成人般的奋斗,要刻苦地为最后的“冲刺”做准备,如果你冲不过去,那你的人生就起码失败了一半(至少老师们都是如此暗示的)。过去的学生时代相比而言仿佛是长假与儿戏。而这是个什么样的奋斗呢?似乎是为了准备过另一种生活、到另一个地方去的奋斗,为了离开你熟悉的小世界。这种念头不无刺激,但它也令人有些怅惘、不安。
于是,高中时代通常也是我们人生中第一次开始怀旧的时代,初中毕业的留言本上总是写满了同学们孩子气却真挚万分的感伤话。从我进入那座管理严格得像监狱、课程紧凑得像轮班车间的学校的第一个月,我就开始怀念阳光灿烂的初中时代,怀念我那个乐园,怀念放学后慢悠悠地散步回家、看着星辰在天空中浮现的那些傍晚,怀念我和我的家人在平台上度过的那些夜晚……

对于一个刚满十五岁的人来说,县城高中的生活简直称得上残酷。但是时间多么可怕又多么可爱,它让我把当时所受的苦也都淡忘了。我如今在模糊的时光尘雾中看到了一张张不干不净的、严重缺乏睡眠的脸,那些脸通常瘦削、有点儿脏、发黄,那上面总是有被功课压得喘不过气、为未来发愁的苦恼神情,只有那双眼睛从来都不乏血丝却仍然因年轻而明亮。
我们当时真有那么多东西要学,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在早上六点半就被赶进教室上早自习、晚上九点半才上完了一天的课,以至于我们一个星期要一连六天半都处于这种状态、得不到任何休息吗?一天之内除了短暂的课间休息和三餐时间,我们都被圈在教室里,做笔记、做作业、做试卷。
我在大学时仍在考虑这个问题,我发现高中学习的内容其实并不多,这样的内容如以正确的方法来学,根本不需要三年,而只需一年半,而且在这一年半里每天只需要学四到五个小时,其他时间可以轻轻松松玩耍、读课外书籍。但就是这么薄薄的几本书,被无限放大到填满我们三年光阴的每时每刻,而这每时每刻里的许多又因我们极度疲倦而被荒废了。
我只记得当时经常处于睡意昏沉状态下的我最强烈的渴望是躺下来睡一觉,这大概也是为什么我对契诃夫的《渴睡》感同身受,我当时心中必定闪过为了睡一觉宁可把老师杀死的邪恶念头。我相信那些手脚生着冻疮、脸儿青黄的少年们都和我有着同样强烈的睡觉渴望。当我们彼此瞅上一眼,我们干涩、肿胀的双眼里就流露出这个单纯的渴望:世界上最美的事儿是睡到自然醒!但我们这个可怜的愿望一个月只能实现一次,因为高中生一个月只能过一次星期天,其它周末只有星期天下午能休息,晚上仍要返校读晚自习。我相信这一下午的仁慈还是出于对个人卫生的考虑,因为人总得洗澡、换衣服。
学校企图把所有的学生,包括城里和乡下的学生,全都“圈养”在学校,让他们吃睡住行都在校内进行,像生活在军营里。我不愿遵守这个愚蠢的规定,办了特别的回家“通行证”。相对而言,我吃的苦比别人少一些,因为我并不需要睡在八人一间、没有热水供应、楼道里常有积水、阴冷潮湿的女生宿舍,吃那种没有一点儿油水、却时常会在里头发现异物的食堂饭菜。高中三年,我一直住在自己家,当我回到家,吃过妈妈给我准备的夜宵,洗漱后睡在自己的床上,我才感觉我心中的压抑、气闷终于舒解了,感到压在我身上那可怕的负担被暂时地卸下了。
在我那个墙壁被漆成淡紫色的房间,我初中的时候曾做过许多轻快、奇异的梦,可我在高中时代很少做梦,因为我太累了。每一天,我十点半以后躺到床上,想着第二天早上五点钟又要醒来,要急匆匆地吃过早饭,骑上我的自行车,在或者温柔或者酷寒的黎明里,奔赴我的前程……
在宿舍里,我也保留了一张床位,以便天气不好时住在学校。偶尔,我也不考虑天气,兴之所至地在那儿住一两晚,目的是为了和同学聊天。我从书里学来了一点儿讽刺和戏谑的本领,这对我们那时侯的苦日子很有用。当我在宿舍时,我总会说很多话,自觉地扮演娱乐大家的角色,把那些可怜的女孩儿们逗笑。

我并不指望我能留在她们每一个的记忆里,但万一她们还记得我,我希望她们想到的正是这些充满欢笑的夜晚。年少时,人多么强壮啊,一边冻得缩在被子里哆嗦,一边仍然大声欢笑,拼命睁大那双疲倦的眼睛,尽管宿舍里早就被强制熄灯、谁也看不见谁。有些同学我已经忘记了名字,但她们的样子如在眼前,想起仍让我感觉那么温暖而纯真。
是的,痛苦的感觉已经模糊了。在五点多的冬日凌晨,顶着刀子般的寒风骑车穿梭在黑暗、空无一人的大街上;在大扇窗户四面透风的教室里,冻痛的两脚在冰冷彻骨的水泥地面上偷偷摩擦取暖却仍然变得僵硬麻木,捧着书本的手生着红肿、奇痒无比的冻疮;夏日三十六度的高温蒸熏着赤痛的双眼,想俯在桌子上睡死过去,却仍要挥汗如雨地做模拟试卷;还有在那些偶尔的屈辱时刻,因不交作业而被勒令离开座位,和几个“犯罪分子”孤零零地在教室门口罚站……那时候的痛苦必定是强烈的,必定有眼泪、愤怒,但现在也都模糊了,就像伤口愈合了,尖锐之处被抚平了。
对于我的老师们,我心里没有怨恨或责怪,他们不过碰巧和我一样存在于那种教育体制中。我感到他们比我还要可怜,因为我三年后就离开了那儿,我到了国外,到了一所自由的大学,我此后在书写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自由,而他们却要在那种愚蠢而僵化的教育体制中苦熬,在辛劳中日复一日。
我记得那位把沈从文和《边城》介绍给我们的语文老师,记得被我的迟到早退气得跺脚却仍然在年级主任面前袒护我的高一班主任,记得那位出奇和蔼、几乎容忍我的一切违纪行为的高二班主任,也记得默许我逃掉最后一节晚自习回家看《三国演义》、坦承他并不情愿当“政治骗子”的高三政治老师,还有那位长着娃娃脸、说话热切到脸红的地理老师,还有在自习课上喜欢走到我旁边问“你还有什么不懂?”的举止文雅的历史老师,还有对我特别严厉却喜欢在外班表扬我的英语老师……
如果我在高中时代留下了什么遗憾,那并非繁重的功课让我吃了苦头,而是我曾对某些老师不公平,我偶尔的肆意妄为曾伤害过他们。我记得有一位英语老师其实对我很好,但他为人清高,有些孤僻,我不知怎么就喜欢和他作对。有一次,他让我站起来背诵一段课文,我很无所谓地说我不会背,然后直接走出教室、站到外面了。我在外面站了不到十分钟,他就把我叫进去了,我得意地坐回到自己的座位上。那时候,大家都在偷偷地笑他……当时的我太年少,还不懂得体谅他人的难处。
我时常想起一起度过那段青涩而又艰苦的岁月的同学,也不时想起那些赞扬过我、袒护过我也惩罚过我的老师。尽管我后来从不寻求什么重聚,但我心里爱着他们中的每一个,至少爱着存在于我记忆中的、那时候的他们。
我知道在这种艰苦生活中结成的情谊有多珍贵,以至于我宁可把一切按照原样保留在回忆中,也不愿去看那变了样的“现在”。
我怀念当年的那些人,也许多多少少有一种同命相怜的情愫在里面。我只能说,那整个既愚蠢又有欺瞒性的教育体制并没有留给我多少好感。事实上,我从未看得起它,于是我只能用我的小诡计去对抗它试图改变我的大阴谋。
从小学开始,我就明白有什么东西在逼迫着老师教导学生去配合欺骗。无论是我们为了应付“领导”检查的突击大扫除,还是示范课上好学生与老师事先彩排多次的“现场”问答,或是演讲比赛对于所有选题都要“歌功颂德”的要求,这些全都有劣质滑稽剧的性质。我也逐渐明白这就是整个国家的问题。城里各个局委的人也都上街打扫卫生了,他们在光秃秃的街心、街道两旁种上刚买来的植物,忙得“汗滴禾下土”,随后,考察组驾到了;再后来,某城市开始抢修道路,给路两边的建筑刷漆、整修了,赶紧给臭气熏天的河洗澡,不久,外国人就来观看比赛了……在这个地方,这么做不会被认为是虚伪,反之,不这样做会被认为不识时务。整个国家都在培养“识时务”而非诚实的人……
我后来看到的现象让我不由想到,当年我们在学校的表演,只不过是今后那场充斥着愚行和伪善的大表演的预演。好在我只参加了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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