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背井离乡

这是奴隶社会的第 3436 篇文章

题图：来自网络

作者：张惠雯，生于70年代末，祖籍河南。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2010年后移居美国，现居波士顿。曾两次获得“新加坡国家金笔奖”中文小说首奖，以及“首届人民文学新人奖”、“上海文学奖”、“中山文学奖”、”首届曹雪芹华语文学大奖”等多个国内文学奖。已出版短篇小说集《两次相遇》《在南方》《在北方》《飞鸟和池鱼》《蓝色时代》，散文集《惘然少年时》。

诚然，我给“大学”戴上过不切实际的光圈。我小时候曾在电视上看到一个介绍台湾大学的片段，在一片翠绿的草坪之中，在一条棕榈树夹道、阳光照耀的路上，两位打扮时髦清新的台湾女大学生对着我微笑地挥手……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从此误以为大学校园就是这么干净漂亮、绿树成荫，大学生就是这么清新可人的。这一幻象持续很久。因此，我初入 S 大学后那种极度失望的情绪才能得到解释。

那年夏天，我收到了 S 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发现我第一次要收拾行李，到家以外的地方长久地生活。我跃跃欲试，仿佛一条闪闪发亮的、象征着独立自主的大路在我面前铺展开了，好像一切只会是新鲜、明快而动人的，生活立刻富于了一种轻灵曼妙的节奏。我不断看到儿时记忆中两位女大学生在绿荫下朝我招手，不断在潜意识里把她们换成了我自己，想象我穿着漂亮的夏衫和长裙在草地上看书，在静谧、头顶枝柯交错的校园小径上散步。甚至当我想到七个女生挤在一起睡的寝室，想到壁橱、脸盆和食堂窗口，想到每夜的交谈，我都感到新奇、兴奋。其实，这个寝室和我的高中宿舍又有何区别呢？但因为它是大学的寝室，它就变得光鲜了，成了吸引人的地方。

就在我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全家为此欢喜的时候，却有一件烦恼事发生了。家里突然接到政府的拆迁通知（的确，很多变迁就是这么令你猝不及防的），因为要拓宽城南街道，我家的房子必须在几个星期内拆掉。那时候的拆迁比现在更可怕，因为被拆迁者得自己动手拆房子，负责一切费用，得到的赔偿少得可怜。我们得到一块相当于老房住房面积、位于偏远地带的土地，以及三万六千元的赔偿金。我父亲说，按照当时的物价，如果要建一栋新房子，这点儿赔偿金连买砖块的钱都不够。但在这个地方，甚至在整个国家，老一辈人都知道什么叫“一声令下”、“别无选择”。因此，我父母接到通知，惊讶之余并没有多少怨言，只有叹息和隐忍。

于是，我们只能亲手砍掉院子里的葡萄藤、石榴树、无花果树，拔掉那些无处可以移植的木槿、月季和冬青树……这些植物已经在属于它们的小片土地上生长了好几年，把我们的小院变成了一个宜人的花园。它们用那么久的时间长得茂盛，死去却只是顷刻间。我们又请来一些工人和乡下的亲戚，让他们拆掉房子。房子建起来的时候是按照最坚固的方法来设计、取材，这反而给拆房子的人造成了很大的麻烦。那些天，附近的每所房子都变成了拆毁、破坏的工地，到处是巨大的噪音，是人们用大铁锤拼命敲碎一块水泥板、喊叫着用一排棍子推倒一堵墙的声音，到处是荡起的烟尘，令人难以呼吸，路边则是锯倒的大树、枯死的植物尸体……连我的乐园也不能幸免，那片辽阔、茂密的杨树林仿佛几天之间就被夷为平地。那景象极为丑陋而又令人痛心。

就这样，我们看着心爱的居所在可怕的嘈杂声中变成一片乌烟瘴气的狼藉、一堆丑陋不堪的废墟，而作为受害者的我们，还必须把这堆废墟以最快的速度清理干净……我所熟悉的这一带突然间就消失殆尽了。

▲ Photo by H. Hach on Pixabay

而在此之前，我们县城的建设和发展已经有了“飞跃”了，至少，小城的四个湖塘全都被填平了，树都不见了，到处在盖楼房、开街……这一切就发生在高中期间短短的两三年中。我后来知道，这不仅是发生在地方的变化，也是当时发生在整个国家的变化。我也发现，在这场“大变革”之中，没有人顾及你的痛心，没有人在乎你明天是否能找到一个栖身之地。

周围的世界变了，它变得不顾及一点儿美感和温情。

这一切变化丝毫由不得我们，正如我们的房子、我们住在哪儿、我们能看到什么风景都由不得我们一样，尽管这里正是我们生活的地方！

在我的暑假快要结束的那段时间，我们只好暂时搬到附近一套租来的房子里，比我们以前的住处小了至少一倍，所有的家具都挤成一堆，有些根本无法使用。房间的墙壁只是刷了一层粗糙的粉浆，如果靠墙而立，衣服就会沾上白灰。房子采光不好，让人感觉阴冷潮湿。这里几乎没有什么院落可言，房屋外面只有一小块儿铺着水泥板的空地，没有树，更没有花。

住在这个临时居所里，我产生了那种寄人篱下的凄凉感。这和小时候住在家属院里的感觉不一样，因为那时候大家都住公家的房子，没有所谓的私有房产。可如今是我们失去了自己的房产，这简直就是飞来横祸，突然之间，我们那风雨不动安如山的居所就被“收”走了，除了一片荒地、三万块钱，我们什么都没有了。我父母因过度操劳而变得憔悴，他们露出了老相，长了很多白头发。

我就是在这间租来的房子里看着我母亲和姐姐们为我收拾行李的。尽管遭遇了这种不幸，家里人还是为我上学做了周到的准备。父亲借来了一辆车，他和大姐、哥哥要开车把我送去邻省的 S 大学。当我坐在车上，看着母亲和其他亲人仍站在路边招手并变得遥远的时候，当我经过曾是老宅而今只剩下一些碎砖渣的空地时，我开始感到一些不怎么让人兴奋的情绪了。

我们沿途游览了曲阜、泰安，我的外出独立的热情似乎与日递减、渐渐熄灭。到了学校，我立刻对校园大失所望。无论是学校里那些平板俗陋的楼房，那些路，夹在建筑物之间的被称为“公园”的小块儿绿地和树林，还有伫立在路边的公告栏，路上无处不在的新学生老学生以及新生的家属们，无不让我失望。

后来，我想到我对 S 大学过于苛责了，因为它作为一个北方城市的大学，和其他我曾见过的北方大学在外貌上并无区别，它不属于其中美的，也不属于丑的，这些学校正像中国的各个城市一样，仿佛按照同一个人的同一幅图纸设计出来。我想我当时经历的失望其实是不少初进大学的学生都经历过的，这只是因为我们在整整高中三年，就是靠着对大学的幻想度过艰难时日的。

只能说，我们以往的渴望太过强烈了，才会经历“不过如此”的失望。

▲ Photo by hanhletr on Pixabay

我发现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我经历的第一个小小打击是发现自己只能睡在靠门边的那个上铺，原因是当我到达被分配的那间寝室时，其他床铺都已经被“占领”了。自然，在我当年对大学生活的幻想中，并没有念及“抢铺位”这类的事。好在室友们看起来都很和善，她们因为来得较早，已经比较“懂事”，告诉我应该如何如何，现要去办什么什么……可是，我在心里已经开始怀念高中时候的好朋友了，一切对我来说太陌生而疏远了！

我处于一种有点儿恍惚的状态，又仿佛在暗自和人赌气，没有任何行动力。家里人为我忙成一团，他们给我铺好床，把行李箱里的东西放进属于我的那一格小壁柜（位于壁柜最高的一层），带我去开银行账户，把学费、生活费存进去。

我们又一起去买各种日用品，包括到食堂打饭用的特殊餐具。这种餐具是一个带柄的不锈钢大茶缸，它的盖子类似一个小盘儿，在这个盖子上另有一个倒扣的不锈钢小碗，这个三位一体的东西非常实用。茶缸本身可以盛米粉或粥、面，小盘子则可用来盛菜，而且它刚好又是盖子，不必另占一只手来拿它。那个倒扣的小碗则可以在必要的时候盛汤或是放馒头。

▲ 来自网络

当我在食堂外面看到一群群学生端着同样的巨大茶缸子进进出出，有些男生乐滋滋地拿勺子敲着缸子的时候，当我第一次和另一个女生胆怯地走进食堂，紧紧地抱着我的缸子、试图排队到窗口打饭却被狂潮般激荡的队伍挤来挤去，及至我们来到了窗口又被无数个旁逸斜出的、举着茶缸的男生胳膊阻拦在后面时

（他们有时候一只手高举三个打饭的缸子如同举着胜利的火炬）

，我不禁又一次体会到大学生活绝非我想像的那样。

我发觉我是那么软弱、狼狈，发觉自己所受的生活训练根本就是零。很有可能，我过去很愚蠢地把生活的惬意、文雅礼让等行为也和大学必然地联系起来了，不知道社会其实会在这儿给我上第一堂课，告诉我何为“争先恐后”。

家人为我忙碌的时候，我就像个有点儿厌烦的旁观者。我已经开始忧虑，我知道很快我就得自己去处理这些琐碎、让人烦恼的事。他们在学校附近又住了两天，好在这两天之中，父亲总带我们去学校外面的餐馆吃饭，我不必担心得去食堂打我根本难以打到的饭。当他们要走的那天，我顿时茫然失措——我要被独自留下、全无依赖，这就是我想象的新生活？

他们走后那几天，最大的安慰是我的室友们都算友好，其中一个非常瘦弱、苍白的陕西女孩儿和我走得最近。陕西女孩儿比我矮小多了，却是我的生活顾问，她在各方面都显得头脑灵活，性格坚强。譬如，她会把我带去打开水的锅炉房，教我如何从巨大的锅炉里打开水而不容易烫到手。我记得锅炉房里总是白烟腾腾，看不清水龙头所在的位置，只能靠感觉把暖水瓶放在某个水管的下面。我自己似乎仍没有信心单独做任何事情，所以几乎每天傍晚后就邀她结伴去打开水。

那条两边长着法国梧桐的路白日里特别喧嚣，但在夜幕刚刚降临的那段时间里却变得很宁静，笼罩在烟雾般的蓝色光线之中。我慢慢发现 S 大学也有一些美好、吸引人之处，或者是某个地方，或者是某个地方的某个时刻……我相信如果没有接下来那令人丧气的军训，如果我没有很快就离开 S 大学，在我适应那种生活的转变和想家带来的不适后，我或许会渐渐喜欢上 S 大学。

▲ 来自网络

我的新朋友还带我去认识新校园的各个建筑和地点，晚上让我和她一起到公共自习室里去看书。在初到大学的那几天里，没有这种陪伴，我恐怕除了想家再也不会做别的什么。在突然间举目无亲、感觉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这陪伴对我来说很珍贵。

在我仅有的印象中，她家境贫寒，因为她从不到学校里那些私人小火和校外的餐馆吃饭，她从学生食堂里打来的菜常常只有一两样素菜，有时候她甚至没有打菜，只买了馒头和稀饭，就着咸菜吃。她的极度清瘦在我看来是缺乏营养的结果，而且我们还未上课的时候，她已经在打听申请助学金的事情了。可她乐观、热心，生活的贫寒并没有影响到她的信心，反而让她具备了解决问题的能力，她从不像我一样生闷气。所以，我想我至今记得这位陕西女孩儿的样子并非偶然。一向在家中得到照顾因而变得软弱无用的我暗自希望跳出对生活一无所知的状态，当时，“有办法”、仿佛对新生活中的各个方面都怀着信心的她无形中给了我一种指引。

在我接到去新加坡读书的通知之后，有一天我们一起在校园里散步，她突然有点儿伤感地问我：“你为什么要走呢？”我为什么要走呢？我根本说不清楚。我只知道我觉得应该去更远的地方，在那里我或许可找到与此处不同的东西。我大概没说出个所以然。我们俩仍沉默地继续走着，我忘记了我们的眼睛里是否曾噙着临别的泪滴。

还有一位同乡男生，和我并不在一个系，我们在入校不久的同乡会上认识的。他性格为人很讲义气，喜欢结交朋友，有点儿像大哥一样照顾我。每当他们几个男同乡下馆子，他必定也把我叫上，去吃免费餐。有次他和他的室友在楼顶的天台上弹吉他，叫我去听。我带陕西女孩儿一起去，我们在天台上听他们弹琴，在夜幕降临之初的浓重暮色里看着远山淡淡的影子，夏天夜晚的风若有若无地吹过，我们都觉得很快乐。

▲ 来自网络

新加坡教育部到 S 大学挑选奖学金学生，我通过笔试和面试后，需回家一趟拿户口本等证件办护照等出国手续，从 J 市到开封要坐一夜的火车，凌晨四点到开封站。然后，我要再从那里坐汽车回家。他觉得我一个人回去不安全，就请假陪我从济南坐到开封。凌晨四点钟我们从火车站走到汽车站，汽车站的门还没有开。那时侯的天已经很凉了，他把外套借给我穿，自己在汽车站前面的广场上跑跑跳跳地御寒，就像在上体育课。早上，他把我送到回家的汽车上，自己又坐车返回学校。

可惜，我与这两位朋友的友谊很短暂，只持续了二十多天，那是我第一次离乡背井在外地生活，他们对我的帮助也尤为难忘。我离开中国后，我们之间还持续了一段时间的书信来往，但就像很多交往一样，它因为距离太遥远、彼此身处环境的全然不同而逐渐疏远，最后无疾而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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