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花儿，我的大学宿舍室友们

这是奴隶社会的第 3522 篇文章

题图：Photo by Adina Voicu on Pixabay

作者：张惠雯，生于70年代末，祖籍河南。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2010年后移居美国，现居波士顿。曾两次获得“新加坡国家金笔奖”中文小说首奖，以及“首届人民文学新人奖”、“上海文学奖”、“中山文学奖”、”首届曹雪芹华语文学大奖”等多个国内文学奖。已出版短篇小说集《两次相遇》《在南方》《在北方》《飞鸟和池鱼》《蓝色时代》，散文集《惘然少年时》。

我大学毕业前住过的所有地方之中，让我感到最平静、舒适、留下最多轻快回忆的，就是国大位于武吉知马路上的学生公寓 College Green。我始终不知道这个校外宿舍的中文名字叫什么，暂且就把它翻译为绿园吧，这和院子里浓浓的绿是相配的。

这又是一群白房子，但每栋房子远不如伊顿公寓那样宽大，它们是紧密相连的白色两层小楼，围成大大小小的环形，中间有沥青小道分隔开，同个环里的房子由一条长长的、带棚顶的走廊相连。在这个大院子里，大概有五六十栋白色的小楼吧，一般每栋楼里有四个卧室，楼上楼下各有一个洗澡间，客厅和公用厨房、洗衣房都在楼下。院子里种着很多矮壮的小棕榈、芭蕉树，在铁丝编成的栅栏上则爬着不知名的、异常茂密的藤科植物。

大一结束后，我搬进了绿园。我们八个中国女生占有着一栋虽然有点儿老旧但很幽静的两层小楼。我结束了在国大宿舍时孤独的游荡状态，突然有了很多朋友，这让我不禁想到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中其中一卷的名字：在女孩儿们身边。那时侯，我也已经从“刻苦”学习的状态里解脱出来，听力障碍消除后，我发现功课并不多，可以轻松应付。生活变得安恬、惬意，对每个人来说似乎都如此。

我印象中，除非考试前复习的那几周，平常我们总爱坐在楼下的大厅里看电视。有个最开朗、最具幽默感的湖北女孩儿（我相信所有朋友都因为她没有成为陶晶莹式的人物而遗憾）给我们的“电视时光”增添了诙谐、轻喜剧的光芒。无论是香港无线的肥皂剧，还是台湾吴宗宪、陶晶莹主持的综艺节目，总能被她看出精灵古怪的趣味来。而且，她有极强的模仿能力，她绘声绘色的模仿往往造成比节目本身更强烈的效果，因为她就像行为的漫画家一样会抓住其中最突出、荒唐的笑点。

有时我在楼上房间里，听到她在楼下大厅里爆发出一串极富感染力的笑声。对于我这种好事者而言，这串笑声有很大的吸引力，很多次我都忍不住跑下去，人还没有走下楼梯，已经在打听引人发笑的原因了：“怎么了？发生什么了？”我确信在我认识的人当中，没有人比她更富有令人愉悦的八卦精神了，也没有人比这位更善于发笑了。她给我的感觉是仿佛具有某种与生俱来的世俗智慧，她一点儿也不会被荒唐可笑的东西蒙蔽，而是懂得从中找到乐趣。往后，当我看到什么可笑的人和事，我喜欢想象她将如何评价，她的并无恶意的嘲讽和挖苦将如何把这里头的可笑因素揭示得更透彻。

▲ Photo by Trương Hoàng on Pixabay

我也想特别提到一位我们亲切地称之为“小花儿”的同宿舍女孩儿，因为我此后再也没见过和她类似的人。她是个奇特的矛盾体。她的外表十分圆润可爱，有点儿像日本女明星松岛菜菜子，却又具有女教师的那种古怪、严肃甚至有点儿刻板的气质。她有时候显得不怎么爱搭理人，有时候又万分雀跃，这全仰仗她的心情如何，而她的心情如何又多半仰仗于她的功课如何。当她不爱搭理人的时候，你和她搭讪就是自找苦吃，她总能一句话就熄灭你的万丈豪情；当她心情雀跃的时候，她就像鸟儿一般跳来跳去，可以连续打翻两个盘子、一个碗和一个杯子。

我们 2006 年曾一起去意大利和法国旅行，我相信在那二十天中，她是怀着必须放松、雀跃的决心的，以她的性格，她会这么想：既然是度假，就必须心情好！而一旦她如此决定，她的心情就会好得像天使。因此，我也就得以在这二十天里让她吃尽了苦头。由于我没有方向感、缺乏筹划安排的热情，所有的信息搜集、日程安排、订房换票、寻找路线等任务她都承担下来，而她完全任劳任怨！如果她因为判断错误而害我们走了冤枉路，我还有抱怨、生气的权利。我上午总在旅馆房间睡觉，而她则七点多钟就起床为我们当天的观光“探路”。此外，我还和我认为不友善的服务生吵架，让她夹在中间显得十分尴尬……很多年后，当她回想这个假期，想必会觉得不堪回首。但我却把它当作我生命中最轻松愉快的假期，并且慨叹再也找不到一个这么好的旅伴。

我和一个山东女孩儿住在二楼最北面的房间。这是一个长方形的房间，两边各有一扇窗户，我的窗户朝西开，我室友的窗户朝东开，在她那面窗户旁边，还有一扇通向阳台的门。由于绿园里的草木茂盛，外面蚊子很多，因此我们从未到阳台上坐，也几乎不打开那扇门，它纯粹变成了一个装饰。我们这个狭长的房间有种奇特的对称感。她的写字桌放在她那扇窗户前，窗前是一大片绿色的草坪，然后越过那一道绿色铁丝编成的栅栏围墙，是一排树木，树木后面就是武吉知马公路。我的写字桌也放在我那扇窗前，从我的窗子里望出去，是庭院中的一条沥青小路，小路对面常绿的矮棕榈和芭蕉树，以及隔着小路、在绿树掩映之中的对面的白色小楼。在我的窗户和楼下那条带棚顶的长廊之间，也长着一棵棕榈树，它那绿色蒲扇一样的叶子几乎贴着窗户，在起风和下雨的天气里轻轻擦着玻璃窗扇，制造出来很多微妙的声响。我们对各自的窗、小桌和床所在的位置都很满意。

▲ College Green，来自网络

我从我的窗户里看到走在那条沥青小道上、往某处去的学生，他们或者三五成群，或者独自一人，或者男女结伴。每当我听到一阵话语声或是拖鞋拍打沥青路面的声音从下面传来，我就停下我正在读的东西或是手头的作业，饶有兴趣地观看这些路过的人，看他们的动作、表情，听他们说话的声音。这种打扰、中断，是我坐在窗前的乐趣之一，也是我喜欢的休息方式。就是在这种观察中，我发现声音好听的人其实比长相好看的人更少，而且声音好听的人能令我产生更多好感。

我的室友则不像我这么喜欢把休息和正在做的工作搅成一团，她喜欢专注地干一件事情，把一件事情做完再做另一件事情，她的生活就像她的人一样整齐、条理清晰、井然有序。所以，我不能想象她坐在我的窗前，不时被经过楼下小路的“啪啪”拖鞋声

（实在不怎么美妙）

打扰；我也不能想象自己坐在她那扇窗前，仅仅看着一片宁静、碧波般的草坪。可以说，我们各得其所。

和学校的宿舍相比，我们这里更有生活气息。在那个年龄，我们通常睡得很晚，即使无事可做，也会聚在楼下看电视、讨论八卦。周末，则会有人炒菜，有人炖汤，有人煮清淡小粥。洗衣机的声音、切菜的声音、电视机里传来的声音、女孩儿们说话的声音，这一切组成的生活交响，都让我感到我那颗在之前的一年中因遭遇种种变迁、经历情绪的种种波动而焦虑疲惫的心，正在平静的生活中趋于平静。

也是在这所白房子里，我从观察别人、帮点儿小忙的打杂中渐渐对做饭有了一个基本的概念。我的室友里有四川人、湖北人，在我的印象里，这两个地方的人比较会做菜，或者说，具有更敏捷的生活才智。我从她们那里学会了在炒菜时大概应该放哪些类型的调味。有的女孩儿则比较爱调养，她们在厨房里煲汤，煲莲藕排骨、萝卜玉米排骨、咸菜鸭，弄得整个宿舍里香气四溢。于是，我又多多少少明白了那些广式靓汤是怎么炖出来的。这不失为一种生活常识的积累，我发现我对此十分好奇，希望自己也能掌握个中秘密。但是，直到大学毕业，过节时大家每人要烧一道菜时，我总是抢先报上我的菜目，霸占住那道最容易做的、在中国妇孺皆知的菜肴–番茄炒鸡蛋。

每隔一两个星期，我们还会去餐馆聚餐，几乎每次都是在我的室友的组织下，由她根据我们有限的零花钱数目，为我们选定合适的、富有特色的餐馆。我后来发现，这些餐馆在不少本地的工作人士眼中也算得上体面。这成了我们的消费习惯，我们或者吃家常便饭，而一旦决定去餐馆，就会去比较好的餐馆。我们都非常信任我室友的选择，她早已是宿舍里默认的领袖，不是那种像学生干部一样夸夸其谈、表现得过头儿的领袖，而是真正得到信任和敬佩的领袖。她为人聪明稳重，把生活和宿舍的公务安排得清晰得当。最重要的是，涉及到宿舍公务，例如洗澡间和楼道、大厅厨房等共用空间的卫生，她的任务分配从来不失公允。她性格温厚，说话和风细雨，可这种温和里却自有一种威严。

我这位室友和我一样来自 S 大学，她身上有种颇为娴静古典、知书达理的气质，有点儿像民国小说中那些被称为“君”的女子。这种有些令人敬重的气质，我很少在其他同龄人身上发现过。室友和我的一个共同点是喜欢看闲书，在阅读上口味旧派，和我一样爱着一群已经不存在的人。我们时常讨论看过的一些书，亲切地提及作者和书中人物，仿佛他们是我们的至交。有时候熄了灯，我们仍然躺在黑暗中谈论着某个细节，我谈到激动的时候还忍不住一下子在床上弹坐起来。我总是表现得缺乏稳重、过于热切冒失，她总是克制而内敛，即便流露出天真的、由衷的快乐，也不会让人误以为是狂喜。所以，有时候我感到自己偷偷羡慕着她的理性、节制、生活中的美好秩序，而我也不禁想到，她对我的亲切是否也正因为我性格里与之不同的那些混乱因素，例如糊涂、懒惰、颠三倒四、容易焦躁不安？

搬进绿园之后不久，我就买了一套飞利浦的迷你音响放在宿舍房间里。我和室友都喜欢听流行歌曲，我记得我们坐在房间的地板上听歌，有时候一起跟着轻唱，心情就像室外的空气、植物、我们的年纪一样清新。我们尤其爱听张国荣，而他的所有专辑中最爱听的同样是《宠爱》、《红》和《春天》。有时候，我们会在入睡前调低音量，播放他的唱片，直到在耳语般温暖的歌声中坠入梦乡、唱片播放结束、音响自动关闭……那是在九八九九年。我想我们心里并不缺乏对情感的敏感度，但我们很少谈及周围的那些男孩儿。他们显得冒失、浮躁，和我们心目中理想的情感似乎没有任何相关之处。奇怪的是，我也从未谈起过给我写信的那个人，仿佛我有意无意地把它当成了一个秘密。

我发现我那沉静的室友其实是个很善于享受生活的人，很多人也许感觉不到这一点，因为他们并不明白生活的意趣与美通常深藏在精细的事物之中，而喜欢张恨水张爱玲、沈从文汪曾祺的具有民国之风的她，却精细入微、明白此中真谛。她对生活的欣赏与享用也十分沉静，几乎是在悄无声息之中进行的。每当我看到以狂歌滥饮的方式“享受”生活的人（我认为更像是在蹂躏生活），我就会想到这位沉静的朋友，觉得那些人理应从她的方式中得到一点儿启示。我尤其喜欢她的“得体”，这个词听起来简单，但做起来会非常难。仅仅举着装的例子，我总能发现她在适当的场所穿着适当的衣服。有的人追求时髦，有的人追求奢华，有的人追求夸张个性，而明白自己和周围的环境协调起来乃是一种美的人并不多。我不能欣赏穿着短裤和拖鞋闯入酒店宴会上的男人，也不能欣赏一身珠光宝气去登山看海的妇人，在我看来，前者是幼稚，后者是愚蠢。

我们在绿园的同一个房间里住了两年多，一起度过很多快乐时光，除了因为书和歌曲，几乎从未有过争执。如果有什么我不记得的争执，想必也是我的孩子气所引发，确定与她无关。那时侯，她喜欢称呼我为“小孩儿”，我想我的糊涂、爱激动、情绪不稳定等特点，都使得这个称呼和我很相称。两年多后，我们陆续大学毕业，离开了绿园，但两年多共处一室的友谊已经牢不可破，她注定成为一位终生的朋友。我从这位朋友身上学到不少于我有益的东西，如得体、自立、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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