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人在城市里想留又留不下的时候

接力访问

小鸟文学

如果你也觉得这个世界无比沉闷，那就到了我们找到彼此的时候。

本文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第三十六卷，为免费内容。

我本来是要和牟昌非聊他的“乡村戏剧节”的。提名他做接力访问的怡宁说，很想知道这么多年是怎么做下来的。当时我说，作为一个在自己长大的村里做戏剧节的人，我更想知道他的动机是什么。在一群知根知底，更重要的是和你父母知根知底的人面前做一件极其文艺的事情，这事放我身上我不太能想得出来。至于怎么做，我想一个人既然想做，就会知道怎么做。

结果真的和牟昌非聊起来的时候，既没有从“怎么做”开始，也没有从“为什么要做”开始。后面这个问题我们后来聊开了——不可能不聊——但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在聊报道他的人。我能找到的“乡村戏剧节”报道都很官方，这让我一下子“看不到”牟昌非的样子，至少不敢全信自己读到的东西。所以，我们的聊天就从他这么一个人，为何需要官方媒体背书开始。

“为了不让它被当场掐死。”牟昌非说。他很直接，我后来在整理录音的时候重新感受了这种直接。这种直接带着很清晰的逻辑。

牟昌非是 2016 年开始做戏剧节的。他有自己的智慧。十一国庆开始做戏剧节，卡在之前两三天发公众号推文，这样万一有什么官方反应，戏剧节也趁着时间差做完。媒体很快就报道了，而让他去补办手续的人要到年底才来，那时候报道的媒体就更多了，“乡村戏剧节”已经成为了一个既定存在，有了名气，不好被随便“掐死”。

牟昌非说了 2 个多小时，接近独白，就好像他事先排练过一场关于“乡村戏剧节”的演讲。他有一个语言习惯，叫“后来我想”，日常反思可能对于他这种出口成章有极大帮助；另一个反复提到的是自己的人生处境，“无法留在城市，也无法久居乡村”，可以说，这是“乡村戏剧节”诞生的契机。

但是“后来我想”，那些看起来水到渠成的事情，发生之前不知道有多少细小的抉择和波动的情绪，虽然牟昌非不谈，但是看得出来，日常的反思让他和各种事物的接触都带着道德自觉：什么是边界，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平等。

在采访他之前，我看过一篇很长的公号，内容是他和别人的争论，还交给了第三方评判。争议的核心是一个去村里的朋友是否能买村里老人的一块木雕。事情本身不重要——且复述起来很不简洁——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对这次购买行为里的道德审视。当时觉得有意思，因为花这么大力气“计较”原则问题的人实在不是太多。

“乡村戏剧节”于牟昌非而言，既非工作、也非事业，更谈不上靠它赚钱和博名（比如说，参与某个当代艺术评奖之类），可能自己还得往里面搭一点。这个戏剧节和牟昌非一样，是游走在村和城之间的存在。可以说，有牟昌非这么一个人，才会有这种混合气质的戏剧节，而它的存在，对牟昌非本人的意义可能比对任何人的都大。

在发稿之前，牟昌非在公号里发布了第十六回乡村戏剧节的招募。时间还是定在 2024 年五一节。地点：山东潍坊市寒亭区高里街道牟家院村。除了九大演出场地的介绍，还罗列了参演人员的伙食：大饼卷鸡蛋，卷葱卷蒜抹大酱，蚂蚱酱。

还有个汤，叫“打辣酱”。牟昌非写：中国北方牟家院村饮食汤类之一，用干狗光鱼，姜末，潍北干辣椒，葱花，粉条，香菜，面粉加水。文火熬制，又辣又腥又鲜又香，大汗淋漓，不亦快哉。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食谱描述让我想起他说话的样子。

公号推文最后，是所有采访过“乡村戏剧节”的媒体报道列表。“好奇心日报”也在其中，但我回想了一下，那篇报道并没有那么关心这个人，和所有的报道一样，它把事情弄清楚，就走了。但是人不清楚，事情也不会清楚。不过当时还在事件热头上，事隔多年，再和牟昌非聊他、聊他做的事情，可能更清楚了。

以下是牟昌非的口述，除了办戏剧节的初衷，他更多在解剖他自己。

有钱没有钱我都会办，就算只来一个人我也会办。现在镇上放映，只要不是龙标的，任何片子都不能放。但是我又不能不放，如果按这个要求的话，这个节就连办都不用办，完全不需要办，按他们的说法，戏剧节就演地方戏，他们希望这是一个城市成功的青年返乡回馈老乡，给村里带来这种传统戏曲娱乐的事。

田野里的戏不行。他们认为田野土地是脏的、不卫生的，不符合现在新农村这种整洁的面貌。这和我的初衷是截然相悖的。我们村和那种旅游村完全不是一类。我们村还有个小学，还算是周边村的一个大村，2000 年左右撤校并点，周边村都并到我们小学来上学。到了今年升学，我一问他们的在校生多少，去年还能到 120，今年成了 80 个，还是 3 个村。这种村小可能用不了三五年，就非常正当地取缔了，因为已经没有多少生源。村里年轻人几乎没有，都拼了命地要进城买房子，现在我们这边的政策是，你在区里没有房产，孩子不能上区里上学。

戏剧节今年正好是第八年，在我这儿，时间刻度感没有这么明确。我从小在这个村长大，整天贪玩，父母忙于赚钱种地弄大棚，顾不上孩子。放养反而让我和我哥和自然接触比较多，也知道自己的兴趣点真的在哪儿，不用理会社会上怎么样，那套紧箍咒很难戴到我头上。上学的时候我们那的小学就开始撤点并校，到初中往上不到两年学校又撤，后来大学到了烟台，没毕业就跑了，去北京，因为从小喜欢书画、写毛笔字，觉得怎么也得从事一点和自己爱好相关的，就一直在漩涡里转，自己闷头写。

后来从北京回来，家里一看你从北京回来了，你快认怂，快找个地方上班。一个亲戚给联系了银行押钞，一押押了好几年。这种工作很懒散，上班其实是下班状态，所以我就把上班当做一个玩，下班排得非常满。搞活动，由着兴趣来，什么创意市集，组织摊位，真人图书馆，反正看看新闻你有啥点子就一一张罗，大家报名一起玩一玩。后来觉得，像戏剧节的练手，像把很多活动都汇集到了戏剧节里。

那段时间我其实已经看到了，虽然在城市工作，但是我在城市留下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

首先工资就很少，不用说买房置业，日常的工资还房贷都还不上，何况买房对我来说比较遥远，难度比较大。但是回村又不现实，因为从小家长各种鼓励你，一定要离开这个地方，都知道乡村这种处境，但凡有点希望就不要在村里。当家长这么说的时候，其实他们已经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失败者的位置，你也从小默认了这一点。

零几年的时候，家里种玉米、小麦，再种点果树。那时候流行种果树，就弄了梨园，5 亩，将近 500 棵，当时也是梨树管理成本相对玉米小麦低一点，省事一点。头几年还不错，一年毛利也有一两万块钱，比（种）玉米小麦多。但自己干活不算工钱，就把化肥农药套袋这些明确费用算进去，稍有盈余。

那几年梨树春天开花的时候，我还领着朋友去看看花，到了秋天摘个果，我觉得还挺好。你看老人在村里，我哥哥也在区里打工，自己在城市留下了。老人家年龄还可以，身体还不错，有这么个梨园。我在城市虽然留不下，但是感觉彼此都相安无事，不至于过于牵挂。

在城市留不下的时候，我就开始找退路了，因为知道留不下。就开始关注国内一些人，比如碧山村，媒体上有。看来看去我觉得和我也没什么关系。就是一帮明星去了一个贫瘠村子，就像“一条”里那种，谁放弃了 2000 万年薪去种山里红，就这种叙事。我觉得和我没关系。

那时候碧山有个杂志，发行量不大，我偶尔看到了其中一篇文章。当时北京有个纪录片导演叫吴文光，做口述。就是三年饥荒的口述历史影像。我一看这个事，光山东和潍坊就好几个人跟着吴文光一起做，好几个片子都已经出来了，还经常放映。

我看这个事很简单，无非就是找个拍摄设备，回到自己村拍一拍。我觉得可以试一试。当时月工资不够，当时从来没超过 3000 块——已经不在押钞了，去了潍坊当地一个美术馆，做布展。我用了两个月的工资买了 DV，直接杀回村里，周六周日就去拍。

我先找 60 岁以上老人拍。回了村，行李不放家，直接上户里去。我初中就住校，你以为很熟悉的乡亲，平时叫大爷奶奶什么的，其实非常陌生。但是我一敲门，说大爷我是那谁的孙子，就报我爷爷的名字，他就会说来来来，你有什么事，我无话不谈。就这么一扇门一扇门去敲。

就这样找了将近 100 个老人，在我感兴趣的这三年里。一开始我还真的拿那三年去靠每个人的个体经验，后来发现这个方法有点愚蠢。有时候你套不上。后来我放弃了设置好的问题，就跟他们聊天，想聊什么聊什么，有时候聊到 DV 都没电了，天也黑了，太阳也下去了，他们就那样对着我说，我也这么听着他们说。我发现人和人这么面对面聊天的时候，你就完全沉浸在里面了。他们讲的东西，又陌生又荒诞，但是个人亲历，感觉每个人在那几年里，在大跃进之类无休止的运动里都非常荒诞。那些事其实就像把一些人强力驱赶到一个设置里，谁也挣脱不开，只能配合，不问结果，就像蚂蚱被狗尾巴草穿进脖子，在挣脱不开的情况下，你其实有意无意接受了任何的结果。个体的灾难，无休止的灾难都是被设置好的。我就发现，这么弄下去，我成了谁了？就是这些苦难，他们现在自己讲起来也觉得当时很可笑，这么单向度向你倾诉的时候，你是接不住这些话题的。你接不住。一个人经历过那个时代，以一种很超然的、像自己完全没有参与过的态度去讲，像在讲一个遥远的笑话。而你不知道这些，没有经历过，本身完全是作为一个小兴趣、小话题这么去聊。他们可能太缺倾听者，自己的孩子也很难这么去坐下来，一对一地去聊，有时候说说还容易被孩子说你太唠叨了，成天这么陈芝麻烂谷子的。

他们每个人都像《二手时间》里的那种。一个人，把事儿只告诉了你，而你又接不住这个事儿，要把这些事儿散布出去，你又做不到。它是一个个很具体的、很个体化的、很真实的事儿，同时这些个人又在集体之中，又模糊、又清晰。

这种撕扯的感觉我就受不了了。在我奶奶去世的那一年，2014 年，我终止了这个事情。到现在这批影像我还放着。有好朋友提意见，说你可以整理出来一批，像吴文光的学生一样。但是这些年以来，我访问的人很多已经去世了。你知道特殊年代还有一些人和人的纠纷，你已经不能去征求那些人的同意，或者就连征求同意本身，在我看来都是不对等的。所以我就没整理、没发布。只有他们的后人，知道我拍过一些这一类的东西——但是具体拍了谁他们也不清楚，只是偶尔回家听老人说起——在老人去世之后会来问我要。我也在听说谁去世之后，把自己拍过的影像尽量用网盘发给他们，作为一个留念。

所以我感觉我退回乡村的这条路没有走通，反而给自己增加了难度。这事儿像大石头一样压着我。

那几年我又不上班了，从美术馆里出来了。因为一天中午临时闭馆，要清场，进来一个大爷。他说，你们这个地方还挺大，是干什么的？我说是美术馆。大爷你在哪住？大爷说，我就住后边儿。我觉得你们这个地方高大上，不敢往里进。

就是这个事拍了我一下。你说美术馆，这种传播美育的地方，一个在边上住了一辈子的老人，只是因为偶然来找孙子才误入了这个馆。我后来想，确实，我们平时这种独立策展工作，也就是艺术家走秀，市场画廊来卖画。还有官方的一些展览，有时候观众不够还需要从周边小学临时拉来一帮观众，因为开幕式上站的领导多了，下面观众太少了，就需要调几个过来好看。

大爷这么一说，我就感觉这些年我一直做的其实和我理解的艺术是不相关的，而且我已经进入了一个很强的设置里面，反而离我想要的更远了。你觉得你在管理、做事，做幕后工作，在自己喜欢的小空间里成天挂画，但观众已经完全不在一个欣赏状态了。以前美术馆的朋友，一旦彼此转成了雇佣关系，也非常别扭。你闲着他就觉得不行，得安排活儿。我就直接不上班了，不上班也饿不死，自己去找个工作室，自己说了算，是吧？

于是就看中了一个快要开不下去的咖啡馆，加了点转让费，也不用装修，就迅速转过来了。这个工作室弄了 5 年。我就写字、篆刻，保证有流水付房租和日常开销，就还可以，起码自由。一个人自由之后还赚不到钱，那可能是因为懒惰，我是这么看的。

这样以后我就想，回去更不可行了，同龄人都出来了，你回去干什么？那些回村的人去做个什么，更像是一个成功者在村里寻找反馈，他们不是真实生活在村里，回馈一点，显得人更高尚一点，成了这么一个事。乡村是被回避掉的。

我就感觉回去这个事怎么都失败，怎么去涂抹都不行。正好“口述历史”停了，我就开始思考梨园。

（未完待续，第二部分将于明天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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