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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鸟文学 
如果你也觉得这个世界无比沉闷，那就到了我们找到彼此的时候。

本文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第二十九卷，为免费内容。

以前我们认识。两年多以前了。
那时候《张医生与王医生》刚上市，有一家媒体让潘赫来采访我们。沈阳人潘赫在约好的时间打电话过来，聊了两个小时，因为有共同记忆，好像大家都很开心。
过几天，他发来微信，手机没弄好，只录上了十分钟，有没有可能按照我们那天聊的问题，你们自己把回答填进去？
后来，潘赫的名字不断在各种场合出现：44 剧场，实践论，城市行走“奥森多·大灰狼”，满洲飞儿子……我们跟人说起他，他们都哈哈大笑，这就是潘赫啊。这很潘赫。他居然能按点儿把电话打过来！
金特之后，推荐了潘赫。采访金特那天，本来在宁波就可以看到潘赫，但如大家所言，他的身上随时都会有意外情况发生，那天他把自己鼻子揉骨折了，去了医院。
这一次是在武汉。我发微信给他，他一直不回。晚上在市集上见到他，这一次他的意外是手机掉在出租车上。
我们从上一次在宁波他领大家城市行走说起。
他说他三到六岁那个年龄段里，他是一个地图迷，喜欢看地图。
我采访很多人，地图是一个很重要的开阔视野的东西。“开阔视野”，完全是字面意义上的。我理解，一是这世界上有好多东西，而不是只有眼前那点破事儿；二是它们之间有相互的关联。我们看到的世界大都是碎片的，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不管他有多强的好奇心或者求知欲——更是如此，地图是一个可以使之完整起来的手段。
他住在七二一二厂的宿舍楼里，他爷爷是副厂长，那时人们出差，会带回来陌生城市的地图，听说潘赫喜欢看地图，就不断有人送地图给他。他的世界可以不断扩充。
七二一二是个军方背景的印刷厂，也会印地图，印列车时刻表。潘赫会背沈阳站的列车时刻表。八十年代，沈阳还称得上是全国铁路最发达的地方，东北铁路自成体系，背下来很厉害；不但会背，而且还会对着两年不一样的时刻表，发现变化，增开了什么车，减少了什么车。他会试着去理解或者总结这背后发生了什么变化。
地图锻炼了他敏锐的感受力。感觉他会在时空当中迅速建立起一个模型，这个模型中有历史事件，有地理位置，有沿革，他觉得导航这东西让人缺少了识别地图的能力。
比如聊到宁波余姚江边上一片即将拆掉的清朝或者民国时期的老房子，叫孝闻街。他就说在中山公园后面，那里曾经有一个地方叫报德观，报德观一八七几年时着过一次火，烧了一个叫华森的洋管带的照相胶版，损失巨大，抢救出来的一点已经让人叹为观止，大部分都烧掉了。他随口就讲出一段历史来。
总的来说，他是学习好的孩子，但不招老师喜欢，也不招老师烦。因为成绩好，二年级公选班干部，他被推选学习委员，第二天辞了职。我问是因为不爱收作业本吗？他说他甚至都不知道当学习委员要做什么，就是不想做，不愿意。在他后来的人生中，他总结自己是不愿意做“要对一件事负责任的人”。这可能是他的第一次尝试。成功了。后来还戴过一道杠，我说是小队长吗？他说不是，他是“看走廊的”，这个职位就是课间站走廊里看着小朋友不要喧哗打闹，“这是一个常规设置的岗位吗？”“不是，就是为我单独设定的，不让我在教室里一坐一天。”老师希望所有小朋友在课间都要出去玩一玩。“你要管吗？”不管。
他对学习有兴趣，从来没有压力。按他的说法，他家里人对他没提过任何要求，他们全家都是随遇而安的人。他强调不是随波逐流，而是随遇而安。
他爸爸温和善良。他妈妈从来没有固定工作。“一直帮人做出纳。原来公司黄了，每个人都自己创业，都会找到我妈做出纳，九十年代的时候她还真的能赚一点钱，比我爸爸当厂办主任赚得多得多。”
潘赫有两个经常挂在嘴边的说法：
“家庭影响很大。”
“我们家人的性格都是随遇而安。”
他在南湖小学上学，南湖小学在保安寺路上，我认识那条路，很短。我问他，保安寺是不是很早就扒掉了，他说并没有，他说保安寺被后来的气管厂围进去了。气管厂搬迁的时候，他进去过。“看到很多瓶瓶罐罐，那时候不懂，现在想，那都是骨灰盒。”保安寺是可以寄放骨灰的庙。南湖小学一共有四种人，气管厂的子弟，七二一二厂的子弟，文化厅的子弟，医大二院的子弟。“当时看不出来差异，后来不一样了。医大的子弟很快跟着爸妈出国了。工厂子弟就不行。”
潘赫是“不行”那一伙的。七二一二，一家当地还有些名气的印刷厂，有军方背景，但也仅此而已。两年前他采访我们那次，我们聊到他的履历，他在沈阳最好的育才学校上学，去了武汉大学读书，后来去法国学艺术史，听起来就像个育才学校里经常出现的富家子。他又说他爸爸后来也做了七二一二的厂长，听着就更觉得这是东北那些肥了个人穷了工厂的“穷庙富方丈”的故事。又听说他靠网贷生活，故事就进入富家子没落的进程。这一次聊，至少富家子这个刻板印象被抹除了，他爸爸的厂长角色更像一个无助迷茫的职员。至少在潘赫那里，八十年代记忆是七十三平方米住一大家子十一口人，没一点富贵可能。
父亲随和厚道，是“极其温柔温和没有脾气的人”，“因为周围其他人都是第一代职工的家属，如果家里有婚礼葬礼，你作为厂长或者老邻居是不是得给人包红包？每个月他包的红包就超过六七千，但是他每个月的收入只有 2000。”就是这样一个人。而他还被要求有责任感，因为是厂长，他不知道厂子会被他带到哪里，也不知道他自己的未来在哪里——家族性格中的“随遇而安”的“安”总是难以实现，一直到 2015 年。
那年潘赫生活中出现一个大的变故，父亲去世。
潘赫至今依旧还会想像各种可能。那天我在另一个场合说吴飞有本书里讲“道德资本”，人们希望自己在人际交往中占有更多的道德资本，但并不意味着会获得更多的幸福，最后也会导致“更委屈”，最后甚至喝了农药，那是一本讲自杀者的书。他说他爸爸可能也会遇到道德资本的问题。
在那之后，潘赫说，“对很多事情就无所谓了。”
之后的聊天中，几乎每跳出一件事，我都会问这是在 2015 年之前还是之后。
在那之前他是正常轨迹的人。
他爸爸无限宠爱他。潘赫小时候生病，恐惧打点滴，每次吊点滴，都会收到一个特别的礼物。
有一段时间，看到奇怪的地名，比如“陈相”，或者单纯觉得地形有意思，就跟他爸爸说，我们去这里看一看吧。周末他爸爸就开车领他去了。
那是他一段匪夷所思的时间，我们都难以理解：
他说他在十二岁到十八岁这六七年的时间里，自己不曾单独下楼去玩。他楼下是三好街，热闹，他奶奶说外面都是拍花子，拐卖小孩。我算了一下，他奶奶这么说的原因，可能是因为那段时间沈阳治安实在很差，刨锛儿的，三八大案，都发生在那个时间段里。奶奶可能只是更担心潘赫的安危。这时候，他会跟他爸爸商量着周末去个什么奇怪名字的地方。
后来可能觉得他不独自下楼这事过于匪夷所思了，他也大了，他们家决定放他出去。他跑出去发现世界太有意思了。他想的第一件事，是离家远点，这得多有意思啊。算了分数，觉得武汉大学不错，他去了武汉大学，学世界史。
那时他开始做个文艺青年，组织个电影放映之类的事。毕业之后，在北京一家艺术基金会里工作了一年。
“为什么没接着做下去？是因为发现职场太无趣了吗？”
“没有，基金会不是很职场。就是觉得得学点什么啊，旁边的人都太厉害了。”他说了几个名字。
“但你不想主动做什么事，这又是一个主动的选择。”
“所以选了艺术史，它没用，它不会对别人产生什么压力。它不能改变什么东西。”
“为什么选法国呢？”
“上学的时候，宿舍楼下正对着法语联盟的办公室，就去学法语了。所有课程学完了，语言也考过了，但那时候也没想着出去。”
潘赫那时候上进。现在他言之凿凿，这事儿顺理成章，是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的一部分。
法国回来之后，做一个不像书店的书店，叫失败书店。没有什么原因，就是想做，在法国的时候就想做，也不是因为在法国看到了好的书店，也不是要把知识传播得更远更广阔——没有目的。所有事都要去目的化。
为了去目的化，他还得剥离专业性——艺术史也没有什么专业性，如果有专业性，这事就不再潘赫了。我直觉，他最想表达的是这个。也许这本身是一个暗藏着的“目的”。他的确有一种使人涣散起来的能力。
2014 年，他做了“失败书店”。它得名于注定要失败的模式，“我家里有一大堆书，法国买的艺术有关的书，再进书是靠借的钱，有几千本，我每种书只进一本。”“就是在电商那里买。”“租房也不花钱。谁有空房子在那里，我说就在你那里放一放，他要是把房子租出去了，我就从他那里搬出来。”沈阳租房市场不景气，所以那段时间他总有地方可租，后来没有地方，他把一部分书给了呐喊书店，沈阳一个现在还在坚持运营的书店，楼上有一块地方摆潘赫的书。而且书不卖。
另一部分书放入仙境俱乐部，一个酒吧。有人形容冬天去仙境的时候，进门一霎那，被陈年烟味熏得脑子“嗡”一下。顾客什么人都有，大家一起玩。作为一个酒吧，难免要面对各种管理者，“谁有路子谁去做那些需要跟政府打交道的事”。
那是 2015 年之后的事了。
做失败书店那会儿潘赫去了一次上海，认识了很多人，于是有了后来的各种活动，还有金特。潘赫、金特和冯喆，还有其他挺多人，一起做了“满洲飞儿子乐队”。官方介绍里，它是这样一个机构：
满洲飞儿子是以乐队为核心的实践团体，是成立于 2017 年秋季的注定失败的爆红乐队。满洲飞儿子没有统一的模式，也没有统一的音乐理念，每一个成员都可以有自己对整体的理解，以及对自己在现场中行动的推动，在演出的过程中构建一个共同的劳动现场，在其中，每一个成员的身体、思想、知觉系统都能获得一个完整性（完整性几乎不可能）的表达。
“完整性”之类的表达，会不时出现在潘赫的谈话之中，连相处多年的朋友都会说听不太懂他在说什么。有些会更复杂，比如他在说到与广州朋友合作的时候，冲击他的是“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我也听不太懂。
“我这个人一直没有什么明确目标，也没有自己要表达的东西，但我喜欢做一些共同项目，共同工作，共同写作，这些我愿意。如果要让我自己写，我不愿意，如果要让我自己工作，我也不愿意。我不是一个太有主体性的人。”
“在一个没有掌控者的环境下，我会觉得舒服。我不喜欢危险，我也不喜欢冒险。自己是一件事情的责任人，这种我不喜欢。”但是你还是得做事。“对，所以我喜欢跟人一起做事。”
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在形容“满洲飞儿子乐队”的规则时会说，“我们不开会。”开会意味着有议事程序，有中心，有决议，有要执行的任务。都是潘赫要警惕的东西。不开会是重要原则。
我问如果要决定做一件事，比如要去重庆演出，难道不要商量一下吗？“可能一分钟？去不去，大家认可，就去。不去，就不去。”“那总得有个牵头的。”“那就算冯喆吧，他可能更能话事一些。”
乐队诞生大约也是这样一个过程：开始时说，要做一个乐队，这个乐队里没有人懂乐器。又说应该有个名字，有人说了飞儿子，就是把儿子甩出去，金特是满族人，他提了满洲。这个乐队里，冯喆负责合成器和吉他，金特负责冬不拉，潘赫负责人声，“我不是主唱，是人声。”遗憾的是，“他们学东西太快了，金特的冬不拉已经拉得很好了，冯喆编曲也上路了。”
他又解释说，他不排斥学习，也不是没有上进心，而是没有好胜心。就好像他和几个朋友打桌球。半年之后朋友都成了高手，潘赫还是和第一天玩一样——他没有好胜心去学习如何瞄准。
不做中心，不做话事的人。“那你怎么做城市行走？”
城市行走是潘赫的另一个身份标签。“奥森多·大灰狼”。他在活动海报上用这个名字。在宁波没见上面，除了鼻子事故，还因为潘赫要做功课，安排城市行走之前的功课。
“你领大家去看什么？”
“宁波在明朝有一段时间是与日本人通商的口岸，有些日本人的故事。日本有两个大名，两伙人都来到宁波，他们之间发生了一些类似大逃杀这样的事。”
“要准备多久呢？”
“半个月吧。在老地图网先买一套旧地图。然后在这里看有什么线索，再从这个线索里找一个点，找更多的资料。我在领大家走之前，我自己走一遍，发现一个碑，两个使团被安置的地点。”
“这个事有很强的主动性。”我想知道他如何克服自己“不做话事人”的想法。
“我尽量少跟他们说话。有的时候会介绍一下，但我不会表达我的态度。”
“但你只要讲这种东西，大家很容易建立起来回忆啊，缅怀啊，这种情绪。”
“那是他们的问题。我会尽量避免。我很担心他们被我的态度影响。我不想搞得很团建或者共情。”
我们曾经探讨过对沈阳一些地方的理解。比如太原街，那是日本人建的商业街区，拆了；东北电影院，我见过的最好看的电影院，拆了。我们都觉得可惜。如果是我带人去走，大约很难不把个人情绪传递出去，但潘赫说他不会。
“我觉得这是我性格里的东西，我会觉得有很多人，以这种环境思维或者是共性思维，来要求别人共情，或者说引导别人共情。”
他说这是一种冒犯，“我就是对冒犯特别敏感。”
“有些人不愿意讲话，或者说是比较内向的人。我一直觉得，这个世界对内向的人越来越不公平，尤其在社交媒体时代。我会维护这一点。”
“我不会设置一个大家各抒己见的环境，我觉得这些都是团建，对内向的人是不公平的。”
他觉得自己既不内向也不外向，可能偏内向。
“在农业社会，一个人的收益跟种一块地有关，他自己能控制这件事，但如果社会需要一个人的交际能力才能获得资源，对内向的人就不公平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我会想起《看不见的女性》这样的书，大意是说在这个父权社会里，女性会被有意无意地忽略。可能内向的人也是这样，外向的人得到了很多机会，发出很多声音，但内向的人可能悄无声息。
“你是什么时候有这样的自觉的？”
“不知道。可能是接触到一些 NGO，或者类似的组织，他们都很强，他们都很团建。”
“你很反感？”
“不是反感。我自己会警惕，不要这样。”
Q：最近在做什么有趣的事？
A：对着武汉，武昌、汉口的老地图在走。
Q：你在武汉上大学，这种地方已经熟悉的地方，还要探索的是什么呢？
A：我熟悉的是某时某刻，但我不熟悉另一个时间段，我可以按个时间段来探索它。比如明清，唐宋，比如民国前二十年。我就着老地图来对现在的地方，一点一点地对，哪条路的路基没有变，哪个点还在，我最近还对地形感兴趣。
Q：推荐下一个接力对象？
A：刘山英。货拉拉司机，也是书籍装帧设计师。本来是个设计师，但由于家庭原因之前忙着做别的，最近终于轻松一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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