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的今天，警报其实已在全球悄悄拉响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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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是12月30日，荷兰一家新闻机构BNO NEWS在它的推特网站上用这样一张图片纪念这一天：

因为武汉卫健委的这个对其下属医院的紧急通知是世界上第一个来自官方的新冠报道。在这样一个信息社会，关于这样急性传染病的消息其实传得很快，就在同一天，和哈佛大学仅一河之隔的国际传染病协会的防疫监控机构ProMED也发现了这个讯息，开始在内部会员里传看。

很快，WHO的驻华机构也获悉了，并向总部汇报，然后各个成员国去函寻求更多的信息。

下图是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公卫机构的内部通知：

南华早报：

居然连遥远的阿联酋的海湾新闻也几乎在第一时间给出了详尽报道，这可能是因为他们不久前曾深受MERS之害，这个病的学名叫做地中海急性呼吸综合症，也是一种和新冠类似的蝙蝠冠状病毒，人类所幸运的是，这真的是一种“无明显人传人”能力的新型冠状病毒（在2015年是最新的），所以世界逃过了一劫，到了2020却没那么幸运了。

下面这个截屏是的那个武汉的通知的全文：

有国外推特上的用户看到网上在传这个东西，好奇地用谷歌翻译成了英文，一看不要紧，啧啧称奇，因为这个通知的科学含量不低，即使从今天的角度看，它给出的建议诸如“”避开人群，佩戴口罩，避免不通风的室内环境“等等，都是对的。

这让我联想到几天前一位经济学教授的慨叹，他说美国大概有几百所公共卫生学院，这些机构雇佣上千位教授，每年写出成千上万的学术论文，可是到头来他们对新冠疫情的认知有多少？为什么好像和我一个搞经济学的人差不多呢？

在我看来这大概是一种误解，当今的公共卫生科学家们的知识既没有错，也没有过时。所以两年前卫健委最早的通知里，他们就给出了正确的方向。公共卫生的基本原理远非是什么高不可攀的艰深科技，无外乎是阻断病原的传播而已。比如隔离，Quarantine，这个概念在中世纪的威尼斯就有了，大概是受传播了多年的黑死病影响，他们规定远游回家的水手船员们必须在船上在隔离40天后才能上岸回家，40正是Quarantine这个词的词根。

当然这并非是说公共卫生科学很简单，我们有今天的知识，主要在于先贤们一丝不苟的探索精神。最有名的例子就是19世纪英国的一位医生John Snow了，1854年伦敦爆发霍乱，人员大批死亡但是不知道源头在哪里，他耐心地在伦敦交通图上标出病例的位置和发病的时间，追本溯源，确认了霍乱菌是经饮水途径流传，只要截断了源头的一口水井，疫情就得到了控制。所以John Snow的地图成为世界公共卫生史上最著名的一张图（下图）。

美军首席军医官William Gorgas，当他在1898年美西战争的主要战场古巴首都哈瓦那，以及在1906年的巴拿马运河工程服役的时候，遇到黄热病在军中大流行的大问题。当时气候炎热人员密集环境腌臜。几乎所有领导都认为这是热带“瘴气”的罪过，无法可治，而作为专业官员的Wiliam Gorgas对科学文献了如指掌，通过细致入微的观察，确立了蚊子是传染源，一经控制就彻底消灭了当地的黄热病。

当然对于真正通过空气传播的疾病，控制起来就比Johan Snow和William Gorgas面临的难题还要挑战多了。当1910年东北爆发鼠疫疫情的时候，35岁的剑桥大学博士伍连德临危受命，出任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他大力提倡通过隔离和戴口罩来控制疫情，并亲自改进了传统口罩的设计，终于控制了疫情。后来他的思路成为了现代N-95口罩的原型。据说东北鼠疫是历史上人类第一次运用现代公共卫生科学的思路控制了传染病的大规模社区传播，所以伍连德在1935年曾得到了诺贝尔医学奖的提名。

到了2020年中，建立了现代公共卫生科学基础的西方国家普遍表现悲惨，而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和不少东南亚国家则通过强有力的隔离，测试，追踪，有效地控制了疫情。当时有一位西方记者问新加坡副总理，你们的秘诀在哪里？副总理回答说，“我们的秘诀就是采用了你们（西方）的理论，而真正的问题是，你们自己发明的东西怎么自己都不会用了”？

所以，

在现代的疫情控制中，西方所或缺的并不是知识和理论，而是政府实践这些知识和理论的决心，以及人民对科学和政府的信任

。

最后用一张图来结束这篇纪念文章：在亿万年前的侏罗纪，一道彗星的闪电划过天际，面临灭顶之灾而不自知的恐龙们哀叹：哎呀这下经济可要受影响了！

2019 - 2020里的人类又何尝不是恐龙，面临新冠，我们的注意力总是被经济和政治的因素而左右，忽略了早期的警讯，所以至今依然在泥潭中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