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宝马事件说起，德国日本同为战败国，对历史的反省为何截然不同

思想的碰撞民声的回鸣

有品格有良知有深度有温度

君特·格拉斯图源网络

德意志思考

——总理跪下去国民抬起头

文/金弢

编者按：六维刊发二湘最新时评《曹德旺怒批特斯拉？信息时代更加需要质疑和求证》，欢迎关注六维收看更多时评。

最近上海宝马mini发冰激凌事件让我想起李宁牌军服事件，都是和民族主义相关。背后的德国和日本，都是二战的战败国，让人不禁联想。來德后，一个德国历史问题始终让我纠结: 即德国、日本两国虽同是战争挑起者，同为战败国，然而对历史的反省，差距为何如此之大、态度会截然不同? 自从我加入慕尼黑一家名谓 Unitas 的文人社团后，几经探讨，很多节点让人茅塞顿开！

起因是这位诺奖得主、《铁皮鼓》作者君特·格拉斯，因他发表新诗作《非说不可的话》。笔者曾随王蒙率团中国作家出访西柏林，那是我与作者的第二次相聚，而下一次交往，时空跨越二十七年，直到二O一二年四月，他因发表这首批评以色列及德国政府的诗作，才又有机会联系他。

君特·格拉斯图源网络

这位诺奖得主寿终正寝之前的诗作，直接剑指以色列，毫不隐讳地批评该政府，在德国社会掀起轩然大波，舆论界一片哗然！这首《非说不可的话》同时发表于《南德意志报》、《纽约时报》以及一家西班牙报刊转载。

高龄八十四的格拉斯在诗中激烈抨击以色列的伊朗政策，说核政权以色列已经威胁到了“支离破碎的世界和平”，要求伊朗及以色列两国政府皆允许国际机构，定期、有恒地检查其国核设施情况。格拉斯同时批评“自己的国家”向以色列再次发售潜艇。但他没忘记强调自己一如既往地是以色列的朋友。

诗作一经发表，立刻引起德国社会各界极大反响。德国犹太人中央委员会措辞严厉地指责格拉斯，称其言论不负责任并颠倒黑白，明言，“一个出色的作家并非一定是个出色的中东问题专家”。

德国执政党基民盟秘书长言称，“该诗作者完全匮缺对事实真相的了解。德国对以色列无条件的站队毋庸置疑，格拉斯身为公众人物没有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实在令人遗憾。” 有政治家发声：“格拉斯虽是一位出色的文学家，但谈论政治总是偏驳。”

然而格拉斯的言论却深受左翼党派的欢迎，其公开表态，格拉斯言之有理。批评家布罗德在媒体发表看法，说格拉斯是一位“有教养的反犹分子样板，他们之所以对犹太人很友好，是因为他们对纳粹犯下的罪行一直内疚于心，期望以此弥补历史”，但骨子里他们却对以色列持批评态度，这一点从格拉斯较早的一些言论中可以得到证实。

联邦政府对此不愿表态。政府发言人萨伊伯特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德国政府保障艺术自由，而且政府对每项艺术领域中发生的事件也拥有不置可否的权利。”

外交部发言人回答媒体提问时说，目前尚未接到以色列政府对此事的官方反应。以色列驻德国大使就此事件向媒体发表的公开信表示：古老的欧洲人曾认为，犹太人用基督教儿童的血做面包，今天有些欧洲人认为犹太人想消灭伊朗人民。“以色列从诞生的那天起，就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生存权遭受质疑的国家。” “我们愿意和当地的邻居同息与共、和平相处。” “君特．格拉斯赋予我们的角色，正是我们所不愿接受的。”

格拉斯一向支持社民党，多次为该党竞选助威。是时北威州大选在即，社民党州长候选人拉福特女士本来有意让他站台助选，结果无奈作罢，只好放弃格拉斯的助阵。

德意志民族作为历史罪人，因这首诗的发表在德国掀起轩然大波，导致全民范围的大讨论。格拉斯此诗发表，凡对他同情者均不敢公开发声；而对他严厉呵斥的，惟有那些结众成势的谴责声讨，无以为计的记者竞相怒怼，唯恐不及。我在慕尼黑有位知交律师，一日来访，我向他展示了我发表的诗译，明确表达了我对格拉斯的深切同情，并对作者的观点予以认同。这位律师神情严肃，说他是格拉斯至交。在听说了我跟格拉斯有过相遇并欲给他写信时，他认为由他代笔更妥，一是他不便透露作者住址；二是眼下无疑信函浩繁，常人去信难免被忽略。如果我写，有可能会石沉大海。于此，律师以我的名义写了信。

君特·格拉斯图源网络

格拉斯的回信姗姗来迟。信中他称：“对我的发表，多家刊物以恶劣的方式作了回应，他们对诗的内容置若罔闻，将我本人当作他们的攻击目标。我虽有心理准备，但他们的所言所行、对我的侮辱，其程度之强烈，完全出乎我的预料；他们蓄意损人的诋毁，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然而国内及海外同时传来支持我的友好声音，他们都是平常的读者、或社团或网络媒体。这激励我坚信，是对眼下存在的战争威胁作公开讨论的时候了！显而易见，我诗作的末尾几行，尤其倍受人赞赏：

‘诚然，我已不再沉默

因西方世界的伪善我已领教够了 ······’

以色列国因为它的政策，已危胁到了本国民族以及其他国民的安危。谁若能跟我一道，与以色列国及以国人民携手并肩，就绝不会放弃对这一友好国家迫在眉睫的诤谏。无论是谁，只要能找到相同的和平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我将感激不尽！我们生活于民主体制之中，而这种制度不时受到利益集团对议会的操控和影响。就我本人而言，我赞赏并致力于和平的利益集团，而不赞同对议员施加影响的经纪人。你们请尽管放心，我将依旧如故，行使我的一切可能。当然我明白，我年事已高，能力有限。是你们的积极反响增强了我的信心！谢谢大家！”

身为中国人，对“二战”的反思，我没有民族的偏见，没有德国人那种历史包袱，可无忌畅所欲言，直白褒奖作者的正义感。中华民族缘因没有直接遭受德国法西斯的蹂躏，我们的感同身受与欧洲众多民族，特别是犹太民族，会截然不同。反之谈及日本侵华史，他们同样感受不到我们的彻骨之痛。

自七十年代末开始学德语起，我一直认为，从德国外围的眼光观察，德意志是一个整体、一个民族；有一种说法：“历史的责任不能全推到希特勒一人身上，整个民族都有责任”，我赞同这种观点。加入这一社团后，我向团内成员提问：“对那段历史，对当时的纳粹政府你们作何感想？对那些发生的事，是否感到自己也负有责任？”

回答是：“我们从不认同纳粹政权，我们跟它不能同日而语。我们父辈那一代非但没有责任，而且自己也深受其害，也遭追杀。就说我们这个社团，一百多年来一直运作正常，按部就班，唯独那十几年，社团被禁，全部房产、物产被没收，社员遭稽查，严重者被关进集中营，甚至遭杀害。”

德、日两个历史背景接近的民族，但自我反省的程度，何以如此迥然二致？！在社团活动上，我的提问得到讨论。我发现，他们虽为纳粹德国的同根同族，但对那个政权却是深恶痛绝。他们言称，自己非但没有第三帝国的原罪感，因为他们的家人也曾是受害者。并且表示，纳粹迫害的不仅仅是犹太人，同样迫害持不同政见的纯血统德国人。只要不符合法西斯思想理念，日耳曼血统的同胞或德国人团体，照常不误地无一例外会遭到迫害、取缔，他们这个历史悠久的知识团体在三十年代被严厉取缔就是一例。他们从小受父辈的教育是：德国人跟德国人不尽相同，他们跟纳粹德国势不两立。“我们虽是同一民族，但观点立场判若云泥。只要政见不同，均难以幸免。反法西斯组织‘白玫瑰’，其被处死的绍尔兄妹和试图谋杀希特勒的德国军官冯·施陶芬柏格，只是成百上千人物和事例中的一二，他们代表着日耳曼民族的正直与良知”。

我一老乡来德留学，后嫁德国小伙子。那青年表示：“我们从来受到父辈的教育是要跟纳粹不共戴天。希特勒也是很多德国人的敌人，只是因时代背景的高压政治，众多国民为了生存敢怒不敢言，但他们跟纳粹政权始终保持距离、有界限之分”; 他们的父辈告诫：“虽同是德国人，但我们绝非纳粹德国人。” 一位年长会员表示：五十年代初他去美国，每每遭人问话：“你来自德国，你也是纳粹吗？” 他说：“好像我们是个德国人就是纳粹！” 我问年轻的小字辈：“一旦遇到此类提问，你们将会如何回答？” 他们言：“我们首先会认为他们不甚了解当时的德国国情，我们会尽力解释；万一解释不通，这历史的包袱我们只能承担下来，谁让我们是德国人！然而我们的民族共识是，对那场人类劫难，承认得越彻底，我们的包袱就越轻。新纳粹主义只会让我们再次承担起历史的重负。”

图源网络

来德三十年有奇，这一历史话题我从来未曾放下。日耳曼民族完全不同于日本民族，对自己那段不光彩的历史能做到如此彻底的反省、忏悔、清算，这值得探讨。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墓前的下跪，成了德意志民族向全世界认罪的象征。然而日本却从未能做到这一点，至今为止几乎听不到一丁点悔罪的声音。日本军国主义战犯不但没有被清除出靖国神社，遭人唾弃，反而频频受到诸多日本政客的朝拜！

在此话题不得不连带到亚洲某国。没有比较，就无从谈起“德意志思考”！

纵观历史，将德、日两国作对比分析时发现，二战时期德国国情与日本不尽相同。后者可谓举国上下万众一心，一致对外，日本几乎没有出现过对本国公民的迫害与屠杀。这或许正是德国区别于日本最关键的一点。日本虽然对中国、东南亚、包括太平洋地区的国家进行惨绝人寰的侵略、杀戮，实行三光政策，然而日本军国主义对本国国民的迫害几乎闻所未闻。日本不存在像德国那样的内部撕裂，即使难得兄弟阋墙，但也能基本做到同心同德、枪口对外。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民族虽然几十年来历届政府的改朝换代，但对过去一直避而不谈，死不道歉，拒不承认历史的罪恶；反之还企图并实施对历史歪曲、篡改，谎编历史教科书。

加之，德意志民族由来是一个移民背景复杂的国家。根据眼下统计，国民中已近 35%的人口有移民背景。这种现象日本没有，日本是世界上最具民族纯性的国家之一。所以日本国内不但有市场不承认自己对他国的侵略，更是妄图把这场侵略战争当作和平与经济繁荣的输出，并自视为原子弹受害者、是战争蒙难者，年年不缺追难怀痛的纪念活动。

这其中还包括另一因素，是与欧、亚民族的人文背景、血统差异和敢于担当的理性有关。即使是同一民族，因时代不同，受教育不同，意识形态也会出现差异。我已关注到，国内眼下三十上下的年轻一代，在承认错误，自我批评，敢于道歉的勇气上，要远超于我们五、六十岁的一代人。且德意志民族这种敢于理性地自我剖析跟欧洲启蒙运动史不无相关；然而在日本民族心目中，当年的对外侵略，对全国整体而言，是一场民族战争，赢则俱荣，败则俱损。几乎所有国民达成共识，自己是战争一份子，担有一份义务，一旦国家认罪，则意为着人人在认罪，而德国内部是分裂的。

加之“二战”后的另一重要因素，就是东、西德的出现。于西德而言，东德是一面镜子。八十年代因外事，我有亲历。分裂的东、西德，都不遗余力地标榜自己如何对纳粹的清算，都把历史的罪责推去柏林墙的另一边。说来也巧，两个最大的集中营，一边一个。当时的东德，虽然经济发展跟西德绝非能望其项背，但就意识形态，没有经济开道的前提。然而勃兰特华沙一跪，不仅卸掉了联邦德国的历史包袱，从而也奠定了德国统一后全盘忏悔的国策。

还有一个别的因素。当年在亚洲强于日本的国家根本没有，受害国虽比比皆是，但在政治、经济上不成气候；然而地处欧洲中心的德国，四周强国林立，若想摆脱历史，脱颖而出，惟独了结过去，从零开始。这种压力对日本而言是微乎其微，无法跟德国相提并论。

图源中新网

日本民族主义倾向历来堪忧，现行对下一代的教育、民族主义思想和氛围，在德国不但绝不可能有市场，简直难以想象。德国民族与纳粹历史的决裂已被写进法律。任何一个德国政要想留守政坛，务必与历史划清界限。无条件地同情、支持、帮助犹太人是不可争辩的原则立场，有时近乎更像是失去立场的原则，这正是格拉斯批评指责德国政府的焦点所在。此外欧洲敏感的紧邻地缘关系，迫使德国走这一步是势在必行。英、法两个战胜国无时不刻死死盯着，动辄追究，因此德国“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人旧账新提”（《非说不可的话》），容不得丁点的风吹草动；执政党对历史的态度一有偏差，又不失为在野党攻击的法宝，没有丝毫懈怠可言。这种因地缘直接造成的压力，日本人难以感受！这两民族虽历史罪孽等同，因国情相悖，人文历史相左，以导致一国彻底反省，甚至唯恐不及；另一国则麻木不仁、至今无动于衷！

附文：格拉斯最后的诗

《非说不可的话》

( Was gesagt werden muss ）

金弢译

我为何沉默，太久地缄默不提

这昭然若揭、并在习战中一再演练的事实。

作为劫后余生的我们，末了

或许成了注脚。

那种主张：有权先发制人，

有可能给那个深受牛皮大王的奴役、

经人蛊惑、被组织去参加山呼欢庆的

伊朗民族带来灭顶之灾。

理由是在这片被其统治的国土上，

臆度有人在打造原子弹。

然而，为什么我忌讳不提另一国名？

虽是秘而不宣——但其可支配的核能量，

多年来与日俱增，并已到了失控的地步，

其原因即是：一切检查均被杜绝门外。

这一事实谁都三缄其口，

我当然也曾名列其中。

现在看来，我觉得这是郁积胸口的自欺欺人，

是一种心理上的自我压抑，

若稍不留神，惩罚便可预见。

“反犹” 的罪名妇孺皆知。

然而现在，我的国家，我这背负罪孽的国家，

而这种罪孽又是无与为比的深重，

并因此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人旧账新提、每每受人质问，

这样的国家，据说要向以色列国再度发售潜艇，

美其名曰，又是一次纯商业性行为

——虽有如簧巧舌，称此举旨在补偿，以修秦晋之好——

然这种潜艇却具备了特别装置，

可引爆毁灭万象、

射向那独一无二、且又从未得以证实、

只因风声鹤唳、凭空为据的核弹之所在地。

所以现在我说，这非说不可的话。

然而，我何以沉默至今？

因我曾以为，我的身世，

其已被烙印上一处永不得以舔去的污迹，

是它阻挠了我，将此现状

权当被人言辞挑明的事实，

并将此情难为于我携手并肩、

且愿与其一如既往的以色列国。

我为何此刻才一吐心迹？

都风烛残年的了，且墨汁将尽：

是因为以色列这核政权，威胁着

本已支离破碎的世界和平；

是因为此话已非说不可，

或许到了明天已为时过晚；

也是因为我们——这个本已负荆尤沉的

德意志民族——有可能为一次滔天大罪推波助澜。

这是人皆预料的事实，

也是为什么我们的同谋罪，或将无法

凭陵寻常的托辞而冀求饶恕。

诚然，我已不再沉默，

因西方世界的伪善我已领教够了。

我只存希冀：但愿广大民众也将冲破沉默，

敦促其始作俑者唾弃暴力，

并坚持不懈，直到成立一个国际机构，

对以色列核能的发展程度和伊朗的核设施

得以畅达、有恒的稽查，并获得

此两家政府的首肯。

唯独这样，才有益于所有的人们，

不仅是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

还有更多的人们；

才有益于所有生活在这一片被疯狂笼罩、

敌我咫尺、剑拔弩张的土地上的人们，

最终也将有益于我们自己。

就笔者本人，格拉斯不光应得到深切同情，而且我非常理解他的诗，并认为这是他的一片善良。在给我的回信中他一再强调，他将一如既往地把以色列国看作朋友，并愿意继续与之“携手并肩”。这难道是他对自己那块“污迹”的反省？从而引来自咎？

格拉斯的出身并不存有问题，诗文里他表白更多的是自己那段不光彩的经历、那块“永不得以舔去的污迹”。2006年，格拉斯在他的自传中，承认自己十七岁时曾参加过纳粹党卫队。事件公开后，使格拉斯为世人诟病，舆论界掊击他做事不地道，蓄意长期隐瞒历史，享受“清誉”，而别的与纳粹有过瓜葛的人却遭受谴责。有人指责他的这一反省已为时晚矣！更有甚者，有人谴责他存心欺骗大众，拖至今日，兴许早上几年，文学诺奖或与他失之交臂。然而也有别样声音认为，无论作者写诗动机如何，他的告戒多少起到了防微杜渐、抑制事态恶化的作用，毕竟众所担忧的事情至今没有发生。

此刻，我们的视野里呈现出一个孤灯只影、凄楚伶俜、年迈体衰的老者，在自责、在忏悔！他作诗时，“孤家寡人、悲情苍凉”的老态龙钟、人生垂暮、大限将至的悲凉景象更是跃然眼前；

格拉斯毕竟已红尘看破，自知不久人世；他不仅夕阳落照，更有“风烛残年”之感。他决计已定，是该封笔的时候了（墨汁将尽）；他也预感到了事态的濒危，已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关口。所以，他的诤谏不再含蓄，不再闪烁其词，而是直言不讳。对德国政府及西方世界的虚假伪善，他嗤之以鼻，话说得如此淋漓酣畅。人至将死，他已无畏无惧，憋屈了多年，最终他“一吐为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