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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夺回800元,我单挑县教委两三年
文/潇湘棋
前不久刷到一个短视频《施一公:父亲去世,曾让我所有的价值观崩溃了》,这是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院士在央视《开讲啦》栏目作演讲的一个片断,讲的是1987年9月他父亲遭遇车祸,原本还有希望救活的,却因医院急救室“任何人进去都要先交500元押金才施救”的冷血规定,肇事司机跑了四个半小时才凑齐这笔钱,从而耽误治疗以致去世的悲惨往事。
施一公感慨:“那时500块钱,我想比现在50万都难凑……”
施一公的感慨引发了我的强烈共鸣,因为我太清楚上世纪80年代攒500元的艰难和它的价值,更因为自己1988年8月被县教委以强盗逻辑讹走800元,虽然之后我不依不饶单挑县教委两三年并敏锐地把握机遇,讨回了“迟到的正义”,虽然县教委的流氓行径不是半年多后夺走我母亲生命的直接凶手,却至少是帮凶,它沉重打击了当时本已重病在身的母亲的精神世界,以至于几十年过去后,每每想起此事我依然心绪难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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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8月,在老家县教委连发三道商调函的情况下,第二故乡县教委仍然不同意放我。此前一年,老家县工商银行就曾明确表示愿意调入我,我把请调报告递交到县教委时被以“政策规定不允许教师改行”为由生硬拒绝。
其实从内心讲,我回老家的念头并不迫切。1951年,我父亲通过了税务部门的招录考试,被分配到这个湘南小县工作,我出生在这里并长期在这里生活、学习、工作,对这块土地以及这块土地上的人有很深的感情,我的同学同事及学生,都极少有人知道我其实是“异乡人”。1986年,已超龄两年的父亲退休,随后带着母亲叶落归根,虽然之后时不时也返回第二故乡,在已在那里成家的小哥家小住一段时间,但这完全不是要享受故地重游之乐,而是始终放心不下我,眼见我年龄越来越大却因自卑内向迟迟讨不到老婆而着急。
回老家对我最具诱惑力的是改行!这在当时难度系数很高,因为实际上第二故乡的税务部门就表示愿意让我“子承父业”,县文化馆的老馆长更是主动找县委宣传部、县文化局表达想调我去的愿望,但在县教委那里毫无通融余地,他们自有设路障的充足理由——政策不允许改行。
经下放回老家农村劳动七年、那时已是县里一家二轻企业副厂长的大哥继续多方努力,老家县委大院一部门愿意接收我,并说服县教委临时搭桥,这才有了“三道函”。
旧的路障理由不成立了,但他们有100种办法对付我。第一份商调函寄出若干天后,我去县教委打听,答曰:没收到;第二份商调函寄出若干天后,再去问,答曰:还是没收到……万般无奈之下,父亲从第二故乡赶回老家,随身带着第三份商调函返回。
父亲觉得我嘴太笨,于是亲自出马,带着我找到主持工作的县教委副主任,掏出商调函递过去,岂料副主任丝毫不给这位50年代的税务所副所长退休时仍是副所长的“老干部”面子,看都不看,吐出一个冷冰冰的反问句——“商调函也是可以自己带的吗?”
父亲一辈子夹着尾巴做人,除了工作,人情世故一窍不通,见官更是矮三分,闻听此言目瞪口呆。
说到这里插句题外话,副主任不只是不给父亲面子,也丝毫不念及与我曾有过一年的师生情——他曾是我高中母校的老师,我读高二文理分科后他教我语文,只不过我自恃语文成绩在两个文科班处于领跑位置,又因性格内向且暗怨他严重偏心而无意课外向他请教,他则大抵也很不喜欢我的极端木讷,课内课外“话不投机半句多”,彼此没什么好感。
不欢而散。副主任这一关是难过了,那就设法绕道。我找到县教委党组书记据理力争,他辩不过,只好松口“研究研究”。8月16日,我在人事股长手里看到用铅笔写在商调函上的研究结果,气得七窍生烟——“经研究同意调出,交代培费1000元。”
我自1981年7月中师毕业后教了六年小学,1987年6月通过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拿到大专文凭后教了一年初中,七年工作期间从未参加过任何脱产培训,自考时若需提前离岗都是先与其他老师调好课才走的——县自考办的人告诉过我,我当初获评地区自学考试首届勤学奖,入选条件除已通过科目平均成绩70分以上,另一条标准就是自学没有影响正常工作!
从教七年,其间两度获评县优秀(先进)教师,还有一年学区领导已明确认定推荐为县先进但被我坚拒,对第二故乡的教育事业,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想要调出了竟被索要在当时堪称“天价”且子虚乌有的“代培费”,天理何在!
实事求是地说,这笔钱不只是针对我一个人收取。我在县教委大院就遇到过一位熟悉的老教师,他的儿子好像是刚从师专毕业回县里分配,被广东一所学校看中,打报告要求调走时也被索要“代培费”;一位学区主任则私下里告诉我,他所在学区,一女老师在县教师进修学校进修了两年,想调到外县时也被索要1200元“代培费”,后来不知何故实际上却一分钱都没出……
“代培费”毫无法律依据和政策规定可言,属典型的乱收费或“索拿卡要”,实际“培”过的不“赔”,没“培”过的却要“赔”,更是滑天下之大稽。
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但县教委越是这样横加刁难,我逃离之意越坚决。在与县教委辩驳多个回合,勉强获得200元“优惠”后,我狠心交足800元,“买”来一张通行证。
可是,800元,差不多是我参加工作后的所有积蓄啊!我第一年参加工作时的月工资是29.5元,第二年转正后是33元,以后即便逐年略有增加,也实在有限得很,要是一个大手大脚的人,这些工资吃光用光都是有可能的。靠了省吃俭用,小气地对待自己和父母,才凑下一点血汗钱,如今恶吏轻飘飘的一句话,就几乎席卷一空。
我愤怒,但更气的其实是父母,他们一辈子吃足了缺钱的苦,对钱比我看得更重。更糟的是,原本因积劳成疾一向多病的母亲那时其实已被重病缠住,出现腹泻和便秘交替以及便血等症状,只不过被庸医要么误诊为痢疾要么误诊为痔疮发作而一再延误治疗。我遭县教委勒索,母亲忧愤交加,病情加剧,我回老家不久她就被查出已是直肠癌晚期,医院表示回天乏术。1989年4月30日,母亲在极度痛苦中含恨离世。
料理完母亲的丧事后不久,我给第二故乡县教委和那名副主任写信,强烈谴责他们的勒索行径,要求他们退钱。
一个多月后,我收到了盖有县教委人事股公章的答复信。在这封我保留至今的信中,他们是如此冠冕堂皇地自辩的:“关于收取人才转让费和代培费的问题,我委是从稳定XX教师队伍这一实际情况出发的,这样做是为了严格控制教师队伍往外流,并不是想从中捞点油水。这一点,相信你会理解的。”进而却又说,“至于收取你的人才转让费和代培费问题,我委正在研究,请你听候结果。”
结果……昙花一现,没有结果。
1989年10月27日,我再上征程,寄出四封信,前三封信,分别寄给第二故乡的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我初中一名要好的同学之父,与我父亲也熟)、县财政局长和物价局长,控诉县教委收取的“代培费”既没有法律政策依据,也不合情不合理,恳请他们过问并干预;后一封寄给1988年上期我任教的那所农村中学的会计,询问我本该获得的半年奖金——尽管明知希望渺茫。
11月24日,我收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亲笔回信,信中告知,副县长及县教委答应及时研究办理,予以退款。
退款……敷衍县人大常委会,没有退款。
盼星星,盼月亮……东风终于来了!1990年8月23日,全国电话会议召开,部署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工作,之后一段时间,省市县层层部署落实。
皇天不负有心人!我很快被这股风吹得兴奋起来,重温样板戏《红灯记》中李奶奶的经典唱腔“擦干了血迹,掩埋了尸体,又上战场”后,我又要叫板第二故乡县教委了。9月13日,我再次给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和教委党组写信,指出当年县教委收取我的那笔“代培费”正是典型的部门和行业不之风,务必坚决纠正过来!
《红灯记》剧照  图源网络
恶吏们欺软怕硬的本性暴露无遗,大势面前,他们乖乖认输。一个多月后,我的那笔钱被退回来了。800元?想得美!太低估县教委严谨仔细的工作作风了,790多,精确到小数点后,因为被扣除了邮寄费。我后来不禁想,县教委这是给了我多大的面子啊,帮我代管这笔钱达两年多时间,竟没有收取我一分一厘的保管费!
不过,1988年上半年的奖金,他们只字不提,我也从来没有向县教委提过这笔当时未必不值一提的钱,尽管完全该得。
不提不等于遗忘。这笔账,永世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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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潇湘棋客:60后,湘人,属虎,天蝎座,一肚子“不合时宜”。个人公众号“潇湘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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