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十娘｜小说连载：我的精神，病了（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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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朱山坡

编辑｜渡十娘

作者简介

朱山坡，朱山坡，1973年出生，广西北流市人。小说家、诗人。出版有长篇小说《懦夫传》《马强壮精神自传》《风暴预警期》，小说集《把世界分成两半》《喂饱两匹马》《灵魂课》《十三个父亲》《蛋镇电影院》《萨赫勒荒原》等，曾获得首届郁达夫小说奖、第五届林斤澜短篇小说奖、首届欧阳山文学奖，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等多个奖项。

我被俩保安从黑色面包车推下来之后，竟然辨别不出方向。我是想重新回到工地上去的，我不是找侯小耳诉苦，而是找个地方呆下来，混一口饭吃。K城虽然很大，但我实在无处可去。你们知道，在这个城市里无家可归会是什么样子，连老鼠都不如。我愿意对工头死缠烂打，厚颜无耻地乞求他再给我一个机会，毕竟我给他卖力了三年多，应该说多少有点感情吧。然而，我竟然记不清鹅掌坦在哪个方向了，心啪啪地狂跳，像要挣脱树枝的桃子，最要紧的是我的头脑，嗡嗡地乱响，里面好像正在开民主大会，有一千张嘴巴在激烈争吵，战火纷飞，兵荒马乱。有人叫我“马强壮，快跑”，我就低着头猛冲一阵，从这条街道跑到另一条街道。我以为那些保安要把我追回去，把我扭送公安机关，治我的罪，我有什么罪！回头一看，没有人追上来，连比我走得快的人都没有，但我还是要跑，以此表达我对自己大脑的不满——我不知道谁在我的大脑里开会，好像中间摆着一张大桌子，团团地坐满了人，都是我不认识的人，他们有头有脸的，好像在讨论抓捕我，又好像是讨论一些与我无关的问题。他们为什么要在我的大脑里开会？这个会议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我东奔西跑，左右摇晃，我要掀翻他们的桌子，让他们开不成会。但我越是狂跑，大脑越是混乱，好像开会的人打成了一锅粥。他们要把我的大脑搞糊了，我得停下来，得妥协，让他们把会开完。我就蹲下来，大脑才突然安静，里面好像变成只有一个人在讲话，那是怂恿我去报复杀人。我吃了一惊，我怎么能杀人呢？是谁在怂恿我去杀人呢？我赶紧站起来，那个人竟停止了讲话，但争吵像暴动的马蜂窝又嗡嗡地响了。我再蹲下来，却又听说了那个人的说话。我不愿意听到他的怂恿，只好又站起来。但站起来得忍受一千个人在同时说话。我在蹲下去站起来之间反反复复，无所适从。

有人从我的身边走过，远远地骂：癫佬！

这是K城白话，粤语，意思就是疯子。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是不是疯了，或者到了疯的边缘？我有些慌乱，跑到一家花店前，拿起一个水龙头便往头上冲洗。我的屁股啪地响了一声，原来是花店的老板娘操起一根木棒打了它一下。

我说，你干吗打我？

老板娘指着一屋五彩缤纷的鲜花说，我的水龙头是用来浇花的，你的头顶上栽花了吗？

我站起来说，现在我的头脑里面有一千个人在吵架，还有人怂恿我杀人，我得想方设法让他们闭嘴。

老板娘惊愕地后退了一步，晃了晃木棒，往南面指了指说，珠江就在那边，你的脑袋太大了，到珠江里洗去。

这个老板娘说得挺真诚的，好像她是要帮我，热心地给我指明了出路。我感激地看了她一眼，她木棒一挥，说，去吧。

于是我便沿着解放路跑到了珠江边，果然是有一座大桥，解放大桥。珠江上有很多座大桥，海珠大桥、K城大桥、华南大桥、琶洲大桥、东圃大桥、珠江大桥……每座桥都很漂亮，都适合跳水。我是从解放大桥上跳下去的。当时桥上有很多人，来来往往的人和车辆几乎把桥都挤满了。现在又有了一群看热闹的人。他们看到我爬上桥墩往江里探望，知道我是一个准备往江里跳的人。他们喜庆地议论，好像是在观看运动员跳水比赛。一个人的奥运会。平时经常有一些男女从这里跳到深不见底的珠江，一般再也爬不上来，估计他们到了南海再也不愿意回来——南海比K城好。我，也许是他们期待中的下一个。我犹豫不决。因为，我不想为那么一群人表演。因为，他们不知道我在想什么。

有个老妇走过来，比我母亲还老的女人，问我，年轻人，有什么想不开？我说，没有。那你为什么要跳水？为什么不好好活？俗话说，好死不如赖活，我就是赖活到七十岁也不愿意死的人，年轻人，记住这句话，对你有用：好死不如赖活。我没有正面回答她的问题，但我记住了她强调的那句话。那老妇还要劝阻我。我对她说，你什么也不要说了，麻烦你帮看看我的嘴巴，说句良心话，到底歪了没有？老妇歪扭着头，认真地打量了我一番，看似负责任地说，没有，绝对没有，你的嘴巴比我的嘴巴还端正，怎么歪了呢？我说，我觉得它跟平常不一样了，歪了。老妇觉得她受了我的侮辱，因为我不相信她的判断，她从小手提袋里掏出一块小镜子晃在我的脸前：

“你不相信我，总得相信你自己吧！”

从镜子里我看到了自己的脸。嘴巴确实是没有歪，跟原来一样，连胡子也没少一根。

老妇说，你总得相信你自己吧。

我说，现在的问题是，我连自己也不相信了。

老妇说，那你想干什么？如果你老爬在桥墩上，警察很快就会来劝阻你的。

我说，我只是想淹死我脑子里的那些人，他们在我脑子里养蜜蜂，嗡嗡地吵，烦死人。

老妇沉吟道，要是你感觉自己有病的话，可以看医生……

我说我没病，谁看见我有病了？我一点毛病也没有。

向我围过来的人越来越多，快要堵塞交通了。估计，警察马上就要来的。警察来的话，我肯定有麻烦，因为大桥不是跳水比赛的地方。我还犹豫什么，那就为这些莫名其妙的人表演一次吧。我双手松开栏杆，双腿一蹬，咚一声便跳了下去，像从高高的桉树上跳下来。桥离水面有很长的一段距离，我跳下去的过程中花费了一点时间。下坠的过程中，我只看见蓝天比平时更蓝白云比平时更白。到达水面后，啪一声，身体一直掉到了水底。江水很急，又臭，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垃圾和水藻缠绕着我的身体。关键是臭。这是一条要命的江。幸好我会游泳，比一头水牛更懂水性。我能在米河河底潜伏十分钟，可以像潜艇一样从鸽子滩潜到姑婆庵，还能像浮尸一样在河面躺上半天，比躺在床上舒坦。珠江比不上米河，臭呀，你们知道珠江有多臭吗？珠江得病了，病得不轻，细菌在吞噬它，快死了。珠江一死，K城也会跟着亡，但这个道理你们不懂，因为你们没在珠江里呆过，没喝过一口原汁原味的珠江水。我不能死在珠江里，因为我不能增加珠江的臭。我在江底潜伏了一阵，把脑里的麻雀都淹昏了，悄无声息了，再浮出水面。珠江江面很宽阔，像海一样宽阔，但再宽阔我也能找到岸。

桥上的人等了许久，他们肯定是为我的安危担心——虽然他们刚才取笑我，但现在不会取笑我了，他们也许明白了我的想法，开始同情我了，像担心自己的儿子一样希望我能活着从水里上来。我没有令他们失望，我奋力辟水，终于抓住了岸边的一把草，坚韧的狗尾巴草，花费了很多的时间才爬上岸来。看到我从远远外的码头上爬上来，他们终于放心地散去。那些老太太，也该去菜市场了——只是，浪费了她们的一些时间而又不能给他们带来等价的快乐，我突然觉得愧疚，好像我对不起他们似的。

从河里上来后，已经近黄昏，天色渐暗。我也累了，躺在岸边的芭蕉树下休息。奇怪的是，在我头脑里召开的千人大会似乎已经结束了，散场了，安静了许多，但那个怂恿我杀人的人仍然喋喋不休地嘟囔着，像一个向我推销小商品的温州佬围着我死缠烂磨。

我大声斥责说，你不要缠住我，我不会听你的话，我不买你的破剃须刨，不要你的刀片，我不杀人——这个世界已经够恶了，我不能增加她的恶。

那人被我震住了。但我凶不起来，我怎么会对自己的脑子里的人凶呢？他在我的身体里，像我的兄弟，更像我身体里的一部分。我很快就软下来，我说，你不要吵了，求求你。

天气炎热，身上的衣服很快便干了。我把身上的水草和垃圾清理掉，然后沿着河堤往闹市里走。脑子里的人又说话了，他看出了我的软弱可欺，他知道这样缠下去总有一天我会屈服，听从他的话。一路上我都在和脑子里的人较量，我想让他闭上嘴，但他嗡嗡地说个不停。我不耐烦地大喊一声，我的耳朵便只能听到自己的嚎叫。于是我不停地嚎叫，一边嚎叫一边奔跑，我觉得只有这样才很舒服。河堤上有人在闲步，他们被我的嚎叫吓得躲闪到旁边，给我让出一条路来，因此我的路像高速公路那样广阔，我跑得也特别迅速。跑到闹市区的时候，我终于累了。即使我像牛一样强壮也会累。累了便跑不动了，我又能听到脑子里的人说话了，只有他是不累的。我愤懑地说，你到底要说到什么时候才闭上嘴？但他看不到我的愤懑，他说王手足打了你一记嘴巴，你得杀了王手足，你为什么不杀了他呢？我说，我不会打架，更不能杀人。我父亲年轻的时候是村里最好的屠户，杀猪无数，他一直教育我说，宁可饿死不偷抢，宁可屈死不杀人。我怎么能杀人！那人还是缠住我不放，他给了我一千条杀掉王手足的理由：他势利，他可恶，他打人，他的头上有癞，他喜欢漂亮的凤凰，他是一个怕强欺弱的小保安……我跟他争吵。我说，势利眼也没有什么，在K城，每一双都是势利眼；可恶怎么啦，大街上到处都是可恶的人，难道都要杀死他们？打人虽然不对，但保安就是打人的，不打人算什么保安？他才打了我一耳光，如果遇上其他保安，也许要打上我两耳光，打了左脸，顺便把把我的右脸也打了；他有癞算不上罪孽，那是他的父母给他的，就算父母让你头上长出一堆屎你也不能怪父母；凤凰漂亮善良，但她的额头上没有写上我的姓名，因此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喜欢她，我还喜欢过美兰呢；怕强欺弱？我也是，王大可比我强，斗不过他，我就得爬树逃跑，如果谁比我弱又让我看不顺眼的话我也会欺负他，如果我比王大可强，那呆在树上的就是他……

但脑子里的那个小子似乎也能背《新华词典》，能言善辩，词语信手拈来。他说你在自欺欺人，甘做缩头乌龟，像垫脚石那样任人踩，像老水牛那样任人欺。我说不赢他，说不赢我又得奔跑。在人民路上奔跑。但街道不是河堤，我跑不快，才跑出几十米，便连碰倒了三个人，在十字交叉路口，还差点被车撞死。好几辆车前后左右在把我围在中间，他们向我鸣喇叭，我烦了，朝他们张开嘴巴大嚎一声。这一声嚎叫呀竟把所有的喇叭都镇住了，司机们更是目瞪口呆，他们肯定是没闻到这么响亮的嚎喊，估计耳朵都被震聋了人都给震呆了吧，坐在驾驭室了像木鸡一样，忘记了怎样开车。

十字路口堵车了，堵了很长的一段，我好像还听到了车胎不断爆裂的声音。我害怕了，想逃之夭夭，但突然失去了方向，不知道往哪一边跑，其实往哪一边跑都是一样的，因为哪一边都是K城。我作出了选择，决定往东跑，就往东跑，往车少的地方跑。此时两个年轻的警察竟然追了上来，不问青红皂白就把我放倒在地，不让我翻身。他们是把我当成了做贼心虚的坏人了。其实，我一点也不像坏人，你们看，不像。我说，你们抓错人了，我叫马强壮，不是小偷，没做过坏事。一个警察说，不是小偷你逃跑干什么？我说，我不是逃跑，我是吵架输了要甩掉跟我吵架的那个人。

那个警察举目四顾：“谁和你吵架了？”

那两个警察似乎是意识到了什么不对，把我提起来，反剪着双手，准备给我上扣子。我说，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反正他跟我争吵。一个警察问，他人在哪里？我说，那人就藏在我的脑子里，像缩头乌龟，你们帮我把他揪出来吧。我诚恳地把脑袋送到他们的面前。那两个警察面面相觑，不知所措，最后终于明白抓错人了，放开我。我耸耸肩头，活动活动筋骨，拍拍身上的泥土，装出十分冤枉和委屈的样子。一个行人走到两个警察跟前，指着我告诉他们：“他就是刚才在十字路口嚎叫的人，至少有十二分贝，路灯都给震碎了，还有七八辆车因此追尾，造成了交通堵塞。”未等警察开口，我便对那个“污点证人”说，有法律规定不准嚎叫的吗？有屁你也得放吧？那人看了我一眼可能觉得不对头，有危险，躲到了警察的身后。警察告诉他，嚎叫超过十二分贝是违反规定，但应该是环保局管的，我们管不着。那个多管闲事的人自讨没趣：“好，当我没说。”然后走了，迅速淹没在人流中，把自己藏匿起来。

后来，我经常发出过类似的嚎叫。有一次把别人的一窝小鸡吓死了，还有一次吓死马茜养猪场的三只小猪。环保局的人也从来没抓过我，他们抓我无利可图，不会抓我的。谁抓我都没有好处。

我以为我可以离开了，但那两个警察还不给我走。一个警察厉声问，你真是马强壮？我理直气壮地说，我就是马强壮。那警察试探说，你不是马强壮。我生气了，你们怎么能不让我叫马强壮——我本来就是马强壮。另一个警察哑然失笑：算了，不逗了，原来我们抓了一个癫佬。

我对着那两个远去的警察说，我不是癫佬，你们才是癫佬，即使K城的人全部都变成了癫佬，我也不是。但行人都对我退避三舍，目光怪异，好像所有的人都不相信我就是马强壮似的，我这才怀疑自己是否真是马强壮。但转念一想，自己已竟怀疑上自己，是不是神经系统出现了一点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得弄清楚。但偌大一个K城，我向谁咨询我是否精神有病？去医院？太奢侈了，口袋里的钱都给了制假的小子，钱长得什么样我都记不起来啦。医院不认没钱的人。医院里的都是穿白大卦的形形式式的王大可，狗娘养的。

正好旁边有一间规模不小的中药铺。我就相信这些小药铺，看到它就觉得亲切。

药铺门前右侧端坐着一个慈眉善目的小老头，桌面上放着一个醒目的牌子，写着“K城退休老军医坐诊”，却像是一个算命的。我便走过去，坐在他的对面，作了三次深呼吸，然后，像相信自己的父亲一样把手脉送到这个满头白发的老军医面前。

老军医并不急于吭声，轻轻地按着我的脉搏，双眼观察着我的一举一动。我也看着他，他的瞳孔里人头攒动，像两条车水马龙的大街，但我看不到自己的影子。我确信，他的眼里没有我，也就是说，他压根就没打算尊重我，认真给我看病。老军医突然摇身一变，变成了王手足，他之所以用右手抓住我的左手，是要腾出左手打我的右脸。我想挣脱，老军医却把我抓得很紧，比警察的手还有力。

老军医问，你觉得有什么不适？哪里不舒服？

我摇摇头，否认了我身体有任何不正常的地方。

老军医说，你心里不舒服？

他猜中了。我说，心里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我只是觉得我的嘴巴歪了。

老中医这才认真地端详了我一番说，你的嘴巴哪里歪？没有歪呀，像墙角一样端正。

我说，可是它跟平常不一样，我想是歪了，歪歪斜斜都成四十五度角了——可能你的眼睛也是歪的，所以你看不出来——我老是想跑，想喊，想跳河……

老军医点了点头说，唔，是你想得太多了，你不应该想那么多，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决不可强求。你的人生只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但你往复杂处想，想多了就心累，心累是万病之源啊，你快点停止思考，停止胡思乱想，无论你看到什么，遇到什么，都不要往脑子里去，搞一次大扫除，把你脑子里乱七八糟的东西清理干净，像粪便一样排泄掉。

我说，我脑子里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我想问题一向有条有理。我不是自己要胡思乱想，是有人钻进我的脑子里吆喝我，怂恿我杀人，我不想杀人，医生，你帮我把脑子里的人揪出来，我宁愿把他夹在裤裆里也不愿意让他在我的脑子里喧嚷。

老军医对我的脑袋敲了敲，侧耳听了听，然后信心十足地说，你的脑子里没有住人，只有水，一个脑瓜哪装得下一个人！

我争辩说，人的脑子大得很，能装得下K城市，俗话说，胸有雄兵百万，就是是脑袋里装有百万雄兵——我的脑袋里原来就装着一千个人，乱哄哄的里面像开了个菜市场……

老军医偷偷地笑了笑。看上去他是那样的严谨，那么仁慈，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笑。

我说，你笑什么？有什么可笑的？

老军医说，你不信，我可以和你换一个脑袋，你看看我的脑袋。

老军医的脑袋都老得像个剥了皮的柚子，满脸皱纹，牙齿都没剩下几颗啦，废铜烂铁的，我才不跟他换，要换他跟王手足换去，王手足的脑袋刚好和他的脑袋相差不到半斤八两。一想到这，我也笑了。

老军医认真起来，说，我们都不要笑了，说正经的。一会，他便作出诊断：脉搏紊乱，阴虚阳亢，心情烦躁，急火攻心，焦虑不安，还有暴力倾向，看来是得了焦虑症……

我说，什么叫焦虑症？

老军医说，总之是精神病一种——或许是强迫症，又或许是狂燥症，又或许是其它的精神疾病。

我说，我只听说人的身体会生病，人的精神怎么也会生病呢？

老中医说，精神也会生病，比如相思病也是精神疾病一种。你心里是不是老是惦记着一个女人？

我说，是。

老中医又问，你是不是老是想着尽早在Ｋ城买房子？但房价高得让你绝望了，而且房价一天天往上窜，你发觉连房都租不起，感到窝火，是不是？

我说，是。

我没有哪一天不想着买房，让所有的人对我刮目相看，让自己变成真正的Ｋ城人。可是，我的钱的呢？这辈子似乎我跟钱没有什么缘份，开始我以为它躲在暗地，我找不着。后来，我发现它并没有躲，而是像没有贞操的女人，都攀附在富贵人家的身上。

老中医再问，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在Ｋ城越来越一钱不值，连一个小保安都可以欺负你，你很生气，要吃人了，是不是？

我说是。

老中医说，这足以说明你的精神病了，《黄帝内经》里说到……不过不要紧，精神病又不是要命的绝症，精神病人的生命力比正常人还顽固，比正常人还长寿——中国人平均寿命越来越长，可能是因为精神病人越来越多，反正K城到处都是精神病，你看，对面的垃圾堆便有一个，正捡东西吃呢！

我转身顺着老军医手指的方向一看，果然有一个牛高马大、衣不蔽体的男人在垃圾堆前，手里抓着一把饭菜，嘴巴里津津有味地咀嚼着脏兮兮的东西。我惊愕不已，对老军医的信任顷刻之间土崩瓦解化为乌有。

我猛然站起来，愤怒地瞪了老军医一眼：“你竟然是一个老骗子，像你这样的江湖郎中我见多了，K城到处都是你这种谋财害命的黄绿医生——你有没有行医证、医生执业证？”

老军医早有准备地从抽屉里拿出两本证书，正是我所说的两样东西，我打开用手摸了摸，证书都发黄了，照片也模糊了，可能是被要辩证真伪的人抚摸多了，每页都有些破损，沾满了涎沫，但钢印和红印似乎都是真的，找不到明显的破绽。

老军医镇静自若地看着我，想从我嘴里得到肯定的答案，但我冷笑了两声，嘲讽道：“这是假的，你都老成那样了还拿假的证书出来骗人？北京上海你不骗为什么骗K城？南来北往的那么多的人不骗，为什么偏偏骗我？你拣我好骗？呸，拿三四百块钱就能买到的假证混饭吃，这种雕虫小技老子早就用腻了，我都不愿再用了，我要报警……”

老军医微笑着用右手向左指说，欢迎报警，转个弯就是派出所了，所长姓范，不到三十岁就颓顶了，是我的外甥，要不要我请他来接待你？

旁边的一个超市前就有两个壮实的保安，往这边都瞧了好久了，但对老军医的胡作非为熟视无睹，估计他们不会管别人的闲事，因此也指望不上。我将老军医的证书往桌面上一掷，掀起一小股风和一声惊响，吸引了四周的目光，我心里就满足了。让广大人民去谴责他吧，总有一天，他会被K城老百姓的口水淹死的。我拂袖往右而去，迅速消失在老军医的视野之外。

我之所以对老军医不屑一顾，是因为我不可能患上精神病——即使我患上了世界所有的疾病，也不会得精神病。我告诉你为什么：第一，我祖宗十八代没有精神病的传统，每一代都聪明绝顶。清朝时我的一个祖宗还考取过秀才；我的祖父因为担心别人欺骗他，连睡觉也睁大眼睛；我父亲更是难得糊涂，比谁都清醒。我妈向来平静如水，中规中矩，连出格的话都没说一句。也就是说，精神病这玩意，我没有家族遗传；我也没有过精神病史，没得过类似的病，如癫痫病、癔想症、羊癫疯，都没沾染过。第二，二十九年来我的头脑一直处于正常运转状态，像精细纺织机那样一针一线，有条不紊，从没掉过链子。第三，近些年来，虽然我不断失业，经常被人欺负，但没有债台高筑，没有痛不欲生的失恋，没输过孤注一掷的赌博，没遭遇过重大精神打击，也没有中彩一夜暴富，中规中矩，死水一潭。父母双存，兄妹和睦。关键是我身体健康、热爱生活、富有理想。我没有理由要疯，即使想疯一回，也找不到疯的理由。如果一定要疯的话，那是因为：第一，小时候被张广昌的狗咬过一口左边的屁股，撕掉了一块肉，但我父亲剥了它的皮、煮了它的骨，吃光了，多年过去了，即便要得病也应该是狂犬病而不是精神病呀——狂犬病会疯吗？第二，前年，铁公鸡康大炮请客，说请我吃进口牛肉，在陈家祠的一条破烂小巷里，我们两个人总共才花了三十块钱便饱食了一顿牛肉。多嫩的牛肉呀，吃得我快撑死了，可惜那时英国正在闹疯牛病，听说那牛肉是从英国进口的，要得病我也应该是得疯牛病呀——谁也骗不了我，疯牛病不是精神病。第三，我想女人了，想了多年没有成功，凤凰离我越来越远——我会不会得单相思病，但单相思病跟精神病没关系。

我反复比较着这三条正反方面的理由，觉得它们像三对势均力敌的摔跤手，打了半天，却决不出雌雄。因此我的脑子更加乱了，越是乱，隐藏在我脑子里的那个人便越得意，他像裁判一样既维持秩序又煽风点火……他根本不用休息、不用睡觉，此后的几天，他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大，他逼着我跟他争吵，弄得我也无法安睡，和他彻夜辩论，争得口干舌燥，有时烦得不成了，我便气恼地用拳头去砸他，砸得自己头晕转向，头破血流。但越是这样，脑子里的人越疯狂，最后他像一头野兽咆哮——他简直就是野兽，声音震耳欲聋，我无法忍受了，嚎喊一阵，蹲在街头的一棵电线杆下，捡起一把刀子，要破开脑瓜把他揪出来，砸碎他。但头颅过于坚硬，刀子把自己的头弄得太痛，我扔掉刀子，往电线杆上撞，才撞几下便不省人事，倒在垃圾堆旁。不知过了多久，也许并没有过多久，我被两名小心谨慎的环卫工人用扫帚打醒。原来我昏厥得并不厉害，我抬头看天，天黑了，街灯亮得慌。那两个女环卫工人举起扫帚，严阵以待，防范着我的袭击。

“癫佬，你睡在我们的垃圾上，我们要清扫了。”

我爬起来没有理会她们，转身跌跌撞撞地走，但脑袋里的野兽不依不挠地跟着我，使我精疲力竭、恍恍忽忽，那野兽慢慢控制了我，让我对它俯首贴耳，言听计从。

我无力再挣扎。

我终于屈服了。

我答应它，返回中国大酒店，杀了王手足。

K城真大，大得我都已经忘记中国大酒店在哪个方向。我不得不重新去找它，但磨磨蹭蹭的，在街头上犹豫、徘徊，心里有一百个不愿意。我宁愿永远也找不到中国大酒店。

但它还是让我找到了。

当我再次来到中国大酒店的时候，已经是半个月后的下午。这天阳光明媚，和那天的天气一样，酷热中带有一丝丝的少得看不见的凉风。街头巷尾到处都是敞开衣服散热的人。草木也叫苦。中国大酒店的外观也没有什么改变，对，只增加了一条热烈庆祝全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研讨会召开的竖幅，从半空中垂下来，鲜艳夺目又鼓舞人心。进出酒店的人络绎不绝，那些人并不把保安放在眼里，当他们是透明的玻璃人。我知道自己是引人瞩目，不敢轻易暴露，便小心翼翼地潜伏在公园一个电话亭的后面，远远地观察，从酒店前手忙脚乱的保安中分辨出哪一个是王手足。

门前一共有四个保安，两个胖的，一个矮的，另一个高高瘦瘦的，从身形来看，都不是王手足，仔细看脸部，也不像。王手足不在其中。我是从下午一直观察到晚上，保安们换班了，却还不见王手足出现。我的脑子又乱哄哄，很急切地希望马上看到王手足。

王手足去哪里了？也许休假了，或者病了，那我还得等他出现。我对自己说，要一直等下去。他是我的病灶、病根，是我脑子里的万恶之源，只有他才能使我药到病除。

这天晚上，我在越秀公园里找到了睡觉的地方，一张长凳。我对脑子里的人说，兄弟，你得让我睡一会，否则我会死的。脑子里的人果然安静了一点，但我还得喋喋不休地跟他说话，安慰他，欺骗他，像哄一个小孩，不要让他发作。我跟他讲了很多关于我的故事。在K城的故事，工作上的，生活上的，爱情的，成功的，失败的，高兴的，不高兴的。讲着讲着，他睡着了，我也睡着了。然而，半夜里他还是发作了，一发作我便睡不着，便得爬起来跟他说话，甚至得讨好他，和他嘻嘻哈哈，说说笑笑，如果这样能够相安无事，我会心甘情愿，但他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家伙，他要我马上去找到王手足，杀了他。我经不起死缠烂磨，从石凳上爬起来，把装着行李的袋子藏在花丛中，拍掉身上的泥土，离开寂静的公园，穿过午夜冷清的马路，又来到中国大酒店门外，弓着腰在一块广告牌底下张望。

那块广告牌是宣传纹胸和内裤的，一个戴着纹胸和穿着三角内裤的外国女人高高地骑在我的头顶上，一抬头我便能看到她雪白的大腿和艳丽的裤衩。我忍受着胯下之辱，像特种侦察兵一样必须忍受住毒蛇的侵扰。

中国大酒店金碧辉煌，空调机发出的轻微的响声传到了我的耳朵，它让我产生了短暂的联想：劳作了一天的凤凰肯定美美地睡了，只是她每天都是捧送别人做的菜；如果不是功亏一篑，我就是厨师了，这时候也应该像凤凰一样睡在酒店里，该打鼾便打鼾，该磨牙便磨牙——虽然不能与凤凰睡在一张床上，但哪怕能和凤凰在同一座酒店睡觉我也会很满足。此时，酒店外除了个别酒鬼出没外鲜有行人，酒店门前也只有两个保安，他们在低声地肆无忌惮地说着荤话，还自鸣得意地发笑。荤话说够了，他们竟然明目张胆地谈论着跳槽，说新世界大酒店的工资高，还有夜班补助，老外多小费多，每月还有四天休假，哪像中国大酒店……看来保安也是有理想的，不安分的，只可惜他们都不是王手足。我躲躲闪闪地走上前去，站在他们的背后，对他们说，喂。

两个保安谈得很投机，竟然没有觉察到我已经近在咫尺。我又说了一声，喂。他们才转过身来，先是大吃一惊，然后是勃然大怒，挥舞电棒吆喝着：喂什么喂？滚、滚。

我谨小慎微地后退，防范着他们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我说，伙计，何必呢？

漫漫长夜他们也许觉得无聊，应该找点雅趣，便凑近我。其中的大胡子保安嘲弄说，癫佬，你也想住五星级酒店？欢迎欢迎，里面请……你的行李呢？

能住五星级酒店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住了也并非就可以长生不老。

大胡子保安对他的同伴说：“现在的乞丐差不多个个都是大款、土豪，白天扮乞丐，晚上开奔驰，前几天还有乞丐在报纸上登广告招聘秘书、助理、投资顾问什么的，我把简历寄过去了……”

我说，我不是乞丐，我也不是住店的，我想找一个人。

大胡子觉得好玩，故作吊儿郎当地说，我就知道你当不上乞丐，乞丐并不是那么容易当的，要加入帮派，要有证件……你想找我们老板娘？她今天刚从香港回来，住在十九楼的总统套房里，你去敲她的门，要轻一点。

大胡子肯定撒谎了，老板娘不会住总统套房的，就像王大可，决不会把最好的猪肉留给自己吃。

我说，不是找老板娘，我找王手足，他像你们一样，是个保安，但他手中的电棒比你们的都长。

“在K城，还有谁的电棒敢比我们的长？”大胡子保安得意地说。

“王手足，他的电棒就比你们的长，是K城最长的电棒。”

两个保安相视而笑，另一个保安问我：谁是王手足？这里的保安一个月也要换一两茬，比床单换得还快——王手足是你爹吗？

我说，王手足不是我爹。

那保安说，那你是他爹罗？

我说，也不是。

那保安晃了晃电棒，大吼一声：既然什么都不是，那你还不快滚！

在两个保安要对我突然袭击前，我机灵地逃之夭夭。越过马路，又回到了对面公园，找到我下榻的长凳。但此时的长凳已经易主，一个穿得比我还破烂的男人正躺在上面打鼾。我从没闻过如此巨大的鼾声，简直像一台破发动机在超负荷工作。他无端占用了我的床位，我本想和他说说理，但越秀公园很大，未必要和他争一尺之长。令我气恼的是，我的藏在花丛间的行李袋竟不翼而飞，袋里不仅有我的衣服和牙刷，还有我的身份证和几元碎钱，关键是有一本我从米庄带来的《新华词典》，它追随我多年，我把它翻读无数遍，差不多能倒背如流。它是我的精神寄托。当年在收容所也没有弄丢。我到处搜寻了一番，一无所获，却发现了好几个流浪汉散落在水泥石板上酣睡，其中之一的头下枕着一只鼓鼓的蛇皮袋子，跟我的一模一样。瞬间我便断定那是我的袋子。我走近他，蹲下来，轻轻扯那袋子。但一扯，那流浪汉竟醒了。

我笑容可掬地说，兄弟，好了，我回来啦，我的袋子不用你保管了，多谢你啦。

那流浪汉呼哧地站起来，瞪着眼对我说：你说什么，你说这是谁的袋子？

听口音，这是一个东北人，五大三粗，语气凶狠。

我说，你枕的袋子是我的，我认得出来，刚才我只是去了一趟中国大酒店，才撒一泡尿的功夫，我的袋子便转移到了你的身上。

那流浪汉不作声，抓袋子的手似乎松开了，我以为他答应归还袋子，便伸手去拿。但就在我碰到袋子的瞬间，头便被重重地击了一拳，我仰面倒下，四脚朝天。那流浪汉晃动着右拳头，等待我站起来。我躺在地上装作爬不起来。因为我不想打架斗殴，何况我不一定是他的对手。从拳头的力量来判断，他比我强壮，而且周围的流浪汉也许都是他的人，也许他们是什么帮派的恶棍，杀人不眨眼，还分尸而食。

我说，兄弟，现在袋子是你的了，不就是一条袋子吗，何必呢？

那流浪汉不说话，重新躺下，袋子仍然枕在他的头下。

“你至少应该把《新华词典》归还给我。它是我的精神……”我乞求道。

流浪汉凶悍地看了我一眼。看得出来，他不让我走，等他睡醒后再收拾我。

算了吧。什么精神寄托？在黑恶势力面前，一切都是狗屁。

待他打鼾后，我悄悄地爬走了。没有了袋子，我更加轻松，了无牵挂。现在唯一的伙伴便是脑子里的人，我突然习惯了他的罗嗦，试着和他和平共处。

越秀公园里住着恶人，我不能再到那里过夜，便多走几步，搬迁到流花湖公园，那里有一个宽阔的湖，湖光山色，比越秀公园漂亮多了，夜里我就住在那里。此后的两三天，我还心有不甘地蜇伏在中国大酒店门口的不远处，从不同侧面和不同角度观察不断换岗的保安，但还是不见王手足的身影，我终于相信王手足是已经离开了中国大酒店。令我沮丧的是，竟然连凤凰也没有机会邂逅一次——估计凤凰也离开了酒店——她会不会跟随王手足一起离开的？如果是，王手足更该死！

（待续）

渡十娘｜小说连载：我的精神，病了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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