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刊编译 第 3 篇] 
本文作者谭雯文，系世青峰智库青年研究助理，华南理工大学本科在读。文章内容只用于学术讨论，如有不足之处，请大家指正，我们将积极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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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人类经济史上，"自我调节市场" （the self-regulating market）是具有革命意义的创造。此创造在卡尔·波兰尼书中被称为“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他在书中严厉控诉了两次世界大战（the inter-war period）在经济大转型期间，不受监管的市场力量带来了难以估量的社会破坏性和源于市场理性（market rationality）的道德败坏[1]。有学者质疑波兰尼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市场经济发展的反思是否有“怀旧”、“保守”、“传统”之疑，但笔者认为，此种反思见解，对认清新世界经济中的国际自由化与国内稳定度，具有重大借鉴和学习意义。
波兰尼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市场发展太过自由放任，甚至可以说反常，因此必须加强政府监管。而这一市场监管大势，将会在战后，从主要的工业国席卷至全球——政府间经济合作加强，国民生活按国意自由组织。
内嵌自由主义妥协
首先，明晰，“内嵌自由主义”（the embedded liberalism）的含义。经我国学者的研究，通俗来讲，内嵌自由主义是指：经济自由主义必须内嵌于社会共同体的意志之中，成为社会共同体的“共同认知”[2]，“内嵌自由主义妥协”（the embedded liberalism compromise）在波兰尼的预见中，指政府经济合作是在与维护国内稳定相一致的多边主义形式中进行的。内嵌自由主义妥协的实质在于：与三十年代的经济民族主义不同，它将是多边的；与金本位制和自由贸易时期的自由主义不同，它的多边主义将建立在国内社会政策等干预上[3]。然而，这一妥协毕竟是妥协，中间有很多力量的角逐以及多重因素的影响[4]。在笔者看来，现在仍然没有完美践行的内嵌自由主义范本，内嵌自由主义发展面临以下诸多发展之困。
内嵌自由主义发展之困
1. 国内国际政策领域的兼容度：
首先，与 1945 年相比，今天美国支持整体国际经济秩序的能力和意愿大大降低。其次，在国际和国内政策领域等核心概念问题上，各国缺乏共识。借助如今的知识背景，就算经过了几十年经验的吸收整理，也不利于成功建立在国际和国内政策领域等核心概念问题上的广泛共识。
2. 国内经济结构：
此问题更为复杂，深植于各国经济发展立身之根本的经济结构中。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例：美国的多元市场经济特征；欧洲的社会市场经济；日本的行政导向型市场经济模式,又称“社团市场经济”。各国国内经济结构的差异，决定了其国内政策的不同，由此引发多边合作贸易中的诸多问题，影响内嵌自由主义妥协的实现。
各国国情的差异影响正成为一个关键的贸易政策问题。简而言之，有一前提不再成立，即：在设立国际贸易制度时可以忽略国内经济结构和做法的差异。
3. 服务贸易：
服务贸易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加速并加深了国内和国际领域之间界限的模糊。服务业曾经是商品贸易的“隐形”附属品：航运、保险和旅游业。今天，服务贸易的种类更多，交易数量也更大。它现在包括信息服务；各种金融、专业和商业相关服务；建造; 文化服务等。
然而，交易服务带来的制度挑战不是定量的，而是定性的。最初的关贸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缩写GATT）是为商品贸易而设计的，但似乎不适用于服务贸易领域。后来虽然美国带头将服务贸易纳入关贸总协定中，规定服务贸易一般应遵循关贸总协定规定的不歧视和国内规章制度透明度的经典原则，但各国有权将特定服务排除在国民待遇原则和市场准入权之外。其中包括了保障措施的条款和规定的解决争端的机制。
除了上述各国对服务贸易有很大的自主调整权问题外，许多极具争议性的问题仍然超出了关贸总协定或其他国际贸易协定框架的能力范围。从本质上讲，这一事实与人们通常认为的贸易壁垒或保护主义没有什么关系，但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服务与商品之间相比较而出的独特属性。
首先，由于服务的概念在经济理论中没有明确的地位，它的定义往往是特别的和武断的。没有理由仅仅因为达成服贸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缩写GATS）就期望有争议的定义达成共识。其次，政府通常对国内服务业的监管比其他经济活动更严格。服务准入，如医药、法律或会计，是严格施行许可制的。最后，在东亚，尤其是日本，监管环境更不透明。在日本，机构解决服务贸易争端方案的效力可能是难以捉摸的，严重者，甚至在争端解决途中再产生一倍的双边贸易争端。
高度政治化的贸易政策争端和贸易关系的潜在不稳定似乎是几乎不可避免的结果。
4. 全球化和全球市场
全球化一直有反对声浪，近来更甚，而这不利于内嵌自由主义妥协倡导国内政策支持对外的多边贸易。
弗里德曼（1989）[5] 认为，世界经济远非一个由单一价格法则支配的单一经济，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今天的全球化正在形成各种微观经济形式，在全球各地的市场内和企业之间形成了越来越广泛、多样化和整合的机构网络。
国际金融市场表现出的最显着的制度变化是它们在各国经济中的增长、多样化和一体化，甚至超出了政策制定者最初决定释放这些变化时最疯狂的预期。
理查德·库珀（1986）[6] 总结出：“当市场发展到国际化范围的地步时，传统经济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往往会大大降低，甚至失效。”
5. 战略联盟
尽管各国制定者正试图吸收全球一体化生产和交换结构的影响，想要在保持国内稳定的前提下，推动国际贸易合作，但企业界的蓬勃高速发展，让政界往往难以望其项背，导致政策压力颇大。企业界已经在推进下一代制度创新：在大型高科技领域，建立“战略联盟”（strategic alliances）。
战略联盟，对于商品交换特别有用，其价值难以估量。一些企业质量管理经验问题：如技术诀窍、技术能力、特定的生产方法或风格、创新或实验精神，零缺陷管理哲学都很难明码标价。它们不容易在市场上交易，也不容易通过公司间特定的相应管理层进行交流[7]。战略联盟是一种基于互补优势的协作组织形式，其特点是互动的关系模式、表现出相互依赖的偏好、强调互惠互利、以声誉为纽带。战略联盟领域以半导体、电信、商用飞机和汽车等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加入联盟的公司的主要基地有美国、欧盟（尤其是德国）、日本和韩国。
战略联盟的未来存在许多问题，尤其是关于它们的可行性和持久性。 正如《经济学人》所警告的那样：“在最好的情况下，管理这种定义模糊的关系就已经够困难的了，然而距离、语言和文化带来了更多的复杂性。”[8]
然而，如果战略联盟要成为国际经济组织的核心和永久特征，那么国家集体经济决策的重点必然会转向全球产业政策问题。至少，需要谈判市场准入，谈判市场份额也在不远的将来（Cooper et al., 1993）。[9]
6. 福利资本主义
世界瞬息万变，整个大西洋国家和欧洲面临来自更年轻、更活力、更强大的南亚资本主义市场。即使是中产阶级，作为经济增长成果的受益者，也担心他们可能失去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而那些超级富豪，无论多么富有，也无法改变普通工人大规模失业的事实。如果福利资本主义要持续下去，它的管理者必须找到控制福利成本的新方法，最大限度地降低雇主的成本。治本之政，必须推行授“穷人”以渔而不是授“穷人”以鱼的理念。
在西欧，高福利固然带来了更加稳固的社会安全网。但与美国相比，以削弱市场竞争力和政府高赤字为代价，降低创造就业机会的速度就真的是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唯一能选择的妥协吗？
肯尼斯·克拉克，曾经的英国保守党总理曾赞扬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和高福利国家。他相信，如果指导得当，两者可相辅相成。
结论
    所以，嵌入式自由主义的妥协，在笔者看来，绕了一圈，几乎是回到了原地，但其间的经验值得深思。各国政府正在努力寻找一套相互兼容的国际和国内稳定政策。然而，他们是在制度环境中这样做的，除了隐含的规范性承诺不变外，其余多变因素使该制度环境难以维持不变和稳定。
    过去几十年出现的新世界经济给各国政府构成了重大挑战，因为它在几个关键方面崩溃：国内和国际政策领域之间的难以兼容性；服务贸易业的难以定义和难以管理；从市场转向管理层和“战略联盟”的核心形式在全球组织的生产和交换。今天的整体国际地缘战略形势非常不同，需要国际经济关系更加明晰和平衡。
    在最普遍认可的国际条款下，跨国贸易才可能取得大单。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会看到一系列国际规范框架协定在各国依照自身国情的前提下，做出一系列调整和不同程度的相关承诺，并在特定部门进行具体实施。当前，确保这些小多边主义和多边主义方案，一方面维系国内社会和经济安全之间的有机联系，另一方面保持国际生产和交换制度的持久性，是最严峻的挑战。
编译原文
Ruggie, J. G. (1995). At Home Abroad, Abroad at Home: International Liberalisation and Domestic Stability in the New World Economy.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4(3), 507–526. 
https://doi.org/10.1177/03058298950240031301
参考文献
‍‍‍[1]Polanyi, K. (1944).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eacon Press.
[2]孙伊然.发展中国家对抗内嵌的自由主义?——以联合国发展议程为例.外交评论,2012年5期.
[3] John Gerard Ruggie, (1982), International Regimes, Transactions and Change: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36(2)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79
[4] Lewis, M. K. (2018, March 19). The Embedded Liberalism Compromise in the Making of the GATT and Uruguay Round Agreements. Papers.ssrn.com.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3144087
‍‍
[5] Milton Friedman, (1989),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U.S. Economy, Eraser Forum, p. 10.
[6] Richard N. Cooper, (1986), Economic Policy in an Interdependent World, Cambridge MA: MIT Press, p. 96
[7] See Powell, (1990), Neither Market nor Hierarchy, P304
[8] The Discreet Charm & Does it Matter Where You Are? (1994), the Economist
[9] Cooper, R., Cowhey, P. F., & Aronson, J. D. (1993). Managing the World Economy: The Consequences of Corporate Alliances. Foreign Affairs, 72(4), 158. https://doi.org/10.2307/20045741
*本号编译分享的文章均出于学习和兴趣之用，不以任何盈利为目的。
编译｜谭雯文
排版｜徐凡懿 戴楠
审核｜智库编审委员会
图片来源｜pexe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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