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 第 2 篇] 
本文作者吴雨轩，系世青峰智库青年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本科在读。文章内容只用于学术讨论，如有不足之处，请大家指正，我们将积极改正。
本文约3000字，阅读约需5分钟。
本文主旨与构思
每年的六月，对北半球的人民而言是夏季的开端，而对于全球性少数群体（即LGBTQ+）来说，六月则是属于他们的“骄傲月”。这一节庆月的设立旨在支持全球性少数群体为维护其社会权益和赢得社会包容所付出的努力与所取得的成果。
如往年（新冠疫情爆发前）一样，在刚刚过去的六月，世界多地举行了包括Pride Parade、音乐演出、舞会、演讲、社区日等在内众多的“骄傲月”活动。多样的活动与欢乐的节日氛围，无疑为LGBTQ+创造了获取社会广泛认同的文化空间。然而，日渐泛滥的商业化与享乐主义却为“骄傲月”的意义蒙上一层阴影，西方国家对“政治需要”的过度诠释更令人忧虑这是否会让追求权益平等之路逐渐偏离原轨。
本文将基于以上思路，首先介绍“骄傲月”的由来、背景，接着从活动内容方面对当代“骄傲月”这一节庆本身进行解构，最后以该节庆月为出发点，反思商业化、享乐主义与西方国家“政治需要”对于性少数群体权利维护的危害。
“骄傲月”的历史背景
“骄傲月”的设立始于纪念1969年6月美国纽约的“石墙事件”，因性少数群体在该事件中首次大规模表达了抗议及其诉求，该事件通常被认为是全球性少数群体权利运动的开端。
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性少数群体权利运动逐渐扩散至世界各地，经历了“发展-衰退-停止衰退”[1]的过程。随着各地性少数群体运动与组织的兴起，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英美保守势力为代表的力量开始对其实施打压，艾滋病的冲击则进一步加剧了对这一群体的污名化。这一时期，在运动伊始及其身份认同矛盾所具有的激进主义色彩之上，性少数群体依靠自己的努力获得解放的策略得到了强化。
而同性恋除罪化到20世纪90年代才真正开始。在21世纪初期，同性婚姻合法化开始推进，2001年，荷兰成为第一个全国通过同性婚姻法制化的国家。目前，同性婚姻已在三十余个国家生效，部分未承认同性婚姻的国家，则通过实行民事结合/伴侣制度来保障性少数群体的权益。
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从最初呼吁社会关注的Pride Parade，到庆祝形式丰富、吸引众多参与者与国际组织支持的音乐节，从美国纽约的地方性纪念活动，到全球多座城市的大型节日，“骄傲月”也逐渐形成了其规模与运作体系。
解构当代“骄傲月”活动
半个世纪以来，“骄傲月”的具体活动形式随着时间的改变与空间的迁移发生了诸多变化，逐渐具有了娱乐化的显性特点，其参与人群也不再局限于性少数群体，而囊括至所有支持LGBTQ+权利运动的个体与组织。然而，可以发现，活动以“特定身份的表达本身为动力”[2]进行的形式，以及其公开举办、以求将性少数的身份议题主动带入公共领域这一目的，自始至终没有改变。
Pride Parade是传统的“骄傲月”活动。参与者不局限于性少数群体，往往身披各色彩虹旗或佩戴其它有彩虹标志的装饰，许多人还会进行模糊二元性别界线的打扮（如，男性穿着黑色丝袜、抹口红）。当这些外表富有辨识度的参与者走过城市最繁华的街道，公共领域便成为了异质表达的空间。而相比早年的抗争主题，当代多地的Pride Parade加入花车、舞蹈、欢快音乐等节日元素，更为其主张身份的积极意义提供了支撑，将差异即为偏离规范的隐秘定义推翻。借此名义举办的音乐节、舞会等则作为一种极具大众接受度的社会整合形式，进一步制造了各个社会群体——主要指性少数群体及其他群体——得以相互接触的 “第二种生活”[3]。在这种“宣扬平等对话、否定日常的一切等级与权威”[3]的狂欢氛围加持下，身份的差异不再意味着排他，而是社会异质性和多样性的体现，为增加社会对性少数群体的接受程度提供了契机。
在“骄傲月”各个活动过程中，还可以看到大量代表着共同价值观的符号涌现在街头巷尾，如色彩各异、象征着LGBTQ+群体中身份认同各异的小群体的旗帜。一方面，对于性少数群体自身而言，在个体与社会、个体自身内部的冲突中，受到压抑的欲望通过符号获得转化的机会，进而得到无意识的释放。另一方面，对于社会而言，性少数群体意识形态的符号化为对话和承认创造了机会，成为社会规则重建的切入点。在自身的认同和社会的认同互相作用下，性少数群体得以不断地进行身份的表达、建构与纠偏。
另外，一些专为打破性别刻板印象而举行的活动也值得一提，如在西班牙马德里地区每年“骄傲月”的“高跟鞋赛跑”活动中，男性需要当众穿着女式高跟鞋进行赛跑，又如上文提到 Pride Parade中模糊二元性别边界的妆容打扮。在这些具有公共性的活动中，生物性别与社会性别间刻意的反差制造不断挑战着性别刻板印象，也不断挑战着固有的二元性别观念，为性少数群体性取向的社会建构提供了空间。
对“骄傲月”的反思
由上可以发现，“骄傲月”这一节庆源自性少数群体权利运动的发展，其设立也为性少数群体的权益维护提供了许多机会。然而，在发展中，“骄傲月”与性少数群体权利运动两者之间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裂隙，其中部分甚至可能让“骄傲月”与其举办初衷背道而驰。以下将就过度商业化、享乐主义与西方国家“政治需要”带来的危害为例，进行分析。
首先，资本的过度侵入引发了部分性少数人士对于“骄傲月”的担忧。需要承认的是，资本的力量固然是“骄傲月”思想传播的助推力：在六月，许多商家顺势推出带有彩虹标志的背包、文化衫、中性化的化妆品等等，并打出相应的广告；以“骄傲月”为名的文娱活动的举办，同样能够吸引来国内外的大量消费人群。然而，为了吸引眼球，商家不惜在宣传中强化对性少数群体的刻板印象，以期卖出更多的产品。这一行为与个人在游行队伍中的打扮不同之处在于，后者是理应尊重的个体行为，而前者背后则有公众宣传的责任，并且不受性少数群体的直接监督（毕竟不能保证广告制作者一定就是性少数群体一员）。此类广告对性取向炫耀式的展示并不为许多想要融入社会的性少数人士接受，过于浮夸的宣传也并不利于社会对性少数群体的身份认同。
其次，享乐主义的泛滥让人担忧“骄傲月”是否在逐渐远离其初衷，即狂欢是为了创造对话地位的平等和开放性，其内核不应远离平等权益的争取。虽然节庆期间也会举办讲座等具有教育意义的活动，但其知名度和参与度远远低于披着“骄傲月”外壳举办的许多娱乐活动，部分活动除了开头进行“骄傲宣言”的宣读外，其它内容与主题并无太大关联，仅是为了一时的放纵享乐。若沦为纯粹享乐主义的大众文化，权利运动的更新与批判的精神会被削弱，其社会形象将变得扁平、脆弱、易受抨击。
最后，西方国家的“政治需要”往往会冲击“人人平等”的精神[4]，造成矫枉过正的结果。这固然有其历史缘由，但将性少数议题刻意在文化领域凸显强调，过多侵占多数群体的利益甚至违背现实地进行文化产品中的改编，则不得不警惕其对原有社会价值观冲击引发的不满，以致带来适得其反的结果。创造理性对话的基础是平等和开放的精神，曝光量能够影响社会共识，但并不与其成正比。就此而言，为了曝光而曝光的一系列西方国家“政治需要”举措反而与资本的支持一样，是在显性层面增加数量、却难以真正触及隐性层面的歧视的操作，众多影视作品反响的冷淡已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点。此时，真正的平等权益的争取将因失去了理性精神的支撑而停滞不前。
参考文献
[1] 柯林·威尔森,毛兴贵. 酷儿理论与政治[J]. 国外理论动态. 2013 (12)
[2] 谭安奎.身份政治：根源、挑战与未来. 2022-02-13. https://m.aisixiang.com/data/131496.html
[3] 关慧.狂欢中的契合——巴赫金狂欢理论与大众文化[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6(05):132-137+148.
[4]邢悦.美国的“政治正确”及其社会影响. 2021-01-20. https://freewechat.com/a/MzU1NjM1NTgxMQ==/2247485141/1
注：本文所有权归作者本人所有。
作者｜吴雨轩
排版｜戴翰林 戴楠
审核｜智库编审委员会
图片来源｜pexels.com
世青峰智库是由中国世界青年峰会创办的一所现代化新型青年智库。智库以“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建言社会，服务青年”为宗旨，依托峰会的学术及社会资源，吸纳世界范围内有思想、有影响力的青年研究员。为全球关系与区域国别、绿色金融、乡村振兴等青年应关注的领域提供青年建言、理论创新等智力支撑，完成一系列具有重要价值的研究成果，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通过活动组织和国际传播等方式，塑造中国青年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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