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钱不仅对提振消费有帮助，而且，对在疫情中压抑许久的老百姓的心态，也有一个舒缓的作用。从疫情中走出来的人民，需要一些刺激与激励。

一、发钱完全可行
在2022年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经济学李稻葵建议，给居民发钱，提振消费。他以上海为例，上海有2500万人口，假设平均4口人住在一起，就约有600万家庭。从600万家庭中选出收入最低的10%，也就是60万个家庭，每个家庭发放一万元现金，也就是60亿元。这笔钱对上海接近8000亿的财政收入来说，并不多。
此轮疫情冲击下，许多方面的消费出现了下降。疫情影响线上线下消费，还会影响收入，导致消费下降，而消费下降往往具有一定的惯性，影响的时间也会较长。李稻葵所做的数据研究发现，今天消费下降1%，未来七八年的消费水平都会有所下降，“因为会有心理上的阴影”。
这一结论，也得到了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前司长盛松成在同一场合发言的印证。盛松成指出，2020年武汉疫情后生产和投资出现V型反弹，但是消费大约花了一年才恢复到疫情前水平。消费恢复缓慢，与消费意愿减弱有关。
政府给人民发消费券、发钱，可以增加民众的购买力与消费欲望，振兴消费活动，带动生产与投资等活动的成长，加速经济的复苏。有专家估计，发钱会产生10-15倍的杠杆，会对社零总额的同比增速产生很大的抬升作用。
东吴证券研报分析称，基于2020年数据，消费券的拉动效应远超预期，且不存在“透支消费”问题。研报认为，1元消费券中会有0.87元流向小微商家，规模越小的企业越受益。
发放消费券，不要发得抠抠搜搜的。
二、不要把优惠券当消费券
现在各地对消费券的计算方式，一般是把财政出的钱，再叠加金融机构、商户的优惠。比如成都，通过云闪付发放成都“520”消费券，财政资金规模1.2亿元，发动金融单位和商户叠加优惠活动，共计2.4亿元。
再比如，北京发放1亿消费券，是“计划由政府和平台企业出资，餐饮企业不出资”。还会引导各种企业出台免费券，优惠券。
还有京东，也号称联合全国15个地区累计发放超7亿元消费券。
这些提法都是有问题的。
在三部门国民经济模型中，分为居民、企业、政府。凯恩斯主义刺激经济的政策，是通过财政、货币政策去刺激经济。简单的说，是政府的作为。居民部门、企业部门，是刺激政策的对象，而不可能是刺激政策的出钱主体。
任何商家的优惠，是从利润中让利而来。这笔钱本身就存在于经济循环之中，不能和财政支出的钱视为同一性质。打个比方，餐饮企业难道可以是发消费券的主体吗？怎么不叫消费者自己给自己发消费券呢？消费者参加了商场满300退100的优惠，能说自己老板给自己涨了工资吗？或者感谢政府发了优惠券吗？平台虽然大也是企业，属于企业部门，不是政府。
如果这些都是消费券，那中国经济中，平时就存在天量的消费券。
另一个问题是“满多少才能用多少”。这种设计，目的在于，提供更大的乘数效应。比如，满500才能使用100，理论上，只要这张消费者券用出去了，就相当于用100元的财政开支，拉动了500元的消费。
不过，这种想法可能并不成立。首先，对于本来就打算花500元的消费来说，这500元本来就是经济循环中应有的部分，拉动作用很有限。
其次，这种方式也会减少消费券的效果，因为消费者自己没那么笔预算，就不会消费，这笔钱就花不出去了，就不能进入经济循环中。
消费券不同于优惠券的地方，就在于它的流动性。没有充分流动性的消费券，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就不大。
所以，要严格区别优惠券与消费券。不能掩耳盗铃。假装优惠券是消费券。
四，要普惠，不要抽签，不要搞成获客
还有一个问题是，因为消费券背后的资金不充足，所以，就无法进行普惠的人人都有，往往采取网上抽签形式。这种形式，往往有利于年轻人，文化层次高的人，相对而言，这些人收入更高。这就相当于把那些老人、文化低的人、数字能力差的人筛选出去了，但实际上，消费券发给这些人，既更公平，作用也更大。
消费者的使用也比较麻烦，以成都为例，用户要下载云闪付APP，使用手机定位权限定位在成都，出示云闪付APP生成的“付款码”。
对商家而言，也不容易，注册地在成都市的零售及餐饮行业的实体商户，要登录云闪付APP，报名、填写并提交相关资料，经银联审查才能参加。此次成都一共发放264万张，1.2个亿，平均每张消费券45块钱，这几乎和一个App的获客成本差不多。
所以，某种程度上，对经济的作用，就是一次互联网烧钱营销的费用，实际上用处非常有限。
五、他山之石
在经济危机、疫情时期，很多国家与地区都开始发钱，促销售、保增长。
2021年，香港首次推出5000元电子消费券计划，凡18岁或以上香港永久性居民和新来港人士，只要过去两年没有长时间不在香港，均可申领电子消费券。2022年4月7日，香港再次向约630万名合资格市民发放2022年消费券计划第一阶段5000元的消费券。这笔钱只是今年的第一笔。
2022-23年度，香港推行的新一轮消费券计划，向合资格市民发放总额10,000港元，整个计划涉及约664亿港元，预计措施可惠及约660万人。消费券可以用于街市摊档、超市、便利店、餐厅、咖啡店、娱乐设施、美容院、公共交通等，总之就和钱一样了。
在2020年12月20日时，美国国会就已经通过了一个数额达到9000亿美元的救助计划，每一个美国人都可以拿到600美元的救助金，在2021年年初时，美国又实行了一个数额高达1.9万亿美元的救助计划，每个美国人可以拿到1400美元的救助金，这还没完，美国还宣布，从2021年7月开始，每个月向3900万家庭提供补助。
再来看看这些新闻。
“资金规模大——烟台发放总规模1000万元的惠民餐饮消费券，“满200元减80元”“满300元减150元”的优惠力度吸引了大批市民抢券。
长沙消费者在云闪付上领取“满200元减50元”消费券的同时，还可以在其他APP上领取“满99元减25元”等不同额度的长沙同城消费券。
6月18日，海口发布新一轮政府消费券，每位市民最多可领取1张免税消费券和2张通用消费券。“满2000元减200元”的免税消费券可在海口市4个免税店使用，通用消费券有6种面额类型，最多可减110元。”
六、科学、精准的发钱
相比普遍式的发钱，定向向经济不宽裕的群众发钱，效果更好。这既符合公平原理，也有利于更大的提升发钱的作用。经济收入低的人，得到这一笔钱，大部分会用来消费，不管是购置家电，还是衣物、房租、和朋友聚餐。经济收入高的人，本来就不会因为没钱，去节约，限制自己的消费。他们拿到钱后，就是存起来。
利用数字化手段，定向某些行业，也是可以的。在疫情中，受创最大的是餐饮与旅游行业，这些领域的消费本身是有消费弹性的，政府财政发出的钱，能够精准的调控行业，准确的引致消费，尽可能的补回失去的消费，从而实现帮扶政策的精准落地的目标。
消费券，一定程度上，是通过满足占便宜的心态，刺激情感，从而改变消费边际系数，提升消费。这就要求金额足够高。规模足够大，同一时间发放消费券，才能形成情绪上的共振。想象一下，全国在同一天发消费券，每个家庭1万元，退一步，5000元，社交媒体上会是怎样的场景？
所以，消费券的顶层设计非常重要，可以给各地消费券提供中央财政的支持。只有顶层设计，才能以一定规模，协同全国各地，起到1+1大与2的作用，形成群体情绪，刺激消费。情绪跟不上，消费券就会事倍功半。
其次，消费券，必须是具有高流动性的，能很大程度上替代现金的，以财政为背书的消费券，而不是各类企业的优惠券，或者搞出繁琐的程序。
第三、以前是群众害怕病毒，不敢消费，商家对未来预期不确定，所以通过消费券刺激消费。但现在的问题，并不是群众不想消费，而是不能消费。对未来是否复工、是否能流动，能上班，缺乏预期，所以，当下的关键，不是消费券，而是接触对经济的抑制。
归根到底，这是一个“必正其名”的问题，类似问题还有很多，推荐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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