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免费大礼包出了不少假冒伪劣,但问题不仅仅是执行层面。
从昨天到今天,我在朋友圈一直在问这样一个问题:上海居民的大礼包,钱是哪一级出的?我网上找过,没有答案,也有记者朋友看到了来问我,有答案了吗,她也想知道。遗憾的是,这个问题一直没有明确的答案,以我朋友圈的构成来说,这还是很少见的。一个基本问题,都如此模糊,自然滋生出各种问题。
其实,我一直觉得“大礼包”这三个字,不准确、不合适。倒不是说觉得没有香港美国那样几千上万那么大,毕竟,从小就接受教育,我们国家底子薄。
关键在于一个“礼”字。
最讲“礼”的孔子说过:“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麦克卢汉说过“媒介即讯息”,我也说一句“语言即观念”
对这一点,最近我感受颇深,汉语千变万化,又是由字组合成新词,获得新义,这意味着准确性稍差。对某个事物,用什么词语,选择范围很大,选什么词,往往就暗带了观点,然后,在传播中,普及、固化成为观念。
比如感冒与流感,是完全不一样的病。普通感冒常见的病毒是鼻病毒、冠状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或者是腺病毒等等。而流行性感冒常见的病毒是甲、乙、丙型的流感病毒。
在英语中,感冒是coldcatch a cold,患上感冒,bad cold,重感冒;流感是flugot flu,患上流感。此外流感还有医用名词,epidemic catarrhepidemic rheum,都很明确。你说catch a cold,还可以上班;但说got flu,就不会让你上班了。
在汉语中,流感这个词,其实也贴切,但由于是组合成新义,就会产生混淆。
奥密克戎是个“大号流感”,在专业人士那里,是很明确、很贴切的一个比喻。流感也要死人。根据中国疾控中心的文件,流感在全球每年可导致 29 万至 65 万呼吸道疾病相关死亡。2010-11至 2014-15季节,全国平均每年有8.8万(95% CI 8.4-9.2)例流感相关呼吸系统疾病超额死亡。
北京市一项针对 2016-2018 年流感住院病例的研究显示,流感住院患者病死率为 0.5%。所以,奥密克戎是个“大号流感”的比喻未必不对,起码可以作为参考——没有任何国家会针对流感实施防疫措施。
但是,实际上在中国社会中,流感与感冒被混用了,甚至专家都在混淆。批“奥密克戎是个大号流感”被偷换为了“奥密克戎是个大号感冒”。到了老百姓那里,语言就生出了认知,老百姓义愤填膺的质问:“奥密克戎是大号流感?你放什么屁!感冒会死人吗?”
就这样,一个“语言即观念”的过程就完成了。
当然,这是一个反例,最初打比喻的人,没想到汉语之精妙、之模糊,结果,一个本来很好的比喻,被完全搞反了。
好了,言归正传,回到“大礼包”上来。
何为礼?在这里指敬意,“以礼相待”。政府对公民,当然可以遵循“礼”的规范。但我们是法治社会,更应遵循“法”的规范。“礼”强调了某种“私人性”,私人之间的好意,于是,就带上随意性、模糊性,自然就没人在意谁出的钱了。这,正是一个“语言即观念”过程。
“大礼包”更准确的说,应该叫封控补偿包、疫情政府补贴包、政府生活保障包等等,那么,自然不应带有私人意味,以及随意性、模糊性,而应遵循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法治规范、政治伦理。
明确了这一点,正其名了,就可正其所实。我认为,“大礼包”应该遵循以下几个规范。
首先,它是政府对封城中的公民牺牲的自由的一种补偿。从法律角度来说,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第41条,“在隔离期间,实施隔离措施的人民政府应当对被隔离人员提供生活保障”。当然,也可以扩展视为一种谢意。但无论如何,这是居民应得的,而不是恩惠。这是居民监督的逻辑基础。
其次,既然让渡自由是一视同仁的,那么,“大礼包”也应该是一视同仁的,不分贵贱老少。
考虑到各街道负责采购,东西可以不一样,但金额应该是一致的。不能说住在金山区的与黄浦区的不同;不能说住老公房的与住别墅的不同;不能说住在20万一平的与2万一平的不同;不能说上海户籍的与外地人不同。这是大礼包的公平性原则。
第三,既然是政府出钱,那么,它在财政上应该是明确的。哪一级出钱,每一次多少,都应该明确让居民知道。居民知道了,自然可以估价,这就能很大程度上杜绝劣质物资。这是居民监督的现实前提。
当然,各街道有自己的资产,这些资产有收益,那么,有些街道收益多,资金多。但考虑到封城是全市性的,即便街道出钱,更高一级的财政,也应该有一个调整。即便不“损有余”,也可以做到“补不足”。
我想,上层制度明晰了,执行层面的问题,就会变得更少。现在很多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封控,上海的大礼包,可为前车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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