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以时间线的排序，梳理了跟朝鲜相关的文章。

1、抗联时期
2、朝鲜建国
3、朝鲜战争

4、权力传承

杂文

后记
很多朋友都会有一个疑问。
朝鲜建国初期，以金日成为首的“抗联派”作为与中国渊源深厚的队伍，为何频频对朴一禹、武亭等“延安派”同志下狠手呢？
这个问题其实是偷换了概念。
下面详细展开。
考察三四十年代各路红军、八路军之间的关系，电报通讯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切入点。

比如在《粟裕：抗日先遣队》一篇里我们引用过陈毅的话：
“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后称苏北指挥部）成立后，有了和延安的直通电台，从此完全摆脱了项英同志的限制。”
建立起直接的通讯联络，相当于陈粟这一万多人“升格”了，成为直属延安的“一级武装力量”。
话题回到东北抗联。

三十年代东北抗联作为一支我党领导的武装，是由中共满洲省委负责领导的。

满洲省委没有直通中央的电台，是通过上海局与中央保持联系的。
1935年2月，上海局遭到破坏，满洲省委成了“断线的风筝”。

不过凭借着与苏联接壤的地利，满洲省委很快和苏联人接上了线，打通了和共产国际的通讯。

因此三十年代后半期的岁月里，实际上是由我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来领导东北地区的党组织以及东北抗联武装。
和长征、延安一脉的中共中央没有直接通讯。

像《普天堡大捷》的开篇处我们提到中共东满特委书记魏拯民从莫斯科返回东北，向东北抗联的各路武装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的最新指示。
这个指示也是共产国际直接发的，没有经过延安中转。

而从1940年开始，东北抗联被正式纳入苏联远东红军的指挥体系。
当时整编成的第八十八旅（抗联教导旅）由苏联远东方面军副参谋长索罗金少将直接指挥。

旅、营两级都配备有苏联军官。

负责作战的副旅长、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后勤部长等关键岗位，都是苏联人。

久而久之，这种“亲疏远近”的感觉就更加明显了。

1945年9月东北局成立后（《
北疆沉浮录
》），周保中、崔庸健等人向东北局移交了组织关系。

不过很快抗联教导旅中的中国人和朝鲜人就进行了拆分。
前者被分配到东北民主联军中，后者回朝鲜接收政权。
那么对于抗联中朝鲜人的代表金日成，我方究竟对他陌生到什么程度呢？

直到1948年的解放区官方报道中仍将他翻译错，前前后后有“盖弥生”、“金贻荪”等多个称呼。
对此误译，不得不由更加熟悉朝鲜情况的《东北日报》出来“郑重更正”。

综合以上大家也就不难理解，金日成和“抗联派”里的朝鲜人对于我党的感情是比较淡的。

解放战争时期只要涉及到和朝鲜打交道，东北局派出的人选就只有一个——周保中将军。

东北抗联教导旅旅长周保中（左四）与苏联远东方面军军官合影。周保中曾任抗联第二路军司令、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等职
全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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