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枚血指纹 | 人间

恶的种子一旦种下，肯定会生根发芽，到了结出果实的时候，每个浇灌过它的人都逃不脱。

配图 |《烈日灼心》剧照

2014年7月17日，我和马警长值班，临近中午时，我俩处理了一起警情。

警情并不复杂，是安定小区9号楼上下楼的两名邻居发生冲突——楼上203住户空调外机排水管中的冷凝水，夜里总滴在楼下103住户卧室窗口的遮阳板上，搅扰人休息。

两家人之前就曾因此事产生过矛盾，当天上午矛盾升级，先是争吵，到了中午，203住户又用石头砸碎了103住户的阳台玻璃。之后，两家女主人就在单元门外相互扯着头发，打成一团。

我和马警长赶到现场时，两个女人已被围观的邻居分开，我们准备把她们带回派出所，但203那家的女主人高某坚持称自己受了伤，头痛得厉害，走不了路，要求我们立刻送她去医院“验伤”。马警长无奈，只好让辅警先开车带她去医院，我俩暂时留在现场，了解情况。

安定小区是本地一家企业的家属区，住户以退休职工为主。好几个围观的老人眼见着高某被警车“带走”，纷纷开始声讨起来：

“明明是她家的问题，她还砸别人家窗户……”

“刚才她把人家楼下的头发扯下来一大把，现在却装得像伤更重一样，真不要脸。”

“她可不是个东西了，家里的垃圾经常直接从阳台往外扔。”

“老不讲理了，周围人都惹不起她家，仗着她叔当厂长，经常欺负人。”

现场很快就变成一场针对203住户的小型批斗会，高某也被贴上了“凶悍、泼辣、懒惰、不讲道理、仗势欺人”等一系列标签。

我和马警长记录了一些跟打架相关的内容，便带上103的女主人准备离开，但就在此时，一个围观老人说了句话，引起了马警长的注意。

“嗨，恶有恶报，高X这种人以后肯定遭报应，还记得水泥厂的刘厂长吗？当年多大官威？逼疯了别人，后来不是报应到他闺女身上了。”

马警长忽然停住脚步，转头便问：“哪个刘厂长？”

“刘……刘什么来着？就是以前水泥厂的厂长。”

老人说他记不得了，但身边很快有人提醒：“刘季嘛。”

“刘季逼疯了谁？”马警长急切追问。

老人一脸错愕，可能没想到自己一句无心之言会引发警察的强烈反应，急忙摆摆手，说很多年前的事情了，自己早记不清了。

但马警长却不依不饶起来。老人有些不知所措，僵持半晌，才犹犹豫豫地说，这事他是早年听亲家说的，疯了的好像是刘厂长女儿的同学，但事情的具体经过，自己真的不知道。

“带我去找你亲家。”马警长立刻说。

“我真不是故意的，这事儿跟我亲家也没关系……”

看老人有些慌了，马警长赶忙解释：“和你们都没关系，是我们早年一起案子需要你们配合工作，别担心。”

我在旁边一头雾水，搞不懂马警长这番操作意欲何为。之后，我独自带着103的女主人步行回的派出所，马警长则让老人带路去找人，整个下午都不见人影，只留下我一个人焦头烂额地处理两家住户的冲突。

直到傍晚，马警长才回来：“有个老案子有了新线索，我给上级打了重启报告，上级同意了。但我暂时也说不好这线索有没有用，不想搞得太兴师动众，你愿不愿意给我搭把手？”

“是中午的那件事？”我问。

马警长点点头，然后把一本卷宗丢到我面前。我一边疑惑地看着卷宗，一边听他讲起来。

事情发生在10年前，也就是2004年1月4日。

早上7点，陈文娟去单位给女儿刘丽送早餐。刘丽独自住在水泥厂单身宿舍308室，陈文娟在屋外敲了半天门都无人应答，打了电话，手机铃声却在屋内响了。陈文娟以为女儿出门忘了带手机，便在房间外等。但等了个把小时仍不见人。无奈之下，陈文娟找到单身宿舍管理员，用备用钥匙打开了女儿宿舍的房门——

屋内一片凌乱，衣柜门大开，里面的衣服全都丢在外面。书桌的抽屉全部被抽出，物品散落在地板上。刘丽以一个十分别扭的姿态一动不动躺在床上，被褥上也全是血，床边的墙上，一道弧形的血迹呈喷溅状印在上面。

陈文娟当即吓晕过去，宿舍管理员赶忙报警，我市公安局2004年“1·04”杀人案由此拉开帷幕。

刘丽，殁年29岁，未婚，是水泥厂的出纳，经法医检验，系颈动脉被利刃割开，死于失血过多，死亡时间大致是1月4日凌晨3时左右。她生前未遭受性侵，身上除那处致命刀伤外也没有其他伤痕。

这起杀人案迅速引起轰动，尤其是在水泥厂内部。一方面是案情重大，另一方面，是因为刘丽的身份——她的父亲刘季刚刚卸任水泥厂一把手，而她的母亲陈文娟则是水泥厂的工会主席。

“当时水泥厂正在搞第二轮企业改革，厂区也在搬迁，本就人心惶惶的。这案子一出，更是流言四起，有的说是对改革结果不满的人报复——因为刘季当时是‘改革领导小组’的组长；有的说刘丽行为不检点，快30了不结婚，净带野男人回宿舍睡觉，这事儿肯定是哪个野男人干的。反正说啥的都有，社会影响很大，因此市局成立了专班，要求限期破案。”马警长说，当年全局1/4的警察都或多或少参与过这起案子，其中也包括他和当时带他的师父——城关派出所的沈所长。

警方对308宿舍内进行了仔细勘察，未发现有关凶手的任何线索，甚至连一枚完整的足迹都没找到，更别说指纹、毛发、皮肤碎屑等带有DNA的直接证据了。连当时负责现场勘查的民警都说，此前从未遇到过这么“干净”的现场。

好在，外围民警在距离案发现场100多米远的一根电线杆上发现了半枚血指纹，经化验，确定是刘丽的血迹，但输入指纹库后比对，库中没有相应的信息记录——也就是说，杀害刘丽的人并非前科人员。

当年市里监控设备尚未普及，只有几处重点单位和道路有监控摄像头。案发现场虽位于水泥厂厂区内，但由于正处于搬迁期，宿舍区已经整体搬往市里。整个单身宿舍虽有七八户待迁人员，但都距308宿舍很远。加上案发时值凌晨，管理员已经熟睡，提供不了任何信息。

唯一有用的线索是，一楼一家住户起夜时，隐约听到了摩托车发动的声音，他回忆说时间大概在凌晨3点左右。但至于具体车型、牌号、驾驶者等信息，他一概不知。

“当年给‘1·04’杀人案定性也是一波三折。”马警长说。

最初，警方从案发现场被翻乱的状况推测，应该是入室盗窃转化的抢劫杀人。水泥厂本就地处远郊，以前布置的一系列的安保措施随着厂区的整体迁移，也被相继撤销移往新区。那段时间，几起入室盗窃案相继发生，就在刘丽遇害的10天前，隔壁的307房间便被人撬开门，洗劫了住户尚未来得及搬走的财物。

鉴于此，警方有理由怀疑，那天凌晨，歹徒是误把308宿舍当作空房，进入后却发现刘丽在此居住，故双方发生打斗后歹徒杀人越货。事后，刘季、陈文娟夫妇核查女儿的随身物品，也的确发现女儿钱包里的几百元现金不知去向，据刘季讲，那是刘丽刚发的工资，前一天见面时他还在女儿的钱包里看到过。

警方立刻对先前发生的几起盗窃案进行了串并案，试图从另外几起案件中寻找嫌疑人留下的蛛丝马迹。再结合一楼住户的供述，侦缉重点在“曾有盗窃前科，并拥有摩托车”的嫌疑人身上。警方先后抓获了6名犯罪嫌疑人，其中2人作案时都驾驶了摩托车。但经过反复核查，最终却都排除了嫌疑。

在随后的研判中，“1·04”杀人案系盗窃转化抢劫杀人的这一结论也被推翻了。

一是案发现场与之前多起盗窃案的现场明显不同。据那几个嫌疑人交代，他们在之前的案件中多是撬锁进入，而308室的门锁没有任何被破坏痕迹，凶手应该是被受害人刘丽主动开门放入的，不排除熟人作案嫌疑。

二是案发现场有人为伪造的可能——虽然屋内被翻得十分凌乱，刘丽钱包中的现金也不翼而飞，但警方进行勘察后发现，刘丽挂在门后衣架上的外套中还有几百元现金，而且她刚刚购买的、价值超过6000元的新手机就放在床头，同样也没被拿走。

“现场没有任何有用的线索，刘丽身上没发现除颈部刀伤之外的任何伤痕，手指甲里也没有任何搏斗时留下的嫌疑人体屑，这就很不正常了。”马警长说。

按照一般入室盗窃转化抢劫杀人的案件经验来看，嫌疑人不会将自己的作案现场处理得如此干净，多少会留下一些线索，哪怕是微观物证。盗窃的惯犯们基本都是“求财不害命”，即使在与受害人纠缠过程中起了杀心，也不会经验老道到能将人一刀毙命。

此案怪就怪在这里，给人的感觉就是——有人奔着杀死刘丽而来，干净利落地行凶后又翻乱现场，试图混淆警方视线。

随后，警方开始调整侦破思路。经过调查走访，很快就发现了新问题。

刘丽22岁大学毕业后进入水泥厂上班，一直在财务部门担任出纳。据其同事讲，她脾气古怪，为人蛮横，在单位的口碑很差，但身为“长公主”，大家对她的所作所为都敢怒不敢言。在刘季任内，刘丽甚至还挪用过公款给自己购买首饰、外出旅游，但最后都在父亲的袒护下不了了之。

案发前3天，水泥厂有一笔款项入账，其中有16万元被同科室的会计王某转入一个私人账户，而那个私人账户不久又将这笔钱转走，几经挪腾，钱已不知去向。警方随即调查了刘丽的私人账户，发现案发前一天，的确有16万元分几次转入她的股票账户里。

警方立刻逮捕了会计王某。据王某交待，这都是在刘丽的授意下操作的。刘丽说，自己手里的一只股票最近涨势喜人，想重仓却缺少本金，因此才伙同王某转走了单位公款。

同样的事情之前刘丽也做过几次，两年前甚至一度被单位举报至公安机关，但因为刘丽事后归还了全部本金，加上父亲刘季的暗中协调，就顺利“过关”了。

警方怀疑是这笔公款导致了刘丽被杀，便问王某刘丽挪用公款炒股的事情除他之外还有谁知道。王某说他也不清楚，但很快又补充说，像刘丽这样的身份背景，挪用公款根本不需要再找其他人“合伙”。

随后，警方又摸排调查了刘丽的外部社会关系、以及自身的经济情况。事实证明，刘丽当时的经济状况不错，在外没有欠款，也没有借给他人财物，不存在债务问题引发仇杀的可能。

银行方面也证实，之前刘丽和王某用于挪用公款的几个过渡账户，户主都是王某和刘丽的亲戚，所有人也都有案发当夜的不在场证据，警方核实之后，只能排除了他们的作案嫌疑，做另案处理。

经济问题引发的纠纷、或挪用公款后分赃不均引起的内讧这个方向走不通，警方只好再次转变侦查思路。

新的方向是报复寻仇——在前期调查中，警方获知，刘丽性格乖张、易发脾气，得罪过很多人，看她不顺眼的人也非常多。宿舍的管理员也说，自打刘丽搬进“单身楼”后，经常跟邻居发生冲突，常因为一点小事就站在别家门口叫骂，“那素质根本不像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管理员本人也因为催促她尽快搬离、腾空宿舍被骂过，有次，刘丽甚至一怒之下砸了管理室的写字台玻璃。

警方几乎走访调查了所有与刘丽有过龃龉、或有可能报复她的人，采集了数千份指纹样本，但跟那半枚血指纹无一比对成功。因为水泥厂出现过“刘季在企业改革过程中徇私导致女儿被杀”的传言，警方又针对刘季的社会关系和工作对象进行了调查，再次采集了数千份指纹样本，也没有发现任何有嫌疑的人员。

虽有传言称刘丽“经常带野男人回宿舍睡觉”，但警方经过反复摸排后确定，此事纯属子虚乌有，刘丽没有男朋友，也没有带过“野男人”回宿舍，遭遇感情纠纷导致情杀的可能也被排除了。

“她长得不丑，爹妈又都是单位领导，按说找她的男人应该不少，为啥快30岁了没结婚？脾气大呗，就她那脾气性格，哪有野男人敢近身？退一万步说，即便有野男人，也不能带到单位宿舍来吧？周围人都看着呢，她爹妈的脸往哪儿搁？”卷宗里，宿舍管理员的笔录说得很明白。

刘季和陈文娟夫妇坦言，他们从小对女儿过于溺爱，导致女儿长大后性格不好，得罪的人很多。刘丽后来也不愿与人接触了，这才搬进单身宿舍。他们对女儿的婚事很着急，追问过很多次，但女儿一直坚持称自己没有恋爱，他们也暗中观察过，确实没发现女儿有男朋友。

总之，案发后的两个月里，警方没有查到任何有用线索，侦查工作彻底陷入僵局。民警们总共采集了上万份指纹信息，摸排走访的人数多到无法统计，市局甚至从省厅请来了刑侦专家帮忙侦办。

但“1·04”杀人案一直未能成功侦破，最终进入了警方的“在侦卷宗”。

“那个年代的刑事案件，尤其是杀人案，想破案，有3个关键时间点：一是‘案发48小时内’，这段时间里所有证据证物都完好无缺，嫌疑人心态也最不稳定，‘破现案’的可能性最大；二是‘案发一周内’，这段时间警方可以用各种技术手段，只要技术、法医和刑侦几帮人配合得好，警方也能侦破案件；三是‘案发一个月内’，因为很多资料的保存期上限只有一个月，过了一个月就很麻烦了——证据证物很多都灭失了，该用的技术手段也都用过了，摸排走访也结束了，再破不了案，差不多就只能等嫌疑人犯了其他事情，‘带破’（连带侦破）手里的案子了。”马警长说，当年“1·04”杀人案查了两个月都没有侦破，警方自己都泄了气。

“现在又过了10年了，恐怕连‘带破’的希望都渺茫了吧。”我跟马警长开玩笑道。

他却没笑，只是默默点了支烟。

“案发那年我跟沈所进了专班，也参与了几乎所有对刘丽和刘季社会关系的调查，但今天这事儿我是第一次听说……”看我把卷宗翻得差不多了，马警长把话题转回到当天中午的事情上。

中午他随老人去找了老人的亲家，亲家说自己当年在水泥厂住平房时跟刘季一家做过邻居，只记得当年有一家人来刘季家闹过事，闹得很厉害，不但砸了刘季家的玻璃，还用碎玻璃划伤了陈文娟的脸。他去拉架时，听说是刘家做了个什么事，逼疯了那家人的女儿。至于具体情况，时间太过久远，他记不清了，加上那件事刘季一家一直挺忌讳，后来也再没人提起过。

“大概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我问马警长。

马警长说这个问题他问过，老人的亲家记不清了，说应该是90年代初的事情，疯掉的那个姑娘据说是刘丽的同学，不是初中就是高中。马警长大致推算了一下，按照刘丽死亡时的年龄，那个姑娘应该是在1988年到1994年之间“疯掉”的。

“当年你们侦办‘1·04’案的时候，没有关注过这个信息吗？”我问。

马警长摇摇头，他说当年办案时确实没听过。一来这件事发生在“1·04”杀人案之前很多年，不会有人觉得两者之间有关，也就不会刻意提供这条消息；二来案发时刘季一家早已搬离了水泥厂的平房，老人的亲家当时也搬去了城北，之后很多年跟刘季一家没有任何来往，警方也不可能找到他。

“刘季和陈文娟当年也没有提到过吗？”

马警长再度摇头，说这个他也不清楚：“但既然卷宗里没记，就当是新线索吧。”

“你觉得这两件事之间有关系？”我继续问马警长。

马警长沉思良久，说自己暂时也说不好，但既然知道了，那就查一下，毕竟一条人命已经挂了10年多，有枣没枣打一杆试试吧。

马警长说，他想找到那位当年被刘季“逼疯”的姑娘。

刘丽已经死了10年，而那位姑娘疯掉是在刘丽案之前十几年，姓甚名谁更是不得而知，找人何尝是个容易事情。我和马警长商量一番后，决定只能去找刘季和陈文娟夫妇。

在公安内网上没有找到刘季的信息，我便去了水泥厂，通过他以前的一位下属才得知，他已经去世多年。据说刘季的晚年很苦，刘丽出事时他刚退居二线，之后就一直郁郁寡欢，不久便查出癌症，没过半年就去世了。

陈文娟的地址倒是找到了，电话却联系不上，我去了她家，也没见到人。几经打听才知道，她几年前因为中风生活不能自理，被送去了姐姐家，现在由外甥女负责照顾。

在去陈文娟姐姐家的路上，我不禁感慨说：“这家人好生命苦，女儿被害，父亲患癌去世，母亲又中风生活不能自理，上辈子造了什么孽。”马警长没有搭话，只是担心中风后的陈文娟能否与我们正常交流。

陈文娟的情况确实让我们很失望，彼时尚不到70岁的她因为中风已经在轮椅上坐了3年，我们把自己的来意讲给她，但她除了发出两声含混不清的“哼哼”外，什么也说不出来。

外甥女说，刘丽和刘季的相继离世给陈文娟的刺激太大，中风前她的精神状态就已经不太正常了，时不时怀疑有人要害自己，中风之后就更没法与人交流了。

我问她知不知道当年姨夫刘季“逼疯”刘丽同学的事情，她摇头说不知道。

马警长又问她知不知道当初刘丽遇害的事情，外甥女说知道是知道，但自己那时候还在上学，了解不多。而且以前她家与小姨家的关系也不是太好，主要是小姨夫在水泥厂当了很多年领导，“眼光比较高”，挺看不上身边的穷亲戚，也没给亲戚们帮过什么忙。后来小姨家里出了事，去给他们帮忙的亲戚也没几个。她现在照顾陈文娟，纯是因为自己没工作而陈文娟也没人管而已。

陈文娟的外甥女倒是挺关心当年刘丽遇害的案子，但细问之下我才明白，那是因为找出杀害刘丽的凶手后可以诉讼一笔民事赔偿款，那样的话，她便可以聘个全职护工了。

此行无功而返，返程路上我半开玩笑地跟马警长说，受害人家属一位去世一位中风，案子还有必要继续查下去吗？

马警长笑了笑，说当然得查：“杀人案，公诉案件，不是受害人家属不追究我们就不查了。”

“你抽个时间跑一趟刘丽中学时代的学校吧，既然当年出事的是她同学，学校方面应该有人记得，你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最后，马警长说。

根据卷宗档案的记载，刘丽1987年初中就读于致远中学，1991年高中在水泥厂中学。致远中学早已不复存在，好在水泥厂中学虽几经改制、合校和搬迁，成了第八中学，还能找到。

八中的校长接待了我，当听我说出诉求时，一脸错愕。校长说，自己是3年前才从外校调任八中的，对学校过往的事情不了解，但可以帮我问一下。他找来几位一直在八中工作的老教师询问，但老师们都说过去太久、早没印象了。

好在有位老师说，可以查下学校档案室的学生名单，看能否找到刘丽当时的班主任，或许他对这事还有印象。校长随即给档案室老师打了电话。

来到档案室后，管理老师说我还算走运，学校还留着当年水泥厂中学历届学生的入读记录。说完，她抱出整整3箱资料，说我要的档案全在这里，可以慢慢找。我刚想问她可否帮忙一起找，她却抢先一步说，学校上午有会，让我看完资料放回原处即可。

3个多小时后，我终于在1991年高一（7）班的花名册里找到了刘丽的名字。册子里当时的班主任姓任，多年前就退休了。我又去八中的退休办拿到了任老师的联系方式，跟他约了见面时间。

退休后，任老师搬到了邻市，他还记得刘丽的名字，但并不知道刘丽已经遇害。得知我的来意后，任老师一脸惊诧，但随后却讲了一个同样令我震惊的事。

“叫刘丽这个名字的人太多了，但你说是水泥厂刘厂长的姑娘，她我肯定记得。为啥呢？八中以前叫‘水泥厂中学’，她上学时他爸刘季是水泥厂的二把手，听说后来又当了一把手，是我们的大领导，比校长官还大，我怎么会不记得？”

刘季“逼疯”刘丽同学的事情，发生在1994年，被“逼疯”的女生名叫韩婷。“那件事其实没经过学校，是他们两家在外面发生的，只不过因为涉及我的学生，当时我关注了一下而已……”

在任老师断断续续的回忆中，我大致勾勒出当年那件事情的基本轮廓。

高中时，韩婷和刘丽两人关系很不错，不仅上学放学同来同往，集体活动也都一同参加。韩婷的学习成绩好，总在班级前几名，刘丽的成绩一般，中等靠后。1994年7月，两人本该一同毕业，但那年年初发生的一件事，却改变了两人的命运。

1993年底，省城某师范大学给了水泥厂中学一个保送生指标，几经考察，成绩优异的韩婷顺利入选。刘丽也在父亲的运作下，拿到了省城另外一所重点大学的保送名额。

但在1994年初，事情却突然发生了变故。

“我记得好像给刘丽办保送的人出了事，刘丽的保送指标被取消了，刘季再想帮女儿运作，时间上肯定来不及了。所以刘丽要想读大学，就得正常参加高考。但照她当时的成绩，别说省城那所重点大学，就是XX市的普通本科估计都没戏。”任老师回忆说。

估计刘季思来想去，只剩一个办法——水泥厂中学原本给韩婷的那个保送指标。

当时，作为水泥厂中学的直管领导，刘季给校方提出了要求。学校方面赶紧行动，只可惜时间确实晚了，韩婷的保送信息已经提交给师大了，师大不同意换人。刘季只好又是一翻协调运作，最后师大方面终于松口——换人可以，但前提是必须要韩婷本人主动提出放弃保送资格。

水泥厂中学只好反过头来做韩婷的工作，这事儿自然落在了班主任任老师身上。开展“工作”前，刘季还专门请学校领导和任老师吃了顿饭，让他们帮忙“想想办法”。

“虽然我也觉得这事儿对韩婷挺不公平，但领导给了压力，不干又不行。我找韩婷谈过几次，委婉地提出让她给那所大学交个申请，把名额让出来……”说到这里，任老师的表情变得很复杂。

任老师让韩婷出让名额，一是因为他着实不敢得罪刘季这位在水泥厂这一亩三分地里说一不二的大领导，二是因为韩婷的成绩本就不错，高考只要正常发挥，足以考上一所不错的大学，甚至比那所师大还要好。

不过韩婷始终拒绝。

“她也是个倔姑娘，无论我怎么说，她始终一言不发，一提到主动放弃保送她就哭。十七八岁的学生，在我眼里就是个孩子，我也实在不想把社会上那套‘规则’啥的讲给她，更不可能告诉她是她闺蜜刘丽想要这个指标……我跟她谈了几次，都是这样，后来学校又换其他老师找她谈，结果也是不行。”

学校又派人去做韩婷父母的工作，同样不行。

“最后我和学校一位领导去找刘季，把情况跟他讲了。他当时很客气，还跟我们说要‘指标’这事儿是他爱人的意思，说他爱人一直想让女儿当老师，至于韩婷这边不愿让指标就算了，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然后他便打发我们走了。”

任老师说，当时他以为这事儿真就这么过去了，毕竟当初刘季请他们吃饭时，说的也只是“帮忙想想办法”，想不出办法来，还能怎么办？

之后，任老师便没有再过问保送的事情，韩婷似乎也一直不知想要她保送名额的人是自己的好友刘丽。两人关系依旧很好，上学放学同来同往，像以前一样形影不离。

但那一年刚出腊月，便传来了韩婷因为涉嫌盗窃被派出所带走的消息。

被盗物品是一件价值不菲的红色外套，报案者是刘丽的母亲陈文娟。她告诉警察，这件外套是亲戚从国外给女儿带回的，价值5000多元。刘丽早上把外套晾在自家平房前的晒衣架上，转眼便被人偷走。当天下午，警方便在市里的一家商场抓到了“偷”外套的人——韩婷。

“当时，5000块钱差不多是水泥厂职工将近一年的工资和奖金，鬼知道刘丽怎么穿了一件那么贵的衣服，况且之前也没听说韩婷有偷东西的习惯……”任老师感叹道。他印象里，韩婷是个挺不错的女孩，这件事情着实有些不可思议。但韩婷被抓时，那件外套确实穿在她身上，这让她有口难辩。

“我问过刘丽，她说她也不相信偷衣服的人是好友韩婷，但报案人是她妈妈，妈妈知道外套丢了很生气，所以才报了警。刘丽说回去跟妈妈商量一下，看能不能撤回报案。”任老师觉得刘丽的话有道理，便没再多想。

但在韩婷父母那边，任老师却得到了另外一个说法——外套是刘丽“借给”韩婷的，韩婷父亲说，女儿很喜欢刘丽那件红色外套，刘丽就大方地答应周末把外套给女儿穿一天。因为刘丽怕被母亲陈文娟发现，于是两人说好，她早上把外套挂在晒衣架上，韩婷过来取，晚上再把外套挂回去。但没想到，韩婷前脚刚把外套穿走，陈文娟后脚就报了警。

任老师反过头再问刘丽，刘丽矢口否认，说自己从来没跟韩婷有过类似的约定，而她妈妈也要求这事“公事公办”，不让她掺和。水泥厂中学本着大事化小的态度试着去找了陈文娟，陈文娟给学校说的是，只要把外套还回来，她可以撤案。

陈文娟去派出所拿回了女儿的外套，韩婷父母又额外赔偿了陈文娟500元钱，但案子却没有撤。

“陈文娟的说法是，公安局立了刑事案件，无法撤案。派出所那边也是差不多的说法，但看韩婷是未成年人，又归还了赃物，所以从轻处罚，不用坐牢。”任老师说，韩婷的父母想了很多办法，但最终韩婷的档案里还是被记下了一笔污点。虽然不需坐牢，但学校的保送名额怎么都不能给她了。

“唉，其实到最后明眼人都看得出，刘家就是打着谱折腾韩婷。像这种事，纵使真是韩婷偷了刘丽的外套，刘家愿放过她的话，跟派出所说句‘误会了，俩孩子闹着玩的’，这事儿也就过去了，哪有什么‘从轻处罚’一说？但直到最后，刘丽的妈妈也没松这个口。”说到此，任老师顿了顿，“不就是为了那个师大的保送名额嘛！韩婷出了这种事，哪还有可能被学校保送？名额一退出来，刘丽不就有希望了……”

“如果真是这样，刘季一家这样坑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也忒阴狠些了吧？”我有些唏嘘。任老师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

“后来呢？韩婷因为这事儿疯了？”我接着问。

任老师点点头，但又摇摇头，他说那时韩婷也不能叫“疯了”，“只是精神上出了点问题吧，用现在的话说，应该叫抑郁症”。

偷外套的事处理完后，韩婷又回学校上了一个多月的学，但后来不知是受不了同学们的议论还是自己状态不好，1994年5月，韩婷向学校递交了退学申请。

由于几个月后刘丽这届学生就毕业了，因此这件事也没在水泥厂中学继续发酵。后来知情的老师们聊起这件事，都觉得是刘家给韩婷下的套，但顾忌刘季是大领导，怕隔墙有耳，也都不敢在学校里乱嚼舌头。

“听说韩婷后来到南方打工去了，之后就再没她消息了。”任老师说，后来那个保送名额的确是给了刘丽。

从任老师家里出来，我马上向马警长做了汇报。听完我的叙述，马警长在内网上查了韩婷的信息。

“真的是在册精神病人啊，只是不知道跟那件事有没有关系……”马警长说着，把韩婷的人口信息发给了我。从平台上的照片看，韩婷长相清秀，只是在备注一栏里标注着“肇事肇祸精神病人”几个字。

“你等等我，咱一起去韩婷家看看。”马警长说。

韩婷的父母都是市铸造厂的退休职工，住在市里某小区的一栋旧楼里。虽然已经过去20多年，可说起女儿与刘丽的事情，两位老人依旧愤愤不平。

韩婷父亲说，女儿当年就是被刘家下套坑了，不然不会沦落到现在这种不人不鬼的地步；韩婷母亲则说，当年女儿就不该掺和什么保送的事情，即便不保送，靠自个的成绩也能上个不错的大学，不会像现在这样，动辄靠吃药度日。

韩婷当年确实因为精神问题退了学，但当时“抑郁症”还鲜有人知，因此老韩夫妇只觉得女儿是因为受了刺激，暂时想不开而已。在家休养了大半年后，他们想让韩婷继续上高中，但没办成，于是只能选择让她参加工作。

韩婷的情况进不了本地国企，跟着私人老板打工还不如去外地。于是，韩婷南下广东，之后多年一直在那边工作。

韩婷父亲说，这20年，女儿一直过得不顺。打工没赚到钱，生活也不好，后来因为感情的事情又受了打击，让本就不太稳定的精神状况随之崩溃，后来一直住在家里。

马警长问韩婷现在在哪儿，韩婷父亲说，女儿已经结婚，嫁给远郊农村的一位残疾人，两人白天在城里一家维修家电的铺子工作，晚上才回来。

我提出想见一下韩婷，韩婷父亲问原因，我本想告诉他刘丽被杀的事情，但马警长用眼神制止了我，我也意识到有些不妥，赶紧另外编了个理由。或许是因为女儿精神疾病的缘故，过去几年韩婷父亲没少跟派出所警察打交道，他没有过多怀疑，便带我们去了女婿的修理铺。

见到韩婷时，我几乎没有认出她来。人口信息里记录她出生于1975年，时年38岁，但从她的外貌来看，倒像是年近50岁的样子，脸上皱纹很深，头发也白了不少。我和马警长亮明身份，正在铺子里看电视的她也只是抬头看了我俩一眼，随口问了句：“前几天你们不是刚做过家访？这回又要干啥？”

马警长顺着她的话往下说，说局里需要更新一些居民信息，她得跟我们回趟派出所。我明白马警长的意思，他大概是想带韩婷回去采集指纹信息，看能否比对上当年电线杆上的那半枚血指纹。

韩婷没有反对，但她丈夫却有些不满，说上次妻子被警察带去派出所是好多年前的事了，这些年人好好的，再也没有犯病惹事，我们无缘无故又来干什么。我本想跟他解释说我们只是找韩婷采集一些信息，不会送她去医院，但话到嘴边，又改了主意。

我说，你如果方便的话可以跟我们一起过去，路上可以照应一下妻子。于是韩婷丈夫简单收拾了一下，便跟我们一起去了派出所。

指纹采集的过程很顺利，韩婷全程配合，但并未比中。马警长又以“进入办案区必须采集个人信息”为由采集了韩婷丈夫的指纹和DNA，同样没有比对成功。

我们只能先让二人回家。韩婷丈夫腿脚不利索，马警长让我开车把两口子送回去。路上，我一边开车一边试着提起刘丽的名字，想试探一下夫妻二人的反应。韩婷丈夫毫无反应，韩婷也只是淡淡地回了句，说刘丽是自己20多年前上高中时的同学。

我犹豫了一会儿，还是说出了2004年刘丽被杀的事情，然后通过倒车镜继续看夫妻二人的反应。韩婷丈夫一脸迷茫，大概是搞不懂我说这事是不是因为没话找话，而韩婷则一直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机，偶尔应付我一两句话，似乎没什么兴趣。

她的反应既不合理却又合情——不合理的是，毕竟是自己认识的人，一般人听到类似事情后大多会表现出很强烈的兴趣，追着询问案子的具体情况；合情的是，韩婷当年在刘丽那里吃过大亏，精神还因此出过问题，不再关心刘丽的事情也是一种自我保护。

回到派出所时，马警长正站在门口抽烟，脸上挂满了失落。的确，此前我们认为韩婷或许是刘丽被杀一案的重要突破口，但现在看来，她们之间似乎并没有必然联系。

“应该不干她老公的事……”冷不丁地，马警长冒出一句，“我看了她老公的腿，应该是小儿麻痹症后遗症，先天的，走路都不利索，不太可能做杀人案。”

我说你再想这个就没意思了，指纹比对结果都出来了。

马警长没再说话，狠狠吸了两口烟，然后把烟屁股甩向远处，看样子还是不甘心。

“咱都想开点，毕竟你也说了是有枣没枣打一杆子，要不我们再从其他方面着手看看？”

马警长摇头，说当年侦办“1·04”杀人案时能想到的全想到了，那时想不到的，现在也没得想了：“毕竟又是10年过去了，啥人证物证，该遗忘的遗忘，该灭失的灭失，哪还有什么新线索？”

韩婷这边的线索暂时断了，我和马警长又从其他方面调查了一番，但也都没有结果。又过去半个月，我们两人都有些疲了。

2014年8月中旬，马警长那边忙着抓一批外地来的偷车贼，我这边忙着迎接局里季度社区警务工作考核，“1·04”杀人案的事情暂时被放了下来。

事情的转机就发生在2014年9月初。

虽然家属说韩婷这几年一直没有再闯祸，但她的管控民警依旧要定期关注她的状况。负责韩婷管控的兄弟单位民警姓余，一天，老余去局里开会，回来路过我们所，进门便嚷嚷着要跟马警长和我“聊聊”。我俩一头雾水，但看他那气势汹汹的样子，便把他迎进了马警长办公室。

“你们上次跟韩婷说了什么？”一见面，老余便是一副兴师问罪的架势。

我急忙递烟，马警长则把上次找韩婷夫妇采集信息的经过给老余解释了一通。

听完马警长的解释，老余脸色才算是好了一些。他告诉我们，自打上次我们带韩婷来过派出所之后，她连续犯了几次病，次次在街上打人砸车，昨天最出格，无缘无故把一位在她家附近卖水果的老太打进了医院，可能构成了轻伤。

虽然网上还挂着韩婷是“肇事肇祸精神病人”，但由于及时吃药，一直都没再犯过病，已经很多年没有出现过类似状况。我有些纳闷，急忙回忆那天和韩婷见面的经过，难道是我提及刘丽的事情刺激到她了？但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太可能，毕竟那天她在车上都没有表现出什么异样，怎么可能回家后发病？韩婷父母说过，她的精神病主要诱因是失败的感情经历，跟刘丽也没什么关系。我寻思半天没有结果，只好坐在那里继续听老余说。

马警长问老余我们能帮忙做些什么，老余摆摆手说不用。他说韩婷的精神病鉴定报告是很多年前做的，这次打算重新给她做次鉴定。

老余走后，我开玩笑说，敢情这老先生此行就是为了来找我们出气的。但马警长却若有所思，他在网上查了半天资料，然后让我去周边几家精神病医院问问韩婷这些年的购药记录。

“你怀疑她的病？”我看向马警长，他一边抽烟一边盯着电脑屏幕，没说话。

之后几天，我跑了周围5家精神病医院，分别以韩婷和他父母的名字查询了购药记录，综合所有查询结果后，我有些惊讶——医院的记录显示，韩婷最后一次购药是在2009年11月。

我把结果反馈给马警长，他似乎并不惊讶。他告诉我，老余那边有关韩婷精神病的相关鉴定已经出了结果，她现在的病情很轻微，几乎已经到了不用药物便可控制的地步，因此之前那起伤害案，她需要负法律责任。

“那她又突然肇事肇祸是怎么回事？”我十分不解。

马警长说，问题就出在这里。

我们第二次去韩婷父母家时，老余也去了。他去是给韩婷的父母和丈夫送交鉴定报告，而我和马警长则是为了弄清韩婷最近频繁发病的真正原因。

与上次见面时的情况不同，收到报告后，韩婷父母表现出的情感十分复杂。我能理解，他们或许欣喜女儿的病情已经好转到与正常人无异的地步，但又忧虑女儿此次恐怕要面临牢狱之灾，也许还有疑惑——按照鉴定结果，女儿不该再有近期的不正常行为才对。他们甚至对鉴定报告有所质疑，问我们结果“准不准确”？

老余说，鉴定报告肯定准确无误，现在他们要考虑的是如何赔偿伤者、争取和解，这样对之后韩婷的官司有好处。马警长等老余说完，却反问韩婷父母，她这几年都没去精神病医院拿过药，“病情什么样你们心里没数吗？”

“她结婚之后，女婿就成了她的‘法定监护人’，平时照顾、看护她的事情都是女婿在做，我们从没听他提过这件事啊。”韩婷母亲说，“他可能是担心韩婷病好了，不和他在一起了吧……”

我想想，觉得也很有可能。上次见到韩婷丈夫，他的两条腿都有问题，面部和胳膊上有大片的烫伤痕迹。那副相貌，平日里突然见到都会被吓一跳，更何况天天生活在一起。

但马警长却突然问了另外一个问题：“他俩什么时候结的婚？”

韩婷母亲想了想，说是2005年3月份。

“我想知道，韩婷的精神病到底是怎么得的。上次听您说是因为感情问题，我也没多问，但今天能具体讲讲她是因为什么样的感情问题得的病吗？”马警长问韩婷母亲。

韩婷母亲说，女儿在广东打工时认识了一个男人，两人在一起谈了四五年，但后来这男的不仅不跟韩婷结婚，还骗走了家里的钱，此后女儿的精神就崩溃了。

“那个男的是湖南人，比婷婷小几岁，听婷婷说他俩在同一家酒楼工作，婷婷做服务员，那个男的做厨师。2004年春节他们一起回了湖北，那时他常来家里，还在家住过一段时间。婷婷怀过他的孩子，原本以为两人要结婚的，结果2004年底两人却分手了，婷婷的孩子是大月份引产，恢复了半年多，后来结婚再想要孩子，医生说精神病遗传，怕再给家里添麻烦，所以就一直没怀。那个男的真不是个东西，他本人父母双亡，无牵无挂，婷婷又怀了他的孩子，结婚是多么顺理成章的事情啊！那时我们还打算他俩结婚后帮着在市里开个小饭馆，钱都准备好了，结果呢，他不但抛弃了婷婷，临走还把家里准备给他们开饭馆的3万多块钱骗走了，搞得婷婷一下就崩溃了……”韩婷母亲絮叨着讲述了女儿与那个“负心汉”的往事，脸上写满了怨恨和无助。

“婷婷这孩子命苦啊……不知道我们两口子上辈子做了什么孽！”最后，韩婷母亲哀叹一声，抹起了眼泪。

“那个男的叫什么？”马警长问韩婷母亲。她刚刚似乎不愿提及女儿前男友的名字，全程用的都是“那个男的”。

“姓张，叫张……张什么来着？”韩婷母亲使劲回忆。

“张佳岭。”韩婷父亲似乎想了起来，“‘张佳岭骑嘉陵，家在岳阳奇家岭’，你忘了，这他自己编的顺口溜嘛。”

“对对。”韩婷母亲不住点头。

“骑嘉陵？他有摩托车？”我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和马警长对视一眼。转头问韩婷父母，两人点头，说那时张佳岭有一辆红色嘉陵牌摩托车。

张佳岭的职业是厨师，一个善于“玩刀”的人，又骑着一辆嘉陵摩托车，两项特征符合我们先前对“1·04”杀人案凶手的推测与刻画。返程路上，马警长让我把韩婷父母口中的这个“张佳岭”找出来，他可能有作案嫌疑。

2014年，警方找人已经十分简单。经过核查，我很快找到了张佳岭，他当时在石家庄工作，时年37岁，普通中年人的身高长相。张佳岭到案后，我给他采集了指纹信息，等待比对结果的过程中我跟他闲聊，得知他在一家酒店做厨师，已经结婚。

聊起当年与韩婷的感情，张佳岭似乎已经没什么印象了。他只说两人在广东相识，至于其他相处时的细节，张佳岭说年头太久，“忘了”。

很快，技术部门把张佳岭的指纹比对结果传给了我和马警长——比中了。

看着面前的比对结果，张佳岭的情绪没有太大起伏，似乎早已意料到自己会有这天一样。之后的几个小时里，他跟我要了一包烟，然后坦白了2004年在水泥厂单身宿舍杀害刘丽的全部经过。

2004年1月4日凌晨2点，张佳岭骑着摩托车带女友韩婷来到水泥厂宿舍308房间。韩婷敲开刘丽房门后，张佳岭立即将刘丽扑到在宿舍床上，掏出随身携带的餐刀，一刀切在刘丽颈部。

由于瞬间被切断了颈部大动脉，刘丽只挣扎了极短的时间便因失血过多昏迷，而后死亡。看刘丽没了气息，张佳岭与韩婷二人将308宿舍内的衣柜和书桌抽屉打开，将其中的物品全部丢在地上，伪造了入室盗窃杀人的假象。

为了进一步混淆警方视线，张佳岭拿走了刘丽书桌上的钱包里的现金，他本想把刘丽放在床头充电的手机也拿走，但由于担心警方会通过手机定位找到他们，便放弃了。

张佳岭和韩婷杀害刘丽并伪造现场的过程只用了短短几分钟，之后两人迅速骑着摩托车离开。至于那半枚血指纹是如何留在电线杆上的，张佳岭自己都想不起来了。他说，按照当时的计划，自己根本不可能留下指纹的，因为作案时自己手上戴着手套，头上顶着摩托车头盔，刘丽的血确实溅了自己一身，但作案后就把所有的衣服包括那副手套和头盔都烧了。他绞尽脑汁，也想不出自己为何还会在电线杆上留下指纹。

或许是因为当时张佳岭太过紧张，忘记了一些细节，但无论如何，还是验证了那句俗话——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听着张佳岭的供述，我依旧感觉有些不可思议——杀人对普通人来说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尤其是在下刀的那一刻，杀死对方的同时，也意味着彻底切断了自己一切有关未来的念想。而张佳岭和韩婷二人杀害刘丽的过程，却像电影中的职业杀手那样冷静而专业。

我问张佳岭：“这件事你们计划了多久？”

张佳岭叹了口气，说从准备工具到踩点，准备了3个月。两个人也曾计划过其他很多种方式，比如制造车祸、投毒，绑架后沉尸汉江，韩婷甚至打算先把刘丽绑回来，慢慢折磨她一段时间后再杀死，但后来因为种种不可抗因素都放弃了。

最后在韩婷的一再催促下，他选择了一种最直接，也是最快的杀人方式。

“那韩婷呢？”我追问，“她谋划了多久？”

“很久吧。”张佳岭说。

“张佳岭是个好男人，我记他一辈子，是我害了他。这辈子我报答不了他，下辈子一定当牛做马还他。”

韩婷到案后，得知张佳岭已经落案，同样未作抵抗，直接承认了当年与张佳岭合谋杀害刘丽的犯罪经过。

“她害了我一生，我必须要杀了她。”

“因为94年的那件事吗？”我问韩婷。

“是的，就是因为高三时的那件事，是刘丽一家给我设下的陷阱……”韩婷说。

之后她开始供述整个事件经过，时间自1994年3月至2014年9月。

“那时我根本没想到，刘丽会那样对我。”

刘丽说自己与韩婷初中时代便是同学，中考后两人又一同进入水泥厂中学。

水泥厂中学是重点，韩婷是考进去的，而刘丽是通过刘季的关系进去的。入学之后，刘丽明显跟不上学校的教学节奏，陈文娟便通过学校老师联系了韩婷，托她帮忙在学习上“带一下”刘丽，两人是从那时熟络起来的。

之后的两年半里，韩婷一直充当着刘丽的“课外辅导老师”的角色。刘丽一家逢年过节会拿些烟酒糖茶，让韩婷带回家去交给爸妈。两家和谐的关系一直保持到1994年3月大学保送指标事件发生。

韩婷说，那件红色外套其实是刘丽家亲戚一年前从国外带回来的，因为太贵，陈文娟担心在外面惹眼，不让刘丽穿去学校，一直在家里放着。她此前去刘丽家时，刘丽曾趁母亲不在，从衣柜里拿出来给她试穿过。两人身高体型差不多，韩婷穿上也很漂亮。

韩婷的确非常喜欢那件外套，但想着连刘丽都不能穿着出去，更何况借给自己。但刘丽似乎看破了韩婷的心思，主动跟她说，等过段时间母亲不怎么注意这件衣服了，她便能穿出去了，到时也能借给韩婷穿。

1994年春节后，刘丽突然穿上了那件红色外套，韩婷很羡慕，刘丽也兑现了当初的诺言——借给韩婷让她“过把瘾”。不过刘丽又说，为了防止被母亲发现，韩婷不能来家里光明正大地拿，等周末阳光好、家里晾晒衣服被褥时，她会把这件外套挂在屋外的晾衣架上，韩婷拿走之后，等晚上太阳落山前挂回来就行。

那天早上，韩婷按照先前的约定来到刘家，看到那件红色外套的确和另外的一些衣服被褥一起，挂在刘丽家平房前一处不起眼的晒衣架上。韩婷取下了外套，当时刘丽就在窗边，两人还打了招呼。

穿上外套后韩婷兴奋不已，立刻去了市里一家商场的二楼——因为那里有当时全市最好的照相馆。既然只能借一天，韩婷决定不妨拍组照片留个纪念。然而，让韩婷始料未及的是，自己刚在商场二楼照相馆拍完照，警察便找上了门，而那组照片也成了她“盗窃私人财物”的铁证。

“警察找到我时，我快被吓死了，听他们说是因为偷外套的事情，我急忙告诉他们外套是刘丽借给我的，晚上就还她。当时警察也觉得可能是场误会，当场给刘丽家打去了电话，接电话的是刘丽他妈，但一口咬定是我偷的。我哭着说要跟刘丽通电话，警察也让她妈把电话交给她，结果刘丽拿过电话来，说的是跟她妈一样的话……”

那时，韩婷还没意识到自己上了当，只觉得大概刘丽当她妈的面不敢讲实话，所以心里并没有责怪刘丽。

之后，韩婷便被带回了派出所，因为她当时尚未年满18周岁，警察又通知了她的父母。她父母到派出所后也是一头雾水，韩婷赶忙解释，韩婷父亲得知真相后没太当回事，随即跟警察说，两个孩子借衣服穿的事，他带女儿跟刘季夫妇道个歉就行。

但警察告诉韩父，失主的母亲报了警，韩婷的行为已经构成盗窃罪，不是道个歉就能解决的，如果真是误会，那赶紧联系刘季夫妇来派出所，把话说清楚。

听警察这么说，韩父慌了，赶紧联系陈文娟和刘季，不料两人一听是他，立刻挂断了电话。韩父无奈，通过熟人又联系陈文娟和刘季，刘季说这事他不管，妻子说了算，陈文娟却说，偷东西就是偷东西，没有什么“误会”一说，“小时偷针大时偷金”，韩婷现在已经在“偷金”，“得靠警察教育”。

之后的事情与我从任老师那里得到的情况基本一致。韩婷说，她父亲其实已经明白了刘丽父母的真实目的，为了能让陈文娟撤案，他甚至跑去刘丽家里向刘季和陈文娟承诺，自己一定会让女儿主动放弃保送资格，只求不要“赶尽杀绝”毁了韩婷一生。刘季一直默不做声，说“自己不管”，陈文娟则把韩父赶出了家门，临走前还说了句：“这样的话我们更不能答应了，不然人家得说我们是为了那个保送名额给你家姑娘下套！”

直到学校发出正式通知取消了自己的保送名额、父母大骂刘丽一家时，韩婷依旧不愿相信这是真的。她觉得刘丽做不出这样的事情，当时所有的恨都指向了刘丽的妈妈——韩婷始终认为，这事是陈文娟一手策划的，因为之前她就听刘丽说过，她妈妈是个狠角色，平时在家说一不二，刘丽和她爸爸都要对她妈妈绝对服从。

1994年4月份，处理完偷外套的事，韩婷重回学校，虽然没了保送指标，但她依旧有信心通过高考读到心仪的大学。

韩婷原以为这事发生在校外，除了自己和刘丽外无人知晓，可当她回到学校后才发现，不知为何，身边同学已经全都知道了。身边有人说风凉话，还有人有意或无意地在韩婷面前提起自己之前在班上丢过什么东西。韩婷听出了其中的敌意，努力告诉自己不要理会，“身正不怕影子斜”。

很快，班上有同学课间操后发现自己书包里的钱不见了。钱当然不是韩婷拿的，但她在同学们眼中已经有“前科劣迹”，那位同学来找韩婷兴师问罪，一番争吵之后，韩婷哭了，但那位同学依旧不依不饶，并且提到了之前她在校外“盗窃”刘丽外套被警察抓走的事情。

韩婷当时哭着向刘丽求助，想让她证明自己的清白。原以为这次母亲不在现场，刘丽完全可以实话实说，但不想刘丽看了韩婷一眼，只撂下一句：“不是你偷的难道是我给你的不成？我拿你当闺蜜，你却偷我东西……”

这句话让当时的韩婷百口莫辩，也击垮了她心里最后一道防线。后来她通过其他相熟的同学才得知，自己“偷外套”的事之所以在学校尽人皆知，也全是因为刘丽四处宣传。

“那时我才知道，自己在学校的名声已经臭不可闻了。刘丽在同学中四处诬陷我有偷东西的‘前科’，大家都知道刘丽之前是我最好的朋友，她‘现身说法’，说的话由不得别人不信。结果之前有些丢东西的同学便不停地来班里找我，让我把‘偷’的东西‘吐’出来，我根本无力招架。我想去找老师求助，但派出所的调查结论在那儿摆着，刘丽他爹又是比校长还厉害的角色，老师也不敢把她怎么样，思来想去，我确实没有办法了。”

1994年5月，绝望中的韩婷只能向学校提交了退学申请，离开了那所让她受尽委屈和耻辱的学校。

“杀害刘丽这事儿呢？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谋划的，具体又是如何实施的？”我继续问。

“99年春节吧，我回家后听一位以前的同学说，刘丽大学毕业后进了市里效益最好的水泥厂上班，当时只是心里有些膈应。但过了几天我去超市买酱油时远远看到她，那天她穿得很光鲜，买了很多很贵的东西，多到她的购物车都装不下……”韩婷回忆道。

1994年至1998年间，刘丽在省城读大学，韩婷在广东打工。韩婷不知道刘丽在象牙塔里的生活如何，但却明显感觉自己的打工生活举步维艰。

“我高中退学，相当于只有初中学历，去过电子厂、鞋厂，帮人卖过衣服，当过餐厅服务员，还在街上摆过摊，但什么都干不长，经常被拖欠工资或者找理由扣钱，干了4年，一分钱没存下，期间还被两个无良老板强奸过……”韩婷说起自己的心酸往事，忍不住流下眼泪。

刘丽的“幸福生活”刺激了韩婷，那股痛苦一下涌上心头。她想到，如果当初不是刘丽和她父母给自己下套，那么自己也能顺利进入大学深造，现在的人生就是另外一副样子。一瞬间，韩婷把几年来人生的不幸和生活的不顺全部归过于刘丽，大概是在那一刻起，她决定报复刘丽。

年轻时的韩婷很漂亮，打工时身边也不乏追求者，她也曾与其中几位男孩试着交往过。但下定决心报复刘丽后，韩婷选择伴侣的要求便只有一条——能帮她完成报复计划。大多数男孩听到韩婷的计划后选择了拒绝，只有张佳岭在思考一番后，同意了。

“我是在酒店做服务员时认识的张佳岭，他小我一岁，在酒店干厨师。他从小是个苦孩子，父母很早去世，14岁便出来打工，没上过什么学。但他很聪明，自学成才做了厨师……”韩婷说，与张佳岭确定关系的那一夜，张佳岭一直抱着她，在她耳边说，自己无父无母，韩婷是自己唯一的牵挂，他愿意为韩婷复仇，愿意为她做任何事。

此后，两人便开始谋划报复刘丽的行动。

韩婷说，早在2000年与张佳岭确定关系时，她便要求张佳岭动手，张佳岭当时答应了。两人在韩婷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回来观察过刘丽，但几经思量后，张佳岭觉得时机不够成熟——当时水泥厂安保严格，刘丽与父母住在一起，绝大多数时间在厂区内活动，极少出门，两人找不到动手机会。住了一个多月后，韩婷与张佳岭回了广东，继续打工，等待时机。

此后的几年，韩婷与张佳岭几次回来寻找报复刘丽的机会，但始终未能得逞。直到2004年水泥厂整体搬迁，韩婷得知刘丽依旧未婚、且单独住在单身宿舍后，决定动手，以恋人的名义把张佳岭带回了家。

韩婷所供述的杀害刘丽的作案过程与先前张佳岭的供词基本一致。

“没想到过去10年了，还是被你们查出来了……”移交检察机关前的最后一次提审时，韩婷对我说。

“做这件事，你后悔吗？”我问韩婷。

韩婷看着我，点点头，又摇摇头。我不明白她的意思，韩婷却笑了，说自己并不后悔杀死刘丽，是她先毁了自己的人生：“但要硬说后悔，也只有一件事儿。”

我问是什么事，她说不该把张佳岭牵扯进来。她最初答应和张佳岭在一起，原本只是为了借他的手报复刘丽，那时也没想杀人，只是打算给刘丽一个教训，为自己10年的青春出口恶气。但韩婷没想到，张佳岭那么爱她，竟然爱到可以为了她去杀人。现在想来，是自己亲手把张佳岭推进了火坑。

“回头想想，如果没有刘丽这件事，我们在一起会很幸福，他肯定会是个好丈夫，好父亲。”韩婷喃喃地说。但没一会儿，她却又哀叹一声，说如果没有报复刘丽的事，或许她也不会接受张佳岭。

“既然张佳岭为你杀了人报了仇，为什么你俩最后还是分开了？”我问韩婷。

她沉默了许久，却没有回答我。她或许有很多答案，但这些答案应该都与案件本身无关。她不愿作答，我也不好再继续追问。

“我对不起他，也对不起他现在的妻子和孩子。”最后，韩婷哭了。

尾声

2014年11月，经过反复斟酌研判，“1·04”入室杀人案宣布告破，犯罪嫌疑人韩婷和张佳岭被移交检察机关处理。2014年4月，经法院判据，犯罪嫌疑人张佳岭犯故意杀人罪被依法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罪嫌疑人韩婷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拿到判决通知的那天，我和马警长去了陈文娟的外甥女家，想把这个消息告诉她。但两个月前，陈文娟就被送去了市里一家养老院。

我和马警长又赶去养老院，终于见到了已经神志不清的陈文娟。马警长把张佳岭和韩婷的判决通知拿到陈文娟面前，她盯着通知书，眼神中却充斥着混沌与迷离。我问陪护她现在的情况能否看到文书里的东西？陪护无奈地看了陈文娟一眼，说，或许吧，有人能看到，有人看不到，但无论看到看不到，也表达不出来，你们全当做个样子吧。

马警长叹了口气，把文书拿到手里，一字一句的在陈文娟耳边读了一遍。

“悲剧啊，全都是悲剧……”回去路上，我一边开车一边感叹。想起刘丽、韩婷和张佳岭三家的处境：陈文娟丧夫丧女，独守病房；韩婷判了死缓，不知有生之年还能否给年迈的父母养老送终；而张佳岭那边，本就父母双亡，现在他本人也被判了死刑，抛下妻子和孩子。而这一切，都源自于20年前一个大学的保送名额，源于一场权力与私欲的肮脏交易。

“恶的种子一旦种下，肯定会生根发芽，到了结出果实的时候，每个浇灌过它的人都逃不脱。多行善事，多积善德吧。”马警长说。

我说你咋还信了佛呢？

马警长笑笑，没再说话。

（本文人名、地名均为化名）

编辑 | 沈燕妮运营 | 嘉宇实习 | 雅坤

点击联系人间编辑

深蓝

基层民警，文学门外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