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又拿出一件夹克衫,有人猜15,有人猜20。最后她笑说:“5块!”
“北京就是这一点好,富人能活,穷人也能活。富人想买贵的奢侈品,什么都能买到,穷人想买便宜的也能买到。”
配图 |《回光奏鸣曲》剧照
2003年下岗后的几年里,我工作不固定。2010年孩子上大学后,我就想到北京去打工。老张白了我一眼:“北京少你这样的?人家刚毕业的大学生都不好找工作,你去能干啥?”
我有自知之明,45岁的年龄,到北京除了当保姆,恐怕没有什么合适的工作可干。不过,哪怕去开阔一下眼界,见识一下人人向往的首都也好啊。于是,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北京的家政公司,选择排名第一的那家,跟对方联系了几次,问明一些情况后,便于2011年8月11日登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家政公司位于北五环一个大厦里,一间15平左右的写字间,靠东墙的长沙发上坐着几个妇女,一看就是等活儿的保姆。西边办公桌后坐着两个40来岁的中介女老师,听我说明来意,其中一位便拿出表格让我填简历。她自我介绍姓陈,对我大学毕业和当过老师的经历很感兴趣,当即问我要求工资多少。
我以前在私立中小学代课,也就赚1000多,想这儿是北京,就犹豫地说要1800。
“你的要求太低,我们这是高端家政,至少2000起价。”陈老师笑了,然后说,“正好,中午会有客户来挑人,待会儿你也见一面,就说要2800。”
我怀疑地问:“那行吗?”
“行,人家都要3500呢。”她跟我面授机宜,“客户如果问你有没有从业经验,你就说你在XX城(北京某小区)干过半年,那家有个8岁的孩子,因为他们要出国定居,所以才重新寻活。”
我心里直打鼓:这不是撒谎么,我可一天保姆也没当过。
“真说没干过,就不好‘上户’。再说了,女同志谁还不会做饭打扫卫生的?没事儿!”她给我打气。
中午,第一个客户来了。房间小,没有会客的地方,陈老师让我们几个“服务员”(在店里中介都称保姆为服务员)都到阳台上去,拉上隔离门。阳台一角堆放着阿姨们的各样行李。
两个经验丰富的保姆去和客户谈完后,陈老师让我也去试试。果然,人家问我是否干过家政,我按陈老师说的一一作答。客户又问我有什么特长,我说除了家务和做饭,我还可以辅导孩子做作业。客户便让我讲几句英语。说实在的,以前学的那点儿英语早忘光了,好在此前在幼儿园帮忙,照本宣科教过小孩英语,我便说了几句:“Spring is warm. Summer is hot. Autumn is cool. Winter is cold.”客户听了点头微笑,连说不错。她走后,又来了一个女客户,带着两个孩子,陈老师也让我和另外3个保姆去和客户面聊,内容差不多。
我跟客户谈的时候,陈老师在一旁不断夸我素质高。不过,这两个客户最终都没选我,我不免有些失落。
为了等客户见面,直到下午4点大家都没吃午饭。这时陈老师开始在进门处的灶台上热饭,保姆们多是吃些自带的馒头、饼干,我则下楼买了几个包子。到了晚上,陈老师告诉我,交50元可以在这儿住1年——在没有找到活儿干或者“上户”之后的休息日,都可以来在公司住着。
我看了看这十几平方的办公室,疑惑地问:“这住哪儿呀?”
“就在地下打地铺。”
难怪我看到阳台上还叠放着一摞旧被子。
陈老师还说可以用卫生间洗澡,不过要交5块钱。身上太粘了,多少钱也要洗。
次日上午,陈老师告诉我:“昨天第二个客户觉得你不错,把你推荐给她朋友了,家中有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让我跟你商议,就2500一个月吧,客户的收入也不高。我就给你答应了。”
我很高兴,刚来就找到工作了。
客户让我18号直接去上工,她就不来面试了。但陈老师为免夜长梦多,下午便要带我去客户家把合同先签了。路上,我了解到陈老师是甘肃人,刚来北京小半年。她给我说,客户家所在的XX湾小区,里面的人都“狂有钱”——看来,说客户收入不高,只是托词。好在我觉得工资已经很高了,就没说什么。
面见客户,我多少有些紧张。陈老师小心地敲了敲门,等了好久,女主人才开门,大约30来岁,身材姣好,瘦脸,穿着灰色棉布背心、泛白的牛仔短裤。她名叫媛媛,淡淡地引我们进屋。
房子是小复式,楼下是客厅和儿童房,楼上也只有一间大卧房。她说,我来了,只能先将就先睡下沙发,再等个把月,她家另外一套房子就可以入住了,到时候我就带着小孩住那边。随后,她稍微了解一下我的情况,就签了合同,告诉我准时来上工就成。
确认找到工作了,回到公司,我就按照月工资的10%交了一年的中介费,250块钱。陈老师说,期间如果不合适,他们都会再免费给我介绍雇主。
到了上户那天,7点过一点我就到媛媛家了,把行李包放在门旁,理了理头发,轻轻敲门。
门开了,一个活泼漂亮的小女孩向我跑来,不停地叫着“阿姨”。客厅里有一对60岁左右的老夫妻,应该是孩子的爷爷奶奶——上次媛媛提过,孩子跟爷爷奶奶去日本旅游了,昨天才回来,所以让我今天来上工。
我讨好地问候了那对老夫妻,随后我想,更要讨好这个小女孩——因为如果得不到她的认可,我就不能在这儿做下去——便蹲下来和颜悦色地问她:“你叫什么名字?”
“丽达。”孩子机灵大方。
这时媛媛从楼上栏杆处对客厅两位老人说,她得出门去了,让他们去买早点,并让我一起去,熟悉下环境。小丽达也拉着我的手跟着,好像我俩早已是老熟人了。
他们吃过早饭,我开始洗碗、收拾厨房。灶台、碗柜不像经常清理的样子,油污多,黑乎乎地粘得很结实,我就用钢丝球挨着细细地擦。丽达奶奶时不时过来检查,指出哪里没擦干净:“这样干活可不行”。
我红了脸,更卖力地擦了好几遍。
中午丽达爷爷做饭,我说:“我在后面给你打下手吧,一开始也不知你们家什么口味。”他只炒了两个菜,一个素炒花菜,另外一个是洋葱炒肉片,肉只有半个拳头大小。吃饭时,我让丽达坐在一个专用的儿童餐椅上,给她盛好饭。爷爷让我和奶奶先吃,我说你们先吃吧,奶奶说,不用管他,他不怎么吃饭,我们吃吧。我盛了饭,少夹了一些菜放在碗里。
吃完后,我刚收拾完碗筷,丽达就让我搂着她双脚离地不停地转圈。转了几圈我有点头晕,不想转了,丽达还缠着我继续。这时进来了一个壮实的男子,我想这应该是这家的男主人了。那次来签合同,媛媛说过他老公是运动员。我借着丽达跟他玩时问:“听说你是运动员,是什么运动啊?”
他说踢足球。
“是踢职业联赛的吗?什么球队啊?”
他说是北京国安的。
我有些兴奋地说:“以前只在电视上看到足球运动员,没想到今天见到真人了。”
他说:“这有什么,球员在这一块儿买房的很多。”
丽达跟她奶奶午睡去了,男主人跟他父亲坐在沙发上聊了一阵就走了。丽达爷爷就在客厅的沙发上睡觉。我则一刻不停地将桌子、书柜、楼梯等一切可以擦的地方都擦了一遍。已经过2点了,我想应该是可以休息一会儿了,小心推开厨房边丽达的卧室,悄声问丽达奶奶说:“还要干什么吗?”
我想听到她说:干完了就歇会吧。可是她没有这么说,她从床上坐起来,颇为不满地问:“你没活儿干啊?”
我怯生生地道:“该干的我都干了啊,都擦洗一遍了。”
她想了想,看着我说:“那你给她妈妈收拾衣柜吧,什么衣服放在什么地方你要清楚,不然我不在这儿时,她问你要,你找不到怎么办?”
我想,女主人的衣柜外人可以随便动吗?合着大中午的你们都休息,我还要不停地干啊?我很不情愿地上楼来到衣帽间,小小的衣帽间没有门,两边都是衣柜,里面的衣服还算整齐,我不知道还要如何收拾,就把搭在中间椅子上的衣服叠起来放进衣柜。
没有休息的地方,我就在衣帽间里心神不定地坐了一会儿。
午睡过后,丽达继续让我带她玩。丽达奶奶说,把沙发套拿下来放在洗衣机里洗洗,他们一个月没在家,都没洗。我拿下沙发套,她告诉我如何用全自动洗衣机。我在家没用过全自动洗衣机,不会操作,她又迟疑一下:“那等我出去回来再洗吧,别不会用弄坏了。”
晚上给丽达洗澡,水放好了,可她就是不愿意进到浴盆里去,一会说要奶奶洗,一会又说让阿姨洗。我不知如何是好,求援似的看向奶奶,她挑挑眉:“怎么带她是你的事儿。”我好说歹说才算哄丽达洗好澡,用浴巾把她包着放到隔壁卧室床上,奶奶拿来专用护肤品让我给丽达抹上。
直到10点多,我才得以在客厅的沙发上睡下。保姆生涯的第一天,真累啊。
第二天上午,媛媛让我带着丽达跟她一起去朋友家玩半天。谁知这“玩半天”好像搬家——“丽达的衣服多拿几套,吃饭喝水弄脏了好换掉,干的湿的纸巾各拿一包,儿童水杯,饼干零食等等,都要备足……”——足足收拾了两大包。
媛媛朋友家进门右手处是一个大约20多平的会议室,一张椭圆的中空会议桌,周围摆着20多把椅子。墙壁的显眼处,还裱着一幅书法作品,内容是一位诗人的著名诗句,温总理还曾在重大会议上引用过。我当时想,这应该是有钱人的附庸风雅。
女主人和媛媛年龄相仿,高个圆脸,温和文静。媛媛让我拿出水杯给丽达喝水,丽达喝水时,洒了一点在衣服上,媛媛立刻让我给她换身衣服。
午饭后,丽达睡了,我没事到前面会议室里看了看,发现还有一个小书柜,书不多,都是那个诗人的书。刚好女主人走过来,我问:“怎么看到你们藏书都是XX的啊?”
她微笑说,诗人是她外祖父。
“啊?!”
刚来北京几天就遇到了名人的后代,我心里激动,居然没过脑子就提出“能不能送我一本XX签名的书”。女主人笑笑没回答,这让我自觉要求有点过分,又补充道:“我买。”
傍晚,女主人带着我们去了一个西餐厅,她们吃饭,我在旁边等着,媛媛撕一块披萨饼给我吃,然后各自回家。
媛媛没有具体工作,但每天都是上午出去,很晚才回来,平日都是丽达奶奶和爷爷在家,晚上丽达奶奶留下,丽达爷爷应该就回自己家去了。
丽达奶奶不停指挥我,这一件事没干完就接着干另一件,不能看我闲一分钟。丽达也是个活泼好动的小姑娘,要么玩游戏,要么就将她房间里的书一趟趟地搬到客厅,丢得到处都是,我给她收拾回原处,她又拿出来,扔在地上,不停地搬来搬去。我说不要搬了,她丝毫不听,我只好跟在她屁股后面收拾。
丽达奶奶埋怨说:“你看你,到底会不会带孩子啊?不能由着她啊,她要扔你就让她扔啊?”
晚上哄完孩子睡觉,收拾好一切,又快10点了。收拾完在沙发上躺下,我久久睡不着。
第四天中午,丽达奶奶做饭,我在边上帮忙,她让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干完了,我在边上站着。她说:“你没事不能找事做吗?”我就去找事做,拿拖把拖卫生间,还没拖几下,她又指责说:“你看你,现在干那个干啥?”
我一下来了气,提高声音说:“到底要我干什么啊?我干什么你也看不上,我不干了!”
“你喊什么?我可不跟你喊。”她就打电话,让儿媳妇回来,媛媛听了婆婆的话,冷冷地对我说:“你走吧。”
“就这样撵我走了,不给工资吗?”
“你回去跟公司谈。”她甩出一句硬邦邦的话。
我想反正她有押金(相当于我的一个月工资)在公司,不怕不给。在这里虽然干了不到4天,但感觉比4年还长,活儿不离手不说,最主要是丽达奶奶给的精神压力,让在这里的每一分钟都是煎熬。
我提着沉重的行李走到大街上,心里一片茫然,同时也松了一口气。下一步到哪里去呢?总不能打道回府吧,刚干了这几天就回去,还不让人笑掉大牙?绝不能回去。
我也想跟老张说一下我的遭遇,但他又能帮上什么呢?他多半会让我赶紧回家,我也就对他只字未提了。
我突然想到另外一个家政公司的李老板,定了去媛媛家“上户”后在医院办理健康证时认识的。她50岁出头,风韵犹在,每天早上都拿着相机去那个医院联系前来办健康证的阿姨,然后拉到她公司里“上户”。那天,她得知我是大学毕业又当过老师后,劝说我去她的公司当中介:“这不比你给人家当保姆好听吗?到人家里做,还受气,还受歧视。”
想着,我就给她打了电话。
在去李老板公司的路上,我接到陈老师的电话,说她已经知道我在媛媛家的事,让我赶快回公司,说她又给我找了一家客户,“这家比较简单”。可我已经打定主意不再去人家里当保姆,就回绝了她。
李老板的家政公司有3个店,她让我先到西客站店去,那里正好缺少一个中介。这个店藏在居民区,外间是办公区,右手边一个大房间,放着10多张双层床,是保姆们临时住的地方,没地方去的中介老师也住这里。
店长姓江,30来岁,除了她,店里还有3个中介。李老板给我谈的是底薪1600元,开单有5%的提成。每个中介都努力约客户和保姆对接,我是新人,店长给了我一批在网上收集的“意向客户”电话,让我把他们约到店里来看看。
但打了十几二十个电话,很难来一个,中介着急,在店里等活儿的保姆们也着急。
保姆小楚,安徽人,快一个月没有找到合适的雇主,都快没钱吃饭了。中介王莉断定她急于“上户”,给她配了一个雇主,工资很低,别人都不愿意去,小楚无奈答应。
客户是一个独居的老头,女儿上班很忙,无法照顾。小楚和雇主签了合同,去了雇主家,可是才干了几天就哭着回来了,说那个70多岁的老头经常对她动手动脚。她涕泪涟涟,想让公司出面,讨要几天的工资,没想到雇主的女儿紧跟着也来了,要求退服务费,说小楚干活不精心、偷懒,还污蔑她父亲的人品。
我想既然是王莉给小楚介绍的雇主,她就应该跟雇主沟通,把工资给小楚。我悄声跟王莉说这个建议,谁知她脸色一变,厉声吼道:“滚一边待着去,有你什么事?”
我明白,公司保证不了保姆们的利益,他们不想得罪客户。
在西客站店待了一个多星期,我没签成一单。江店长对我说,李老板把我调到朝阳北路总店去了。
李老板找人教我和另一新来的小陈把相机里的照片上传到电脑,人家耐心地教了两次,可是我们还弄不好。李老板气得说:“你们学会了不干两年不准走!你看你们学的那个费劲,人家一学就会了。”
总店的客户多,还比较好约,但能不能签约,也看机缘。那天我在同事的帮助下签了“一个半”合同——“半个”是老单换人的,提成也减半。我和小陈都不太熟悉业务,客户的单子处理不过来,没几天,西客站那边的王莉也调来这边了。王莉很强势,刚来就签了一个3000元的大单。我和小陈都心里打鼓,不知店长会把我俩谁弄走——小陈用电脑打字还比较费劲,应该更不适合干这份工作。
接连几天,我都没再开单。这天下午,我又给一个客户打电话,她听说店里有北京的保姆,想见见。我就给那位北京林阿姨打电话,约她明天中午别迟到了。
我在网上看到了林阿姨的照片,非常漂亮,不知是不是近照。挂断电话,林阿姨还在网上跟我聊开了,说自己写了一本书,家里俩孩子都是研究生毕业,“当保姆家里人都不知道,毕竟我不全是为了挣钱……”
我想起在西客站店的宿舍里有个保姆,天天打扮得花枝招展,睡前要用带着玫瑰花瓣的药粉泡脚,我赞她“像个贵妇人一样,不敢想象她会来做保姆”,结果这句话倒惹恼了她,我们俩还差点打了一架。当时江店长就说:“这里是北京,什么人都有。”
所以,我回复林阿姨说:“我理解,您是为了丰富生活阅历,很佩服你这种精神。”
隔天上午,林阿姨打电话来问雇主是否能早点来,我说雇主只能2点半后才能来。林阿姨下午如约而至。她穿着黑底红花短袖上衣,白色裤子,打着阳伞,肩挎米黄色挎包,很儒雅的样子。虽然人已经57岁了,但看起来很精神。聊了一会儿,我就知道她不是能当保姆的人,不会吃得了那个苦的。
雇主迟迟不到,林阿姨埋怨雇主不守时间:“还有,雇主要家政服务员有健康证,服务员是不是也该看雇主家人的健康证?如果雇主家有人得传染病感染了服务员怎么办?雇主是人,服务人员就不是人吗?这就不公平啊。”
我说:“谁让咱们是弱势群体呢,服务员想找活干,哪还能挑剔雇主有没有健康证呢?”
最终客户姗姗来迟,谈了一会儿,客户很客气地嫌林阿姨年纪大,说孩子调皮怕她带不了。另外两个中介极其热心地给那位客户又介绍了几个,都没有她满意的。客户走后,林阿姨说:“哼!嫌我年纪大,我还看不上你呢!”
很快,她在别的公司找了一个带孩子的工作。
接连几天都没能开单,我心情郁闷。晚上下班,和几个保姆闲聊,都是各种出门在外的难处,“找到了好雇主还算你运气好,但有的人家觉得出钱找保姆,不把保姆当人待”。
一个下岗工人附和道:“我们挣的钱是干活加受气的钱。”
一个河南的女孩,很文静,人也很清秀,不像是找不到工作的样子,可来了一个多月没上工。我问她原因,她说:“以前不是有一个说法嘛,‘十亿人民八亿骗,河南就是总教练,总部就在驻马店’。”
我听说过,一些雇主明确表示不要河南和东北的保姆。
一旁还有几个没开张的“老人”又接着说,找不上工作还得怪王莉:“王莉这个女人太坏,她光给新服务员派单,派单之后,就不管不问了。”
这我是知道的,保姆们给公司的“中介费”可以像我之前那样扣月薪的10%,也可以直接交300元作为“年费”,后面的一年里,公司要一直负责给找雇主。新保姆们找到雇主签合同后,就得立刻缴纳中介费,因此为了多收中介费,中介公司更愿意给新人“上户”。那些上一次户下来的,哪怕干一天,就是“老服务员”了,交过了“中介费”,公司就不会轻易给介绍客户,因为没钱赚。
李老板在办健康证的地方源源不断地拉来新人,这些交过费的“老服务员”迟迟找不到新的工作,等不及,只好去别的家政公司,上户时免不了又要再交一次“中介费”。而中介公司的老板们就在这个循环中赚足了钱。
我又好不容易跟一个客户约好了,让一个保姆去试工。谁知这个保姆脑子进水了,人家说让她带着孩子一起去四川旅游,她就是不去,签好的单子又给退了。
心情正不好,另一个客户来了——这个客户我追了好久,保姆也给约来了,可王莉霸道地说这是她的客户。我说:“我一上午打了几个电话她才来的,怎么成了你的客户了?你说是你的客户她姓什么、电话多少?”
“我说是我的客户就是我的客户!”最终,那个客户被她拉走了,没有任何解释。
这天晚上,王莉账目弄错了,李老板说了她,她气不过,把气撒到我身上说:“林老师在西客站店的时候,还跟服务员吵架呢!”
正在我们剑拔弩张时,李老板的儿子来了——他算是真正的老板,来店里发工资。听他妈说了几句,他就把我拉到一旁问:“你是大学毕业?什么大学,当过老师?”我回答是。他又说:“你明儿去广渠门店当中介老师,那儿不像这里这么忙。还有,公司过段时间就要搞培训,以后你当保姆培训老师,对开单不做要求。”
没有了开单的压力,我放松下来。这样好,要比让我跟那些如狼似虎的像王莉那样的人争客户、抢服务员要好多了。
广渠门店也位于一个居民区里,宿舍条件尤其差。去的当天晚上,我刚迷迷糊糊睡着,财务主管就大声叫骂起来——不知是谁在卫生间的下水道口小便,淌了一地的血,都踩到宿舍去了。
由于便池堵塞不能用,夜里到外面去小解又太远,不知谁可能憋不住了。她骂了几遍也没人承认,最终有人主动将地面弄干净才算安静下来。
平日工作我依然是给潜在的客户打电话,除了到外面去两次厕所,几乎都在电脑前坐着。任店长严肃地告诉我:“上班时间,出去上厕所也要跟我打招呼。”
下班后,我在电脑上写日志,正敲着,任店长扭过头来看我写什么,又不高兴地说:“不要用公司的电脑干无关的事。”
说完,她就提着包离开了。我赶紧收拾台面,准备着关电脑。
不一会儿,宿舍里的保姆慌乱地喊道:“老师,小李病了,都起不来了,快来看看吧!”
我很慌,一个服务员说她出去买速效救心丸,我便留下看着躺在床上的小李。听旁人说,小李先前是在医院伺候一个老头,老头这天刚死,小李“下户”回来就躺在床上休息,不一会儿就说心里难受,听到那个老头在喊她。
我听得毛骨悚然。药买来了,没有人敢喂给小李,也没人敢扶她,我只好一手托着她的头,把药喂到嘴里,然后再给她喝了水,才让她躺好。
这时,旁边人开始叽叽喳喳起来:“这叫‘执死鸡’,就是侍候快死的人……遇到这情况雇主家要给保姆‘挂红’的,可以辟邪。”
可是人家给了小李100块钱,让她自己买红衣服穿,也算是挂红了呀。
一会儿,小李恢复过来,有气无力地说,她已经穿了红裤衩了,就没拿雇主给的挂红钱买新的红衣服穿,“真是后悔啊,干嘛省这个钱”。大家也纷纷说她不该这样做,还说如果体质不好的人就不要侍候那些快死的人,抵抗不住邪气。
中秋节快到了,有些保姆到市场去逛,回来买了一些衣服。小李完全恢复了,可能还是心有余悸,买了一条紫红色的直筒裤,鲜艳无比。她甩着裤子让人猜这条裤子多少钱,有人猜10块,有人猜15,最后她神色得意地揭晓谜底:“2块!”
大家惊呼:“啊!也太便宜了!”
她又拿出一件夹克衫,有人猜15,有人猜20。
最后她笑说:“5块!”
那衣服看上去很新啊,怎么那么便宜?真是不可思议,这可是北京啊,就是在农村集市,也不可能有这么便宜的衣服啊。有人说,那都是“估衣”,是人穿过的或者质量不好的衣服。
这时,任店长说:“北京就是这一点好,富人能活,穷人也能活。富人想买贵的奢侈品,什么都能买到,穷人想买便宜的也能买到。”
这让我想起我在丽达家时,媛媛到一个专门的绿色超市买东西,一根胡萝卜12块,一根苦瓜15块。
中秋节节后,时间宽裕,我准备到第一家家政公司去,讨回我生平第一次当保姆的工资。我在媛媛家干了3天半,怎么着也得给我3天的工资吧?
我跟陈老师说工资的事,她说要等老板批才能领到钱。第二天,老板来了,说媛媛把押金取走了,她大闹公司,说公司骗她,还说你问她朋友要东西。
老板让我打电话问媛媛要工资,最终钱也没要上。我先前还同情别的没要到工资的保姆呢,谁知这事也落到自己身上。
宿舍里阴暗潮湿,有个保姆腿上长了红斑,奇痒难忍,涂药也不见好转。接着几天,陆续有人身上长红斑,我腿上、腰上也长出一块块连成片的红斑,痒得要死。
李老板从总店过来,里里外外打消毒药,用醋加热熏蒸,弄得满屋酸味,也不见好转。不过,长了红斑的人,找到雇主上户之后,换了环境很快就好了,可见还是房子环境引起的。
自那以后,我走过摸过的地方,任店长都要用酒精消毒,还用酒精反复擦键盘,不让我摸任何地方,说别被我传染了。这严重伤害了我的自尊心。那一刻,我打定主意要辞职了。
我收拾行李,离开店里。此时就快到国庆节了,走到街上,梧桐的叶子在秋风中飘零,在一个叫幸福大街的公交站牌下等车,我却不知往哪里去。    
我要找个地方住下来,然后继续找工作,哪怕是到饭店洗碗刷盘子,也要继续体验北京,毕竟,我刚来一个多月,不想就这样回去。
我来到一个叫西花市大街的地方,寻了地下室,租金500一个月。地下室空间小,间壁很薄,人声嘈杂,半夜还不得安静。迷迷糊糊睡着了,我又被一阵炒菜的刺啦声惊醒,原来对门的女人5点多起来在门外炒菜做饭,窄窄的过道,不足1米,锅碗瓢盆的声音如在耳边。她做钟点工,和丈夫租了这间地下室。我到公用卫生间洗漱,那里面污水横流,肮脏不堪。
这里在崇文门附近,距离天安门不远。国庆节这天一早,我打算步行去广场看看。走到大街西头,看到路南边一个门店正在招聘,我抬头看,醒目的招牌上写着“X千里”,原来是一家主营韩国烤肉的餐饮店。
我正需要找工作,就推开玻璃门进去了。这是一个近千平方的大餐厅,此时还没有客人。一个瘦脸小伙子接待了我,他是刘主管,帮我找来经理。经理二十五六岁,人很帅。他说“你可以随时来上班”,我还想着去看天安门,就说明天一早过来。
我应聘的岗位是保洁,主要负责清洁茶杯、筷子、夹子等餐具,顺带清洁客用卫生间,工资1800,比当保姆的工资低。几天下来,我的手脚胳膊腿肿胀疼痛,晚上回到地下室睡觉,半夜做梦胳膊上的肉掉了一块。一次早班,我端着满满一筐子摞得高高的杯子送去前厅,胳膊一抽搐,几个杯子掉下来,稀里哗啦摔到地下,碎了一个,领班立即在在罚款单上记下:罚款10元。
客用卫生间每天清洁得跟人家的客厅一样干净,墙壁每天要擦一遍,洗手台、水龙头都要打磨光亮如新。有的客人喝多了,污秽物吐得到处都是,我都要清理干净,还要在墙上的表格上填写清理记录。一天早上我在擦男卫生间的墙壁,这时一个早到的客人进来了,我说“稍等,马上就好,我出去”,他说“没事,我就在隔间里”。说着,进入隔间关上门,哗哗啦啦的声音随即传出来。
餐厅楼上是女宿舍,大开间,摆着3排双层床,住着20来个女员工。一个月租期满后,我从地下室搬到员工宿舍。晚上10点多,下晚班的人都回来了。宿舍里,一些年纪大的妇女坐一起唱“主歌(赞美诗)”,年轻的女孩们凑在一堆唱情歌,屋里好不热闹。每天深夜,磨牙的,打呼噜的,说梦话的,此起彼伏。
小冉也是保洁,和我是“对班”,只在午餐、晚餐忙的时候工作时间才重叠,休息日不能在同一天。她是西北人,30多岁,长得瘦小,面目也不讨喜,有人说她缺心眼,穿着打扮也土气。她是一根筋,稍有不如意就要闹别扭发脾气,别的女员工都有些看不起她,很少有人跟她玩,只有我比较随和,她因此常常粘着我。有时晚上她爬到我的上铺,缠着我教她背诗,我就教她“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教了许多遍她还是不会,说成“赤日炎炎放火烧,田内禾苗半裤腰”。
凉菜间的小晁,40多岁,是个美女,一次对我说:“你不要跟她一起玩,都丢你的身份。”我也只能笑笑。小冉有次非得缠着经理要跟我同时休息,要和我一起玩一天。经理不同意,她就生气,祭出她的口头禅:“不干了不干了!”经理被缠得没法,只得答应她。那天我带她到一个批发市场,帮她买了衣服和短靴,捯饬一下,立即外形有所改观。自此以后,她更加粘我了。
一次小冉没有戴手套就洗杯子,用手抹杯子时遇到一个破口的玻璃杯,手被割开一道很深的口子,鲜血淋淋。我吓坏了,给她找创可贴,又用纱布包扎——我想这应该是工伤吧,可以带薪休息,可是经理却说:“谁让你不戴手套就洗杯子的?”
10月中旬,我收到短信,显示银行卡入账1493块钱,我知道是李老板的家政公司发的工资——可是,钱怎么会这么少?我打电话问她儿子怎么回事,小老板说:“你9月份上了28天班,你自己算算是多少?”
“那我开单的提成呢?我离职前还开过一个3000的大单呢,加上原来开的单,怎么也有几百块提成吧?”
“你还跟我要提成?你总共开了几单?”
原来他说“对我开单不做要求”的意思,是一些单子都不记在我名下。
事已至此,多说无益。我挂了电话。
店里的早餐常年不变,照出人影儿的稀粥、大馒头和黑咸菜,有时把摘下来的香菜根腌了吃。这样的早餐年轻的员工是不吃的,我们上岁数的有时也到外面吃些可口的。一次,小冉从外面买来几根大油条,给我拿到洗杯间,非要给我吃不可,我不吃,她说:“你不吃我就生气了啊!”
休息日,我会到附近转转,每每看到路口川流不息的人潮,附近“新世界(商场)”里昂贵的价签,我感到这才是切切实实的北京。在一个路口,经常有一些中年妇女手里拿着毛巾、洗衣粉之类的,拉人到楼上的调查公司接受五花八门的调查。我被拉去几次,有时是品尝饼干的口味,有时是闻香水的气味,有时是调查脚气脚病,还因此得了两条很好的毛巾。回去后,小冉和一个女工见了,也要去参与调查。我告诉她们位置,不久后俩人都拿了毛巾回来,很是高兴。
我也去看香山红叶,去看鸟巢和水立方。从天安门进去,止步午门,再进去是故宫,就得收费了,我便又从东华门出来,看看沿途有什么风景,再绕回来。更多的时候,我去隔壁新华书店看一天的书,乔布斯死后,他的传记被摆在大厅显眼的位置。
一个周五下午,顾客突然增多,到了晚上,撤回的杯子堆积很多,我不停地清洗,杯子还是不够用。经理拿来几盒子玻璃杯让我清洗,我说今天很反常,怎么突然人多了起来,也不是周末啊?
他说:“今天是光棍节啊,并且是‘千年光棍节’。”
正常时间,每晚8点多就开始打扫前厅卫生了,这时还在陆续来客人;这晚到了12点,还有一桌客人不走在那里东扯西拉的,死讨厌。直到快凌晨1点了,我才坐到床上去。
还有一天,一个客人骂刘主管,一直骂了十几分钟,一口一句“X你妈”,刘主管低着头任由他骂个不停,原因是他没有提示客人店门外没有停车位,车被贴了罚单。客人不顾这么多人吃饭,在大厅里不停地撒泼,经理劝解也不听,到最后不知是经理给了他什么补偿才作罢。刘主管白白受了气,一点也不敢吱声。
由于工资低,店里服务员辞职的很多,有人月中领了上个月的工资就走了,宁愿不要本月半个月的工资,也不愿等待一个月的离职期限。原来点名时排着很长的队伍,两个月后,队伍变短了,每个人的工作量都加大了,但工资却没有提高,剩下来的人也很有意见,要辞职。
我也累得双手都难以抬起来。天气很冷,附近某购物中心门口扎起了彩虹门,上面用黄色的大字写上“2012.1.1”。
我想,我该辞职了,毕竟,这个工作工资太低,身体也难撑下去了。
我提前递交了离职报告,打算到春节前离职。晚上小冉又缠着我教诗,我看着宿舍里形形色色的人,开玩笑地说:“我教你两句诗,你把这两句背会,在适当的时候背给人听,人家会说你很有学问。”
她说,好。我教她道: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
于是,她鬼念桃符似的不停叨咕起来。早上背,晚上也背。她夜里并不说梦话,早上人家快起床了,她就开始说梦话,说得还很清楚。那天她说:我去天安门了!又说,经理,我要跟林大姐一个班。有一次又说,服务员,买单!
那天天快天亮时,她睡梦中说: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听到的人都笑起来。
春节前我辞职走了,走时,小冉执意送给我一件打底裤袜,说留作纪念。
春节过后,我又要去北京。
老张开玩笑说:“看来,这个家你一天也不想多待了。”
“趁着还能出去走走,就要多体验一下。”
这次回来,我打定主意当保姆,毕竟保姆工资高得多,吃住也相对好不少。
我又来到最初的那个家政公司,陈老师还在。次日,我就找到了工作,是我初到北京第一次面试的那个雇主,工资是年前在饭店工资的两倍。
雇主43岁,英国留学博士,老公是执业律师,有个8岁的女儿,念三年级。她开车带着我来到她位于奥运村的家,四室两厅三卫的房间,200来平。晚上,博士丈夫回来了,简单和我认识了一下,就客气说:“把这里当做自己的家就好。”听博士说,他们除了住的这个房子,在二环内还有两套120多平的房子,夫妇二人一个开丰田,一个开奥迪。
每天早上,我5点多起床,先给孩子做早饭和午饭便当,6点半准时让她起床。这个年龄正是贪睡的时候,要叫几遍孩子才能慢吞吞地起来。催她起床吃饭,让她快点,她慢腾腾地说,“快不了”。待她吃好饭,我便送她到小区门口等校车。
随后,我就回去继续准备博士夫妻的早饭,一般是煮杂粮粥、煎蛋和牛奶,偶尔也会煎一下他们买好的千层饼,炒一个素菜,律师爱吃榨菜,放上醋和麻油。饭做好了,他们还不到起床的点儿,我就趁着这个时间拖地,把200多平方的地面拖一遍,擦桌子各种台面等等。
8点左右,律师先起来吃饭,最后博士起来吃饭——她在家工作,网上远程办公,不需要外出。等博士吃完饭,我收拾厨房,然后洗衣服,再去附近的超市买菜,把小票留好,以便月底对账。
中午只我和博士两人,简单吃点。午后可以休息到3点,然后收拾一下,就准备晚上正餐需要的食材,再到小区门口接回女孩,便开始做晚饭,等律师回来准时开饭。
晚饭后,收拾厨房,我就开始辅导女孩做作业。跟大多数孩子一样,女孩也不能主动学习,需要催促,每天把她从电视机前转移到书桌前,都是一个很艰难的工作,这也让我感到了压力。
平心而论,这样的雇主对保姆的态度是不错的了,外出吃饭也要带着我,可我每次都不愿去。后来博士给我分析说:“你可能对这个工作还是有偏见,认为保姆这个工作不体面,所以不愿意跟我们出去。”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潜意识里有这样的观念。这个时候,因为家中另有急事,我跟博士辞职,等她找到接替的阿姨,我就离开了北京。
这时正是春暖花开的4月,离我第一次到北京已经过去了9个月。往后,我再没去过北京打工,但这一段难忘的经历,让我见识了穷人的北京,也见识了富人的北京,见识了这个词语背后的光鲜靓丽,也见识了它背后的辛酸无奈。
编辑 | 唐糖
林 中 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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