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这个中国女人就是俄罗斯远东的带货女王丨人间

沿着这一条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商贸线，她们追着赊货的商贩，公司从绥芬河开始，经乌苏里斯克，再经涅留恩格里，最后到雅库茨克才落下了脚。

配图 |《莫斯科行动》剧照

前言

2019年春节，我到尼日利亚探访好友晓慧。

在晓慧位于拉各斯的餐厅里，我偶遇了她的老友柳箐——尼日利亚某奶饮料生产企业的董事长。

后来的日子里，柳箐向我讲述了自己80年代在老家徐州当个体户卖女装，90年代到俄罗斯远东地区的雅库茨克当“国际倒爷”，千禧年后来拉各斯办工厂，30年穿越三大洲的打拼经历，我也在往后的多次接触、采访中，逐渐还原出了这位中国女掌门的江湖故事。

人过中年，眼前这位衣着低调而又讲究、身材苗条、依然长发披肩的董事长如此波折起伏的经历，如今看来，的确实难复制。

越过山丘丨连载01

柳箐，60后生人，从小跟着父亲在青岛的北海舰队里长大，母亲带着姐姐弟弟留在老家徐州。柳箐至今还记得，当年部队大院里周末都要放露天电影，同学都爱跟她套近乎，好让她带他们溜进大院里看电影。

高中毕业后，柳箐进了徐州一家机械厂，成为油漆工，专给自行车喷漆。那时公司规定“上12小时班，连续休息2天”，这样的工作节奏让柳箐很喜欢，因为可以有非常充足的私人时间。

十多年的知识禁锢之后，整个社会都充满了对知识和技术的渴求，城里、厂矿里办免费学习班蔚然成风，英语班、理发班、家电维修班和裁剪班随处可见。柳箐自幼喜欢绘画、做手工，便进了剪裁班。她的作业完成得又快又好，余下时间还能帮帮小她2岁的同桌包丽。

那几年风靡全国的日本电影《追捕》、电视剧《血疑》，让柳箐对日式女装很入迷，大半工资都用来买日本的服装设计书。1987年春，徐州的新百货古彭大厦开业造势，举办了一次服装设计大奖赛。经不住包丽的鼓动，柳箐也投了稿。

“最后竟然得了二等奖，奖金有800元，相当于我当时半年的工资呢。”说起那次获奖，柳箐至今都十分骄傲，毕竟这也改变了她一生的轨迹。

获奖后，个体服装商贩徐阳看中了柳箐的作品，想与她合作。徐阳在二府街服装市场有两个柜台，专营女装，从上海进货。她希望柳箐设计、制作的服装都能交给她来卖，柳箐欣然应允。

那以后，一到休息日，柳箐就把自己关在家里做衣服，每天能出货五六件，除布料钱外，再加了2到5元的工钱费，之后全部都卖给徐阳。柳箐设计的日式女装非常受欢迎，供不应求。直到后来，柳箐发现徐阳的卖价是她供货价的3到4倍，她才决定，干脆自己租个柜台好了。问题是找谁来守柜台呢？

彼时“商品经济”刚起步，有门路的人都奔着国营单位的“铁饭碗”去了，只有那些没法子进入体制的“困难户”才会去干个体户。柳箐在国营机械厂，舍不得放弃。包丽在国营橡胶厂，也不愿意，便推荐了自己的姐姐包楠。包楠比柳箐大2岁，是返城知青，在出租汽车公司的小卖部工作——这个“大集体”性质的企业允许停薪留职搞经营。

大家一拍即合，柳箐出资租下了二府街服装市场的柜台，包楠负责守柜台卖。几个月下来，两人的确赚了不少，可柳箐却要快累垮了——毕竟一个人精力有限，赶天赶夜制作服装，喷漆的工作也不能丢。再跟徐阳的店一比，还是跑上海拿货来卖赚得更快些。

于是，柳箐也开始在休息日坐火车到上海拿货，连夜再坐火车赶回来。

“时装设计师”的眼光，让柳箐进的货立刻得到顾客的青睐，很快，二府街服装市场上的同行们都跟风学起柳箐挑选的款式来。也有不少人想和她套近乎，好一道去拿货，可柳箐就像个独行侠。

那时候，柳箐已经在思考另一个问题了——既然自己抽空搞设计制作几件都能卖到好价钱，“为何不可以自己来设计，再搞个厂，做出真正的服装品牌呢？”——这个梦想，时至今日仍让她念念不忘。

服装的生意越做越好，柳箐和包楠又租下一个5柜台的商铺。每天一大早，商铺的卷闸门刚拉开，顾客就蜂拥进来。有时一个月可以赚五六千元，没多久，柳箐就变成了“万元户”，这在那时也算是凤毛麟角了。

90年代后，商铺间的竞争日益激烈，柳箐只得去福建石狮、广东东莞等更远的厂家进货，去一趟来回至少要一周。那时候，店里一天赚的已经比她在工厂一个月的工资还要高了，柳箐终于下决心辞了职，全心全意做自己的生意。

每次到石狮去进货，柳箐都十分感慨——那里的一个个小作坊都能成行成市，整合成巨大的制衣城。而徐州却没这个条件——想有自己的品牌服装，她还需要继续积攒启动资金。

1992年初，柳箐结识了在哈尔滨做服装批发的秋姐，秋姐劝她改做批发：“批发能赚大钱，零售做来做去，最后赚的只是一堆货。”

柳箐其实也考虑过。彼时，牟其中空手套白狼“倒飞机”的故事，已在全国大街小巷里传颂开来——他用几十车皮的罐头、热水瓶、服装等，去俄罗斯倒回了4架图154客机，卖给了西南航空公司。

在那个时代，大家都觉得自己有可能抓住某一次机会而一夜暴富，人人都在四下打听类似钢材这样的物资的上下家信息，都想成为倒卖物资获取暴利过程中的一环，“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的确如此。

到了夏天，秋姐又给柳箐透露了一个消息：哈尔滨火车站的地下商品批发市场正在招租，一个柜台年租3000块，未来这里一定是哈尔滨最大的服装日用品批发市场，机不可失。

柳箐终于按捺不住了——自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上海、深圳股市的热炒，十万大军南下闯海南的喧嚣，跨国公司加大投资中国的报道铺天盖地，她自认为，自己一定要走出徐州，参与到这样闯世界的潮流中去。

柳箐找到包楠商量：“到哈尔滨租几个柜台搞倒货、搞批发，这可能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赚了我们就回来搞服装厂做品牌。如果不行，再回来做零售。”

包楠说：“听你的，反正我跟着你干。”

为了抢到好铺位，两人匆匆了结徐州的生意，带上没卖完的货物飞往哈尔滨。租下两个柜台，先把徐州的货拿出来卖。

然而，3个月过去了，期待中的火爆行情并未出现。连她们从徐州带过去的货都没卖完。东北人对服装的喜好跟江南人的完全不一样，柳箐对女装的敏锐嗅觉在这儿完全失灵了。

钱只出不进，柳箐每天都焦虑不已。也有几家在绥芬河做边贸的公司想要柳箐的货，但需要“赊货”——等他们拿走货卖出去了，才能付款。柳箐起初一口回绝了，这样风险太大。可又熬两个月后，还是不得不把货赊给了绥芬河的公司。

1993年新年后，市场仍然没有一点火爆的迹象，包楠也开始埋怨柳箐。想着不能再坐以待毙，柳箐让包楠留下见机行事，退了档口，自己坐火车去绥芬河要钱，然后回徐州重头再来。

那时的绥芬河还只是一个几万人的边陲小镇。走出火车站，柳箐踩着泥泞的街道，经过一排低矮平房，突见一栋崭新的5层大楼立在小镇中央，楼前人流车流拥挤喧嚣，大楼正中写着4个大字“青云市场”。

柳箐走进市场，看见密密麻麻的俄罗斯、中亚商客挤在商铺前选货、挑货，手里拿着货物，跟店主你来我往不停地砍价，计算器在双方的手里传来传去。不少的商铺堆满了货，店主都只能站到货物上向商客吆喝。

如此火爆的场面让柳箐十分震撼，连赊货的店铺都没去找，就直奔市场管理处，当即交了1万9千元，订了一个柜台位，然后打电话把包楠叫到绥芬河，做起了边贸批发生意。

起初，两个人是看到别人什么货好卖，就跟着进什么——牛仔裤、玩具、窗帘、鞋子、帽子、杯子、灯具等等，柳箐学得快，悟性高，总能在市场里很快找到更好、更便宜的货源卖给客户。

生意虽然火爆，但赊货的问题还是迟迟无法解决。生意做得越大，货就赊得越多。她俩既兴奋又惶恐，最后不得不一路追着赊货的商贩和公司，沿着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商贸线，从绥芬河开始，经乌苏里斯克（双城子），再经涅留恩格里（Neryungri，旧称涅林格里），最后到雅库茨克落下了脚。

1994年的初夏，雅库茨克的气温仍在0度上下，站在冷冷清清的列宁广场上，柳箐和包楠只感觉阵阵地冰冷刺骨。面对这陌生的周遭，能给柳箐带来些许温暖的，可能只有面前这座熟悉的列宁塑像——列宁屹立着，挥着他的大手，在凛冽的寒风中，激励着人们向前，再向前——这样的景象让柳箐仿佛一下子回到了儿时在北海舰队的大院里，最渴望的就是得到大哥哥们颁发的“列宁勋章”。

柳箐和包楠要去的露天市场在勒拿河边的空地里，两人拉着满载货物的小拉车，在露天市场入口硬梆梆的泥土地上，把编织袋平铺好，再把货物倒在上面——牛仔裤、鞋、帽、包和芭比娃娃。不一会儿，就有一个戴眼镜的俄罗斯中年男子走过来，指指芭比娃娃问多少钱？

“1万（旧卢布）。”（按当时的汇率，约为27元人民币）

中年男士嘀咕着，走开了。

“回来回来，8千。”

中年男士听到后，乐呵呵地折了回来，一口气买了8个芭比娃娃。柳箐接过这6万4千卢布，捏在手中，心里异常踏实，不再是拿着赊货凭证那样的惶恐了。不到1小时，货就全卖光了。几天下来，就赚了几万人民币。

当地有个俄罗斯小伙子，比她们赚得更多。他是一个退伍军人，苏联时代在政府开车，如今出来租了个洗衣店做生意。他到柳箐这儿来拿便宜的牛仔裤，回家自己把牛仔裤扔进加了漂白粉的锅里，再拌上碎砖头，煮几个小时，再在裤子上加上条纹、污迹、图案，烘干后贴上“西部牛仔”的牌子，看上去就跟瓦伦基石磨牛仔裤差不多，价格随之也翻了倍。

这个夏天，柳箐不停地返回绥芬河去进芭比娃娃，过海关前打成压缩包，从乌苏里斯克坐3000公里的火车到涅留恩格里，再转汽车回到800公里外的雅库茨克，把这些芭比娃娃带到那露天市场里。芭比娃娃在市场里一直火爆到圣诞节后，以至于整个市场里的人都叫她“人口贩子”——专门贩卖芭比娃娃的“人口贩子”。

这样面对面的买卖过程，很快就让柳箐感悟到俄国人喜欢、需要什么样的商品，敏锐的商业眼光又回来了。很快，她又成了“玻璃杯女王”、“壁纸女王”……她曾经销过的一款带手柄的啤酒玻璃杯，在这个市场上整整火了一年。

不过，将这些东西运来并不容易。这款玻璃杯是从乌苏里斯克批发过来的，往返两地有3000多公里，途中时常状况不断。

有一次柳箐押着两车玻璃杯回雅库茨克，途径涅留恩格里时遇上大雪，公路旁的排洪沟全都被盖满了。两辆车的司机是俄罗斯的兄弟俩，哥哥在前面开车，弟弟跟在后面。

车行驶在寂寥的西伯利亚公路上，拐过一个山间急弯后，哥哥忽然把车靠边停了下来，这时天色已暗下来了，柳箐就问道：“怎么啦？”司机告诉她后面的车跟丢了，要等一等。

20多分钟过去了，一辆货车的司机告诉他们后面那辆车翻了。两人赶快把车掉头开回去，看见他弟弟的车侧在路边。后轮掉进被雪盖住的排洪沟里了，车身严重倾斜但还没有侧翻。哥俩一商量，只能把货卸下来，才有可能把车拖出来。

“那就搬吧！”柳箐说完就把皮衣脱掉，跟着哥俩一起一箱一箱地往雪地上搬货。这一箱装32只杯子，有十多公斤。对于体重不到90斤的柳箐来说，搬起来实在过于费劲。但天一黑尽，这一带就有黑熊、野狼出没，如果不把车拉出来，再死了火，即使不被野兽咬死，也熬不过这零下40度的漫漫长夜。

货卸完后，哥哥开车把弟弟的车慢慢拉了出来，发现车子还能开，大家又赶快把货重新搬上车，当天夜里就送进了雅库茨克的仓库。

那时的俄罗斯经济正在“休克疗法”，生活用品一度极其匮乏，人们手里拿着卢布，却买不到生活必需品，商场的货架上常常是空的。为了买到好一点的内衣胸罩，女人可以排2公里的长队。像柳箐这样的“国际倒爷”在赚钱的同时，确实也给他们带去了生活的急需品。

经过2年多在露天市场的打拼，柳箐在雅库茨克的北郊租了一间1000多平方的仓库，把它改造成仓储式的建材超市，取名“安成”。

柳箐说，“安成超市的建成，张部长帮了很大忙”。“张部长”原是鞍山钢铁集团公司对外联络部的部长，1992年在鞍钢买断工龄后，就到俄罗斯的远东地区来做“国际倒爷”。从绥芬河开始，他的公司就是柳箐的最大赊货客户。张部长和当地的人脉关系很广，他引荐给柳箐的物业主，是一个当地官员的父亲，大家一起合作，把物业主原来的木材仓库改造成了“安成建材超市”。柳箐分给这位老父亲5%的股份，年底分红，又把张部长和他的一个朋友拉进来做小股东。依托着他们的人脉关系，柳箐也打开了很多政府和企业的市场。

当时，“安成”的主要畅销品是金属锁、玻璃杯、壁纸、壁灯、吊灯等等。国内进货10多元的壁灯，在“安成”有时可以卖到100多元。

生意终于走上了正轨，作为柳箐最得力的助手，包楠留在“安成”里看店。柳箐则奔波在黑龙江绥芬河、俄罗斯乌苏里斯克和雅库茨克之间，负责采购运货。

经朋友介绍，柳箐在乌苏里斯克找到了供货更快的供应商，电话上都已谈妥，但按照自己的习惯，柳箐坚持要见面考察过后再付钱拿货。当时雅库茨克没有直飞乌苏里斯克的航班，柳箐只能先飞抵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再坐火车到乌苏里斯克。但不巧的是，那天她乘坐的飞机晚点了，没能赶上去乌苏里斯克的末班火车。

出了机场，同行的几位雅库特人（俄罗斯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俄罗斯境内最大的行政区萨哈共和国，首府雅库茨克）朋友打算在当地找个旅社住一晚，天亮再坐火车去乌苏里斯克。大家都知道，不久前，就在这条去乌苏里斯克的路上，刚发生过抢劫凶杀案——2位朝鲜族“黑出租”司机杀了5个去乌苏里斯克进货的中国商贩，凶手至今还没抓到——谁都不敢这么晚了打出租车去乌苏里斯克。

柳箐是一行人中唯一的女性，大家把的士副驾位留给了她。柳箐实在不甘心，她怕住一晚要白白耽误两三天的发货时间。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在80年代末从深圳传出来的口号，一直很能引起柳箐的共鸣。她的做事风格也是“立刻、马上，今天事今天毕”。再说了，赶夜路不安全，但身上带这么多钱，住旅社就安全吗？

柳箐偷偷观察了一下出租车司机，觉得是一位面善的“二毛子”（90年代在俄罗斯的中国人对俄罗斯籍朝鲜后裔的俗称，称俄罗斯人为“大毛子”或“毛子”，称雅库特人为“雅库墩”），就问他现在去不去乌苏里斯克。

司机说可以去，但得先回一趟家给老婆说一下。

柳箐心里踏实了——深夜跑长途要先跟老婆打招呼，人应该是靠谱的。她转身问朋友，有没有人跟她一起去，大家都摇摇头。一阵沉默后，柳箐让司机把他的驾照和执照给她看，她从手提包里拿出笔和便签，把上面的信息抄下来，转身交给一位朋友，告诉他们如果几天后还没她的消息，就把这个便签交给“安成”的人。

朋友下车后，柳箐换到了后座，横躺在后座上，头枕着装钱的手提包，断断续续地睡着。司机开得又稳又快，5个小时就开到了乌苏里斯克。等第二天夜幕降临，货都快要装完了，柳箐才看到那帮雅库特人从火车站里走出来。吃过晚饭后，柳箐就要跟货车返回雅库茨克了，又是3000多公里，要开4天3夜。

转眼到了1998年的夏天，“安成”的生意越做越好，名气越做越大，连雅库茨克的出租车司机都知道“安成”在哪儿。

柳箐一有空就会一个人在超市里转，她能很快地察觉出顾客对商品的喜好，然后提前调整她的采购方案。她也暗自庆幸自己放弃哈尔滨来到了俄罗斯——国内丰富的商品供应能力，让她总能轻松找到便宜、对路的商品。

身处满满货架的商场里，柳箐满脑子盘算的都是，怎样跟房东洽谈商议把这超市左侧扩建出去，再进更多品种的商品来销售。

然而，她不知道的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却在悄然逼近。

1998年8月17日那天早晨，柳箐还没从床上下来，她的财务经理、高中同学刘冬便狂敲她的门，进来就说：“完了、完了、完了，一夜间卢布贬值了50%，怎么办？”

“怎么会这样？！”柳箐完全没有明白，怎么睡了一觉就出了这么大的变故——此前，叶利钦政府一再向民众保证过，卢布并不会贬值，大家都信了。

而这还远不是终点，20天后美元汇率从6.5变成了22（这时已按1998年1月1日实行的新卢布计，1新卢布换1000旧卢布，但新老卢布都可用，一直到2002年）。俄罗斯国内哀声四起，一片混乱，“安成”超市一夜之间就没了顾客。

柳箐不相信这突如其来的灾难，她仍然抱着“经济还会很快好起来的”的希望。

整个10月，她都泡在乌苏里斯克、绥芬河和哈尔滨，想找些更加价廉物美的东西。她的确也找到了不少，但回到“安成”转了几圈后，却发现都是徒劳，市场根本没有起色。

屋漏偏逢连夜雨，一天，刘冬急匆匆地告诉她：“包楠姐跟法列特‘私奔’了。她说她不回来了。”

“啊？怎么又这样了？”柳箐顿时有一种被抛弃了的感觉，“明明说好了一起打拼的。”

这一年，是柳箐和包楠一起从徐州出来的第6个年头了。这几年，两人相依为命，一直吃住在一起。一天忙到晚，确实也没什么时间和外面人接触，更没有什么恋爱的时间，但包楠如此迷恋法列特，柳箐还是想不通。

法列特是圣彼得堡人，在涅留恩格里市生活了几十年，以开“黑出租”为生，专门接送往返于雅库茨克和涅留恩格里的中国商贩。柳箐和包楠常坐法列特的车回雅库茨克，熟悉了之后，法列特也找借口开车拉着包楠去雅库茨克周围游玩，慢慢地，包楠爱上了这个已经成家的法列特。

大概在1年多前，两人的关系被法列特的女儿察觉到了，法列特的妻子很生气，跟法列特在家里大吵大闹，还专门把包楠和柳箐叫过去“谈判”，在此之前，柳箐对此包楠的事一直一无所知。

虽然法列特的确勤快能干，一个人就能在空地里把房子搭起来，还做得一手好菜，但这个连恋爱都没谈过的包楠，也实在不该去当第三者，“真是想结婚，也该回去徐州找啊”。

那次“谈判”完，柳箐把神情恍惚的包楠从法列特家里接出来，一路上包楠只是低着头，一言不发跟着柳箐往火车站走。柳箐建议她回徐州去休整一下，把这事忘了，又塞给她一笔钱：“你先在徐州把服装搞起来，给我们以后的品牌服装打个基础。”

等到1998年春节假期，包楠的生意并没做起来，钱也亏得差不多了。柳箐便又把她接了回来，负责一个新开的小店，没想到，这才回来没几个月，就又跟法列特厮混上了。

“法列特老婆有说什么没有？”柳箐问刘冬。

“没有，法列特已离婚了，是净身出户的，包楠姐说的。”刘冬告诉柳箐，包楠也跟他聊过，说自己“都快40了，再不结婚，连孩子都生不出来了”。

柳箐明白刘冬的意思，她也知道留给自己的时间大概也不多了。可这么多年，却始终没人让她动心。

打拼近10年，柳箐一直习惯独来独往，尤其是采购。

她低调、警惕，从来不与陌生人搭话，一直是长发披肩加上一副大大圆框眼镜，瘦瘦的身形让外人总把她当学生。这样的好处是让她无意中避免了很多危险，她曾说：“在雅库茨克的中国人，有90%的人不是被抓进监狱就是被抢过，而我一次都没有遇到这样的事”。

1998年的圣诞节前，“安成”库存的壁纸终于卖完了。柳箐又一次自己上了路，决定去乌苏里斯克采购。这次她选中的壁纸是一对哈尔滨来的父子俩经销的。他们在乌苏里斯克的北郊长途公路旁，有栋二层楼房和一个简易的仓库，首层是商铺，二楼是宿舍，宿舍里除了父子俩的家和员工宿舍，还有两间单独装修来接待采购商的客房。

柳箐选好了货，联系好货车司机，准备第二天装货发车后就飞回雅库茨克。那天，她刚从批发市场回来，老板儿子就跑过来叫着：“柳总、柳总，您的朋友找您，就那辆车。”

柳箐正发愣，就见小伙子指着的那辆越野车前门打开了，出来一个1米8几的大个子，墨镜、寸头，抖了抖披在身上的皮大衣，踩着黑色大皮靴，朝她走了过来。柳箐一看这架势，心里明白，碰上传说中的黑社会了。

“你就是柳箐？”大个子走近后问道，东北口音。

“我不认识你。”

“我们找你很久了。”大个子狠狠地说，“明天上午9点，到市场管理处来一下。”

“管理处在哪里？”柳箐装糊涂。

“来市场一问就知道了。记住，9点。”大个子说完就转身回到车里。车冒着一串的白烟开走了。

所谓的“市场管理处”，其实并不是什么正规机构。90年代初，一些中国过来的商贩与乌苏里斯克政府合作租了块空地，慢慢形成了一个中国商品的批发和销售市场。当时俄罗斯的税收体系混乱不堪，政府只是向市场管理者统一征收定额税费，再由市场管理者去向商贩平摊收费。这就给市场管理者有了很大的操作空间，也给黑社会渗入进来带来了机会。

卢布大贬值后，黑社会活动便更加猖獗。柳箐知道，要跑是跑不掉的，她听说不久前有个雅库茨克的中国商贩拉走了货，却没给这帮黑社会保护费，结果硬是被人追到雅库茨克，打断了腿，还倒给了3000块人民币的保护费。

第二天一早，柳箐便准时赶到中国商品批发市场2楼上的市场管理处。她推门进去，看见灯光下烟雾缭绕的房间里，6个光着膀子、手臂上刺着青龙的壮小伙子抽着烟，正围着火炉打着扑克。柳箐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问了一下：“你们头儿在哪儿？”

她身边的小伙子抬头瞟了她一眼，用夹着烟的手指了指里面的房间。柳箐走过去推开门，就见昨天那大个子坐在办公桌上。

柳箐问道：“你们找我什么事？”

“我们找你很久了。”大个子从桌子上跳下来，走到沙发上坐下，挥手指着柳箐的脸问道，“你从我们这里拉走了多少货？你从来没有给我们交过管理费！”

“没有，我没从这儿拉过货。”

“没有？那你的货是怎么运到里面（雅库茨克）去的？”

“我从哈尔滨进的货，他们就包运过去，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把货运进去的。”

其实，大个子昨天去找她时，问过那老板这两天她有没有装过货，那老板说没有。因为柳箐的安排的确是今天装货。大个子也没抓住什么把柄，就对柳箐狠狠地说：“现在我告诉你，以前不知道，看到你是个女的，就一笔勾销。从今天开始，你从乌苏里斯克拉走一粒大米，都要交管理费，记住！”

“那没事我就走了？”

“你走吧。”

柳箐从市场出来马上赶回供应商处，看着货车装完货开出后，立刻让老板的儿子开车送她去机场，飞回雅库茨克，从此再也没去过乌苏里斯克。

等到1999年的新年刚过不久，柳箐去莫斯科办事，刚下飞机不久，就收到张部长被打劫的消息——前一天下午，张部长去银行兑换了1万多美金，刚回到宿舍楼，就被尾随而来的五六个蒙面的壮硕男子用枪抵着后腰挟持进了房间。他们个个身着迷彩服、脚蹬军用皮靴、手持消音手枪。跟在后面下班回来的刘冬和张部长妻子，也都被挟持进了张部长的房间。

这帮劫匪一进门拿用乙醚毛巾就往张部长的嘴上捂，张部长马上闭住呼吸假装晕倒在地，偷偷看着这伙人对房间进行了系统的搜查，把所有的钱，包括人民币、卢布、美元全都抢走了。还把护照一个个核对后，整齐地码在地板上。

柳箐对黑社会的威胁尚惊魂未定，又听到张部长的遭遇，更为震惊。想来从前在雅库茨克，很少遇到俄罗斯人抢劫中国人的。即便有命案发生，也都是中国人圈子里谋财害命的。眼下，连“特种部队”都蒙着脸出来抢中国商人的钱了，“这地方真的不能再待下去了”。

但离开俄罗斯，自己又能去哪儿呢？

（未完待续）

编辑 | 唐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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