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一组纪实：逃离“魔窟”的女人

她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就像我的亲姐姐一样，以前我在学校被别的同学欺负，她总是站出来保护我。我知道如果自己亲手杀掉她，这对我意味着什么……

配图 | 《六欲天》剧照

前言

2018年，我调入市院重罪检察组第一小组，简称“重一”。

“重一”是专门负责重大刑事案件的专业化办案团队，管辖案件以杀人案居多，涉案嫌疑人的犯罪手段极其残忍，按照组长张涛的介绍，我们就是“专门对付变态杀人犯的”。

来了不久后，我就参与承办了“7.29密室杀人案”——犯罪嫌疑人名叫王梅，在一个毛坯地下室中，她被迫用刀划向她最好的朋友。而她背后，是这起杀人案真正的策划人——她的男友朱佳宇。

从抗拒到坦白，在提审过程中，我真切地看到，一个人是如何一步一步变成“披着人皮的魔鬼”的。

检察官笔记丨连载

“有些人光是遗忘，就要拼尽全力。”

王梅一直极力想要抹除2018年7月末那两天的回忆。案发后整整半年，她依旧时常从噩梦中惊醒，那些一直努力想要遗忘的场景，在黑暗中清晰复现，反复锤击着她。

在此之前，王梅的人生顺风顺水：名校毕业，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男友朱佳宇家境殷实，容貌阳光俊朗，身形健壮，在名企做设计工作；还有闺蜜韩桐，是王梅“最重要的依靠”。

韩桐和王梅从读寄宿高中时便已相识，后被同一所大学录取，毕业后又进了同一个单位上班，这些年不管做什么都形影不离。“我跟小桐的性格是互补的，平常我不太喜欢和别人打交道，但小桐的性子比较开朗，她怕我闷，经常跟我讲话，太安静会让她不自在。”而对于和朱佳宇的相识和相恋，王梅更是将其称为“命运的馈赠”。

直到2018年7月29日那天，将所有的美好全部击碎。

回忆的开始，王梅是在昏昏沉沉中被一股奇怪的气味弄醒的，“有点像是皮革放久了发霉的气味”，在浑浊的空气中弥漫。眼前是陌生的毛坯房，地上放置着几块废弃的木板，尾端还有锈烂的长铁钉。室内像是堆积杂物的旧仓库，布满了灰尘和蜘蛛网。屋内寂静得骇人，除了她自己的呼吸之外，没有任何声响。

“我很害怕，那个房间非常压抑，我感到快要窒息了。里面也没有灯，以前我怕黑，一个人在家一定要把所有房间的灯全都打开的。”王梅在案发后回忆说，那天醒来后，她发现自己坐在一个陈旧的棕皮沙发上，沙发表面积了一层厚厚的尘灰，头枕和靠手的地方已裂开，露出深黄色的海绵，上面留着几个被人用指甲抠出的破洞。

她起身环顾四周，思索着昏睡的原因，以及昏睡前几个小时发生过的事，却只记得一些模糊的片段——星期六下午，她和韩桐去了朱佳宇新租的房子。由于和家人闹了矛盾，朱佳宇独自在城郊租了一栋联排别墅，搬了出来，别墅地上三层，带地下室，北侧有一个小庭院。房租6500元，押二付二，租了一年半，平常朱佳宇会约上几个好友到家里聚会。王梅只记得自己上一刻还置身于宽敞明亮的客厅，玻璃茶几上放着一副扑克牌。之后的事，她就记不清了。

手机屏幕上显示无信号。王梅心中骇然，不慎将手机滑落到地上，发出清脆的声响。她没有马上去捡，反正手机已经和砖头没什么两样——她知道自己和外界的唯一联系被切断了。

“当时我只想着逃，其他的都不敢想，越想越害怕。”王梅觉得这屋子“像封死的棺材一样”，即便自己在这里变成一具腐尸，也没人会察觉，“眼下的场景让我一下子回到了小时候”。

王梅的童年是在父母的争吵声中度过的。父母彼此依赖又互相贬损，王梅挤在中间的裂隙里。在她的早期记忆中，没有什么比发怒的父亲更令她感到惊恐。那时的父亲完全成了陌生人，随手抄东西砸到母亲的脸上，王梅蜷缩在床脚，看见母亲被打得满脸是血，看不清模样，吓得大哭。父亲嫌烦，变得更加恼怒，揪起王梅的衣服，又打开衣橱的门，把她扔了进去，威胁她：“再吵就闷死你。”

在衣橱窒闷的黑暗中，年幼的王梅不敢再大声哭，更不敢用脚蹬门，生怕父亲又对她和母亲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情来。她当时没有能力去抵抗父亲，只能缩在柜子里，偷偷地抽泣。哭累了，她便昏睡过去。等她再次睁开双眼，已经躺在母亲怀中。母亲头上缠着绷带，瘆人的暗红色洇了出来。而那个密闭狭小的空间，成为她挥之不去的阴影。

如今，又一次置身黑暗中的王梅忍不住想起，自己曾经向韩桐诉说起童年的这段经历，那时即便自己竭力做到心平气和，最后还是没忍住眼泪，在韩桐温暖的拥抱中哭了很长的时间。眼下，她只想尽快逃出这间地下室，找到韩桐。

王梅确定，自己在昏睡前，身边只有韩桐和朱佳宇两个人，但无论如何，她绝对不会怀疑韩桐，她们感情很深，对方没有任何理由伤害自己。

同样，男友朱佳宇也没有捉弄她的理由。他们俩有着相似的性格和原生家庭，朱佳宇经常在朋友圈“秀恩爱”，发恋爱生活的点滴。

“这个时候，我听见了外面的脚步声，是高跟鞋的声音。我怀疑是小桐在外面，因为我记得她来玩的时候，穿着一双中跟的鞋。但我又觉得不是她，那脚步声非常重，很急促，不像是小桐平常走路的声音。”王梅回忆说。

王梅拨开面前的杂物，终于摸索到了门把。她小心地转动，门锁内的槽孔发出细微的响声，门打开了，过道的光线很暗。她刻意放轻脚步，怕附近的人听见。前方有光源，是从她右手边的门缝透出来的。她轻轻地走过去，站到门前，整个人都愣住了。隔着门缝，王梅屏息凝神，窥见一个高大的身影，“那个人身上穿着一件很宽大的粉白色长袖，这本来是小桐平常穿的衣服”。

韩桐一直留着男孩子式样的短发，习惯穿松垮的休闲服，身材瘦小，双腿细长，每次穿这些衣服，就像披着一件巨大的长袍。但此刻在王梅面前的明显是一位成年男性，短发微卷，像是梳过发油，很高，将近1米8，肩膀宽厚，背肌健壮，让宽松的休闲服变得很合身。王梅看不见男人的面庞，但也无需看见——这个伟岸健硕的背影让她如此熟悉，正是她的男朋友朱佳宇。此刻男友穿着闺蜜的衣服，而闺蜜却不知所踪。

地下室很静。王梅捂住嘴，怕自己惊异过度发出粗喘。即便是极其轻微的呼吸声，她觉得也会引起对方的警觉。远处的背影发出一声冷哼，“听到这个哼声，我就确信是他了，他以前跟我交往的时候，也发出过这种声音，我和他提过很多次。我是一个听觉很敏感的人，怕噪音，也讨厌他这种哼声，像不屑、轻蔑。”王梅说。

“当时我心里恐惧到了极点，觉得他很不正常，不再是往常那个朱佳宇了。我又不敢乱跑，那样反而会暴露自己，只好盯着他的举动，怕他突然转过身发现门后有人在偷窥他。”

很快，王梅回想起另一件事。那是上个月的周末，她想拍一个小视频上传到短视频平台。还是韩桐提议，让朱佳宇男扮女装，没想到朱佳宇很爽快地答应了。拍摄完成后的第二天，朱佳宇还是穿着这套女装跟她们见的面，韩桐还调侃了他几句，王梅也感到有点奇怪，但当时并没有放在心上。

眼下，王梅既不知道韩桐究竟在哪儿，也不知道为什么她的衣服会在朱佳宇身上，“我想过躲起来或者逃跑，可是小桐对我很重要，我想要找到她。如果只想着自己的安全，对我来说是很懦弱的”。

就在王梅转身去找韩桐时，不远处忽然有轻微的响动，紧接着她的腰眼突然被尖锐的东西抵住，一个阴沉可怖的声音传到她的耳边：“不要乱动。”这是朱佳宇的声音。

王梅厉声问他为什么要把自己关在这里，朱佳宇的脸色却非常阴沉，什么也没说，走过来逼迫王梅走进地下室的第二个房间。

王梅觉得很害怕，不愿意进去，“他就拿着刀顶着我，然后把门打开了”。那是一间毛坯的房间，门旁依次放着砖块和金属工具箱。朱佳宇把王梅推进房间，王梅扫视着室内的环境，撞见了最可怕的一幕——韩桐瘫倒在平板躺椅上，穿着朱佳宇的咖啡色短袖，全身缠绕着透明的封箱带，和躺椅粘在一起，露出的脚踝也绕着胶带。韩桐的头发、耳朵和嘴巴均被胶带封住，嘴角留有模糊的血渍，眼皮浮肿紫青，眼皮压下来，她吃力地睁着双眼，看向王梅，头部微微晃动。

“当时我太害怕了，不确定小桐的眼神是向我求救，还是叫我快跑。”王梅向警方回忆，“我知道朱佳宇是故意让我看的，当作心理虐待。他下手非常狠，把小桐打得浑身上下都是伤。小桐穿着朱佳宇的衣服，裤子被剪过，我不清楚他有没有性侵过小桐。”

这在后来给王梅留下严重的心理创伤，导致她时常“看见”这个画面，有时在记忆中，有时出现在梦里。她向很多人描述过，“现在我经常会看到小桐头上粘着透明胶带，侧着脸，她的眼睛让我联想到菜市场里放在冰块上的鱼。这种画面几乎每天都出现，一直赶不走，我怀疑是自己的大脑出问题了，非常恐惧，又觉得这是我的报应。”

朱佳宇举着刀，让王梅脱掉上衣，换上沾满油污的蓝白色运动服。接着又递过来一把折刀，注视着锋利的刀面，用左手背对着喉咙，向王梅做了“割喉”的动作，再把细长的折刀扔在地上，让王梅捡起来去割小桐的颈部，“用力一点，速度要快”。

王梅看着韩桐，向朱佳宇摇了摇头。“我看着朱佳宇，他也看着我，又看了看那把折刀，意思是在说，要我去杀小桐，假如不这样做，他就会杀掉我。小桐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就像我的亲姐姐一样，以前我在学校被别的女生欺负，她总是站出来保护我。我知道如果杀掉小桐，这对我意味着什么。”

“你做不做？”朱佳宇手里的水果刀面贴着王梅的后颈。王梅清楚地意识到：这一切都是朱佳宇预谋的，把她和小桐带到别墅之前，他已经做了很多准备工作。

王梅后来向警方供称：“他让我杀小桐的原因，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我一开始以为他这么做是想杀掉我，我认为朱佳宇的精神有问题，自从我在地下室见到他，看到他穿着小桐的衣服，打扮成女人的样子，就觉得他有精神病。站在地下室的朱佳宇跟我以前认识的朱佳宇完全就不是一个人，他已经疯了。”

王梅蹲下来捡起折刀，“当时我如果不割下这一刀，朱佳宇就会杀我，我想保护好自己，同时尽力减小对小桐的伤害，我从来没有想过去伤害她”。

王梅走到韩桐的身边，抚摸着她的头发，哽咽了，眼泪滴在她的脸上。韩桐嘴上缠着胶带，不能说话，泪水也流到胶带里。王梅的手剧烈地抖动，在朱佳宇的逼迫下，她闭紧双眼，用刀在小桐的颈部轻轻划了一刀，但只划破了表皮。

“朱佳宇又逼我划第二刀，在喉部的位置，长度有4到5厘米左右。我看到小桐动了一下，血是慢慢流出来的，我割完以后，刀就掉到了地上，我痛哭起来。”王梅到案后交代。

“哭什么？你让她得到解脱了。”朱佳宇说完，让王梅去探韩桐的鼻息。王梅用手轻轻地放在她的鼻子下方，发现还有呼吸，就撒谎说“已经死了”，“那时候我就想着尽快逃出去，或者马上找一个有信号的地方，然后报警，这样小桐至少还有救”。然后人愣在原地，产生了一种恍若梦中的心理感受，身体好像漂浮起来，眼前的事物都失去了真实感，空间是扭曲的，周遭没有声音，只有昏眩感笼罩着自己，“就像喝醉了一样”。

朱佳宇走过来，又探了一次韩桐的鼻息，反手掌掴了王梅，又自言自语地说了些什么。随即当着王梅的面，随手抄起地上的棒球棍，对着小桐的头部和胸部猛砸了几下。接着，他让王梅换回原来的上衣，跟自己上楼。

朱佳宇捏住王梅的左肩，右手持刀抵住她的颈项，带她穿过灰尘扑鼻的地下室，走向三楼朝南的房间。屋内放着一张大床，平铺着一条棕黄色的珊瑚绒毛毯，床柜有一只折叠式台灯，靠近门窗的地方都放了很大的隔音棉。王梅被朱佳宇拽了进去，“闻到一阵空气清新剂的味道”。

朱佳宇命令王梅平躺在大床上。她躺下后，身体不由自主地战栗，脑海里自动倒放着前几个小时的画面。这时，“反刍”已开始盘踞她的思维活动，在案发后长达数月。她接受不了这个事实：“我亲手用刀伤害了自己最好的闺蜜。”

王梅凝视着面前的朱佳宇，他已经和平常的“男友”判若两人，更令她恐惧的是，朱佳宇似乎在享受这一切。

朱佳宇脱下牛仔裤，露出肉色的丝袜，又坐在床沿，把丝袜从腿上脱掉，扔在地上。王梅这才注意到，他扔丝袜的地方，放着一排各种颜色的高跟鞋。“最早看到他（朱佳宇）穿小桐的粉色衣服的时候，我还只是以为他有异装癖，直到我目睹了他后来那些行为，再看到他穿丝袜和高跟鞋，就觉得很恶心。那时候他可能注意到我的表情，就朝我这里过来了”。

床边的灯开着。王梅借着惨白的光，瞥见朱佳宇的眼神。此刻王梅不再感到恐惧，只有一种深深的厌憎。朱佳宇赤条条地站在床前，盯着王梅，用一种怪异的语调，说“不要骗我”、“为什么都骗我”之类的胡话。王梅并不清楚朱佳宇到底要表达什么，只能默不做声。除了沉默，她现在什么也不能做，求生的本能在心底撞击着她，“朱佳宇他的精神已经不正常了，我只想着逃出去，不然会被他折磨致死”。

王梅看着朱佳宇骑在自己身上，裤子被褪去，她知道朱佳宇接下来想做什么。以往他们也发生过性行为，但今天的性质变成赤裸裸地性侵，朱佳宇显露出了真面目，“我不敢反抗，怕反抗了就被他杀了”。

朱佳宇注视着王梅，挥手抽了她几个耳光。王梅并没有反应，似乎正在走神，像一块木头。朱佳宇很恼火，他畸变成一个“以折磨他人为乐”的人，没有了对方痛苦的反馈，他臆想的“伤害权”便被剥夺了。

后来王梅回忆称：“那时我好像在发呆，他打我的时候，我甚至感觉不到疼，就一直在回忆以前和朱佳宇交往的细节。”可回忆里，她却没有发现明显的破绽——除非朱佳宇是天生的演员，否则他怎么会如此巧妙地扮演成一个“正常人”？

朱佳宇停了下来，和王梅并排躺下。王梅看着白色的天花板，“大脑一片空白，眼前的什么都糊涂了，就像灵魂出窍一样，直到今天我也经常有类似的感觉”。

“为什么？”王梅盯着天花板，眼泪无声无息地流下来。

“不为什么。”朱佳宇转过头警告王梅，“你也别想着逃，逃也逃不掉。也不用报警，这栋房子每个地方都有我装的手机信号屏蔽器。”

王梅又问了一遍：“为什么要杀掉小桐？”

“她可不是我杀的，是你杀的。你刚才用刀割了她的脖子，我最多只是用棍棒补了一两下。我在地下室装了监控探头，这些都可以看到。”朱佳宇看着她，“你现在已经杀人了，警察早晚会把你抓进去。假如你不想这样，现在做什么都得听我的，得帮我的忙。”

王梅没有说话。朱佳宇起身穿衣，扔下一句：“你要是想活下去，就配合我把尸体处理掉。我现在出门买分尸的工具和消毒粉，你最好听话一点，不要乱动。”

看着朱佳宇离开，王梅望向四周，窗户整修过，从外部被封住了，只留下两指宽的窄缝，而且“三楼太高了，我也不敢从窗户那里逃”。

手机没电了，王梅并不清楚自己在“魔窟”待了多久，也许是一整晚，也许已经过了24小时乃至更长的时间。“外面的钟表在走，我听着秒针的声音，心跳突然变快，害怕朱佳宇回来，又怕他一去不回，把我活活饿死在这儿”。

她又饥又渴，房间里没有吃的，床头柜上放着半瓶朱佳宇喝剩下的矿泉水。她本不想喝，可她现在必须活下去，一口喝完后，“我很想吃东西，脑子里一直在想，朱佳宇开车回来之前，我能用什么办法从这里逃出去”。

王梅拧动门把，这是一个老式的圆球形把手，“上面有很多的锈点，锁孔在外面，朱佳宇是从外面用钥匙锁门的”。地上有一块棕红色的薄木板，王梅捡了起来，像发泄似地照着门把狠砸，门把发出奇特的声音，木板裂了，飞屑扬在眼前。接着她又从窗户附近找来一把锈蚀的螺丝刀，戳着门把手的连接处，还是没用。王梅急坏了，一边拧动门把，一边踢门，或许是出于愤怒和求生欲，她有了力气，踢得越来越重。老旧的圆球门把连带着碎木片，硬生生地被她拽了下来，掉落在她的脚背上。

王梅拿起螺丝刀，在门把的内部乱捅，又补了几脚，不知过了多久，她终于把门锁彻底弄坏，出了房间。

现在她必须赶在朱佳宇回来之前，尽快逃离这里。“跑到一楼的时候，我听到一些声音，怀疑朱佳宇藏在周围，就想找件东西用来防身”。

此时，屋外传来汽车的引擎声。王梅走到窗边观察，从窗户的缝隙能望见附近的别墅和车道。不远处，一辆白色的丰田牌越野车显得格外醒目。那是朱佳宇的车，他曾开着这辆车来接王梅下班。

逃生的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了。王梅再度陷入危险的境地，不管自己出现在房屋的任何地方，朱佳宇很快会找到自己，然后残忍地折磨，就像他对待韩桐那样。可王梅不甘心放弃，她低腰躲在窗户右侧，汽车的声音很大，她用耳朵紧贴在窗边听着。

车的声音越来越近，王梅心脏瞬间抽紧，她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突然想起朱佳宇刚上楼时随手放在一楼附近的折刀——就算自己打不过他，至少能保护自己。她猫腰下楼走到客厅，看见那把折刀在茶几上放着。她握起刀，手剧烈地颤抖。刀太短小了，她完全没有把握能一刀将朱佳宇毙命。

屋外传来关车门的声音——朱佳宇下了车，马上就会进屋——王梅浑身颤抖着，情急之下，她想到一个办法，至于能不能奏效，她只能赌一把。

王梅快速走下地下室，几个小时前，朱佳宇持刀挟持她上楼，并没有带上那扇门。地下室一片浓黑，散发着呛鼻的血腥味，仿佛有一条奔涌的血河流经此处。在王梅身后的左边，那个狭小的房间，躺着韩桐的尸体。王梅不敢去看，“想到自己的所作所为”，眼泪又一下流了出来，她很快擦干，现在并不是哭的时候，她迫使自己镇定下来。

她听到朱佳宇走进一楼的房间，大致在客厅方位，“他的脚步声很重，我听得很清楚，还有自己的呼吸声”。她所在位置的上方正好是楼梯，一串沉闷的脚步声在她的头顶响了起来——朱佳宇上楼去找她了，相信用不了多久，他必然会像头野兽，横冲直撞，四处追击着猎物。

此时此刻，她推开地下室的门，动作很快，几乎没有动静。她与一楼大门的距离只有几米，现在正是她孤注一掷的时候。

几乎是同一时间，楼上的脚步声变近了，那个声音越来越急促——这表明朱佳宇正在下楼——王梅猛地窜出去，飞奔到大门，就在她握住把手的一瞬间，零乱迅疾的脚步声已出现在背后，她没有回头，一把推开沉重的房门。

逃出昏暗的“魔窟”，户外的光线很烈，晃得睁不开眼。她几乎成了盲人，在无际的黑暗中奔逃。

“逃出去的时候，我不那么惊慌了。”王梅到案后回忆称，“屋子外面肯定有很多人，附近还有一个地铁站。我想朱佳宇再疯狂，也不会当着大庭广众，拿刀捅我，不然他也不会处心积虑把我和小桐骗到别墅里。假如他真敢这么做，我就求别人报警。”

朱佳宇在后头追着，王梅拼命狂奔，感受到“背后有只手一直想要够到我”，这样下去，她肯定会被朱佳宇抓住。

王梅看到面前停着一辆垃圾清运车，一位司机刚从车上下来，她赶紧上前向对方求救。案卷中记录了垃圾清运车司机黄国海的证言，证实了王梅从朱佳宇控制下逃脱的经过：“我平常是上午七点半左右，把清运车开到小区的。那天我刚开到那里，就被一个女的拽住衣服。那个女人差不多二十多岁，看上去很惊慌，我就问她遇到什么情况。她说自己遇到坏人了，让我帮帮她。后面又冲过来一个男的，个子很高，说他们是夫妻，还警告我不要多管闲事。我说这个小区的人我大部分都认识，怎么没见过你？男人没理我，想把女人拉走。我对他说你再这样，我就直接报警。男人骂了我几句，转身走了。女人就对我说：‘师傅你能不能把我先带出小区，我打个出租再走。’我带着她往小区门口走，她一直拉着我的衣服，手不肯松，然后边走边回头。出了小区，我问她要不要报警。她支支吾吾的，又说不用。这时候，正好一辆绿色的出租车开过来，她就坐车走了。”

王梅一上车就瘫在后座，对出租司机说尽快远离这里。她快要虚脱了，即将昏睡之际，司机叫醒了她，“当时那个司机对我说，我们后面好像有辆车在跟踪，我回头一看，发现是朱佳宇的车，我吓坏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司机说，要不要用减速和靠边停车来试探对方是不是在跟踪我们？我说不用试了，那辆车就是在跟踪，里面的驾驶员是个变态，我好不容易才从他那里逃出来。”

司机问王梅要不要报警，或者他直接把车开到派出所。王梅犹豫了，如果她现在报警，那么被抓的不只是朱佳宇，还包括她自己。她不敢想象，母亲要是知道这件事，会有怎样的反应。

王梅在大脑里快速搜索着可以寻求支持的人。除了韩桐外，她还有一个好友叫徐嘉晨，是一名律师。“我想她肯定能帮我想到好办法”。

王梅借司机的手机，联系上徐嘉晨，说她现在有急事，最好马上能见面。对方说自己在律所，这会儿抽不开身。王梅下意识地看了手机屏幕上的时间：2018年7月31日，上午8：13。也就是说，她在“魔窟”中待了近48小时，而她却一无所知，还以为今天是星期日，徐嘉晨在家。

“就算徐嘉晨在家，我也不能去。朱佳宇很危险，他要是跟进来，我等于把徐嘉晨也害了，那时我心里已经确信，朱佳宇压根就不是一个正常人，什么事都能做出来。我更不能回自己家，朱佳宇知道我家住址。”王梅回忆称。

“那我们就在律所见面吧。”王梅说，“我正好有一点法律上的问题想问你。”

徐嘉晨同意了。

出租车驶到市区，丰田车还紧跟着，司机拐到一个十字路口，“那时绿灯快结束了，出租车司机抢了一下，我们才把朱佳宇的车子甩掉”。

开到律所门口，已经是9点半了。徐嘉晨出来迎接，帮王梅垫了车费。进门前，王梅警惕地回望身后，朱佳宇的车并未出现。

打了照面，细心的徐嘉晨发现很多异常，问王梅怎么了，王梅也不说。王梅被带到接待室，徐嘉晨说手头还有事要忙，到10点半来找王梅，并且随口问道：“小桐怎么没来？你们平常做什么都黏在一起，拉都拉不开。”

听到“小桐”，王梅忍不住哭了。徐嘉晨给她倒了杯开水，安抚几句，先回了办公室。

王梅靠在沙发上，不知不觉中便睡着了。

没过多久，徐嘉晨叫醒了她，说正好临近饭点，不如先到旁边的餐馆吃饭，边吃边说。

据徐嘉晨在派出所提供的证词，当时她们去了一家粤菜馆，“那家店就在我们律所隔壁，王梅刚坐下来，就说她遇到变态了，自己被人胁迫在密室里杀了人，连她自己也差点被杀。我起初都不敢相信，觉得她讲的就像电影里一样，又感觉她不像在说谎，因为她的状态很不稳定，吃饭的时候心不在焉，看起来非常惶恐，筷子都抖掉了，很久才缓过劲来”。

徐嘉晨告诉王梅，你这样是被胁迫的，法律上属于胁从犯，是受到保护的。

在徐嘉晨的陪同下，王梅进派出所投案。民警要求王梅当场打电话给朱佳宇，让他尽快到派出所投案自首。王梅说，别墅安装了信号屏蔽器，他手机没信号，不一定能打通，只能试试看。没想到电话却接通了，民警便手持录音笔在一旁录下整个通话过程，王梅问朱佳宇将尸体怎么处理了，朱佳宇说正在分尸，并让王梅尽快回他家，接着电话挂断。

刑侦三大队赶到后，带着王梅到现场确认案发位置，却没有找到朱佳宇，于是他们来到了充满血腥味的地下室。

据公安局刑科所出具的《现场勘查笔录》显示：“地下室大房间内有五包黑色塑料袋包装的尸块和用一个白色无盖铁皮桶装的一块人体躯干段尸块，尸块表面均粘附有白色颗粒状晶体。南侧地面上有三片已拆封的刀片，一个空的‘中华’烟盒（烟盒上发现指纹），西侧地面上有一把展开的不锈钢折刀，全长15厘米，刀身和刀柄处均有红色斑迹……”

2018年8月1日下午，朱佳宇在另一个暂住处被警方抓获，于当日被刑事拘留。

2018年7月31日，王梅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刑事拘留，公安局在8月24日向区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区院认为王梅被胁迫杀人，属于胁从犯，做了不批捕决定，并且在《不批准逮捕理由说明书》上写明：“目前无证据否定犯罪嫌疑人王梅的辩解并指向其具有故意杀人的主观故意，同时本案的案发过程也客观印证了嫌疑人王梅的供述，其所有行为均系在犯罪嫌疑人朱佳宇的控制胁迫下实施，因此不足以认定王梅的行为涉嫌故意杀人罪。”

而朱佳宇被刑拘后，他的监所生活却让管教和犯人们感到头疼。

进看守所的第一天晚上，朱佳宇就在监室内发生了斗殴行为。睡在他身旁的犯人向管教打报告称，半夜3点多，他睡得很沉，忽然觉得耳垂奇痒难耐，他忍不住去挠，感觉湿漉漉的，睁眼一看，吓得不轻——朱佳宇正匍匐在他身边，用舌尖舔着他的耳垂。

朱佳宇被抓了现形，竟然毫不慌张，反而像吊死鬼那样吐着长舌，形貌悚然。被舔耳朵的犯人感到奇耻大辱，叫醒了所有人，大伙蜂拥而上，将朱佳宇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

凌晨4点15分，管教民警找朱佳宇约谈，他揉着满是淤青的脸威胁管教说：“我不习惯跟别人挤在一起。你赶快把我调进单人监室，不然我就自杀。”

管教并不同意他的申请，事后向驻所检察官说明了原因：通常情况下，将新收的嫌犯关进单人监室，是非常冒险的。尽管每个监室都有24小时监控，但是新犯刚入所，管教尚未完全掌握情况，加上单人监室没有其他犯人的“照看”，犯人更容易做出自残自杀的行为。

诉求落空，朱佳宇并没有罢休。次日下午2点，驻所检察官例行巡监，刚走到他们监室门口，朱佳宇便大声嚷嚷起来：“报告检察官！我要举报管教民警，他对我进行人身攻击、体罚还有精神虐待。”

等到朱佳宇坐进了谈话室，检察官让他详列管教的“罪状”，他却开始变得支支吾吾，眼看瞒不过，就胡乱说了一堆自相矛盾的话，很快就被识破了。

检察官做了训诫教育，嘱咐他遵守监规监纪，朱佳宇却又换成一张笑脸，说：“我就想到外面，随便找个人聊会儿天。监室里又臭又闷，还是这里凉快一点。”

此外，朱佳宇还存在其他更过激的行为，比如他在管教民警巡查时，突然放声歌唱，邀请管教跟他一起唱卡拉OK。管教把他训了一顿，他委屈地大哭，干脆脱光了囚衣，赤条条地站在原地跳舞，事后对他人说自己是被“鬼附身”。

那天下午，一个二进宫的犯人凑到他身边，幽幽地说：“新来的，你是不是想装精神病，逃避法律的制裁？”

朱佳宇朝他摆了鬼脸，舌头吐在外面，撕扯对方的囚服。犯人们想把他按住，可他一边竭力挣脱，一边朝犯人脸上吐痰，说自己有传染病，“谁碰上谁倒霉”。

由于朱佳宇的恣意妄为，先后被管教上过三次械具，最后一次是“临时固定”。据管教回忆，被“钉”住以后，朱佳宇很不服气，在监室放出诡异尖利的歌声，管教对他说：“过段时间做精神病鉴定，就知道你是真疯还是假疯。”

几天后，朱佳宇接受司法精神医学鉴定。鉴定的主要负责人叫袁立军，2005年就进所工作，练成了一双“火眼金睛”。后来我在审查复核证据的时候，跟他做过电话讨论，袁立军告诉我：“我最早看了讯问笔录和公安提供的讯问录像，就感觉他在演戏。”

当时，警方向袁立军提供的刻录光盘共有5张，包括讯问和辨认录像。袁立军观看录像后，结合案卷材料，推测朱佳宇可能在“装精神病”，于是他给民警写了补充侦查申请，“我要求民警对他（朱佳宇）的身边人做调查走访，如果他患有精神疾病，在生活中就会有一些反常的迹象，他的家人朋友不可能没有察觉”。

现场鉴定那天，袁立军和其他几位鉴定员坐在朱佳宇对面。见到铁栏对面的陌生人，朱佳宇歪着头，冲着他们傻笑，袁立军问了几个问题，朱佳宇要么沉默，要么就围绕着“有人害我”。

比如，袁立军问他：“为什么要住单人监室？”

“因为有人要害我。”朱佳宇说，“你也要害我对不对？”

袁立军观察着朱佳宇，顺着他的思路，继续问：“他们为什么要害你？”

朱佳宇白了他一眼：“我怎么知道？”

“他们是不是觉得你在装精神病？”袁立军紧咬着不放。

“我装什么了？装给你个傻X看？”朱佳宇看着对面的鉴定员，表现得很不屑，眼神流露出惊惧和愤怒，而一个精神病人面对这类问题，往往不会有这样的辩解。

“不要再演了。”袁立军打断了他，看了一眼其他鉴定员的笔录，“你的演技很拙劣。”

话音未落，朱佳宇像被揭穿了似的，突然恼羞成怒。可是他的辩词完全不像袁立军以往接触过的精神病患。在几位鉴定员的观察和提问下，朱佳宇像挨了一面照妖镜，逐渐变回原形，向袁立军吐露出自己埋藏的秘密。

鉴定结束后，袁立军写下司法鉴定意见：“被鉴定人朱佳宇意识清晰，思维连贯，情感协调，未发现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在本案中应评定为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目前具有受审能力。”

由于朱佳宇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依照《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区院将案件移送到市检察院审查起诉，由我所在的“重一”组组长张涛带头办案。

张涛在“重一”待了十年，研读过的卷宗已不可数，常年独行在案卷中的“尸山血海”，与杀人恶魔交锋，造就了张涛鲜明的办案风格——面对丧失人性的杀人犯，张涛的“打法”凌厉凶悍，绝不会留给对手任何喘息的机会。

收案阅卷后，张涛把组员召集到会议室，讨论的内容聚焦在这几个问题上：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王梅的定罪量刑。我和另一位检察官产生了分歧。他认为，尽管王梅受胁迫杀人，但她实施的行为和被害人的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应当退回补充侦查并追加起诉王梅；但我坚持认为，案件现阶段的证据并不充分，不能确认其中的因果关系，因此不能认定王梅构罪——“首先，王梅平常和被害人韩桐的关系非常要好，她也多次提到，自己并没有杀害韩桐的主观故意。她在朱佳宇以杀害她来胁迫的情况下，用折刀在韩桐的脖子上划了一刀，因为她并不想伤害韩桐，所以用力较小，根据法医鉴定，她刀割的地方远离动脉；其次，朱佳宇到案后交代，当时韩桐并没有死亡，是他自己用棍棒捶打韩桐，也就是尸检报告中所说的钝器伤；第三，尸检报告并没有确认韩桐的死亡是由王梅一人所造成的。”

第二个问题是朱佳宇的作案动机。他在公安阶段的供述很不稳定，起先是交代自己胁迫王梅杀人，仅仅是为了“寻求刺激”。但他到了第三份笔录开始翻供，称王梅主动要求杀死被害人韩桐。而且他始终没有承认，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和被害人韩桐之间存在情感纠葛，因此并不能简单定义为“情杀”。

张涛组长听完我们的讨论，随后做了总结：

“你们刚才讨论了王梅的定罪问题，我同意区院的意见，依照《刑法》的规定，王梅被迫参与杀人犯罪，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但是为了查清案件事实，应该让侦查机关补充移送，一并追诉。目前王梅取保候审在家，你们电话告知她，叫她到检察院接受调查，随叫随到，并做同步录音录像。

“另外就是朱佳宇的口供，他辩解说王梅主动要求杀人，这要进一步核查。既然已经排除了精神病，我们可以初步推测，朱佳宇在看守所装疯，还有他所说的追求刺激，很可能在故意掩盖某些重要的信息。所以我们有必要去看守所找朱佳宇再做一次笔录，这一次从他的犯罪动机切入，继续深挖。”

（文中人物、地点均为化名）

《重一组纪实：恶魔的秘密》，明天继续……

编辑 | 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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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权

犯罪学协会成员，现为人民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