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百川的广东容许全国各地的人在它的血管里经过、停留、驻扎。然而，这个城市也是傲慢冷漠的，它不容许我顺着血液走进它的心脏。
配图 | 《奇迹的女儿》剧照
人在城中·Living in City丨连载
千禧年刚过，我中专毕业了，国家却不再包分配了。那个春节，但凡有点能力的家长都在四处找门路，想让自家孩子搭上“包分配”的末班车，而我爸爸佝偻着身躯，苦着一张皱纹横生的脸，愧疚又无奈地对我说：“工作的事，爸爸实在是没有能力了。”
在我决定考中专的时候，爸爸给我的未来作过计划，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在我上中专的第一年，家里遭受了一连串的变故，以至于我3年的学费和生活费都是妈妈遭受着白眼和讥讽一分一分借来的——那时我很怕回家，因为只要一回家，妈妈就要出去借钱，有时实在借不到，她就背着我偷偷抹泪。年年大年三十，来我家里讨债的人络绎不绝。
跨入新世纪，繁华热闹的广东正吸引着全国各地梦想“淘金”的人，南下打工的大潮浩浩荡荡。17岁的我思忖再三，觉得家里确实到了需要我出力的时候，就收拾了简单的行装，跟随一个有着3年打工经验的小姐妹陈怡，坐上了开往广东番禺的大巴车。
车子驶出我熟悉的景色，进入陌生的地界，天色也渐渐由明变暗。车里的一夜很漫长，我和陈怡趁着天黑在无遮挡的路边上厕所，在气味混杂的车厢吃盒饭，窘迫又慌乱。其他时间则是睡了醒，醒了睡，一切都生出不真实的感觉，像是在梦里。
陈怡初中毕业便辍学了，在广东番禺进过鞋厂、电子厂，当时在一家电缆厂上班，工资待遇不错。得知我一直惦记着家里欠的债，陈怡在昏暗浑浊的车厢里对我说：“在广东，只要你肯做事，总能挣到钱。”
我大受鼓舞，心想：有了钱，我就能帮爸妈还债，他们就不用那么辛苦了。出门前，妈妈拿出家里所有的钱都给了我，一共200来块。她有点懊恼，因为拿不出更多。我安慰她：“没事，哥哥在那里，没钱了可以找他要。”其实我们都知道，这句话苍白而无力。
哥哥比我大9岁，很早就外出打工了，平日与亲人相处少，所以感情并不亲厚。一直以来，家人不知道哥哥在外面过的是什么日子，可家里发生变故后，更多的压力落在了哥哥的头上。我不了解哥哥的痛苦，只知道他不愿意回家，也不寄钱回来。如今我去投奔哥哥，也是前途未卜。想到这里，我心里慌乱，酸楚得紧，还没到广东，便开始想家了。
到了半夜，车上有人说“到韶关了”。那时，我不知道韶关是什么地方，后来晓得了，到了韶关就到了广东的地界。
抵达番禺已是第二天上午，明晃晃的阳光是我对这个城市的第一印象。然后就是扑面而来的南国的热浪、反射着阳光的高楼，还有熙熙攘攘操着各种口音的人群。
这里的一切，都是亮堂的、忙碌的、纷杂而又新鲜的。
大巴停下来，我脚一着地，七八辆摩托车便见缝插针地围拢过来，摩的司机们操着一口蹩脚的普通话嚷嚷：“靓女，去哪里？上车！上车！”
他们围着我们，相互之间你踢我搡，我没见过这阵仗，有点怯，躲在陈怡背后。陈怡很老练，她跟一个看上去比较厚道的摩的司机讨价还价，随后我们坐上了这人的摩托车。
摩托车风驰电掣，我一手紧紧护着自己的行李，一手使劲抓住摩托车的后座架，生怕一不小心被抛出去。微热的风和着灰尘拍打在脸上，这就是广东的气息。陈怡跟我说，不要一个人坐摩的，晚上也不要一个人出去，“陌生人跟你说话不要理，这里的治安不太好”。我对这个城市立即充满了好奇与害怕。
穿过林立的高楼、热闹的人群，摩托车往愈加荒凉的地方驶去。如果不是陈怡坐在上面，我都要怀疑这个摩的司机要将我载到偏僻的地方卖了。
最后，摩托车在一个叫“钟村松岗”的地方停了下来。这里跟我们刚刚见过的高楼大厦有着天壤之别，一大片低矮简陋的廉价出租屋集结于此，收留着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我哥哥就租住在这里。十几平方的房子除了他以外，还住了一对夫妻和一个年轻人。两张上下铁架子床占据了这个房间的大部分地方，蚊帐一放，就算是一间小屋；中间摆着一张小桌子，是公用的；小小的卫生间改作厨房，里面只能做饭、洗澡，上厕所得穿过若干这样的房子，到尽头的公厕去。
那天，哥哥对我的到来并无欣喜，但还是给我准备了一张床。第二天，我就领略到了什么叫“治安不太好”——我晾在外面的衣服被人偷走了。
从家里带来的200多块钱维持不了多久，我得抓紧时间进厂。
哥哥每天要做事，没时间陪我，我就跟着几个刚来的老乡，天天在附近的厂门口转悠。钟村有很多工厂，无论大小，只要贴出招聘公告，门口就会聚集一堆满脸期待的男女老少。我同他们一样热切地往招聘公告面前挤，保安一脸不耐地喝斥：“挤什么挤？一个一个来！”人群立刻止住了骚动，还有人对着保安点头哈腰，恭敬又讨好。我们望着他们，满脸艳羡与向往；他们望着我们，满脸不屑与优越。
好不容易挤到前面去看，我发现这些工厂不是要熟手就是要拥有更高学历、更多技能的人。我一无所长，学历也低，接连几天都没有找到工作。手里的钱在一天天减少，我有点焦灼，躺在小床上放下蚊帐，我一个劲地淌泪，想家想妈妈。
那时，外地人到广东居住一个星期以上都要办暂住证，为了省下几十块钱，我没有办，同屋的年轻人也没办。
哥哥跟我说：“如果晚上有人来查暂住证，你就要跑出去躲起来，不然被抓到了，要么罚款，要么遣送回去。”所以，每个晚上我都睡得提心吊胆的，外面有一点声音我就会立刻惊醒，侧耳细听，等确定没事才敢重新躺下。
有天晚上，我睡得迷迷糊糊，外面突然传来杂乱的脚步声，有人大喊：“快跑，查暂住证了！”
哥哥马上翻身起来，压着声音对我喊：“快起来，跟我走！”我迅速爬起，穿上拖鞋懵懂地跟着他跑出门。隔壁巷子里人声喧闹，不时有几束手电筒的光线射向夜空。黑暗里，“呯呯”的拍门声和叫门的吆喝声不绝于耳，我们七拐八绕地跑到另一排出租屋跟前。
哥哥在一个门口停下，轻轻敲门，里面随即传出一个警惕的声音：“谁？！”
哥哥用家乡话回答他，门轻轻地开了，里面探出一个脑袋。原来，这人也是我们同村的，哥哥和他在一个工地上做事，他这里已经被查过了。
这晚，我们在房里待了很久，等惊魂稍定，我才发觉自己跑丢了一只鞋。这次深夜奔跑，让我体会到了大城市的盛气凌人，不好接近。后来，我把这段经历讲给陈怡听，她淡然地说：“我刚来的时候也跑过，那些查证的人很凶的，抓到跑的人会打。你还是去办一张，免得提心吊胆。”
我后怕又庆幸，嘴里“嗯嗯”地应着，可办证的钱依然没有。
住在松岗的人，无论是进了厂还是在工地做工，白天都是枯燥难捱的。只有到了晚上，才能穿上自己体面的衣裳，走出低矮逼仄的房子，释放一天的的疲累与压抑。
陈怡进的厂子就在松岗附近，她下班后经常会来看我，带我四处逛。这里的夜晚很热闹。糖水店里有一对对情侣，士多店里的年轻人川流不息，还有摆成一长溜的夜市，卖着各种各样的东西。最热闹的还是溜冰场，里面响着震耳欲聋的音乐，亮着五颜六色的彩灯，姑娘小伙变换着不同的姿势，一圈圈地挥洒着汗水与青春。
我和陈怡很喜欢去围观，跟大叔大婶们一起讨论哪个人溜的好，哪个姿势帅。陈怡怂恿我一起去溜，我忙不迭地摆手：一来不会；二来费钱。那时候，一天中我最快乐的事，莫过于逛累后陈怡请我喝一碗糖水。广东人对甜最有研究，一碗糖水做出各种花样，每天喝都可以不重样。
碰到陈怡放假时，她会带我到稍远一点的地方去玩，比如她爸爸做事的工地。去的时候，我们要穿过一个漂亮的小区，那里有穿着笔挺制服的保安。
小区里的房子很豪华，亭台水榭错落有致，到处种着花草树木，大片大片的草地叫我直想在上面打滚。小区里头的空气似乎都要比外面的清新，更没有热浪与灰尘。陈怡告诉我：“这是祈福新村，我爸爸一直在修建这里的房子。”
小区里配备了24小时开放冷气的超市，陈怡带我到里面逛了一圈，悄悄地说：“看看就好，贵的要死。”我不敢用手去碰商品，只趋近看看价格，不由得咋舌。
在我眼里，住祈福新村的人就像住在天堂，他们悠闲地散步，脸上有业主的自豪与泰适。我对陈怡说：“有生之年能住进这样的房子里，我就满足了。”
陈怡吐了吐舌头：“我不敢想，做梦都不敢想，这里面的房子很贵很贵。”
3月的广东像进入了夏天，热浪灼人。穿过祈福新村，我们又踏上了灰尘滚滚的土路。
路的尽头是一大片低矮的木板房，周围到处都是生活、建筑垃圾。在这里，神情疲惫的男人和蓬头垢面的女人随处可见，还有赤着脚到处跑的小孩子。女人操着各种方言，尖着嗓子怼男人、骂孩子，随后他们或蹲在自家门前端着碗大口吃饭，或继续旁若无人地吵闹。
陈怡的爸爸住在一个简易工棚里，我们在他的木板房中看到了一个年轻人，他是陈怡的表哥，也是来广东找工作的。看到我们，表哥脸上露出欣喜的表情，当时，他手里正捧着一本书。
我接过书翻了翻，却看不懂，我问他：“这是什么书？”
“计算机，Windows97。你们没有学过？”
我有点不好意思，笑着说自己在学校里只学了简单的计算机语言和打字。陈怡表哥说自己也没学过，继而笃定地说：“我现在自学，以后会是计算机的世界。”
我望着他，黝黑的脸孔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泛着光，眼里满是希望与憧憬。我那时还有点懵懂，只知道找到一份糊口的工作最重要，然后才能去想其他的。
后来，我再没有见过陈怡表哥，不知道他是否进入了他想进入的世界。
在身上的钱快要用光的时候，我终于进了一家化妆品工厂。这个厂不大，只有几百员工；位置偏僻，离我哥的房子挺远；工资也不高，然而我却没得选择——这是找了将近1个月以来，唯一不要求熟手与技术的工厂。更何况，进厂以后食宿有了保障，还不用再担心暂住证的问题。
在这家工厂里，我做过很多事：装罐、拧瓶盖、铁架床刷漆、去办公室整理文件……下班了，我就待在宿舍里，因为附近没什么可逛的，只有一家卖日用品的杂货店。只有到了放假的时候，同事们才会结伴去逛钟村。
番禺是一个古老的城市，钟村还残存着一些古老的印记，里面有迷宫一样的巷子，抬头望去，巷子里的天空是窄窄的一线，更多的是挤在一起的杂乱无章的电线。
巷子两边的房屋有新有旧，住户大部分都是本地人。古旧的木板门里常年照不进阳光，黑咕隆咚的，定睛看去，总能看见里面坐着一个穿老式布衣的老头或老太太。
有时，我们能在巷子里看见一棵老榕树；有时，能看见一间庄严肃穆的古祠堂。从昏暗的巷子彻底穿出去，才是亮堂的街面，人像突然进入了一个新世界。
街面现代又喧闹，店铺密密麻麻，老板大多是本地人，他们穿着肥大的短裤、趿着拖鞋，用一口“广普”招揽生意。我们虽是顾客，但他们并不认为我们是上帝，不耐烦时，飚出一串叽里呱啦的白话，就像说外语。
不过，这并不影响穿着各种厂服的少男少女逛街的心情。男孩子们将头发染得五颜六色，女孩子们蹬着厚厚的松糕鞋，大家手拖着手，大声说笑，将青春与活力注入这座古老与新潮糅杂的城市。
工厂的生活很沉闷，年轻男女除了逛街，多用谈恋爱来释放无处安放的荷尔蒙。
进厂没多久，同一条生产线的人就开我玩笑，说有个男孩子喜欢我。他们指给我看，我望过去，只看到了一个矮小的身影，别的啥也看不清。我觉得奇怪：每天上班，大家用衣服、帽子、口罩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相貌都看不清，他怎么就喜欢上我了呢？
一个放假的晚上，这个男孩约我出去玩，我怕丑又害怕，坚决不肯。女孩们嘻嘻哈哈地把我推出宿舍，然后将门反锁，又把我的鞋子从窗户里扔了出来。
男孩提议去钟村逛夜市，我这才看清他的长相，很普通。进厂的第一个月是不发工资的，我平常逛街只能瞧热闹，基本不敢买东西。有时实在馋了，就买一点廉价饼干和方便面。那时我心里苦闷，无意谈恋爱，便执意不肯去。
男孩软磨硬泡，纠缠不休，无奈之下，我只能与他同坐一辆摩的去了钟村。街上的音响播着绵绵情歌，春日的微风里，明亮的灯下，尽是一对对拖手搭肩的小情侣。
在工厂日复一日的禁锢下，不少人谈恋爱，只是为了寻求一点慰藉，抱团取暖，试图给枯燥乏味的生活增添点乐趣，并无太多深情。当有一天要为了生活与前途做出选择的时候，他们又会各奔东西——这并不是我想要的感情。
男孩走着走着，就想牵我的手，我立刻将手插到兜里。回去的途中，坐在摩的上，他的手有意无意地搭在我的腰间。我很反感，拍他的手，回到厂里便不再理他。
以后，无论旁人再如何开玩笑，我都冷着脸不再搭腔。这个男孩很识趣，也不再约我了。
浑浑噩噩做了2个月，我从化妆品厂辞工，掏了几百块入厂押金去了一家名叫“骏升”的电子厂，身上的钱就所剩无几了。
这个厂很大，厂区开阔，里面都是笔直的水泥路，路旁栽种着各式各样的花草树木。有单独的办公楼、几幢堡垒一样的车间、员工宿舍楼、食堂、士多店，环境挺好。
电子厂的工资和加班费高，管理也很严格，车间里要保持一尘不染，进入车间之前要换衣服、鞋子，戴帽子。坐在流水线旁边的工人用镊子镊起一个个米粒大小的元件粘到电路板上，位置不能有错，不能粘歪斜，一点偏差就会使整块电子板沦为废板，要打回重做。上班第一个星期，因为时时刻刻要低着头，我的脖子和眼睛都很痛。
车间里的冷气开得很足，上班时间，大家的精神都高度集中，里面一片死寂，只有机器发出的轰鸣声和组长们偶尔发出的喝斥声——组长的脸都很冷，基本不会笑，对待工人只有命令和喝斥。
当时，坐我旁边的妹子叫阿洁，算是我半个老乡。她爱笑，没心没肺，很快我们就成了朋友。阿洁爱吃陈皮，老是在工衣的上口袋里放一包，上班稍有空隙时就摸一片放进嘴里，有时也摸一片递给我。酸酸甜甜的味觉刺激能让人精神一振，不至于打瞌睡，然而这种行为是不被允许的。
那天，阿洁上班偷吃被组长逮了个正着。组长一阵旋风似的冲过来夺过陈皮，高高地举起，嗓音尖利地喊道：“痴线，上班时间食嘢，你惊系（真是）脑进水！”她白话杂着普通话训了阿洁一通，我们都埋头做事，大气都不敢大出。
期间，我偷眼去瞧阿洁，她脸颊红红，泫然欲泣。待她坐下，我推推她的手，想安慰一下，谁知阿洁朝我做了个鬼脸，眼泪瞬间收了回去。
然而，我却没有这么强的承受能力。一次，我将一个有十几只脚的零件粘反了，组长让我站起来，训了我一顿。当时，我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感觉周围有数十双眼睛都在盯着我，看我的笑话。
我心情很差，下班后回到宿舍蒙头睡觉，眼泪浸湿了半个枕头。阿洁安慰我：“没事啦，训着训着就习惯了。走走走，我们松岗玩去。”说着，她不由分说将我拽了出去。
松岗的入口处，是闲汉们的聚集地。每次只要有年轻女孩经过，他们便吹口哨起哄，嚷嚷着：“靓妹，去哪里，要不要哥哥陪？”
我脸皮薄，总是低头红脸快速通过，经常惹得身后一片哄笑。可阿洁不一样，她昂首挺胸，不急不徐，像是走在红毯上的女明星。那天，她“教训”我：“你跑什么？要享受男性的赞美。”
我目瞪口呆，骂她“痴线。”
电子厂有规定，工人进厂2个月后才会发工资，我身上的余钱很快就见底了。那时的我敏感、内向又自卑，还有各种莫名其妙的不好意思，怎么也开不了口向同事借钱，不得不去哥哥那里蹭饭，然而哥哥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朝不保夕。
那天中午，我口袋里再掏不出一分钱了，只好顶着火热的太阳走去哥哥的出租屋。此时的广东已经进入5月，热气蒸腾，别人都是短袖凉鞋，而我还穿着从家里带出来的长袖厚裤，脚踩一双冬天的毛皮鞋——出来这么久，我一直没有余钱为自己买新衣新鞋。
因为肚子很饿，我走路都有点虚浮了，等到了地方，发现冷锅冷灶，也不见哥哥的人影。等了半晌，哥哥慢悠悠地回来了，他一看见我便说：“没钱买液化气了。”
我鼻子一酸，强忍着要掉下来的眼泪，迷迷糊糊地走在大太阳底下，准备回厂里继续上班。这个中午，我没休息也没吃饭，整个人像浸在汗里，浑身粘腻难受。下午上班简直像在受刑，感觉自己随时会晕倒。好不容易捱到下班，我已经饿得怀疑人生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去找陈怡。
到了陈怡的厂门口，我拜托一个工友去叫她，工友不多久就出来告诉我，陈怡要上晚班，9点才能下班，“她让你到松岗等她”。
我饿着肚子，拖着双腿，漫无目的地乱逛，一阵一阵的悲戚涌上心头，怎么也压不下去。我觉得，每一个从我身边路过的人都在嘲笑我、可怜我——“一个连饭都吃不上的可怜虫”。
那天晚上，等到陈怡大声唤我名字的时候，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却还是强颜欢笑。得知我一天没吃饭了，陈怡连忙带我到夜宵店里点了一大盘炒河粉，我风卷残云，一扫而光，觉得食物竟然如此美味。
随后，陈怡将身上的钱都拿给我：“其他的钱都寄回去了，身上只有这么一点，你先拿去用。”我跟她之间无需客气，我接下了，只说：“发了工资还你。”
陈怡借的钱只够伙食费，买鞋子是万万不可能的。天气越来越热，我的鞋子越来越重，每次有人看向我，我就尽量把脚藏起来。当时，我唯一的期盼就是快点发工资，不然我的脚就要闷出脚气了。
一天，我去哥哥的宿舍里玩，他的一个工友看我大热天穿着一双冬天的鞋子，问道：“怎么不穿凉鞋？”
我窘得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红着脸说：“还没发工资，没钱买。”
他当即从身上掏出100块钱，塞到我手里：“这个借给你，去买双鞋子。”
一开始我有点懵，没反应过来，连道谢也忘了，更不用说问人家的名字了。我攥着那100块钱，像攥着一束温暖的光，只知道追上去，冲着他的背影说：“发了工资马上还你！”他挥了挥手，走了。
后来，等我发了工资的时候，这人已离开了松岗。四处漂泊的打工人，就像没有根的浮萍，今天在这里，明天不知在何处。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他的下落，也没有还上那100块钱。
我一直惦记着这件事，不止一次问过我哥，但他也一无所知。
在电子厂工作的那段记忆中，也不全是苦的，日常生活会有一些小小的乐趣。比如下了班，不出门的时候，我们宿舍里的小姐妹会一起去走廊上看电视。
那时候，每层走廊上都放着一台电视机，摇控器由宿管掌握。《怀玉公主》热播时，我们掐着点儿冲凉，披散着湿漉漉的头发去占位置。4条板凳排排坐，看得不亦乐乎，到了放广告的时候，大家就回宿舍泡上一碗泡面，然后端着碗回到走廊，一边吸溜一边谈论剧情。
夏天热得睡不着，晚上熄了灯，我们就会把席子从床上拿下来，一起铺在吊扇底下，然后小声聊天。
一个满脸都是青春痘的女孩跟我是同乡，她说话咋咋呼呼的，像个男孩子。她说自己不喜欢现在的工作，我问她想要做什么，她说除了打工也不知道做什么，“换一家更大、工资更高的厂吧，家里还有一个弟弟要读书”。
还有一个高高胖胖的广西女孩，每天都乐呵呵的，好像没什么烦心事。她家里姐妹很多，妈妈没有精力，也没有能力管她，她把每个月的工资都存下来，说要给自己准备嫁妆。她笑着说：“遇到喜欢的人，我就贴嫁妆嫁给他。”
快入睡的时候，我迷迷糊糊地问她们，有没有想过一直留在广东。她们沉默了一瞬，之后都肯定地回答：“不会。”
我问自己同样的问题——我也不会，因为广东不是故乡。
随着时间流逝，我慢慢适应了工厂的生活。电子厂的第一笔工资发下来后，我留下小部分当作生活费，把其余的钱都寄回了家。虽然那点钱对于家里的债务来说只是杯水车薪，但我觉得自己终于能帮爸妈扛起重担了。
那天从邮局出来，阳光特别灿烂，天空特别明亮。之后，我渐渐开朗起来，也和众多的打工妹一样，穿厚厚的松糕鞋、肥大的阔腿裤、又紧又短小的上衣，嘴里偶尔蹦出一句“痴线！”我们张扬地走在街上，出入糖水店和溜冰场，享受男孩们追逐的目光。
我以为，我在慢慢融入这个地方。
除了阿洁，我还跟一个比我年长的四川大姐成了朋友。我们仨经常一起上下班，一起吃饭。我18岁的生日是她们陪着过的，她们送了我一束花，我捧着这束花在照相馆里照相。照片里的我对着镜头傻笑，脸上是无畏的天真。
四川大姐的老公是个瘦小的汉子，戴了一副眼镜，教书先生的样子，在五金厂打工。阿洁找了一个广西男友，工资比较高，两人租住在一栋老式的民居里。这种房子阴暗潮湿，常年不见太阳，青砖墙壁和石板地面常常会长出野草与青苔，散发出一股霉味，但租金也是我不能承受的。
每次放假，我们就聚集在阿洁男友的出租屋里，大家买菜做饭，一起逛街，晚上5个人横躺在木架床上，一直聊到深夜。大姐说，等她赚了钱就要将家里的房子砌起，再存点养老钱，就不出来打工了。她老公接过话：“那最少还要在这里做10年。”
我问他们想孩子吗？他俩一齐沉默了，半晌才说：“想，怎么不想，可不是没有办法嘛！”见气氛有点沉重，阿洁快活地接过话，说自己和男友未来要在这里买房。我们一齐咋舌，觉得在这个连月光都照不进来的小房子里，竟也藏着大大的梦想。
等聊累了，大家各自沉沉睡去，我在黑暗里想：我的梦想是什么呢？想了半天，最后竟然毫无头绪。
当时，我跟同学们写信，发现大家都面临着同一个困惑——到底想要什么样的工作呢？因为不包分配，在家乡找工作很难；在外打工，又因学历低、没技能，只能做最底层的工作。有几个家庭条件好的同学选择回去继续读书，更多的人像我一样，随着改革的浪潮漂浮，有心无力。
明明才从学校出来大半年，我却总感觉恍若隔世。无数个夜里，我不能入眠，那本从家里带出来的自考用书，我都没有去翻。我怕一翻开，它们就会对我发出刺耳的嘲笑。
进厂以来，我都只在钟村周围转，第一次去番禺市，已近秋天。
以前我以为钟村已经很热闹了，没想到去了市里，才发现钟村顶多只算热闹，而番禺是繁华。这里高楼林立，人潮如织，车如流水，到处都是身着套装的白领。
阿洁望着那些妆容精致的女孩，眼睛都直了。她瞧瞧自己身上的阔脚裤和松糕鞋，失望地说：“我怎么觉得我们这样穿不叫潮流，叫土呢？你看她们，多漂亮。”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什么是差距。同样是在广东打工，番禺和钟村的世界却完全不同。也是在那一刻，我的梦想有了一点模糊的轮廓。我突然想起了陈怡的表哥——那个在热得像蒸笼一样的简易工棚里自学计算机的男孩。
回到钟村后，我开始不安于枯燥、乏味的流水线工作，也愈发对本地人对我们透出的轻蔑态度感到不满——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海纳百川的广东容许全国各地的人在它的血管里经过、停留、驻扎。然而，这个城市也是傲慢冷漠的，它不容许我顺着血液走进它的心脏。我于它，只是个过客而已。我开始有了逃离的想法。
促使我下定决心离开的是一次请假。当时，学校通知我们回去领毕业证，我递上请假条时，组长好奇地问我老家在什么地方。我如实回答后，她的语气中带着优越与怀疑：“娄底？有这么个地方吗？”
面对她的孤陋寡闻，我无力辩解，隔天就递了辞工书。
我背上简单的行李，跟宿舍的姐妹们告别，就走出了工厂。阿洁和四川大姐送我到厂门口，拥抱告别时，她们问我：“回去准备做什么？”
我说：“提升学历，学一项技能，不打死工。”
看得出，她们努力把不解压在心底，终究没把那句“读了书，还不是照样要出来打工”说出口。
我回头望望身后像堡垒一样的车间，穿浅蓝色工服的人流正如潮水般涌出来。其中大概有广西女孩、河北男孩……他们年轻的脸上还长着青春痘，神情却俱是麻木与疲惫，空洞与迷茫。
我吁了一口气，心里一阵解脱。
当大巴驶离繁华的城市往家的方向开去时，我的内心激动不已。短短一年，我好似尝尽了人生百味，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广东，我还会来的，但不是作为一个打工者，而是一个可以和你平起平坐的人。”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编辑 | 罗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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