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的中国：一柄顶向苏联后背的利剑

　　关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美、中苏关系的变化，我们作为中国人，大概是了解自己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不过，若是从美国的角度，尤其是中央情报局这样的重要情报机构、五角大楼这样的国防机构和美国国务院这样的外交机构专业视角看，则别有一番认知。下面我将予以讲述，即美国眼里冷战后期的中国角色——“一柄顶向苏联的地缘政治利剑”（比尔凯西1981年4月）

1949年10月，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和亲美国民党政权的溃败，统一的红色中国开始在东方屹立，这个大国最开始是一边倒地亲近苏联的，并与美国在朝鲜战场上打了一仗，但是随着赫鲁晓夫时代中苏之间的一系列分歧慢慢演变成尖锐的矛盾，双方的冲突开始升级。在勃列日涅夫时代，从1968年到1969年，中国与苏联在边境地区发生了多次严重的冲突，两国一度几乎濒临战争边缘。

[ 注：里根的国防部长Caspar Willard Weinberger，对苏联强硬派，人称“冷战武士”，在自己的回忆录《为和平而战》谈到1969年的中苏边境冲突时写道，“确保中苏关系恶化乃至对抗，乃是美国在亚欧大陆的重大利益” ]

这给了美国以机会，从尼克松开始，美国开始利用中苏之间的矛盾实现自己的目标。

1969年，美国总统尼克松上台后，亟需处置令美国焦头烂额的越战问题，北京作为北越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对形势发展具有举足轻重影响，当时尼克松亲眼目睹边境冲突的不断升级，欣喜若狂，乃在该年下令宽限对大陆的贸易限制，传递向大陆示好的讯息，并在1971年派出自己的国家安全助理基辛格访问中国，1972年2月，尼克松更是亲自访问中国，中美两国矛盾开始缓和，实际上，当时尼克松和基辛格此举的主要目标在于希望中国能够支持美国与北越的谈判以及后续的撤军，但后来这一举动慢慢展现出战略意义。

[ 注：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中国，签署了《上海公报》。在公报中，美国做出了从自身角度看看来的重大让步，冷酷无情地无视“铁杆盟友”——台湾国民党政权的诉求，承诺会为外交关系的完全正常化努力，并将逐步减少在台美军设施和武装力量；

1973年5月，中美在两国首都设立联络办事处，从1973年至1978年间，大卫·布鲁斯、乔治·布什（后来的美国总统）等美国大使级外交官先后担任过联络处负责人；

1975年福特总统访华，再次确定美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意愿；

1977年卡特总统上台后不久便重申上海公报的重要性；

1978年12月15日两国政府宣布，相互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 ]

不过，至少需要说明的是，在1979年2月中国与苏联盟友越南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前，中美之间的合作是非常有限的或者说公开记录里面看不到的。但1979年2月中国领导人访问华盛顿，以及随后的中越战争爆发，使得中美关系进入了实质合作阶段，且带有明显的协调反苏色彩

当时在中央情报局任职的美国前国防部长、国家情报总监罗伯特盖茨在他的《冷战亲历者》中谈道，1979年1月底，中国领导人访问美国，一方面中美之间达成了针对苏联情报工作的重大合作事项，中美计划共同修建针对苏联中亚地区的情报收集设施[ 注：这是罗伯特盖茨作为情报官看重的项目，其他合作事项他未必关心 ]；另一方面，则是中方领导人就可能的中越战争探寻时任总统的卡特意见，后者显然没有反对。

接下来的事态就让中情局的情报机构大显身手了，1979年2月2日，也就是访美两天之后，中情局检测到中国大量兵团在中越边境集结，断定战争不可避免——2月18日，大军越过边境，战争开始。此后中央情报局主要检测苏联方面的反应，美国担心苏联可能就此发起对中国的入侵——因为苏联与越南之间的盟约。

不过，中情局的情报评估后来证明是非常精准的，罗伯特盖茨于回忆录里写道，他和他的同事发现，在中国进攻越南的四天后，苏联才开始向越南运输第一批军用物资，而且在最初两周内，仅仅出动了10个架次，相比之下，苏联下定决心干涉埃塞俄比亚事务时，大规模空运持续了三个月，平均每二十分钟就有一架飞机降落，监测苏联方面动向的情报人员从这个角度断定，苏联绝不会干涉中国与越南的冲突，尽管苏联的口头警告和宣传非常锐利。

布热津斯基就此评估了苏联的远东战略原则，“

苏联不愿意陷入一场与中国的战争，哪怕她身负对越南的义务并具有巨大的军事优势

”。

1980年12月底，罗伯特盖茨陪同当时的中情局局长特纳秘密访问中国，双方主要协商针对苏联情报工作的技术讨论和信息交流，此举的实质意义就是：

中国与美国开始寻求双方的真正具体合作，并一起协调对抗苏联。

罗伯特盖茨后来的回忆是非常玄妙的，他回忆其这场谈判时，这样说道，“自1949年以来，我们（中美）这些情报工作者就一直处于激烈的‘交战’状态，现在竟然坐在一起了，或者说，我不得不拧自己一把，确保不是在做梦。”

[ 注：1979年12月底苏联入侵阿富汗后，中国与美国一样都是坚决反对苏联入侵的国家，而且中国外长黄华还专程访问了巴基斯坦地区的阿富汗难民营，并在1980年共同抵制了苏联的莫斯科奥运会，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和行动进一步协调 ]

然而，外交事务就是如此，只有一个在重大关头能够采取灵活外交的大国，才能赢得历史女神的尊敬，并避免失败的厄运。

1980年1月20日，中国外长黄华与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会晤，中美在这一问题上协同一致

里根初期对华关系的挑战与里根决心强化对华协调

　　然而，随着卡特的下台和里根的上台，至少在里根执政初期，中美关系开始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这个问题主要是里根的个人偏执造成的。作为一个狂热的反共政客，里根在当选之前一直顽固坚持其反北京挺台湾的立场，这使得中美关系一度遭受了巨大的考验：

[ 注：1978年底，当卡特宣布与北京建交时，里根就扬言将利用一切手段逆转这一政策；

1978年，里根第二次访问台湾，宣布他将坚持过去的对台立场；

1978年，试图竞选总统的里根第二次访问台湾期间，与蒋经国的会晤

1979年2月，里根联合国会中的保守派参议员，对卡特与中国建交的政策发起控告；

1979年4月，里根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不能为了迎合新朋友，就把台湾老朋友抛弃”；

1980年，里根代表共和党竞选总统，在演讲中，他表示，“一旦当选，将重新恢复与台湾之间的外交关系”，“唯一可行的就是恢复与台湾的外交关系”； ]

里根的这一表述，不仅仅让中国极为不满，更让他内阁团队中的情报、外交和国防人员极为忧虑。里根的国防部长Caspar Willard Weinberger认为，在需要中国牵制苏联的大背景下，里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成为现实政策指引；中情局局长比尔凯西则在呈递里根的报告中写道，“红色中国在意识形态上是我们的敌人，但也是刺向苏联后背的一把地缘政治利剑，事实会证明，北京在我们的苏联政策议程上将非常有帮助”，“中苏之间有很长的实质共同边境，大约五十万苏联军队被这个巨大国家捆住了双手……而且，随着双方情报合作工作的进行，北京将对我们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很明显，比尔凯西希望里根能够抛开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成见和对台湾的个人情感，选择与中国强化协调，进而在反苏对抗中确保优势。

[ 注：比尔凯西常常这样谈论美苏冷战中北京的价值，他说，“假如我们向北京出售五十架F16，那么苏联人将不得不在边境部署相应的军事力量，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在获得一笔军售收入的同时，俄国人却不得不在遥远漫长的远东地区花费更多的军备支出维持东方的平衡，这对削弱俄国财力的目标来说，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

正是在国防部长Caspar Willard Weinberger和中情局局长比尔凯西的劝告下，尤其是考虑到美苏对抗的严峻性，里根开始改变立场，选择与中国强化基于反苏的协调。1982年8月17日，里根政府与中国签署《八一七公报》，1984年1月，里根违背竞选期间绝不访问北京的承诺，踏上中国土地，成为第三个访问中国的在任美国总统，这代表着中美基于反苏的协调进一步确立。

双方潜在的分歧被暂时却有效地搁置了。

苏联改善中苏关系的努力与美国情报机构的评估

　　从1970年到1984年，随着中苏之间关系的不断恶化和中美之间的不断协调，苏联决策层陷入深深的忧虑。由于中苏之间的边境冲突——如边界纠纷、民族矛盾，使得双方在边境陈兵数十万到百万不等，苏联一方在最高峰期间用来应对中国的军队数量达到50个师，这些师团的部署，需要建造大量的公路、铁路、机场设施，需要通畅的后勤、维护和住房体系，这些使得苏联在远东的军事开支急速攀升。

为了避免两线作战或者说过高的远东军事开支，从1976年毛泽东去世开始，苏联就不断寻找机会缓和中苏关系，对于苏联方面的这些努力，美国情报机构予以密切监测。

1976年底，苏联进行了第一次尝试，但遭到了失败。

当时在美国中情局工作的罗伯特盖茨回忆道，“（据我们所知）1976年12月，就在毛泽东去世不久，苏联派遣其驻华大使兼外交部副部长伊利切夫重新返回北京，试图重新与中国恢复正常关系，伊利切夫一直留到次年2月份，然后带着更加悲观的结论返回莫斯科，我们的情报了解到，苏联大使对中国反苏情绪的糟糕程度深感震惊……1977年4月3日，我们的情报来源显示，勃列日涅夫与他的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乘坐火车在国内视察期间，对苏联跨贝加尔军区领导人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现在是苏联的头号死敌’”。

到了1982年11月，苏共领袖勃列日涅夫去世，当时的苏联新领导人安德罗波夫致力于改变苏联外交孤立的局面，尤其希望缓和中苏僵局[ 注：1983年5月31年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内部谈话。在向内部圈子的成员通报了另一场葬礼的情况后，身为苏共领袖的安德罗波夫竟然开始抱怨苏联在国际上风险重重的处境： “如果大家观察一下正在英美发生的事情，你就可以肯定地说，一个庞大的反苏联盟正在那里形成。这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必须考虑与日本或者中国达成某种形式的妥协”：Record of CPSU CC Politburo meeting 31 May 1983；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ject（CWIHP）Bulletin，4 ] ，乃在勃列日涅夫的葬礼上极力接近、试探前来吊唁的中国外长黄华，希望能够促成中苏缓和的范围，但由于苏联在中国关注的重大关键问题上拒绝妥协，这次和解的努力再次失败了。对于其中的交涉过程，黄华外长的回忆录中有详细描述，如下：

[ 关于安德罗波夫试图与中国和解的记录，可以从当时的中国外长黄华关于出席勃列日涅夫葬礼的回忆中看到《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注：

苏联领袖安德罗波夫与中国外长黄华在勃列日涅夫葬礼上的寒暄照

（1982年）11月14日，苏副外长伊利切夫在机场迎接我时，他特别介绍说：15日上午9时将在红场上举行大型葬礼，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和共产党代表团安排站在红场列宁墓左侧观礼台上，非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安排在右侧观礼台上。他问中国代表团愿站在哪个观礼台上。我答复说，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苏方是主人，客随主便。伊利切夫听后，表示苏方会对中国代表团作出最好的安排……

苏方媒体对我们的活动都以比任何其他国家的代表团更显著、更突出的位置予以报道。在所有的仪式和活动中，都把我们安排在社会主义国家队列较前的位置；在红场的追悼大会上，所有其他国家的代表团都是只让一位成员上观礼台，而让中国代表团的4位成员都上了观礼台；各国代表团仅由苏方一名翻译陪同，而我团则由伊利切夫副外长全程陪同。

葬礼结束后，苏方安排苏联新领导人安德罗波夫礼节性接见各国代表团团长，以示答谢。因前来参加葬礼的代表团数量太多，时间又有限，因此安德罗波夫接见各代表团团长的时间很短，唯独接见我的时间较长……作为一种特别礼遇，苏方安排我们参观这个中心……苏方对中国代表团这种特殊礼遇和照顾，有些少不了是表面文章，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苏方对中国和对中苏关系的格外重视和希望改善两国关系的心态。

……安德罗波夫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注意地倾听李凤林同志的翻译后表示，他十分高兴并感激中国党和政府派黄华同志来出席葬礼，相信两国的关系一定会变得友好。我对安德罗波夫讲的几句话确实比别人长，连翻译竟花去了3分钟。

全场的人，尤其是媒体特别注意中苏两家的亲切握手和较长时间的说话，而安德罗波夫同其他国家代表的说话时间一般才半分钟。很有意思的是，在我们参加完葬礼返回莫斯科大饭店后，苏方翻译随后也匆匆赶到饭店，要求同我逐字逐句核对我同安德罗波夫谈话的中俄文记录，说是上头要求逐字汇报。这个小小插曲反映了苏联方面尽可能捕捉中方对中苏关系态度的准确信息的认真程度……

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与中国外长黄华在葬礼上的会晤照

同苏共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的正式会谈则是此行的重头戏。这是二十年来中苏外长第一次直接接触，也是两国关系恶化以来两国外长举行的第一次政治性会谈……葛罗米柯首先对我前来悼唁表示感谢，他也欢迎利用这个机会举行会谈，讨论两国关系中的一些问题。他说，我同你见面前去见了总书记，我可以负责地代表苏联领导人，代表安德罗波夫表示，我们主张改善中苏关系。我重申了改善中苏关系必须消除三大障碍问题。指出，苏联在中苏边境屯驻重兵，出兵侵占中国的邻邦阿富汗，并支持越南出兵侵占柬埔寨，这些行动对中国的安全构成了现实威胁。我们希望苏联尽快从中苏边境减少和撤退军队，从阿富汗撤军，并劝告越南尽快从柬埔寨撤军，使东南亚恢复和平……

在会谈中，我期待他就减少和撤退中苏边界苏军问题作出具体承诺或者有所表示，把磋商引向实际步骤。但是葛罗米柯看上去并不重视中方要求的解除来自北、西、南方面对中国安全的威胁问题。他表示，如果不能就此问题取得一致，可以先从局部着手，例如就发展贸易、经济合作、文化交流等具体交往采取步骤，给两国关系增加新的空气，加点温，与此同时讨论各方认为应该讨论的问题……会谈结束后，从来没有笑容的葛罗米柯向我露出友好的微笑，走了近30米的长廊把我们送至电梯旁，握手道别。他的这种表现据礼宾官们说是罕见的。 ]

比尔凯西同样也全程监测了1982年11月中苏之间的尝试，不过，他认为中苏关系不可能和解，在呈递里根的报告中充满自信地写道，“由于苏联领导人都是过去强硬政策的推动人和体制框架的产物，新的苏联领袖可能会换一种形式来温暖中国，但事实上，这种缺乏具体内涵的努力是不会有效果的。我认为，安德罗波夫在对华关系上绝无可能实现1941年斯大林对松冈洋右那样的让步以及由此产生的外交革命，国务院对中苏和解的忧虑是多此一举的”[ 注：指的是1941年4月斯大林无情地抛弃了苏联的准盟友中国，冷酷地断绝对中国的援助，选择与日本帝国妥协，双方签署了《日苏中立条约》，斯大林由此松开了双手，避免了两线作战的悲剧，此举被基辛格视为堪比黎塞留的外交大革命 ]

一把刺向苏联后背的地缘利剑

　　在比尔凯西看来，中国对苏联的牵制作用，不仅仅体现在中美之间的情报合作上，还体现在各个方面，在1982年访问中国前夕写给里根的报告中，比尔凯西表示：

“中国不仅仅在边境与苏联针锋相对，牵制苏联的军事力量，更在安哥拉、埃塞俄比亚、柬埔寨战场上是我们必不可少的反苏盟友，就像五角大楼所说的那样，每当苏联要与我们采取强硬姿态时，我们就可以出售大量技术装备给中国，由此即可产生对苏联的重大压力，这个买卖真是再好不过了。”

在1981年9月4日，为了震慑英美为首西方越来越明确的敌意，苏联乃举行了震撼世界、史上最庞大之一的军事演习，仅仅10天之后的9月14日，中国即以苏联为假想敌，在华北举行了一场当时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庞大的军事演习，以此展现对苏联的针锋相对，直至苏联的远东方面。

这一事实以极为明显的情势表明：

中国的存在，哪怕其远远落后于对手，但仅凭其巨大的规模即可成为一个巨大的战略牵制力量——而这就是中美在冷战后期组建大同盟的根本原因。

1981年9月4日的苏联西方-81军事演习，假想敌西方，总规模五十万人，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亲自参加

1981年9月14日的中国华北-81大规模军事演习，假想敌苏联，总规模11万人，中国领导人观演

斯大林外交何等灵活，与宿敌蒋介石的1936年和解，与仇敌希特勒的1939年瞬间和解，与死敌松冈洋右的1941年和解，20世纪最伟大的外交家之一，基辛格视之为红色黎塞留，由此缔造了伟大的苏联

王陶陶语音节目系列

《推荐节目：王陶陶讲资治通鉴》

《推荐节目：无可匹敌的力量，群众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