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人是无神论者,他们蔑视上帝,是上帝的敌人。我与各位一样,都信仰上帝,上帝站在我们这边,我们必胜”
布热津斯基1980年在巴基斯坦圣战营地对圣战者的讲话
《马基雅维利看冷战:1979-1991》系列
1、《黑暗森林的序言:冷战没有善恶
2、《冷战的迷雾:美国的衰败假象与基辛格的缓和政策
3、《冷战的误判:苏联优势的假面
4、《冷战的重围:勃列日涅夫的外交成就与新挑战
5、《冷战的杀手:罗纳德·里根的马基雅维利人格与他对苏联弱点的理解
6、《1979-1991冷战的历史价值:从波兰到香港,从阿富汗到阿富汗
7、《冷战的利剑:一个情报天才的反苏策略
8、《冷战的血口:苏联迈向阿富汗的灾难之路
被低估的后果
图1、2 1979年卡特与勃列日涅夫维也纳会晤中的亲密在阿富汗战争爆发后一去不返
   1979年12月,苏联军队入侵阿富汗,这个行动对造成了两个苏联决策者未能料到的严重后果。
第一个后果,乃是美国和伊斯兰世界对苏联入侵的激烈反应,并使得使得70年代初形成的美苏缓和走向破裂,苏联外交陷入了空前孤立的状态;
第二个后果,乃是阿富汗的战事并未如苏联政治局预想的那么简单,入侵者很快进入残酷缓慢的煎熬之中,并看不到快速结束战争的希望。

据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的回忆,苏联决策者在发起战争的时候,仅仅将这场入侵视为1956年苏军镇压匈牙利革命和1968年苏军镇压布拉格之春的重复,在那两次入侵中,苏联并没有遭到美国或西方的强烈反应,也没有遇到被入侵者强烈的抵抗。
这种经验使得苏联决策者认为,对阿富汗的入侵不会带来后果,在入侵决定下达之时,勃列日涅夫曾经乐观地认为,“入侵战争最多三到四周就会结束”。
事后看来,这显然是一种严重的外交错判和军事错判。
强硬派布热津斯基开始主导美国对苏联政策
图3 1980年2月,布热津斯基在巴基斯坦视察对阿富汗反苏圣战者的武器供应
   在阿富汗入侵发生之前,主导美国对苏联外交的乃是国务卿万斯(Cyrus Vance),此人力主对苏联缓和,促成了1978年的对苏联古巴米格轰炸机事件和解、1979年的维也纳美苏领袖峰会,乃是华盛顿圈子里面公认的苏联外交专家与缓和派领袖。
相比之下,波兰人出身的白宫国家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则怀有对苏联的刻骨仇恨,一向主张对苏联奉行强硬政策,不过,至少在阿富汗入侵之前,布热津斯基对卡特苏联外交的影响力并不大,这一点,直到阿富汗战争爆发后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首先遭到最严重打击的,并不是苏联军队或者美国的地缘利益或者圣战士,而是美国的亲苏缓和派领袖国务卿万斯。苏联入侵发生后一个月不到,据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回忆,万斯邀请他到国务院进行了一次会谈,谈话中万斯非常激动地表示,“我是华盛顿圈子里面目前最支持与苏联和解的人,最致力于维持美苏关系的人……可是你们(苏联人)在阿富汗的行动却让我这样的人遭受了最严重的的打击注: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回忆录《In Confidence: Moscow's Ambassador to Six Cold War Presidents》]
美国前国家情报总监罗伯特盖茨在他的回忆录中同样写道,“苏联入侵阿富汗,结束了我们政府内部对苏联企图的分歧”,这句话指的就是美国政府内部缓和亲苏派的彻底失势。
1980年4月,在阿富汗入侵时刻就早已丧失话语权的美国国务卿万斯因伊朗人质危机的分歧心灰意冷自行辞职,这实际上只是阿富汗危机之后对美国亲苏派毁灭性打击的体现,自此之后,美国内部不再有任何亲苏缓和派。
事实上,苏联入侵发生后的1979年12月26日,身为美国国家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就开始主导美国对阿富汗政策的反应,当天,在向卡特总统递交的一份对阿富汗局势紧急评估备忘录中,布热津斯基写道:
“我向您补报于周五召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日程,议题是阿富汗和伊朗……本文目的在于协助您尽可能周祥地评估业已形成的局势……苏联的入侵无疑对我们会产生极具威胁的后果……补偿要点:1、苏联入侵将激怒国际社会,伊斯兰国家无疑会对此格外关注……3、我们的盟国中间,反苏情绪无疑会增强,更加希望支持美国的国际议程……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利用的……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反应越谦逊则越有利……”
布热津斯基显然看到了苏联入侵可能产生且对美国极为有利的国际后果,但对于阿富汗战场的走势,布热津斯基显然并不乐观,他说:
“那些伊斯兰圣战者的组织和管理工作都非常差,没有固定的基地,没有纪律和统一指挥,而这恰恰是北越人所拥有的的,圣战者得到的外部援助是非常有限的,相反北越则得到了苏联和中国的巨大支持,苏联人非常果断,他们不像我们那么仁慈软弱……也许苏联人能够得到他们想要的目标……结果不取决于道德。”
  对于改善阿富汗圣战者的处境,布热津斯基要求美国政府与巴基斯坦和中国合作行事,他写道:
“让圣战者抵抗下去对我们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需要给他们更多的援助,要实现这一点,我们需要与巴基斯坦方面合作……我们甚至可以促使中国人提供支持……因为中国人,将比我们或其他任何人更担忧苏联入侵邻国的后果……最后,我们要把苏联在阿富汗的入侵提交联合国,以向世界宣示我们的正义仁慈与对和平的维护。
这个只是卡特政府的最初评估,有着很多错误的地方,但实际上却预示着对苏外交主导权向强硬派的迅速转移。
卡特政府对苏联的第一轮制裁措施
1980年1月2日,在布热津斯基建议的推动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通过了对苏联的初步制裁措施,总共26条,涉及美苏关系的各个领域:
1、暂停《美苏第二轮限制战略武器条约》;
2、推迟常规武器谈判代表团会议;
3、召回驻苏联大使;
4、驱赶苏联驻美外交官,限制苏联外交人员赴美;
5、推迟基辅、纽约互设领事馆的准备工作;
6、增加对苏联渗透宣传的播放量,增加“自由电台”、“自由欧洲电台”、“美国之音”等对苏联宣传的经费,强化对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抨击;

7、拒绝承认苏联军队扶植的阿富汗卡尔迈勒政府;
8、不恢复领事谈判;

9、对苏联官方背景入境人员进行严格限制;
10、削减苏联媒体驻美人员数量;
11、无限期推迟向苏联运送磁流体动力机;
12、不予恢复与苏联的总体协议谈判;

13、美苏农业合作谈判暂停;
14、严格限制与苏联进行副部级以上接触;
15、与西方盟国讨论如何应对苏联1980年夏季奥运会问题(刚开始没有说抵制)
16、对苏联人员在美国的旅行进行严格限制;
17、推迟后续与苏联方面的所有会晤和谈判;
18、强化对苏联出口的限制和技术转让限制;
19、限制苏联对美国商业技术企业的扩张;
20、限制向苏联出口渔业设备;
21、扩大对伊斯兰地区的反苏宣传,这个很有必要;
22、推动联合国迅速讨论阿富汗问题;
23、(解密时被删除)
24、努力说服西方盟国拒绝向苏联提供贷款;
25、努力说服有对阿富汗援助计划的盟国取消计划;
26、向巴基斯坦提供核电站技术;
1980年1月4日,卡特总统发表电视讲话,成苏联入侵阿富汗,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国家构成威胁,他大声疾呼“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绝不能袖手旁观,不能允许苏联的入侵不受惩罚”,他同时暗示道,试图刺激临近各国对苏联军队的恐慌,“一个苏联控制下的阿富汗,不仅仅会威胁伊朗,还会威胁巴基斯坦……美国政府必须为人类文明的和平与正义而努力。”
这些制裁措施和白宫公开的反苏演讲,实际上代表着美苏关系的急剧恶化及冷战缓和时期的彻底结束——这个结果事实上是苏联方面完全没有想到的。
对于这种结果,多勃雷宁的回忆录描述得恰如其分,他说:“卡特在白宫的幕僚(布热津斯基)得到了一个罕见的机会使总统信服他们的命题,即苏联在全球对美国构成了威胁,双方在阿富汗问题上的互不妥协拉开了一场新的冷战,这是我们(苏联人)所未能预料到的。”注: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回忆录《In Confidence: Moscow's Ambassador to Six Cold War Presidents》]
卡特对阿富汗战争的全国讲话1980年1月4日
卡特时代美国情报机构对苏联动机的评估及美国的反应
说起来,便美国政府在公开场合不断宣扬苏联在阿富汗透露出来的帝国野心和全球计划,但实际上,美国情报机构对形势的估计最初并没有那么夸张,相比之下,他们对苏联入侵目标和后果的评估事后看来还是非常有价值的,至少从中我们可以理解并把握美国人的反应决策动机和为何走向强硬的思维过程。
1980年1月16日,当时的美国中情局局长特纳在向美国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递送的机密备忘录《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的西南亚计划》中,较为准确地描述了苏联的决策动机:
1、苏联没有基于阿富汗入侵的全球性宏观战略;
2、克里姆林宫认为阿富汗是其传统势力范围内的国家,阿富汗的动荡对苏联构成威胁,迫使她不得不对其实施占领
3、苏联可能渴望更大的势力范围,但这与阿富汗入侵无关;
4、阿富汗的占领可能使苏联更容易在伊朗建立一个亲苏政权,考虑到苏联面临严峻的能源短缺,这种目标是非常值得警惕的;
到了1980年3月底,随着形势的变化,布热津斯基要求中情局对阿富汗情势进行新一轮评估,4月中旬,一份更加鹰派或者更反苏的报告递交给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该报告对苏联入侵的动机进行了一定的渲染,称,“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可能意味着苏联在这一地区和第三世界外交政策发生了质的改变(更加侵略性)”,对此特纳附上了自己的评论,中情局局长认为:
我们承认,我们没有证据表明苏联入侵阿富汗表明其怀有更大的野心
,但是,我确信,苏联过去五六年来的不断扩张,实际上乃是积极试探我们忍耐底线,‘缓和’政策并未起到阻止苏联扩张的目标……我认为,
苏联未来扩张多远,取决于她在阿富汗的扩张有多么容易和我们的反应有多么软弱
。”
实际上,恰恰是这样的看法,即基于“苏联未来更多扩张”的强烈恐惧,为了预防不可测的更大风险,迫使卡特政府乃施行了一系列较为强烈的对苏联抵制政策。
关于这一点,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的看法其实是很正确的,“理解卡特政府反应强烈的决策动机至关重要……关于阿富汗的事情,卡特反应强烈,屡屡夸大其词……那些不可理喻的诅咒,其实准确反映了双边信任失去之后,美国决策者内心对于更多未知风险的极度焦虑”注: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回忆录《In Confidence: Moscow's Ambassador to Six Cold War Presidents》]
卡特时代基于阿富汗的外交协调和援助努力
   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美国政府随即开展外交协调,这种协调:
一方面体现在与西方盟国,西方的协调行动卡特政府推动的并不成功,据罗伯特盖茨回忆,当时的西方盟国不论是欧洲国家还是日本韩国,都对与苏联的交恶逡巡不前,阻挠推诿,使得很多对苏联的制裁都是美国单方面采取行动,罗伯特盖茨还专门提到了当时美国盟友对莫斯科奥运会的抵制缺乏兴趣(但实际上后来抵制成功了
另一方面的外交协调则体现在与当事国如巴基斯坦、沙特和中国之间,这些工作倒是非常成功。
1980年1月6日,美国国防部长布朗访问中国,寻求在安全领域与中国的广泛合作,同时放宽了对中国的技术转让;1月6日,美国、土耳其签署了防务协议,规定美国可以使用土耳其的十二个军事基地;2月,布热津斯基访问巴基斯坦,与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进行单独会晤,视察了边境的阿富汗穆斯林圣战营地,讨论向巴基斯坦提供70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在巴基斯坦建立5个大型圣战者训练营;随后,布热津斯基又访问了沙特阿拉伯,确保沙特和美国一样对圣战者提供支持。
布热津斯基与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的会晤,双方协调反苏战略
大约半年之后的7月份,据美国前国家情报总监罗伯特盖茨回忆,美国的秘密行动计划大获成功,已经开始非常通畅地能够向圣战士输送武器了,7月23日,中情局向卡特发布报告,宣称圣战者已经能够从巴基斯坦获取武器了。
1980年10月29日,布热津斯基与中情局局长特纳举行会晤,这是卡特政府内部最后一次对阿富汗的大规模圣战支持行动,布热津斯基要求中情局必须全力支持阿富汗圣战者,设法协调与巴基斯坦、沙特等国的援助行动,同时致力于在伊斯兰世界推动反苏的圣战宣传。
就这样,卡特政府在他卸任的最后一年,完成了通过阿富汗对苏联放血的铺垫工作。至于未来,则是要依赖于里根时代的中情局局长比尔凯西的战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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