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圣经译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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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翻译早在公元前三世纪便已开始，但要到公元七、八世纪才有把圣经译成中文的文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详见：景教在华史）

最早的一般认定是若望孟高维诺神父所译的蒙古文旧约诗篇和新约全书。后有利玛窦神父的「祖传天主十诫」、巴设（J. Basset）神父的根据拉丁文圣经所翻译的白话文四福音、保罗书信及希伯来书、阳玛诺翻译四福音的《圣经直解》、贺清泰教士的《古新圣经》等。《巴设译本》更可能成为后人马殊曼和马礼逊译经时的蓝本。在1739年，东印度公司职员和治孙（Hodgson）在广州发现一份译稿带回英国，很可能就是巴设的译稿。这份译稿后来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称为「英国博物馆稿本」。

到了1770年，耶稣会教士贺清泰（Louis De Poirot）抵达中国宣教，在他在华的年间，将拉丁文圣经绝大部分翻译成中文，称为「古新圣经」，然而这本圣经最终并未付梓，译本原稿现存于北京北堂图书馆之内。

基督教方面的圣经中译活动，要到十九世纪初才真正开始。而我们通常也把中文圣经的翻译史，从这段时间算起。

1807年，伦敦传道会的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抵达中国开始宣教工作，当时满清的法令让他无法展开传道事工，因此他便转入圣经翻译的工作。马礼逊于1813独力完成新约全书，旧约的申命记，历史书与约伯记，是他与另一位伦敦传教会米怜（W.C. Milne）合作完成，而其他部分仍是他一人翻译的成果。马礼逊在1819年底完成全部新旧约的翻译，1823年在马六甲出版，名为《神天圣书》。

马礼逊与翻译圣经的事工

在马礼逊翻译的同时，另一个中文圣经的翻译计画正在印度进行，这个计画是由英国浸礼会宣教士马殊曼（Joshua Marshman）所主持。马殊曼的新约译本于1811年完成，五年之后在印度出版，全书于1822年完成，同一年出版。

《新舊遺詔全書》，1822年由印度塞蘭坡(Serampore)差會出版社出版。圖為馬太福音第1章

就时间来看，马殊曼的译本较早，但是因为马礼逊的翻译工作是在中国境内进行，所以一般仍以马礼逊的译本为第一本基督教中译圣经。

当代学者比较这两个译本，发现相同或相似的译文很多，而根据史料我们知道，马礼逊在离英赴华之前，曾经抄录了「英国博物馆稿本」带在身边，因此学者推断这两个译本都可能以这个「英国博物馆稿本」，也就是巴设的译稿为主要的参考资料。

马殊曼译本与神天圣书的出版，虽然暂时满足宣教的需要，但是仍有可以改进之处。1835年，修订神天圣书的四人小组成立，成员包括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裨治文（E.C. Bridgman）以及马礼逊的儿子马儒汉（John R. Morrison）。四人小组于1837年出版新约，定名《新遗诏书》，旧约于1840年出版，定名《旧遗诏书》。后来太平天国所使用的《新遗诏圣书》与《旧遗诏圣书》便是根源于这本译本加以修改而成。

沃尔特·亨利·梅德赫斯特（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年4月29日－1857年1月24日），旧译麦特赫斯脱，汉名麦都思，英国传教士，自号墨海老人，汉学家。

裨治文（1801年4月22日－1861年11月2日），又名高理文，原名伊利亚·科尔曼·布里奇曼（Elijah Coleman Bridgman），美部会传教士，响应新教第一位来华传教士英国人马礼逊（R.Morrison）的呼吁而来华的第一位美国传教士。

1842年爆发了鸦片战争，之后中英订定南京条约，中国必须开放五个通商口岸，同时香港割让给英国。当时许多宣教士认为自由商港有利于宣教工作，出版一本词彙统一、翻译完善的译本，目前是最合适的时机。

1843年英美差会代表十五人在香港召开首次的宣教会议讨论圣经重译的工作，会议通过成立一总委办会，进行重译，也就是后来的《委办译本》。1847年举行第二次的会议之前，浸信会宣布退出，之后各宗派又因为神学的争辩，而分裂成不同派系。儘管如此，委办译本的译员不但把圣经重译，更统一了经文中的名称和名词。这次译经工作是一项突破，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如：各代表在神学立场上出现分歧，「神」、「上帝」之间的抉择等，加深了差会对译经的瞭解，也作为日后译经工程的借镜。《委办译本》最后在1854年出版，但是并没有达到原先统一名词与译本的目的。

在《委办译本》翻译中，最早退出委办会的浸信会邀请宣教士高德、罗尔和迪因按宗派的立场修订《马殊曼译本》为《高德译本》。裨治文中途退出委办会，与克陛存、文惠廉等出版了《裨治文译本》。

十九世纪初，语文的发展、传统思想和观念的动摇，开启民智、培植国力的急务，一贯只有读书人、文人所认识的文言文渐渐应不上当时在文字方面的需要，较通俗的浅文理便应时而起。圣经的翻译也为满足大众的需要，浅文理的译本纷纷出版，例如：《杨格非浅文理译本》、《包约翰、白汉理浅文理译本》、施约瑟的《二指版》等。

在文言文的翻译方面﹕

1862年，裨治文译本出版；

1868年，高德（J.T. Goddard）译本出版；

1885年，杨格非（Griffith John）的浅文理译本新约出版，旧约最后没有完成；

杨格非（格里菲斯·约翰，Griffith John，1831年12月14日－1912年）又译杨约翰、杨笃信，英国伦敦会著名的来华传教士之一，中国华中地区基督教事业的开创者。

1889年包约翰（John S. Burden）与白汉理（Henry Blodget）的浅文理新约出版；

1902年，施约瑟（S.I.J. Schereschewsky）的浅文理圣经出版，施约瑟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在武昌因为中暑瘫痪，从此之后只能用两隻手指打字，这个译本的后半便是用两支指头工作十多年的成果，因此，这个译本又称为「二指译本」。

施约瑟（Samuel Isaac Joseph Schereschewsky），美国圣公会上海教区主教，上海圣约翰书院（圣约翰大学）创办人，圣经翻译家，第一位把旧约圣经直接从希伯来原文翻译成北京官话（国语）的学者。

在白话文（官话）译本方面﹕

1857年，麦都思与施敦力合作将委办译本的新约改写成白话文出版；

1866年，华北的英美宣教士以麦都思与施敦力官话译本为蓝本，完成了北京官话译本新约全书；

1875年，二指译本的作者施约瑟于独力完成了北京官话旧约译本，经过数次修订，1878年英国与海外圣经公会将北京官话新约全书与施约瑟的旧约译本合印为「新旧约全书」；之后，杨格非将他自己所译的浅文理改写成白话文，于1889年由苏格兰圣经公会出版。

1850-1910年这六十年当中，中文圣经的情形正像当年丁道尔圣经出版之后的情形一样百花齐放。宣教士不遗馀力地翻译官话圣经，先后有麦都思和施敦力合作改写《委办译本》的《新约全书》、当代有名的汉学家：包约翰、艾约瑟、施约瑟、白汉理、丁韪良等以《麦都思、施敦力官话译本》为蓝本翻译的《北京官话新约全书》、施约瑟依照《北京官话新约全书》体裁翻译的《旧约译本》、英国圣公会将《北京官话新约全书》和施约瑟的《旧约译本》合印的《新旧约全书》、杨格非将其浅文理新约以白话文重写的《杨格非官话译本》、萧静山的《新经全集》等，还有一直沿用至今天的《官话和合本》（后称《国语和合本》，现简称《和合本》）。

浅文理译本虽受欢迎，但只是一段很短的过渡译本。十九世纪中叶，由于当时朝廷和各地官员所用的语言（即官话，今天的国语），适用全国百分之九十的地域，要更有效地把福音传给中国人，官话译本圣经就不能或缺了。因此这个百花齐放的景象，最后终于为和合圣经译本的出版所终结。

富善（Chauncey Goodrich，1836 － 1925）十九、二十世纪著名美国公理会宣教士，在中国宣教整整六十年，其最重要的贡献是主持翻译了《官话和合本新旧约全书》，这是他为中国教会留下的宝贵遗产。

《官话和合本》可说是中译圣经的一个重要里程，为圣经翻译掀开新的一页。在当时几十种圣经译本中，教会和信徒实在需要一本划一的标准圣经。其实这个「呼声」很早已经出现，可惜在神学观点上的分歧不是容易「划一」的，翻译《委办译本》的经验就是一个好例子了。对于一个比较成熟的教会而言，拥有一种以上的译本并不是件坏事，因为只要是翻译，我们总是很难在信、雅、达三方面都面面俱到，不同的译本往往可以帮助我们对于原文有更全貌的认识。但是对于一个刚刚才起步的教会，太多的译本恐怕只有坏处而没有好处，而这正是十九世纪后半叶中国教会的情形，1854年的委办译本，并没有达到提供标准中文圣经的目的，因此在各方的努力之下，特别是英国与海外圣经公会驻中国代表韦威廉（William Wright）的奔走之下，终于不同的差会决定联合译经的人才，进行合译的工作。

1890年这个合译的大会终于在上海举行，大会最后决议成立三个不同的翻译委员会，分别负责文言文、浅文理与官话三种译本，以期达到「圣经唯一、译本则三」（One Bible in Three Versions）的目的。

浅文理和合译本的进度最快，于1900年已经完成新约出版，1904年出版，但之后旧约的工作却停顿下来，好一段时间没有进度。

印制于1908年的文理和合本《马可福音》单行本及1909年的《约翰福音》单行本。（照片/记者陈新城摄于基督教文化展览馆）

深文理则遇到许多波折，最后终于也于1906年出版新约圣经。由于十九世纪末、廿世纪初中国语文因为西方文体的衝击，正在剧烈的变化，因此在1907年「马礼逊来华百週年纪念大会」时，决议将深文理与浅文理计画合併，仅出版一部文理圣经，合併之后的文理圣经最后于1919年出版。

至于官话和合本的计划，也就是今天我们最熟悉的《和合本》，第一次的翻译委员会会议是在1891年年底举行，但是要到了1899年四福音才完成，1906年新约正式宣告完成，全部的圣经于1919年二月正式面世，定名为「官话和合本新旧约全书」，后来更名为「国语和合译本」。《和合本》圣经的译者是以「忠于原文」为目标，就是要「坚持文字上的准确」，但由于译经原则改变，这个目标就有新的理解：「重视意义上的准确」。

在旧约翻译的十三年中，新约经过了多次的修订，使其译文更清楚、优美。《和合本》实在为教会提供了一部翻译比以前更准确、更适合大众阅读的译本，于是它就成了教会和信徒最受欢迎的圣经译本。这部圣经经过27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中国教会史中最重要的一本译本，也是百多年来宣教士圣经中译的颠峰与结晶之作。

然而，随著考古学家不断有新的发现，圣经学者对原文和圣经的历史背景的认识越来越多，修订译本或重新翻译更准确的圣经译本实在有其必要性。同时，语文随著时代而转变，在《和合本》出版后数十年间（随手注：现已过百年），中文现代化的过程并不曾停止，很多字词的意思已有别于当日了，语法文体的运用也改变了。教会实在需要一本翻译更理想和更适合当代人阅读的圣经译本。

近年，很多人也作出了努力，（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有徐汇修院的《新译福音》、狄守仁的《简易圣经读本》、萧静山按希腊文再修订的《新经全集》；六十年代有今天天主教教会仍然採用的《思高圣经译本》；七十年代有《吕振中译本》、《当代福音》、《新约全书新译本》、《当代圣经》、《现代中文译本》及至九十年代初的《圣经新译本》；也有于八十年代修订《和合本》的《新标点和合本圣经》；还有《新汉语译本》及其他的翻译工作。译经工作是不竭不止的。从历史中，我们看到此项工作未曾停止过，一直在进行。

今天，我们会对各个圣经译本的强弱处很有兴趣，但必须明白，读哪个译本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从中读到一些信息。没有一个译本是完美的，但是神总会藉著我们所看的译本对我们说话。我们读经，神就清楚明白地对我们说话。

中文圣经译本流源附表

781年景教碑

十三世纪末、十四世纪初《若望孟高维诺译本》：诗篇、新约全书（蒙古文）

十六世纪末利玛窦译「祖传天主十诫」

1636年阳玛诺的《圣经直解》

约1700年《巴设译本》

十八世纪末贺清泰《古新圣经》，未有印刷发行

1822年《马殊曼译本》

1823年马礼逊《神天圣书》

1837年麦都思、郭实腊、裨治文、马儒汉《新遗诏书》

1840年麦都思、郭实腊、裨治文、马儒汉《旧遗诏书》郭实腊修订的《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