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海老人”麦都思，一个在历史中不能被遗忘的传教士

麦都思

他40年的传教生涯，在中国的时间仅约十三、四年（1843～1856），其馀时间则在马六甲、槟榔屿、巴达维亚等地，期间约二十六、七年（1816～1843）。他等了二十多年才得以进入中国传教。

在中国，除了传扬基督信仰，他还设立印刷厂，致力于出版与写作，创办墨海书馆，主办报纸，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参与中文圣经翻译，最重要的是「委办版」圣经，1919年和合本问世之前，大多数教会皆採用委办版圣经。

他就是沃尔特·亨利·梅德赫斯特（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年4月29日－1857年1月24日），旧译麦特赫斯脱，汉名麦都思，英国传教士，自号墨海老人，汉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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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都思是谁？

2020年的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对麦都思这个人一定一脸茫然、毫无印象。就如许多无名的传教士一样，他也是一个在历史中被遗忘了的英雄。

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英国传教士，晚年自号“墨海老人”。

早年

生活

1796年4月29日，麦都思出生于伦敦一个商人之家。年少时入圣保罗座堂学校（St. Paul’s Cathedral School）读书，15岁时迁往格罗斯特城（Gloucester），跟随一个名叫伍德（Wood）的印刷工人当学徒。据《麦都思行略》记载：“十五岁，习装印书籍事，得值以瞻父兄。”从此他与印刷业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段工作经历使麦都思掌握了印刷技术，为日后在华的文字出版工作帮助甚大。

17岁时，麦都思在毕绍普牧师（Rev. W. Bishop）的带领下重生得救，受洗成为一个独立教会的成员。

1816年，当伦敦会在马六甲设立印刷所招募印刷工人时，麦都思前往申请报名，获准。在伦敦海克尼神学院（Hackney College）接受几个月培训后，即被被派往马六甲。

谁能想到，麦都思20岁以印刷工人身份参与宣教工作，一跃竟然成为宣教士、汉学家，特别在中文圣经翻译、中文报业、中文出版印刷、中西文化交流都功不可没。他埋身华人族群中40年，这位印刷工人，创下许多想不透的「第一」。

南洋期间

1816年9月，年仅20的麦都思搭乘轮船离开伦敦。

1817年2月10日，轮船抵达印度的马德里，麦都思在那里逗留数月之久。在此期间，他得遇伊丽莎白（Elizabeth Martin），一位印度官员的遗孀，二人坠入爱河，遂结为连理，同赴马六甲。（随手注：神叫孤独的有家。众多传教士孤身一人来华传教，却在路上遇到了人生伴侣。）

1817年6月12日，麦都思偕妻抵达马六甲，协助米怜(William Milne)博士从事英华书院教学工作和印刷出版事业。他一面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以便进入中国大陆宣教，一面钻研印刷业务，不久成为米怜最重要的助手，帮助他编辑中文刊物《察世俗每月统记传》。麦都思极富语言天赋，智商极高，学博识广，到马六甲后不久，便学晓中国的语言文字，很快就可以在华人助手的帮助下，用中文写作。1818年3月27日，麦氏夫妇第一个儿子出生，但不幸的是，还不到两个月，孩子即告夭折。

1819年早春时节，麦都思前往槟榔屿散发福音书册并建立学校；同年4月27日，麦都思在马六甲被伦敦会按立为牧师。

11月16日，他的女儿撒拉（Sarah Sophia）出生。

1820年底，麦都思再次前往槟榔屿，在那里从事宣教工作一年之久。

第二年便单独赴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拓展宣教工作。在巴达维亚，他设立教会学校，开办印刷所，与马六甲印刷所、新加坡印刷所三足鼎立，成为1842年以前传教士在南洋建立的三大印刷基地之一。1822年，当马六甲出版工作因米怜去世而转衰之际，巴达维亚印刷所异军突起，成为伦敦会在南洋的主要出版基地。因为宣教士在南洋设立印刷机构的目的是向中国人宣教，因此，麦都思在南洋出版了多种中文福音书籍。

从1823年到1842年的20年时间里，麦都思用雕版法和石印法先后印行30种中文书籍，其中28种都是麦都思独自一人编写出版的。其中既有福音性书卷，也有知识性史地读物。他于1823年在巴达维亚以“尚德者”笔名出版的一本传扬基督信仰的《三字经》，行销数十年，时至1851年还在宁波美华书馆重印出版。据上海社科院副院长熊月之先生考证，第一本用「石印技术」印刷的中文书籍，是麦都思在巴达维亚印刷的《中文课本》。

1828-1830年间，麦都思先后到新加坡、马来半岛、爪哇和巴厘岛等地散发福音书册、布道、考察华人聚居区和各地风土民情。1833年，他还在巴托维亚建立了一个孤儿收容所，为孤儿们提供食宿和教育。马礼逊去世后不久，麦都思于1835-1836年间前往广州探访那里的中国基督徒，并沿中国沿海北上到山东、上海等地为宣教目的进行考察。

麦都思一生忙碌、冒险深入、脚踪踏遍多处福音未及之地；分发宣教小册单张之外，他更深入华人社会文化，撰写专书、编写通俗文体之福音小册，推动宣教，广传福音。1838年他以英文写作出版、厚达六百页的《中国的现状和展望》一书，激励了戴德生创设内地会，点燃了向中国内地宣教佈道的熊熊烈火。

1857年上海墨海書舘印製的麥都思《三字經》

中西文化之桥樑

麦都思潜心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文化，1838年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编辑成一部600页的鸿篇巨著《中国的现状与传教展望》，向欧洲人深入地介绍中国的历史与文明，包括中国的疆域与人口、语言、文化、宗教、礼仪、三大发明、天文学、植物学、法律、医学、绘画、雕刻、丝绸、瓷器等内容。

他对中华古代科技评价甚高，如此写道：“中国人的发明天才，很早就表现在多方面。中国人的三大发明（航海罗盘，印刷术，火药，后来宣教士艾约瑟加入造纸术，形成四大发明之说），对欧洲文明的发展，提供异乎寻常的推动力。”此外，麦都思还在巴达维亚编著了《华英语汇》与《福建方言字典》两部字典。《福建方言字典》全书共860页，收录了12000多字，并介绍了福建的乡土文化。此书成为日后来闽宣教士学习、了解福建的工具书。

为扫清福音在华传播的阻力，麦都思向中国人证明西方和中华帝国一样拥有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打破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天朝上国，世界中心的保守思想，消除对西方的蔑视与误解，从而能以谦卑的心态接受救恩。因此，他编著了《东西史记和合》这部编年体史学名著，这是一部东、西方历史同观的史书。

全书分上下两栏，上栏记载中国历史大事，开篇为“盘古氏，为开辟首君，生于大荒，莫知其始”，讲述了从盘古开天地到清末的历代王朝兴废。下栏记述西方列国历史，从“亚大麦，当初神天，即上帝造化天地，及造世人”创世记开始，终于英国近代工业革命。该书还以大篇幅记述了耶稣基督的救世宏恩、基督信仰传播情况以及基督教与佛教对比等宣教信息。此书还是最早全面阐述中、西文化对比的书，大大拓展了中国人的视野，清晰提供了世界各国历史的发展脉络，对中西文化交流有着极高的参考价值。

麦都思亦可称为中国近代报业之发始人和奠基人，在十九世纪的中文出版印刷史上几乎是一位无所不在的人物。他于1823至1826年间在巴达维亚创办了《特选撮要每月统计传》；于1853年在香港创办了《遐迩贯珍》；于1856年在上海筹创了《六合丛谈》，使中文的报刊横跨数个年代。他还对推动西方印刷术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而由他主导从事的中文《圣经》“委办译本”的翻译和出版，更是功不可没。

麦都思:《中国的现状和传教展望》，1838

圣经翻译

麦都思是十九世纪圣经汉译史上的一位重要的人物，他前后共主译了四个译本，而“委办译本”则是在“官话和合译本”圣经之前在中国流传最广，影响力也最大的文理译本。

麦都思在南洋从事宣教工作达26年之久，深深意识到《圣经》中译本对于在华宣教工作的重要性。远在进入中国内地以前，他就计划把《圣经》翻译成通俗易懂的中文，以便福音广传。伦敦会于1843年在香港举办的代表大会上，决定由麦都思在上海重新组织翻译《圣经》。

麦都思组成一个以他为首的五人编译委员会，来具体实施这一翻译计划。他们从周一至周五，每天开会研讨四小时，每名代表各有自己的翻译员（王韬是麦都思的翻译），逐字逐句对照原文，进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王韬等中文助手，借助于他们深厚的中文功底，对翻译的文字进行润色。这一圣经翻译工作大约持续了六年时间。

1850年《新约全书》翻译完毕，于1852年出版；1853年《旧约全书》翻译完毕，于1854年出版。这部圣经被称为“代表译本”。由于该译本中文通顺，被英国圣经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采纳为海外标准本，成为当时中国最为流行的圣经译本。截至1859年，该书已经再版了10次，直到20世纪20年代，这一译本依旧在中国广泛流传。

由于麦都思组织、并始终参与了这一翻译工程，正如一同参与翻译工作的伦敦会宣教士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所说，这一翻译工作在“相当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麦都思的产品。”

创建墨海书馆（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Press）

1843年，伦敦会派遣麦都思到上海宣教，成为该会第一个到上海的宣教士。他利用负责道路、码头建设和管理英侨公墓之便，圈买了上海县城北门外的大片土地，人称“麦家圈”（今山东中路一带），作为伦敦会的在华总部，在此建造天安堂教堂。

为了掌握宣教、开拓福音宣讲机会，麦都思也一直投入参与医疗救济工作，他与雒魏林医生（William Lockhart）在上海所从事的医疗宣教工作，是西医进入上海的开路先锋。1844年麦都思将在定海的医院搬至其住宅旁，取名基督教医院（今仁济医院），这是上海第一所对华人开放的外国医院。

他也积极参与反鸦片运动，上书立言、慷慨呈辞，充分发挥一个宣教士的社会影响力与价值观。

麦都思通过参加租界的各种聚会与活动，对当时荟萃于上海的文人与社会精英的现状有所了解，渐渐形成自己的新理念，认为只有通过沪上文人和精英阶层，才能把西方文化传播和深入到中国人当中去。于是他将巴达维亚的印刷所迁来上海，创设中国第一个近代印刷所——墨海书馆，自任监督。

墨海书馆影响深远，成为19世纪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最早设立的印刷出版机构，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846年到1848年，一大批宣教士相继从欧美各地来到上海，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美魏茶（William Charles Milne）、伟烈亚力、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艾约瑟（Joseph Edkins）等都先后进入墨海书馆工作。曾经在墨海书馆工作过的宣教士达10名之多。

麦都思还物色了一批中国文人，协助宣教士译书、编书（人称“秉笔华士”），墨海书馆就此培养了一批通晓西学的学者和杰出人才，如中国最早的政论家王韬，于1848年到墨海书馆工作，担任麦都思的助手。在王韬的协助下，麦都思将圣经翻译成中文（深文理本圣经）。王韬在墨海书馆工作十三年，除协助麦都思翻译圣经外，还先后和伟烈亚力、艾约瑟等宣教士，翻译出版了《华英通商事略》、《重学浅说》、《光学图说》、《西国天学源流》等介绍西方政治、科学、宗教的书籍，对西学东渐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又如太平天国军师、干王洪仁玕（洪秀全的族弟）早年也曾寄身于墨海书馆。1854年，洪仁玕曾在墨海书馆学习天文历算，为时半年。他深受西方近代文化的影响，从而形成了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后来他向洪秀全提出“开放新闻馆，任命新闻官”的主张即萌芽于此。以后洪仁玕离开上海到香港，1859年又辗转抵达南京，成为太平天国后期重要的领导人。

1853年，麦都思也曾参与研究、翻译太平天国文献，他对小刀会和太平天国持比较客观的态度，并提出应对太平天国采取中立政策。

墨海书馆最初仅刊印《圣经》和其他福音书册，1850年开始译印西方科技著作，并出版介绍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书籍。它所刊行的科学技术类书籍，开拓了当时国人的视野，启发了人们的思想，对中国近代化的产生和形成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墨海书馆也是最早采用西式汉文铅印活字印刷术的印刷机构，其新法印刷技术的应用和先进印刷机的输入，促进了上海印刷业，以及书籍出版业的发展。麦都思作为墨海书馆的创始人和负责人，因此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个不容忽略的人物，也是早期来华传教士中名气最大，著述最多的人物之一。

麦都思也是十九世纪前中期颇有影响的汉学家。他不仅有着非凡的语言才能，还是一位出色的语言学家。他通晓中国、日本、朝鲜、马来西亚语言文字，还能操福建方言。他编纂字典多部，在语言学,尤其是方言学领域表现出突出的才华，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对后来的语言研究贡献很大。而且，他致力于翻译中国的典籍、方志等作品，为中国文化的西传也做出了贡献。他的《书经》译本是第一本直接由中文翻译成英文的译本，并为随后的理雅各（James Legge）《书经》译本及1904年欧尔德(Walter Gorn Old)的《书经》译本做出了铺垫。他在圣经汉译、语言研究、典籍翻译、文字宣教等方面皆取得了不菲的成就，为中国了解西方及西方了解中国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和一定的贡献，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清晰的印记。

麦都思著述甚丰，计有中文59种，马来文6种，英文27种。

麦都思,理雅格与中国雇员王韬

麦都思与“青浦教案”

1848年3月，麦都思与雒魏林、慕维廉一起到青浦宣教，在庙会集市上散发福音书册时，与当地的漕运水手发生了冲突，麦都思与两位同伴遭到暴打。当青浦县令闻讯赶来制止时，麦都思等已浑身是血。事后英国领事胁迫上海官员惩办凶手，赔款道歉；同时调动兵舰，封锁海口，禁止漕船出口。两江总督急派专案组赴沪，最后捕获十名水手，定为“殴打和抢夺财物罪”，各打100板子，为首两人充军。此次事件史称“青浦教案”，是基督教新教入华后首起教案。

在宣教上，麦都思采用适应性的宣教策略。他非常注重宣教的灵活性和策略性。他一方面通过广泛游历、巡迴宣教以传播基督福音；另一方面他也撰写出一些世俗的和宗教的作品。他的世俗作品旨在提高中国人心目中西方文明的地位，塑造宣教士的儒师形象,以为宣教铺平道路，但客观上起到了传播西学、启蒙民众的作用。而他的宗教作品则常将儒家思想观念融入其中，用中国人易于接受的词彙来表达基督教信仰，以减少宣教的阻力。可以说，麦都思是一位集学术宣教与巡迴宣教于一身的学者型巡迴宣教士，他的宣教方式及作品对后来的宣教士有着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