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亚历山大·巴尔森·马丁

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1827年4月10日－1916年12月17日

汉名丁韪良，字冠西，美北长老会派至中国的传教士。在中国生活了62年（1850年－1916年，期间有4年时间不在中国），曾长期担任中国著名教育机构北京同文馆的负责人，是当时的“中国通”。1898年起任被清朝皇帝任命为京师大学堂首任总教习，也就是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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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韪良(William A. P. Martin)是美国长老会派到中国的传教士，他是最早使用拉丁字母拼读中文的先驱，与英国人威妥玛创建的威氏拼音几乎同时代。他曾担任过清朝同文馆总教习以及京师大学堂首任总教习，获二品顶戴。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即为校长，北大一直将京师大学堂视为建校的开端，因此，丁韪良也可以被认为是北大的首任校长，但因为种种原因，他的名字极少见诸北大校史。

从美国到宁波

1827年4月10日，丁韪良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父亲是牧师，全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1848年毕业于印第安纳大学。

1844年1月1日，宁波正式对外开埠后，即成为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在华活动的主要据点。长老会总会在纽约开会时，还特地作出“如果他处派遣两人，则宁波必须派遣五人”的决定。据称原因是：宁波港口堪称发达，人民性情敦厚，较易化导。当年6月21日，长老会第一名传教士麦嘉缔到达宁波。之后，先后共有16名长老会传教士进驻宁波，其中包括受美北长老会派遣与哥哥一起来到中国的丁韪良。

丁韪良在宁波传教10年。

今日宁波

1850年，他来宁波之后，为消除传教、办学中的语言障碍，丁韪良苦学宁波方言、中国官话和汉语，他登岸宁波仅3个月，便能听懂宁波话，半年后又会讲宁波话，能用中英文和宁波话上课。然后，他为宁波话设计罗马字拼音方案，用拉丁字母稍加变通，创立了一套音标。此方案也被其他传教士和来宁波工作的外国人一直沿用。

这对中国文化是一个贡献。丁韪良是19世纪实验以拉丁字母拼写中国方言的开拓者之一。

1851年，丁韪良偕北长老会宁波支会在三面环水的江北岸建成槐树礼拜堂，又在教堂旁槐花树下的崇信义塾（又名圣经书院，后迁杭州，之江大学前身）任教（教会创办学校之初，传教士一身两任，既传教又教书），授圣经、美语、天文、地理、唱歌等课。

崇信义塾是外国教会在浙江创办最早的一所寄宿制新式男子学堂，当时有教徒子弟等学生30余人，不收学费，还供给学生衣服、住宿、医药等费用。

1853年，丁韪良的同事与好友，美国北长老会驻宁波传教士兰显理（Henry Van Vleck Rankin），编纂了《宁波土话初学》、《领经问答》、《教会政治》、《礼拜模范》等基督教教义书籍，在宁波基督教堂和教会学校广为采用。这也是最早的宁波话罗马字拼音教学文献。丁韪良将罗马拼音用于注释宁波方言，为汉语拼音教学提供了参考，可以说他是汉语拼音的先驱，对近现代中国汉字改革运动有较大的影响和示范作用。

丁韪良还先后在宁波南门内、外各创办了一所走读男塾教会学校，课程除圣经和教义问答外，还开设西方自然科学课程和应用科学课程。他还参与举办在宁波出版的浙江省第一份新闻报刊《中外新报》（华文版），在刊物上传播西方现代的科学技术和政治社会思想，沟通宁波与世界的联系。

翻译《万国公法》（国际法）

1863年移居北京后，传教之余翻译美国人惠顿的《万国公法》，该书受到恭亲王奕䜣的赏识，由总理衙门拨专款付印出版。《万国公法》的出版和传播，帮助了当时的清政府尽可能地维护中国利益，如当时中国外交官员曾运用《万国公法》中阐述的国际法原理，成功地处理了一件纠纷，即“普丹大沽口船舶事件”。第一次使用国际法使一件原本可能成为严重事件的外交纠纷得到顺利解决，这使总理衙门的高级官员乃至清廷相信西方国际法知识对清王朝的统治尤其是外交活动是有利的。当然丁韪良翻译《万国公法》也受到了某些外国官员的反对，他们担心中国人懂得国际法就可能使其利用它来与西方列强进行有理有节的法律斗争，甚至会给西方国家带来各种麻烦。

在《万国公法》一书中，丁韪良创造的汉字法律术语有：万国公法、性法（自然法）、公师、法师、主权、权利、责任、法院、人民、国体、赔偿、自治、限制、章程、邦国、政治、选举、司法、争端、国会、制宪、领事、利益、管辖等，使长期生活在封建专制下的中国人民开始了解西方世界，懂得诸如民主、平等、自由、权利、法治、选举等重要政治和法律制度、观念。

后来，汉译《万国公法》传到日本，不但成为日本外交家与西方列强进行外交斡旋的重要工具，也被日本政府指定为日本学生必读的法律教科书。因为它如此重要，所以坂本龙马提出了所谓“长剑不如短刀，短刀不如手枪，手枪不如万国公法”的说法，他也的确曾运用《万国公法》上的法条与规则，打赢了一场官司。

转到京师同文馆

丁韪良主张发展世俗教育影响中国，意图通过教育向中国人传播基督信仰。他长期居住北京，以传播基督福音为己任，忠实奉行“爱主爱人”的基督教博爱精神，以一己之力于1865年创办了北京崇实中学（即现在的北京第21中学），担任校长20年。

根据北京第21中学校史记载，丁韪良“有感于北京失学儿童众多，便出资租用东城总布胡同民宅，设立蒙学，定名崇实馆，招收附近儿童，课以经学常识，并以基督教义陶冶学生心性。丁韪良在1865-1885年任校长，教学经费为其一人捐助。。1916年，丁韪良先生逝世，全部捐出其遗产息金一千二百元作为学校常年经费。于是，学校设立石印科、织毯科，以给贫困学生提供勤工俭学的机会。

1869年，在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推荐下，丁韪良辞去了美北长老会的职务、出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执掌同文馆近30年，为中国政府培养了大量早期外语人才。

丁韪良对中国的英语教学本土化做出了积极的、开拓性的探索。在他的不懈努力下，京师同文馆无论是在组织管理，还是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都具有近代欧美学校的特点，培养了近代中国第一批具有双语能力的外交官、外语教习和翻译。同文馆的新式教育实践促进了教育现代化，为辛丑条约后废除科举、建立新型教育体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晚清时的京师同文馆大门

被淡忘的北大校长

1898年12月31日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在李鸿章推荐下，光绪皇帝任命他为京师大学堂首任西学总教习，即北京大学首任校长，授二品顶戴。但一直以来，丁韪良担任北大首位校长的事实却被刻意抹去了。

目前唯一所见京师大学堂成立初期教职员合影，中间站立者为校长丁韪良

按“代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中的规定：“凡分敎习皆由总敎习辟用，以免枘凿之见，而收指臂之益。”教习即教师，京师大学堂成立之初教师的聘用权，由于另外一位虚应故事的中总教习许景澄并未就任，因此全部握在丁韪良一人手中，这也是他被视为校长的主要依据。

有意思的是，在北大的中文网页上，看不到些许有关丁韪良的记载，但北大庆祝校庆的英文网页上，却有一篇为丁韪良发声的文章“W. A. P. Martin: Inaugural president of the 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 http://english.pku.edu.cn/News_Events/News/Campus/8177.htm)，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不但明确认为丁韪良是首任京师大学堂的校长“the first President of Jingshi Daxuetang(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还特别指出丁韪良在北大官方校史中被长期忽视“The fact, however, has been for a long time ignored in the official PKU history”。

丁韪良与他的学生

经历义和团运动

1900年，73岁的丁韪良亲身经历了义和团运动，他目睹了义和团屠杀中国教民和外国传教士的行为，因此非常厌恶义和拳民，严厉地批评他们是野蛮的人，并站在法治的角度要求对义和拳民进行严惩，才能与他们的砍杀劫奸的行为相称。

由于慈禧太后是义和团运动的主要支持者，所以丁韪良倡议放逐慈禧，并提议将海南作为对美国的赔偿，故此他在义和团运动后渐渐地不再受清廷的信任。1901年9月20日，因时局已稳，校长丁韪良奏请当时的庆亲王奕劻恢复京师大学堂。然1902年，京师大学堂复课之后不久，新任管学大臣张百熙以经费紧张为由，集体辞退了丁韪良等西教习。北大历史学者郭卫东认为“经费紧张”只是借口。

由于丁韪良精通中英文，他曾参与《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谈判，也谴责过义和团运动，这成为他日后被批为“帝国主义帮凶”及被有意忽略的主要原因。随着近年思想开放，对他的研究才逐渐深入，他写的不少书被翻译成中文，人们对他的评价也趋于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