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抗疫为何是全球榜样？

无论压制还是延缓，全球疫情都会经历爆发周期。但中国与韩国的经验证明，通过平衡，有可能找到一种折中方式来寻求更高效的办法。移动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发达成为了利好，中韩运用大数据技术来管理隔离和保持社交距离已经成功抑制了增长曲线，这些技术能帮助更多国家控制疫情吗？即使模式无法照搬，中韩的经验也仍然值得借鉴。

最新《经济学人》封面文章对比了抗疫的“压制”和“延缓”模式的利弊（见今天的头条文章）。世界无疑正在面对两难：压平曲线的减缓措施会导致太多死亡，并且难以避免疫情高峰时期的医疗资源挤兑；但“压制”模式无法根除病毒对大多数人群的传染性，意味着此后需要不断为生活与工作按下暂停键，导致经济崩溃。

在现实世界中，在两种策略间会有平衡折中，但政府可以让两者都变得更高效。

从韩国、中国和意大利的经验来看，这可以从大规模排查开始。

越能清楚识别染病者，就越不必实施全面的无差异限制。现在的检测只能发现发病前和发病中的人，除此之外还需要推广病毒抗体检测以找出被感染过而已康复的人。这将让已获得免疫力的人群知道自己不会再成为感染源，从而可以自由开展常规活动。

另一种折中方式是运用技术来管理隔离和保持社交距离。中国正在运用手机应用来认证需要隔离管理的人群，例如追踪返程路径的移动“健康码”。

中韩也都在利用大数据和社交媒体追踪病例，

提醒人们避开聚集爆发地，以及追踪隔离密切接触者。韩国修订了法律，政府无须申请搜查令就能调阅及共享患者病历。此举虽有争议，但非常时期需要非常手段。

即使许多国家无法照搬现有模式，中国的实践仍然提供了三大宝贵经验：需要及时向民众公开信息，政府可以做到减缓疫情的传播速度，卫生系统需要为需求激增做好预案。

在公共卫生领域，“诚实”远比“希望”更有价值。官员们将不得不在信息不全的情况下行动，因为关于该病毒的许多情况尚属未知。据大致估计，任何受感染国家中25%至70％的人口可能感染此病。中国的经验显示，在确诊病例中，约80％为轻症，15％需要住院治疗，5％需要重症监护。但正如中国的情况所示，结果究竟会如何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选择怎么做。

在疾病在湖北以外省份流行之前，中国便实施了历史上规模最大、最严厉的隔离措施。这提高了人们的防范意识，改变了人们的行为，更重要的是这有效地将省外确诊与死亡率控制在了极低水平。

中韩的其他经验也可能有帮助，比如远程医疗在中国抗疫期间发挥的巨大作用。京东健康的CEO表示，自从疫情爆发以来，其平台的月问诊量已经增长了10倍，达到200万人次。他认为，这样的消费者行为转变原本可能需要五年。北京易观资讯的陈乔山认为，中国互联网医疗的市场规模今年可能接近2000亿元。

中国的患者向来更偏爱专科医生和三甲医院，政策制定者也对互联网医疗态度谨慎，但从去年开始陆续放宽了一些限制。新冠疫情加速了这种转变。随着多数医院关闭门诊以及许多人在家隔离，过去一个月里中国有一千万人通过互联网寻求医疗服务，其中可能有一半是初次上网求医。

2月初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中国卫健委出台政策，要求“充分发挥”互联网医疗的作用。继江苏之后，上海和武汉也先后将线上医疗纳入医保。疫情也可能成为医改新动能，加速推动政策放宽，令更多药店、医生和消费者拥抱线上平台的同时为分级医疗带来加速度。

大数据支持的智能城市管理在韩国也早有先例。首尔有1000多万居民，人口密度是纽约的两倍。每天运送700万人的首尔地铁被认为是全世界最好的地铁系统之一，整个网络都由实时数据驱动，不断调整列车速度和发车频率。列车和轨道上的传感器监控每一个部件，提前排除故障。不仅地铁纳入数据网络，地面上的数据也被实时收集，首尔市民会收到出行拥堵预警和替代交通路线建议。在此过程中，社交网络是重要的观察平台和指挥节点。在抗击疫情的新常态中，新型数据平台或许应更快地发挥作用。

全球抗疫进入攻坚阶段，最难的一课或许是：医疗系统要为疫情来袭做好准备。上周的《经济学人》封面文章再次呼吁，政府应加大医疗投资，即便这样的努力需要几个月才能显现成果，甚至有些可能永远派不上用场。政府应提升重症监护的应急服务能力。英美等国紧缺床位、专科医师和呼吸机。政府还应制订最佳治疗方案，研发疫苗并测试新药。这一切将减少减缓措施中的死亡人数，降低压制措施付出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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