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动物双城记第23篇文章
去年8月14日，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记录中国仍在世的二十二位“慰安妇”生活现状的纪录电影《二十二》上映时，有人评论说，她们在等待道歉，日本政府在等待她们死去……
而在日本本土，也有一群希望在死前能够得到日本政府道歉的人。他们是二战后，日本为了“提高国家质量”，强制进行绝育的残疾人。
根据日本二战后1948年通过的《优生保护法》，色盲、白化病、耳聋、癫痫、血友病、精神分裂症等，都算作“劣等人群”，由医生来实施绝育和堕胎手术。
最近，这群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绝育的受害者，对日本政府提出诉讼、要求赔偿和进行公众道歉。
01
1963年，顺子16岁的时候，她被医生带到日本东北部的一个诊所，在那里她被迫进行了一个小手术。
顺子说，当时我被麻醉了，记不起任何事情。当我醒来的时候，医生告诉我我暂时不能进食。
直到有一天，她偷听到父母的谈话，她才震惊地发现，因为小时候被诊断为“遗传性弱智”后，根据日本政府实施的《优生保护法》，她的父母被迫同意，对她进行绝育手术。
当她偷偷前往东京复查身体，想看看能不能解除输卵管结扎时，医生告诉她，她永远不可能有孩子了。“日本政府把她的整个人生都偷走了。”（They stole my life away.）
而对日本政府发起诉讼的佐藤，则是在15岁的时候，因为被诊断为“遗传性神经衰弱”而被强制绝育。尽管她一直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但因为没有生育能力，她至今未婚。
和佐藤一起住了四十多年的嫂子美智子说，佐藤也帮她照顾孩子、给孩子换尿布。“即使是她没有完全照顾好自己小孩的能力，但是剥夺她生育的权利，那就是犯罪。”
更让佐藤愤怒的是，她的疾病并不是遗传所致，而是在幼时治疗腭裂过程中因为麻醉剂使用不当造成的。
02
截止到1996年，《优生保护法》实施的48年间，日本共有25,000名残疾人被绝育，年龄最小的仅9岁。其中像顺子这样被迫或不知情被绝育的人占70%（16,500名）被迫或被欺骗，违背自己的意愿进行手术。
《优生保护法》的制定和实行是为了“提高国家质量”和“保持日本种族的纯洁”。在实际操作中，医生有权自行决定需要对哪些“劣等”人群实施绝育，输精管切除和堕胎手术。
在这25,000名被绝育的劣等人群中，他们的疾病描述包括：色盲、白化病、耳聋、癫痫、血友病、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症、麻风病、显著的异性性欲、显著的犯罪倾向、以及其他遗传疾病。
根据朝日新闻的统计，北海道强制绝育手术次数超过1,000次，全国之首。而在日本宫城县，被强制绝育的859人中（1963-1981年），有52%是未成年。而女孩子最小的只有9岁，男孩子最小10岁。
事实上，日本的《优生保护法》并非首创，而是参照1933年纳粹德国《遗传病后裔防治法》的产物，也就是通常说的“绝育法”。
德国这部法律规定患有一定疾病的人必须接受强制绝育手术，防止将这些疾病遗传给后代。
德国各地还开设“绝育法庭”，由一名主审法官、两名医学背景的陪审员裁决强制绝育案件。要求的文件之一是医学鉴定书，以作为施行绝育手术之必要性的佐证。
医学家兼历史学家罗特马勒强调：“提交的案件非常之多，以至绝育法庭几乎忙不过来。一开始人们还蛮认真的，但越到后来，尤其是战争日益逼近时，整个程序就完全是走过场了。”
当时德国大概有40万人被强制绝育，估计有6000人死于手术并发症。
在这期间，德国还推出臭名昭著的T-4行动(Aktion T4)，这场屠杀最开始以3 岁以下的“缺陷”儿童为目标，后来扩大到不符合“种族优生”的青少年。
有超过5000名儿童在这个行动中被护士和医生用毒气、注射、禁食、虐待的方式杀死。因为政府认为残疾是他们的原罪，他们占用了大量社会资源，“不配活下去”，必须“清除干净”。
同样推行优生法的还有美国和瑞典政府。19世纪末、20世纪初，很多国家都认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优秀人种、优胜劣汰的观念。
美国《优生法》宣传报
上世纪90年代这一历史事件被曝光后，德国和瑞典都已对受害者道歉并赔偿。瑞典政府同意给每个受害者2.1万美元作为赔偿。
而面对受害者的质询、公众的问责，日本政府的唯一回应是在1996年废除了《优生保护法》，但是拒绝向受害者道歉或提供任何形式的补救。
03
今年1月30号，60多岁的佐藤首先站出来起诉日本政府实行的《优生保护法》严重侵犯人权。
在3月28日仙台地区法院进行的第一次听证会上，日本政府代表则要求以“该法律在当时是合法实施”为理由，撤销诉讼。
这次听证会之后，优生法48年来在日本造成的实际影响，才逐渐为更多人所知，一些社会团体和律师开始介入、也有更多沉默多年的受害者，加入到要求日本政府赔偿、道歉的诉求中。
在仙台神户大学的一个演讲厅里, 顺子鼓起勇气，对在场的人讲述了她和这些受害者的经历。
花了很多年，她才说服了自己，要把自己被强制绝育的事情讲出来，顺子说："我希望每个人都知道事情的真相。我真正想要的是政府向所有遭受苦难的人道歉并给予赔偿。”
04
不管是对二战的受害者、“慰安妇”这一群体、还是被强制绝育的日本残疾人群体，让日本政府道歉，都是非常艰难的事情。
这也许要从文化中去找一些解释。
在人类学对各种文化的研究中，分以耻为基调的文化和以罪为基调的文化。
我们知道的很多向神父忏悔，公开认罪的欧美国家的做法属于“罪感文化”。
而日本属于“耻感文化”，即：有错误的人即使当众认错、甚至向神父忏悔，也不会感到解脱。
在这种文化中，只要不良行为没有暴露在社会上，就不必懊丧，坦白忏悔只能是自寻烦恼。
因此，耻感文化中只有祈祷幸福的仪式，却没有祈祷赎罪的仪式。
而不经过道歉、反省、更新的记忆和文化，还会在恶之花中结出恶之果来。
2016年7月26日凌晨，一个26岁的福利院护工冲入神奈川县的残疾人福利院，砍死了19名残疾人，砍伤27人。进行大屠杀的原因是他坚定地认为“残疾人应该根除”。
日本生物伦理学博士松原洋子认为，当前日本存在一些针对残障人士的仇视言论和做法，包括神奈川县的大屠杀，根源就是《优生保护法》所产生的“劣等”人群歧视观念。
多年前的冬天，我去波兰克拉克夫奥斯维辛集中营参观时，正好遇上德国中学组织学生来参观。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参观、以史为鉴，二战后就是德国学生的必修课。有的学校还每年都组织学生来一次。
从道歉、反省、赔偿、警醒，二战之后德国一步步将二战时留下的极端种族主义的阴影清洗干净，而日本，连第一步都还在犹豫未曾迈出。
希望，就从真诚道歉，而不是等待当事人死去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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