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动物双城记第18篇文章
继今年1月西安交大博士杨宝德不堪导师压榨自杀后，3月26号，武汉理工大学自动化学院的陶崇园也因同样的原因跳楼自杀。
从微信对话截图和取证来看，两个人的情况非常相似，一定程度上都成了导师的“私有财产”。
杨宝德除了正常的陪导师吃饭、挡酒、擦车外，还要随时听从周教授的召唤。导师甚至连上课的衣着也要杨宝德来评价，还称“记得你最喜欢这件外套”。
陶崇园除了给导师跑腿带饭，还要叫他起床、照顾他的饮食起居。导师王攀甚至让陶崇园喊他“爸爸”。知乎上还有许多帖子分析陶崇园可能是长期遭受了王攀的性骚扰。

01
去年10月，已经毕业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女博士罗茜茜实名举报十几年前导师陈小武的性侵行为。罗茜茜说，“在陈某手下读书的几年，是我人生的噩梦，因为被欺负得太厉害，出国前还得了抑郁症，幻听幻视，是吃抗抑郁药维持下来的。”
在知乎“如何评价大学中导师压榨研究生劳动力行为？”的提问里，答案惊人一致，很多人都有类似经历，也都用了“熬”这个字。面对学术圈潜规则，很多人明明是极力在忍，但都要揣着明白装糊涂，甚至像陶崇园一样违心的说“爸我永远爱你”。
中国和国外的研究生和博士生一样，一般都称老师为“boss”，从称呼来说，已经不是一种简单的“师生关系”，一定程度上是“雇佣关系”。导师有很大权力，除了工作强度和福利待遇，包括深造机会，论文推荐，甚至能不能毕业，都是导师说了算。
在这种结构中，处于弱势的学生，显然不能轻易说“不”。
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缺乏边界的学术权力滥用，在公司，企业，同样的情况比比皆是。
陶崇园临死前最后留给妈妈的话是：“我没有办法摆脱王攀老师。”
而导致西安交大博士杨宝德最终自杀的，也是出国希望的破灭，原因竟然是导师“不舍得放这么好用的他走”！
很多人把这几起悲剧的发生归咎于监督机制的不健全，我不完全赞同，国外高校即使有相对完善的监管机制，也有很多类似事件发生。
外国的月亮并不比中国的圆。
02
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对大学进行性侵犯和骚扰的调查发现，研究生特别容易受到大学工作人员的性骚扰。去年8月的一份报告称，有10％的研究生称受到导师或讲师性骚扰。相比之下，本科生占6％。
这次事件还让我想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这几年来频发的性骚扰事件，涉事人员包括负责研究工作的副校长、知名天文学家、法学院院长等。
去年3月，美国知名哲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84岁老教授约翰•罗杰斯•希尔勒（John Rogers Searle），被他曾经的学生，华裔女助理 Joanna Ong指控性骚扰。
按规定在研究中心任职，女助理 Joanna Ong每个月的工资只有1000美元，但作为学校最德高望重的教授的助理，她每月能额外拿到3000美元。
工作一周后，约翰•罗杰斯•希尔勒开始对女助理调情以至动手动脚，而且再三向她保证，她一切生活所需他都能满足，只要保持“完全信任”的关系。如果和她成为恋人，还承诺帮助女助理在学术圈出名。
03
加州伯克利分校性侵事件发生以来，引起美国各界哗然，美国的讨论不亚于这两天陶崇园事件的刷屏。校长尼古拉斯·德克斯也因为在处理这几件老师性骚扰事件时过于袒护或从轻发落，引起教职员和学生广泛批评和不满，最终引咎辞职。
无论是美国社会的震惊还是我们陶崇园事件的激烈讨论，所有人有一点一致的看法就是：传道授业的老师，怎么会做这样的事！
同样的震惊还比如2002年《波士顿环球报》爆出的天主教神父儿童性侵丑闻。
奸杀了11个女人的白银连环杀手高承勇，因为是农民，我们会觉得他的原生家庭和缺乏教育形成的反社会人格，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并不诧异。
但当我们发现应该是道德楷模的老师，神父的作为超出我们对他们设定的道德基准时，认知就坍塌了。
其实，根据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的发展理论，人的道德发展不是天赋，也不是社会规则的直接内化，一个受到完善教育的人所最终奉行的道德法则是他通过社会交往自己总结出来的，而不是别人教会的。
也就是说，即使受过高等教育，也不代表有很高的道德标准；即使是德高望重的老师，传道布施的神父，转身也许就变成魔鬼。
04
这几起悲剧除了都是受导师压榨以外，还有非常相似的地方在于，无论陶崇园，杨宝德还是罗茜茜，其实一直都跟在朋友或家人在倾诉或者抱怨，但是大多数人的反应都劝他们：忍！
陶崇园的微信截图
每一片雪花都不认为自己是造成雪崩的原因。如果你看着一个人被某个人杀死，或许很多人意识不到，即使自己没有动手，其实你也是凶手之一。
当然，那些曾经听过陶崇园，杨宝德倾诉又劝他们忍下去的，或许他们自己也是受害者之一，只是他们的防线还没有崩塌。
在这点上，美国的做法或许值得学习。
美国很多大学都有自己的研究生工会（包括研究生，博士生等）（Graduate student employee unionization），比如耶鲁大学，纽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不同于中国的研究生的学生会，在欧美国家，工会是一个十分强大的组织，法律地位也很高。学生受到美国劳动法案的保护，享受与公司雇员同等的权利。
这意味着，学生作为雇员，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和导师“讨价换件”的权利，如果学生认为自己被导师”压榨“了，除了获得工会保护，甚至可以罢工。
虽然在美国，研究生工会也面临很多阻力，比如美国大学协会这样的大学管理者就反对在校园里研究生员工的工会化，理由是工会会威胁到学术机构的学术自由，损害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
05
但是，假如陶崇园和杨宝德的学校也有这样的研究生工会，他们还会选择忍气吞声吗？
我想还是会。
网上很多人斥责他们的软弱，我倒觉得并非如此，比起软弱，更多的或许是无路可退。
两个多月前杨宝德死后，网上最火的一篇讨论文章叫《寒门博士之死:村里学历最高的年轻人在导师家擦车》。虽然这几年一直在讨论如今的中国寒门是否再难出贵子，但不可否认，通过高考，上大学，拿文凭，依然是很多人跳出农门，告别小镇青年的最优选择。
而我们社会，又恰恰给文凭赋予了太多附加值，尊严，薪水，前景，地位，阶层，这一切，大部分都和文凭有关。
进国企，研究生比本科生工资高至少一千块；留校任教，要求至少研究生以上学历；数据挖掘、金融分析这样的高薪高技术性工作大部分都需要研究生以上学历；甚至杭州，南京这样的大城市人才引进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研究生学历……
文凭成了陶崇园和杨宝德这样的研究生唯一可以寄予希望的砝码。而如果和老师不合，甚至鱼死网破，十几年的苦读将变得一无所有。
去年澳大利亚Skilling Australia基金会的一个报告让我印象很深，在澳大利亚，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TAFE（Technical And Further Education）的毕业生平均起薪（56,000澳币）反而高于普通大学毕业生（54,000澳币）。而TAFE的很多专业，比如美容美发，厨师，汽修，牙模等，可能在中国很多人眼里看来是完全不入流的，拿不上台面，也在大城市站不住脚的。
我很赞同Skilling Australia基金会CEO的一句话，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我们都有不同的学习风格，兴趣和才能所在，所以我们也不会走同一条路。
一个健康包容的社会，人应该被鼓励从多种途径实现自我，以及有尊严的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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