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动物工作室 第02篇文章
最近回国，见了两个大学时代的女性朋友。一个在迪拜工作，月收入三万左右，不用上税，自给自足，阳光沙滩，幸福指数极高。另外一个在上海工作，月收入恰好也是税前三万左右，但是上有老，下有小，还在供房贷车贷，焦虑得不行。
月入三万，扣除税点，大约年薪26万左右。
26万可以解决温饱、日常应急和部分精神生活，但是却解决不了焦虑的问题，也成不了焦虑的分水岭。
刚好最近也在看《生门》的电视剧版，一共13集。导演陈为民是中国唯一得过奥斯卡纪录片提名的导演，拍的不仅是生死一线天，也牵扯出生而为人，身不由己，没人能真正躲避掉的焦虑和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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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产阶级才是养娃最焦虑的一群人
《生门》影版和剧版都选了陈小凤夫妻的故事。来自农村，家境赤贫，陈小凤怀着双胞胎，同时还有糖尿病和凶险的中央前置胎盘。最关键的是，他们太过贫穷。
我印象深刻的是，医生问，生都没钱，想过以后养怎么办？陈小凤的丈夫很腼腆，却又很自然的回答，大意无非是，生是最难的，只要健康生下来了，怎么都能养得活。
最后，是靠男人的哥哥在村里东拼西凑，几十块、几百块，借了几十家才凑够了五万块钱。其中一家人本是留着钱为了儿子20天后结婚娶媳妇，纠结很久，最后还是把两万块钱塞给了男人哥哥，“救命要紧”。陈小凤的双胞胎就这样在全村人的接力下得以健康生产出院。

表面看起来，是生于贫苦，以及无力改变贫苦现状，才让他们面临如此困境。事实上，在生养孩子的问题上，每个社会阶层都有不同的焦虑，而中产阶级的焦虑更为细致明显。
这让我想起2013年的爆款文章《中国十大城市生育成本排行榜》，排名第一的北京，从出生到大学毕业每个家庭养个孩子至少需要花276万。
276万，陈小凤们当然不会为了这个天文数字而焦虑，在他们的认知里，能够活着，就算是把孩子养大了。但是这个数字，却点燃了中国一二线城市中产阶级的养娃焦虑。
首先要说明的一点。中产阶级与富裕的精英阶层无关，更多指的是中等消费阶层。2015年瑞信财富报告以每人拥有5万至50万美元的净财富来界定中产阶级，认为中国中产阶级人数已超过两亿。
而这群有一定消费能力、但还称不上富裕或者财富自由，有较高生活要求的人，在养娃上的焦虑千头万绪，总结起来其实就是一句话，担心孩子以后过得不如自己。
这种期待翻译成具体场景就是，能像自己一样毕业于省级或者国家级重点高中，大学上985高校，硕士起码是美国top50，每月工资税后能买得起上班时间通勤一小时之内一平方米的房子，在北京或其他一二线城市有一到两套房产。
我们这代人大多是一路靠读书，靠一己之力拼搏最终立足在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但当抱着一定要给孩子提供最好的条件，才能避免他以后过得不如自己的可能性，这种如临大敌的心态，在加上物质上并非完全能够随心所欲支配，才让这种焦虑更加焦灼。
另外一个引燃育儿焦虑的原因则是国家发展阶段爆发的社会问题。
我身边一些有孩子的中产阶级朋友的生活写实：
担心空气，在每个房间配一台IQair,选有新风系统的早教中心和学校。还有不少人因为空气从北京带着孩子移居去了深圳、上海、大理。
担心食品安全，在超市买可溯源的有机菜，周末去京郊自选自摘有机菜，水果选海外进口无农残、或者用专卖健康食品有检测报告的手机APP。
担心过度医疗，买高端保险或者办会员卡，只去少数几家私立儿科医院看病。
我非常理解这些朋友。他们期待在社会问题爆发的大问题下，想要靠自己努力给孩子打造一个没有问题的真空地带。
但不幸的是，近些年不管是三鹿奶粉、幼儿园虐童、疫苗过期、儿童尿液中普遍测出抗生素等问题，都在摧毁中产阶级自己打造出来的桃花源。
而越想小福即安，只想做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不参与公共议题，也不负担社会公共责任来推动问题改变的时候，就越会发现，自己的育儿焦虑爆发的频率只会越来越高，而且越来越无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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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的社会对适龄单身群体太缺少包容
剧版《生门》第一集，故事是一个怀孕40周但胎死腹中的孕妇，独自一个人来医院要求引产手术。医生要求她打电话叫家人来签字同意手术，甚至还叫来了警察作证。镜头里孕妇痛苦难忍，明知道拖久了自己有危险，也不愿意打电话叫人。
医生在和护士推测她身份时猜测她可能是非婚生孩子。

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很感触。许知远在最近一期《十三邀》中形容林志玲的花瓶形象符合东方人对女性的审美定义。而我在纽约和北京认识的许多中国女孩子，她们的魅力主要来自于在自己领域的专业和精进，还有内心的独立感和把控感。
但一旦她们还是单身，一旦过了一定的年龄，在中国大概是30岁，在英国美国可能稍微宽容一些，大概是35岁，总会有人背后议论：为什么她是单身？她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她是lesbian吗？她为什么不结婚？
在中国，还有一群因为焦虑，去公园替孩子相亲的父母。仿佛因为单身，就低人一等或者丧失了完整的人生体验。
社会舆论和我们的法律法规，对适龄单身群体的不包容甚至歧视也比比皆是：在全中国单身女性都没法申请生育服务证（也就是准生证），所以想要孩子就必须先结婚。
受法律限制，单身人士不方便收养或做试管婴儿。
而在上海，不管你多有钱多有权，除非是外籍，只要是单身，就没法买房。

这是去年媒体的报道，独身现象已经影响到了经济？这一点，我不置可否。
整个社会已经形成固有观念，家庭是链接个体和社会的最稳固的方式，而单身人士因为无法处于这个结构当中，似乎理所应当遭到歧视，而这种歧视和不公平，很多时候，甚至可以诛心。
其实，独身现象在西方社会由来已久，普鲁斯特，尼采，卡夫卡，萧伯纳……都是有名的单身者。
一个人不代表比结婚的能力小问题多，相反，很多在看似亲密的关系中的人其实漏洞百出孤独终老。
健康、成熟、包容的社会的衡量指标之一，无疑是尊重且鼓励个人遵从内心选择，并且为之提供便利。
3

＃ 老无所依的养老问题已经成了全社会的难题
《生门》里一个48岁的男人二婚终于老来得子，他和老母亲提着糖回村子里道喜，对于自己近50了才当爹，他有一丝难为情，村里人说，有钱也好，有枪也好，那又怎么样？男人马上接道，后面没人跟着跑，嘻嘻哈哈的笑出声来。
同样关于养老的议题，《生门》第六集里，有一个因重症肝病产后大出血的产妇，凝血功能极差，最后不得不切除子宫。这个过程里，因丈夫正判刑坐牢，一直是产妇的父亲和公公四处筹钱奔波。当老父亲来到居委会请求求助时，他说，本是嫁出去的女儿本是泼出去的水，自己是尽最大全力帮助她，但还有个15岁的儿子，自己还要全力把儿子培养出来，理由是，这样“老了就不会受苦”。
我并不想在这篇文章里面讨论“养儿防老”的观念是否过时，或者是否造成了父母和孩子相处缺乏边界感并导致了许多问题，我想探讨的是随着社会老龄化加剧，而暴露出来的敬老院、医院护工、家庭保姆虐待老人的新闻越来越多，整个社会都在为养老这件事情焦虑。
去年我看了《上海独居老人调查》这部纪录片，镜头记录了年满60岁，一个人住的一群独居老人的生活。印象最深的就是79岁的包伯伯和87岁的孙阿婆。两个独居的上下楼邻居，包伯伯每天早上把晨报从楼上放下来，孙婆婆从阳台上取走。每天的固定程序，来确认对方还活着。
当唯一的一代独生子女开始慢慢进入中年，而父母开始步入老年，养老这个问题确实是正在发生的现实难题。
我们这一代人很多人都很幸运拥有开明的父母。他们倾其所有，希望子女能过上想要的生活，以前父母在不远游，现在为了更好的工作机会，很多人都离父母很远。
而父母即使口头上愿意去养老院，不愿意为子女添麻烦，但在他们那代人的观念里，去养老院实则是无儿无女的老人最次的选择结果。而在全球各个国家，养老院也都存在排队过久、收费极高、虐待老人的问题。
2016年BBC对英国康沃尔郡养老院进行暗访时发现，护士给老人注射吗啡让其闭嘴，行动不便的老人大小便失禁也长久无人换洗，养老院甚至把过期药品重新贴标签给病人使用。
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耳熟。红黄蓝事件里面虐童的那些人，很可能就是以后养老院里照顾你父母，甚至以后照顾你的那群人。这样想想，是不是会觉得很可怕。
我们当然也可以寄希望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人性的阴暗面可以被克服，养老院的相关制度和福利会更加完善，甚至有可能有人工智能能够负担起护工的功能。
但怎么有尊严的老去，是最难完成的现实难题。
“妇产科就是一个高度浓缩滚滚红尘的地方。在这里集结了穷与富的对比、生与死的挣扎、舍与得的纠结、老与少的代沟。”       导演陈为民
嘿！不要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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