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十娘｜上海寻根之三：父亲母亲的沪漂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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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戴耘

编辑｜渡十娘

作者简介：戴耘博士，出生上海，就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任教上海大学文学院，1991年赴美留学，获PurdueUniversity心理学博士学位，现为纽约州立大学（UAlbany）教授

电视剧《繁花》不免勾起长期在海外的我对故土的怀念。尤其是电视剧里的“虹口小汪”就在我从小居住的四川北路上，不禁让我想写些记忆中的上海往事，权且称之为“上海寻根”。

1949年2月，长江以南的整个江岸的城市充满骚动和不安。对岸的解放军大兵压境，渡江战役即将开打。我的父亲从上海来到芜湖，带上母亲，从芜湖出发，在南京火车站搭上了去上海的火车。

1949年2月，南京火车站里的难民（此时，南京驻守的国军已经开始撤退）

火车站里人头攒动，许多有钱人逃难去上海搭船去香港或东南亚国家；还有一些避战的人群，想离开即将开战的长江南岸。汽车、火车走走停停，让两个年轻人很焦急，他们在无锡朋友家歇息一个晚上，到达上海时，国民党军队在苏州河以北已经开始全面驻防（汤恩伯在虹口的司令部里指挥），几个月后（1949年5月），四川路桥成为国共激战之地。所以他们只能在沪西朋友家暂住。直到解放军打过四川路桥（突破了邮电大楼一边的防线），国军全面撤退，他们才得以进入北四川路的家。

苏州河四川路桥北端的邮电大楼

上海是我父母的目的地，他们准备在这里开始新的生活。然后，1950年代先后有了我两个姐姐和我，这是后话，但我想知道的是，对这两个去上海结婚的年轻男女，落户上海滩意味着什么。

对我父亲来说，1949年是一个转折点。

父亲在1946年间到上海做学徒，期间在立信会计修课。他有了一些积蓄，娶妻的事纳入了日程。这对于一个到上海没有几年的年轻人来说，也是很大胆的决定，因为他的舅舅（我舅公，见《上海寻根之一》）除了有些人脉，能帮他介绍工作，经济上对他并无直接帮助。而父亲看中的母亲，当时只是一个帮大哥带孩子、没有上过学，字不识几个的外地女孩。那年，我父亲27岁，我母亲20岁。两个只见过几面，互相并不知根知底的年轻人，两个没有家底，没有父母支持的年轻“沪漂”，有多大把握撑起一个家？

连理沪上

父亲去上海，和我奶奶的去世有关。当年，戴家老二（我爷爷）和张家三小姐（我奶奶）的婚姻并不般配。张家在当地不仅有钱，而且是书香门第，几个子女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张家三小姐读过高中，不仅知书达理，还擅长绣花等手艺，在当地女孩中可谓凤毛麟角。而戴家老二除了性格温厚，有不错的烹调手艺，并无持家能力，更要命的是好上了赌博。

张家小姐嫁到戴家后的几年，不仅要抚养两个幼儿，有时还要替丈夫还赌债。在家境每况愈下的情况下，她只好家里收些学生，读经写字，挣点钱补贴家用。她早年染上肺结核，碰上一个不争气的丈夫，心情一直不好，肺痨日益严重，有段时间被接回娘家（张家）治病，期间还住进附近的庙里静养身子。但是，张家三小姐终于经受不住家里接二连三的病故的打击，撒手人寰。所以我父亲对我说，奶奶是被爷爷气死的。奶奶去世那年，我父亲只有三岁。

媳妇离世后，戴家老二（我爷爷）无奈，把年幼的父亲交给当地商会会长陈耀卿当义子抚养。干爹和干妈当时没有孩子，很喜欢闰喜（我父亲乳名），所以我父亲的童年是快乐的。干爹是戏院老板，父亲在戏院耳濡目染，从小就爱上了京剧，对上海当年的那些京剧名角（如梅兰芳、周信芳、马连良等）如数家珍。对上海的向往也是随着年龄增长也越发清晰，加之干妈不孕，干爹又娶了二房，父亲的干妈常在家念叨，“立中[我父亲大名]，你以后会有出息，我下半生要靠你了”。所以抗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父亲就来到上海当学徒学技术。

父亲认识母亲，是一个很偶然的机缘：他去芜湖看望三叔（戴家老三）戴履之。戴履之在安徽师范大学供职，他有个要好同事叫向道高，两人都住在安师大教工宿舍。向道高有个妹妹当时在家帮他带孩子，向家小妹叫向文英，就是我母亲。父亲和母亲在安师大教工宿舍作为邻居结识，父亲对不到二十岁的母亲有好感，但他回上海后并没有跟向家小妹保持联系。

等到家里开始商量父亲的婚事时，舅公给他介绍自己同事的妹妹，父亲看不上，却提出要娶先前在芜湖见到的向家小妹。于是，我姑婆专程去芜湖提亲。

向家小妹出生在安徽巢湖一个富农大家庭，六七岁成为孤儿，处境一直不好。她有四个成年哥哥，她先后在二哥三哥家里搭伙吃饭，因为不受嫂子们的待见，又在有钱的堂叔家待过，但因为这些长辈亲戚不愿供她念书一直耿耿于怀，她最后落脚芜湖大哥家。所以，当她知道我父亲想娶她去上海生活时，觉得嫁人是个脱离寄人篱下处境的好机会。当时她身边有个小姐妹警告她说上海这个地方很乱，还是谨慎为好。我母亲那时年轻，虽然跟我父亲并不熟，但觉得我父亲憨厚值得信任，况且还有他叔叔和自己大哥的同事关系，就决定跟我父亲走。碰到我父亲，是我母亲的运气。

那时，由我姑婆抚养长大的戴逸兰（“凤姐”，见《上海寻根之二》）成年后秘密加入了共产党，成为苏南地区的地下工作者，后来姑婆搬到四川北路后，凤喜要见我姑婆，常常还要堂弟闰喜（我父亲）做联络人，暗中接头。

1949年我父亲母亲去上海时，堂姐戴逸兰（已改名“戴坚”）正在常熟任共产党干部，父亲还在常熟逗留，向“凤姐”介绍了自己的未婚妻。

我去美国前，还见到过家里收藏的一张民国报纸，有一页下方有很多付费告示，其中就有我父亲母亲的结婚告示。父亲告诉我，舅公曾经给他介绍自己上海朋友的妹妹，但他还是忘不了芜湖结识的向家小妹，大概是因为母亲年轻。年长我们姐弟的常州表哥常说，“舅妈（指我妈妈）是靓女啊”。

白手起家

父亲1946年到上海，是年他已二十四岁。凭着他的勤奋，一边学徒，一边在立新会计学校进修，学成后在舅舅介绍的厂里做会计。先后在兆丰纱厂，国棉二十一厂，上海业余工业大学（后改为第二工业大学）工作，当了一辈子会计，直至1983年退休。

父亲身份和舅公不同，所以他对“新中国”有完全不同的感受。1958年“大跃进”那年，我出生了。我父母已经撑起一个有三个孩子的家，生活也有了盼头，所以，为了“火线入党”，他加入了大炼钢铁的行列，撸起袖子蛮干，三天三夜不睡觉，导致严重痔疮大出血，加重了原来就有的肾炎。就医时医生伸出七根手指，意思是他只能活七年。父亲年轻时是个拼命三郎，不注意自我保护。但他对自己也够狠，生病期间，不加盐的饭菜他照样吃。觉睡得好，也可能救了他的命。

母亲1949年随父亲到上海时，还不怎么识字，父亲就教她识字读报，还教她记账。几年以后，她很快就进入父亲工作的国棉二十一厂，在总务部帮父亲管账。母亲长进很快，1952年全国扫盲运动开始，我母亲已经成为扫盲的教员。

1962年上海市政府搞“双调”，即双职工可以调换单位，只要对方同意即可调入。当时的国棉二十一厂路在中山公园附近，从四川北路坐车要一个小时。所以父亲很快调到了离家更近的业余工业大学（后来改名“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我出生后，母亲每天要带着我坐电车上下班，非常幸苦。母亲也很快掉到了四平路的上海益民食品一厂，走路上班也只要二十分钟。

父亲一辈子不怎么做家务（至少我没见过他烧饭做菜），所以母亲外面要上班，家里要带三个娃，还要做各种家务，是这个小家的顶梁柱。

我有次回中国对母亲说，我小时候没有学好一样乐器，比如钢琴，这是一生的遗憾。母亲说，那时周一到周六上班，星期天则是一大推家务，包括一家大小的换洗衣物，哪来精力顾这个。事实上，我小时候大多数上海家庭经济不宽裕，也没有条件雇钢琴老师。

我父母结婚十周年纪念照（摄于1959年）

全家福，摄于1962-63年

我父母与三个孩子在公园，摄于1962-63年

当然，父亲也没闲着。偶然发现我唱革命样板戏有模有样，有板有眼，立即网络一众京剧爱好者：和田路的京胡好手二六，四平路的小声胡耀明，周家嘴路的月琴手王家闺女，还请了中山北路的京剧“高人”刘老师作指导，俨然是一个正儿八经的草台班子。那时，我只有七八岁。

在那个“封资修”一锅端，八亿人民只看八个样板戏的岁月里，唱戏无疑是一条不错的出路。加之我父亲自小就是个京剧迷。我小学还没毕业，父亲已经在帮我张罗当演员的梦了，试过总政歌舞团，上海京剧院，都差太多。后来上海来了一个淮北煤矿文工团，也去试过，还正儿八经地考虑去淮北的可行性。这是我唯一被鸡娃的儿时记忆。现在想想，我父亲也蛮疯狂的。假如真去了，当父母的能放心吗？假如真去了，今天的说法，就是从一线大城市的户口去了四五线小城市，亏大了。

和舅公和姑婆住在四川北路丰乐里，我父亲多少延续了戴家和张家的家族影响。虽然戴家第二代就败家了（抽大烟、赌钱，不务正业），戴家的曾祖父戴晓峰可也是闯荡江湖的一条汉子，从一无所有到攒下一份不错的家业。而张家是个书香门第，给戴家后代的是自律、学习和教养。

我的同窗好友、教育学者张文质说，母亲和父亲的养育角色不同，母亲提供的是一种情感的陪伴和温暖，父亲提供的眼界和信念。我的父亲母亲大致遵循了这条养育之道。

我父亲一直认为我家与清朝思想家戴震是同宗，因为戴震祖籍是安徽休宁，而我曾祖父十六岁离开了那里。我2010年和合肥嬢嬢（亚男）、表弟建军还专程去休宁寻祖、求证，最后证实戴震属休宁隆阜的戴氏家族，而我家是屯溪镇瑶溪村的戴家宗族，并无瓜葛。可能，我父亲就是图个念想吧：天生吾儿必有用。父亲喜欢折腾，似乎戴家的基因里就有不甘平庸的种子。

中年时期的父亲（摄于七十年代），这腔调让我想起法国作家加缪。

单飞时分

一个较为普遍的情形是，儿子在成长期和母亲不会有冲突，但和父亲关系容易拧巴。

我青春期后常常会和父亲有些看法上的冲突，有时甚至是逢父亲必反，要的就是个反着来，对着干。我父亲倒是个好脾气，反而是我母亲看不下去。

但是，我是一个心智晚熟的少年，碰上了一个“读书无用“、”斗资批修“的年代，我小学中学十年和文革十年完全重合（1966-1976）。我懵懵懂懂地经历着各种千奇百怪的事情，常常鹦鹉学舌，但并不明白其中的道理。

我脑子“开窍”是1979年读大学以后，对许多事开始有了真正的反思。80年代的年轻人都有“审父情结”，记得八十年代早期有次在饭桌上，一家人在吃午饭。很偶然的谈起一个话题，我和父亲争执起来，无非是政见不同。当时六七岁的小外甥女（我大姐的女儿）突然叫道：“勿要吵了。我这里（指自己的心）砰砰跳“。我这才意识到，这么大嗓门，一定冒犯了父亲，可是父亲一如往常的宽容，从不以势压人。

我的父辈和我的成长背景太不一样了。他们从山河破碎，家破人亡的战争岁月走了过来，终于得以经营起一个安稳的小家。我父亲1958年入党，是真心相信共产党救了中国。相比之下，我们那代人经历的是物质和精神双重乏匮后的突然重生。经历了八十年代启蒙的那代人天生就是批判的，多少都有反骨，内心回荡着北岛的诗：“我不相信”。

七十年代末和整个八十年代，对我个人来说是一场人文盛宴，精神艳遇。有兴趣的读者可阅读我对八十年代的回忆（《我们共同的文本》）（链接《恢复高考后第一代大学生毕业四十年了》（上）（下））。

1976年中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技校，然后就近分配，在离家很近的胶鞋八厂工作。那时，我开始了一系列独立的行动，考上海戏剧学院，参加母校复兴中学的高考复习班，华东师大读本科，然后考研、读研，毕业后考托福、GRE，准备出国，我年轻时十来年不间断的折腾，我父母都没掺和。尤其是父亲，或许他感受到了和儿子的距离和代沟，选择了放手，顺其自然。这是无私的父母都会做的事。

1985年，我考入华东师大世界文学专业，我父亲打趣说我看你考前吊儿郎当、晃来晃去不像是个能考上的人。潜台词是：小子，小看你了。

1991年春天，我做赴美留学的最后准备，母亲从衣柜里拿出了两万块积蓄。这是父亲和母亲给我结婚准备的钱，可以说，他们把一辈子积攒的钱和盘托出，给我作出国的盘缠。父亲1983年退休后又返聘工作，一个月能有一百块左右的额外收入储蓄起来。这就是这笔钱的主要来源。这个钱，八千两百作为“培养费”赔给了单位（补偿五年服务期的缺少部分），其他换了一千多美金，买了“东航”的机票（当时“东航”上海-洛杉矶航线刚刚开通），剩下的给我带到美国以备不时之需。

我父母一直忧虑我大龄未婚。但是当知道我打算出国，他们都全力支持。去美国的前一天，父亲只跟我认真的说了一句，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父亲总是对我信心满满，让我轻松面对充满未知的留美生活。他对我的信任，为我作出的牺牲，我当年感受不到，如今弥足珍贵。我赴美两年后1993年回上海探亲，我父亲很满意我最初两年在美国的人生修炼。我从美国带回上海的自制蛋糕，他吃了赞不绝口。

摄于上海外滩1991年夏，笔者出国前夕。

难忘时光

父亲1994年初去世，享年71岁（足足比那个医生预言的多活了差不多三十年！）。我当时结婚不久，研究生在读，经济上依然拮据，家人觉得中美来回机票会需要一大笔开销，所以直到办完后事才告诉了我。我母亲2020年夏天在新冠疫情中去世，享年91岁。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也无法回上海奔丧。终于感受到父母在不远游的道理。

我1993年回上海探亲，那时才知道我去美国不久父亲因慢性肾功能衰竭导致尿毒症住院急救。父亲在昏迷了三天三夜后醒来，大姐试试父亲脑子是否还好使，问他“我是谁”？父亲轻松应答：“交行的阿大呀”！

“交行的阿大”是个梗，大姐那时在交通银行工作，所以是“交行的阿大”，但父亲的回答也一语双关，把当时的交行行长戴相龙牵扯了进来，父亲的言下之意，“哦，侬以为我脑子坏忒了”？

父亲康复一年后，在饭桌上跟家人说，“我一岁了”。我有个同事和父亲一起参加过上海大学工会组织的旅游。他事后说你父亲是个挺风趣的人，一路上给大家增添了不少快乐。我父亲接受的正规教育不多，但确是个有趣之人。

父亲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我1991年出国前，父亲给我叙旧，回忆他的干爹干妈，他童年在戏楼里欢乐时光。干爹开的戏楼是他常去的地方，也由此形成了一生对京剧的爱好。干妈对自己的呵护和爱，他到晚年还心存感激，讲到有时我母亲还不能理解，父亲眼睛湿润了。我结婚后，父亲有一次随意说起高尔基很有趣，说是婚姻的本质就是迁就。当然，我知道，父亲这话是说给我听的。

记得1974年前后，父亲去五七干校学习前关照母亲给原来教过我京剧的中山北路刘老师送一条“大前门”香烟。负责家里预算的母亲显然不太情愿，因为当时的猪肉七八毛钱一斤，三元五角钱（一条“大前门”的价格）是可以管好几天饭菜钱的，况且当时刘老师早就不教我唱京戏了。但是对一个赋闲在家，几乎没有收入的老人，父亲放不下心，到了干校后，父亲又写了一封信给母亲，苦口婆心说这事千万拜托。

我的大学同学，在大学期间和毕业后（1980-1985年间），经常到我家里聚会。每次他们来做客，母亲就会给他们做最好吃的，什么卤牛肉，红烧肉，还有上海招牌的阳春面，最近我们班里聚会，还会有同学提及。在父母眼里，儿子的同学就是最重要的客人。同学中有许多是“外地人”，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很多上海人身上会有的对“外地人”的莫名优越感，这是因为，我父母亲身上也保留了“乡下人”的温厚、朴实和善良。

我对父亲的最后记忆是，1993年12月，父亲去世前给我挂了最后一个电话，他告诉我，马晓春在中日围棋名人战上终于2:1打败了他的“苦手”小林光一。他知道我惦记这事。

晚年的父亲母亲（摄于1980年代）

说说我的母亲。我赴美以后的那段时间，母亲是全家的支柱。父亲1993年尿毒症住院透析治疗时，全靠母亲忙前忙后，医院家里两头跑，有时只能在父亲病床的脚跟处蜷缩着睡一晚，父亲偶尔回家住几天，母亲要给他一天做两次透析。母亲身体实在招架不住了，最后需要姐姐、亲戚、同事轮流照看才算喘上一口气。父亲这辈子，有母亲任劳任怨的照顾，是他的福份。

我女儿1997年出生，母亲四次美签计划来帮我带孩子均被拒签（理由是“移民倾向”）。可是她晚年一直惦记着我女儿佳佳。我很后悔的事，是没有把母亲当年在我女儿出生时（1997年）自制的小鞋小衣服保存下来。那是多么精致多么cute的艺术品！

2008年，我作为富布莱特学者到中国访学，把女儿和儿子带到上海念一学期书。那时母亲已经罹患奥兹海默症，她心目中我的女儿永远定格在六七岁左右，在她的记忆里，时间凝固了。母亲病情逐年加重，2012年住进松江的一个老人护理院，直到2020年去世。这一晃也有好几年了（有兴趣的读者可阅读我多年前写的回忆文《远去的母亲》）。

摄于2013年冬天，在上海松江的老人护理院（左起：大姐，笔者，我妈，二姐夫，二姐）。

母亲（左一）和三个孙辈，佳佳，唐吟，玮玮（摄于2000年；右下方我儿子成成，两年后出生）

母亲（左）和合肥嬢嬢亚男（右）去常州看望“凤姐”（常州嬢嬢）（摄于2004年左右）

母亲（左二）和我的四川伯母（右二）和孩子们（2002？）

生命馈赠

我曾经在回忆文《父亲》里写到，我父母那辈人比我们能扛，也比我们简单，他们对家有一种简单和执着的承诺和付出。也许是因为，母亲从小就是孤儿，而父亲三岁丧母，我爷爷在他最需要父亲在身边时是缺席的。而且，他们在上海滩是白手起家。所以，把三个孩子养大成人是硬道理，也是他们最高的成就。他们一辈子的心血都倾注在这个家上面了，以致无暇照顾自己。

祝你，踏过千重浪

能留在爱人的身旁

在妈妈老去的时光

听她把儿时慢慢讲

每次听到《人世间》这段“副歌”部分，都会泪目。我父母是第一代上海移民，是他们让我和两个姐姐在上海有了坚实的根基。而我如今成为第一代美国移民，也有幸看到我的孩子在美国有了坚实的根基。我女儿2019年藤校毕业后支教三年，如今在西部的旧金山湾区工作，儿子今年也即将从纽约州立大学（“石溪”）计算机科学学院毕业，在美东开始他的职业生涯。

就像《廊桥遗梦》的女主人公弗朗切斯卡说的：“你一生经营柴米油盐，然后你停下来站稳了，这样你的孩子能动起来，而他们离开时，他们连同你的财米油盐的生活一起给带走了”（You build a life of details and you just stop and stay steady so that your children can move and when they leave, they take your life of details with them.”）

弗朗切斯卡道出了父母和孩子分别和分离的无奈：孩子在身边时，你必须停下脚步；孩子离开时，也带走了你生命的一部分。我离开上海去美国那刻，感觉母亲和平常一样，生活依旧，风轻云淡。我离家不久，我的大学同学去看望我母亲。说起我留美的事，母亲说，“人说走就走了”。父母的惆怅和失落，我年轻时很难察觉。

出国后，父亲生前几乎每月一封信，从太平洋彼岸飞来，蝇头小楷，字迹整齐，成为我最后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