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十娘｜远去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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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戴耘

编辑｜渡十娘

作者简介：戴耘博士，出生上海，就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任教上海大学文学院，1991年赴美留学，获Purdue心理学博士学位，现为纽约州立大学（Albany）教授

清明将至（4月4日），大姐来电，说和我二姐约好去苏州扫墓。母亲去年八月去世，因为疫情，未能回中国奔丧。上世纪九十年代我父亲去世，我因为还在读研，家人丧事之后才告诉我。双亲辞世，我都未能在他们身边。母亲的骨灰已经落葬在父亲的边上。他们又团聚了。疫情当下，我依然不能前往，清明之际，用这篇我2016年写的小文，聊作对仙逝的父母的纪念。

远去的母亲

（一）

母亲就坐在那儿，上海的“1路”有轨电车上。电车当当的穿过煦煦攘攘的大马路（南京路）。我在她怀里，或是身边。我记不清了。那是我的最早的视觉记忆。电车驶向中山公园附近的国棉二十一厂，母亲在那里上班。当然，那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那时的母亲，30出头，除了上班，要忙三个孩子的衣食住行，还要照顾一个多病的丈夫。后来我大些了，就进了弄堂里的托儿所。我小时候笨拙木讷，不讨老师喜欢，常常遭数落。我每天翻日历，巴望着星期天快快到来，终于可以呆在家不去托儿所了。母亲见状，给我换了溧阳路上的一个托儿所，果然，老师们对我很好。

很快，我上小学了。一天，教室里来了几个戴红袖章的，说是要闹革命了，造反有理。还好，家里没有敌我矛盾的，日子还算太平。记得填家庭成分，父亲说填“职员”，当年，这个成分比较中性，既没有红五类那样荣耀，也没有黑五类那样让子女抬不起头来。母亲后来调到了四平路上的益民食品一厂，离四川北路上的家近些。她有时会有带回些冰淇淋，午餐肉之类，给孩子们不小的惊喜。这些食品在我小时候，就是不经常能吃到的美味了。有段时间，母亲经常带回来做华孚饼干裁下的边角料，厂内职工可以廉价买的。母亲用它做甜羹，里面的可可粉的香甜，至今仍能勾起味觉的回忆！

母亲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富农家庭。父母早亡，母亲小时候曾寄养在富有的姑妈家。姑妈重男轻女，母亲属于那种生性敏感的性格，小时候想念书却不能如愿，一气之下，回到大哥道高那里，帮大哥带孩子。母亲一直没上过学，直到上海才在父亲和几个表弟表妹的帮助下扫了盲。对别人家孩子的各种优秀，母亲一律“聪明呀”的刻板反应。母亲的灵性，主要体现在料理生活的能力。从做衣服到做菜，母亲都是一把好手。父亲和母亲结缘，是大哥道高牵的线。我一直好奇父亲怎么看上了母亲。常州的表哥说，小时侯看到我的母亲很惊艳，“那是个靓女啊”。常州的表姐说，有一年冬天母亲和父亲的姑母两个人穿名牌的大衣出现在南京火车站时，有民国的上海淑女的风范。

母亲属于相夫教子的那类传统妇女。我印象中父亲不会干家务活，能把三个孩子拉扯大，主要是母亲的功劳。我在家最小，而且是唯一的儿子，所以父母一定是有所偏爱的，但我向来懵懂，对此并无多少记忆。我记忆中的几件事，都和母亲的“管教”有关。我从小喜欢吃零食，小学一年级从母亲皮夹子里偷偷拿了5分钱去买桃片，被母亲发现，把我叫到楼上单独问话。我如实招来，母亲只是说下不为例，并未责罚。

我长到了青春期后，自然会对父亲会有些吹毛求疵，有次父亲上班不在家，我在饭桌上对父亲评头论足，母亲突然厉声道不可对父亲有不敬之言。16岁那年，家里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一本张恨水的《北雁南飞》，这在当年算“黄书”，至少属于“四旧”，母亲见我在翻阅，大惊失色，立马收掉。和我的儿女相比，我们是畸形的一代，从小就有了不该有的罪恶感和禁忌。父母对我上学倒是很少介入，碰上文革，基本上是放养的状态，任我“野蛮生长”。进了大学后，有次因为周末没回家，母亲和父亲一起找到学校，在学校户外活动的人群里居然找到了我。他们的牵挂，我第一次意识到。

母亲和父亲，摄于80年代

在美工作后有一年回沪探亲，母亲那时还没得病。我说她的孙女现在弹钢琴，我说自己当年怎么没有机会学乐器，真是遗憾。母亲说那时哪有条件，把孩子养大已经不易。平时周一到周六要上班，到了星期天就更忙，三个孩子换下来的衣服要洗（那时哪来洗衣机！），衣服、袜子要补，日复一日的就这样操劳。我还记得，我在读大学和研究生那些年，母亲先后帮两个姐姐带孩子。我睡亭子间，经常能听到楼下母亲对我的小外甥女吃早饭时磨叽磨叽不断的诃责，显得特别没耐心。很可能母亲几十年的操劳，从任劳任怨渐渐磨成了“怨妇”。奇怪的是，好多年里，母亲在“灶坯间”（上海石库门房子里的厨房）却忍受了头顶上低音贝司对耳膜的不间断撞击，那是我在“亭子间”放的流行音乐，迈克尔杰克逊啊，费尔柯林斯啊。到了晚年，她也对父亲越来越频繁的 “抬眼落睛” （吹胡子瞪眼）让着三分。

（二）

我记忆中母亲最棒的时候是八十年代，那是我本科毕业后的那些年。大学同学经常来串门，有时还会摆开牌局。他们对我父母亲的印象，是父母待人的“礼数”，应酬的周到。母亲做的菜，受到大学同学的普遍称赞。同学老季，叶瑾至今不忘母亲做的阳春面、卤牛肉。有一年春节，我的朋友王原野和二姐夫的插队兄弟胡国强来家做客，他们对母亲做的梅干菜扣肉赞不绝口，国强还调侃原野“这筷子下得是又准又快。”那些年，常州的姑母姑夫会来上海小住几天，他们的到来，是我们小孩最开心的日子，白天会聊天，晚上搓麻将。南通的姑母和孩子们也常常来往。母亲自然是里里外外招待客人的主角。那些年，是家里最其乐融融的几年，也是我青年时代留下的最温暖的回忆。

我们家从来不富裕，父亲退休后返聘回单位工作，为的就是能多挣些钱，准备我的婚姻大事。结果，婚姻未果，我八十年代末开始筹划出国，当时还需要赔偿学校的“服务费”八千多元，这在当年可是个天文数字，是我父母辛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母亲二话不说把钱拿出来还了学校，又换了些美元做我出国的盘缠。平日节俭的母亲的干脆和无保留，好像换了个人。我二姐插队落户去安徽，母亲没去火车站送，记得二姐在弄堂里一扭头就走了。火车要开了，车上车下哭成一片，二姐硬是没哭，我看着，像电影里似的。我走了，远走美国，也没见母亲伤心。多年后，听老季回忆，我离家后老季去看望我父母。当时我母亲说“人就这样，说走就走了”。她心里的不舍我当时并无体会。

1993年我回国结婚，仓促中给全家生活带来诸多不便。父亲尿毒症在医院作透析。为腾出临时的婚房，父亲还有些抱怨。母亲永远是无保留的支持，该做的都做了，只要儿子好，其他都能对付。我得知我去美国不久父亲病重，母亲每天要在医院和家来回奔波，晚上为了照顾父亲要夜宿在医院，就在父亲的病床床尾蜷缩着过一夜。后来，实在扛不住了，许多亲戚朋友都轮流着来守夜看护。我父亲1994年病逝。我1996年回国，母亲和我一起去苏州祭扫父亲的墓地。来到父亲的坟前。母亲第一句就是，“立中（我父亲的名字），戴耘来看你了”，母亲话没说完就梗咽了。

1997年我女儿出生，为了来照顾孙女，她去美领馆申请签证，却先后四次被拒签，从此发誓不再去美领馆，断了去美国的念头。但在女儿出生不久，岳母顺利来到美国，带来了我母亲亲手给孙女做的小衣服，小鞋子，这些“迷你”穿着，手艺极其精湛，样子cute得让人爱不释手。后来几年，女儿在上海由外婆和娘家人带着。母亲隔三差五要去看孙女，带去亲手自制的衣物，直到女儿五岁时我把她从上海带回美国上学，长住。

（三）

母亲的病是从2003年带状疱疹开始的，我2004年回国，明显地感觉母亲出现了问题。每次她问我什么时候回美国，没过两分钟，又问同样的问题，不仅不记得我已经回答了她，而且不记得她刚问过。短时记忆出了问题。以后每年回国跟她说我女儿佳佳读几年级了，她都会惊讶地说，“佳佳这么大了？”好像不可能的事，因为她的记忆中，孙女永远定格在小学一年级了，她失去了感受时间流逝的能力，无法更新记忆，无法形成对前后事件序列的记忆，无法像普鲁斯特那样追忆时间。随着病情加重，她似乎回到过去了，她成了过去的自己。

2010年回国住姐姐家的一天，家里的钟点工阿姨在客厅里打扫卫生，看到我在内屋，问母亲“他（指我）有多大了？”母亲恍惚中有些困惑。她走进我住的房间。

“我岁数大，还是你大”？母亲问我。

“我是你的谁？”我问她。

“我的哥哥”，她稍有迟疑，但还是回答了。

“我刚刚从美国来，你有哥哥在美国吗？”

“。。。”，母亲迷糊了。

“那你有谁在美国”？我想启发她的记忆。她无法想起来。

“你的儿子在美国，”我提醒她。母亲若有所悟。

“我是你儿子戴耘”。

母亲的表情有些沮丧，也有些尴尬。她意识到自己的这个难堪的错误，又不愿承认自己糊涂到把儿子当成了哥哥。大姐告诉我，我不在家时母亲会问她“你娘舅去哪儿了？”

次年我回中国，一天我和母亲在厨房里，她好像在忙活什么。突然她跟我说，“你还记得吗，那年在村口……”。我愕然，“什么村口”？马上我反应过来：母亲在跟我（她哥哥）忆旧呢！母亲从小和她的四哥关系最亲近（母亲有四个哥哥），后来嫁到上海后和四哥来往也最多。按照我的年龄和长相推算，母亲是生活到三十年前去了。

（四）

2010年开始，母亲出现了小脑萎缩，走路，站立，坐直身体出现困难，身体平衡系统出现了问题。更严重的是，母亲显现出偏执和狂躁症状，对自己也失去了判断能力，一方面觉得自己什么都行，不需要别人看护；另一方面，实际上母亲依赖感极强，有强烈的“分离焦虑”（separation anxiety），弄得大姐无法单独出行；出门会朋友，也必须把她带在身边，否则母亲会有强烈的被抛弃感。母亲开始像小小孩那样任性，觉得吃大姐一口饭，受她的气；姐姐要个常住护工照顾她，她的反应是要把她当劳改犯看着！同时，对家里的护工，母亲极不放心，提防她会成为“内贼”。那年，全家一起到饭店围坐在圆桌吃团圆饭，我二姐随意说了母亲一句，她脸一黑，站起身，“这饭不吃了”，立马要走人！

2011年底两个姐姐和我商量后决定送母亲去松江的老人康复护理院，有医生、护士监护治疗的那种；2012年初，母亲进了松江的一个老人护理院。起先母亲哪里肯依，半夜起来敲别人的门，吵着要回家。不久，她就完全没了脾气，是镇静药物“奥代平”的作用。脑部病变使神经兴奋和抑制也没了规律，睡觉成了问题，所以需要“奥代平”。当然，药物能让人安静，但也能把人废了。我最后一次看到母亲像个正常人，是进护理院的那年夏天，我去看她，她说要去看望楼下的一位阿姨，姐姐说妈妈和这个阿姨最要好了。我和母亲一起去了楼下。两个老人并排坐在床沿上，身体靠在一起，手紧紧握在一起，她们絮叨，寒暄的那热乎劲儿着实让人感到温暖，如夜色里一抹亮丽的晚霞。

母亲的情况，一年不如一年。在护理院的开始两年，我们还能架着母亲在走廊走几步，渐渐地，母亲走不了路了，只能做床上或轮椅上。再后来大小便也不能控制了，需要穿“尿不湿” 。母亲的脸比以前胖很多，有些走形，可能是药物作用。胃口倒还不错，虽然有几次发烧，红血球稍有异常，几个常规血液指标比我们几个孩子还正常。前几年，她的思路尚清晰，有时说话还完全像个正常人，比如，对同房间住的两位老太的互相抱怨，她就说“大家在一起住应该谦让一点”。

母亲在老人护理院和儿女在一起

但最近几年，我回国小住时和两个姐姐去看她，她已经叫不出我们的名字了。提醒她我是美国回来的儿子，她还是一脸茫然，似乎在搜索记忆，表情有些窘迫。再过一年，去问同样的问题，她就干脆环顾四周回避这类问题了。当被提醒时，她的表情是木然的，没有顿悟、没有困惑。不过还能看出来，有家人和向家的小辈来看她，她还是高兴的。但是，在没有家人陪伴的时候，她没有记忆，也没有情感，天亮了，天黑了，吃饭了，睡觉了，天又亮了，除此之外，她已经没有念想；生活是否幸福，是否有意义，儿孙怎么样了，已经与她无关。

（五）

母亲就坐在那儿，在轮椅上，病房很亮堂。她很安详，有时也会微笑。母亲就坐在我面前，我跟她说着话，她似乎听着，也似乎是在敷衍。我突然觉得，其实母亲已经离我们远去，很远，很远，远到我们已经无法靠近。原来，人与人是靠记忆以及对记忆引起的感受连接的，包括我和母亲。张艺谋的电影《归来》中的失忆的女主角和丈夫最后物理上是聚合了，心理上却永远的分开了，归来了，却永远回不去了。从书本上，早就知道“老年痴呆症”（奥兹海默病）这个“定时炸弹”，但是，在母亲身上发生，还是惊讶它如何一层层剥夺人性，先是记忆，然后是人格，最后是自我。母亲88岁了，比父亲长寿了许多，但她的记忆在不断地被抹去，抹到没有了童年，没有了儿女，没有了牵挂和牢骚，抹到跟这个世界的关系完全断裂。

“你还记得吗？那年在村口……”

我想那是母亲青春记忆中最好的时刻。那里有些草垛，可能还有一条小河，沿着村里的农田流淌，还有些孩子在抓鱼，嬉闹？还是在等待大人给他们带回什么好吃的？我希望我能像《归来》里的陆焉识那样跟她玩这个记忆错乱、时空倒错的游戏，我变成了他的哥哥，也许那年我们都只有十岁出头。

我看过一些写母亲的文章，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和野夫的《江上的母亲》。《地坛》里的母亲对双腿残疾、苦闷颓唐的儿子的牵肠挂肚，交织着生怕触痛儿子的敏感神经的小心翼翼，读来让人动容。野夫的母亲在自己得病后毅然决然地走上了不归路。野夫在江上没日没夜地寻找母亲，寻找母亲的尸体！那种悲怆和哀恸能惊天地泣鬼神。相比之下，我母亲的远离我们，是悄悄的，无声的。她人还近在眼前，活的好好的，魂却已经离我们很远，很远，远到彻底迷失在记忆的深渊，远到她在想什么，我们已经无法企及。

前不久大姐来美国在我家小住，她说明年四月给母亲做90大寿。两个姐姐对母亲的轮番探望、悉心照顾，周围的人都羡慕不已。没有病痛，还有医生的护理，子女的照料，作为垂暮的老人，没有痛苦，母亲是有福的。

戴耘写于2016年11月20日写于纽约州府家中，2021年3月27日对文字作了简单增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