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十娘 | 告别时，我们不说再见：追忆程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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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戴耘

编辑｜渡十娘

作者简介：戴耘博士，出生上海，就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任教上海大学文学院，1991年赴美留学，获PurdueUniversity心理学博士学位，现为纽约州立大学（UAlbany）教授

晚上看电影回家，从微信里看到了程怡病逝的消息，虽然不完全意外，但还是觉得突然，难以置信。失去一个几十年的朋友，意味着自己生命中的某一部分一去不复返了。程怡的离去，于我尤其是无法弥补的缺憾。

改变命运的人生际遇

程怡和我们班大部分同学不同。首先是她的家庭背景，她父亲程应镠是宋史专家，年轻时与沈从文有很深的私交，她母亲李宗蕖也出自名门世家，就学西南联大心理学系，翻译家许渊冲先生在《西南联大日记》中还提到流金（程应镠笔名）如何与当年还是西南联大学生的李小姐相识后来结婚。程怡的叔叔程应铨是受梁思成和林徽因赏识的的建筑学家，任教清华。

程怡家所经历的大起大落，也有着鲜明时代烙印，从她父亲被戴上“右派”帽子，WG中成为被张春桥点名批判的反动学术权威，叔叔在文革中自杀，到程怡与弟弟程念祺作为“黑五类”的子女长期受歧视，直到一起远走黑龙江插队，然后双双考入华东师大，这些被程怡记录在她的高考回忆文《我的命运真的改变了》里。回首往事，是苦难，也是传奇。

我1979年秋就读华东师大中文系，和程怡同班，她的年龄、经历、性格中的亲和性很快使她成为班级里的“大姐大”。

我和程怡的相熟更主要的是我们都参加了校合唱团，参加上海市的大学生合唱比赛。帮我们排练的是著名的上音合唱指挥教授马革顺。我们帮华东师大争得了一等奖。另外，程怡、葛依青、蔡工云的女生三重唱《山楂树》、《小路》、《深深的海洋》成为校园里最喜欢的节目。

华东师大纪念“五四”歌唱会（程怡在第一排中央）。

我在读本科的几年里是个逍遥派，比较多的时间用在外语和外国文学上，包括去英语系听课，在中文系里是个另类。但我和程怡之间的一个契合点恰恰是外国文学。我们都喜欢十九世纪欧洲文学，程怡读过的外国小说，尤其是俄罗斯文学，比我多得多。由于王智量老师的影响，我开始阅读俄罗斯经典。

和程怡谈到屠格涅夫的《父与子》时，程怡对巴扎罗夫这个人物的观感，让我觉得很新鲜。她认为这样一个强悍和决绝的平民子弟对俄国贵族传统的鄙夷和反叛（所谓“虚无主义”），背后不无某种由于阶层不同产生的羡慕嫉妒恨，所以等到他陷入对贵族女子奥金佐娃的爱情而又被拒绝时，他的傲慢与偏见愈发强烈。俄罗斯作家总是有敏锐的触角，发现一个像巴扎罗夫那样的“当代主角“。

每次和程怡作文学讨论，都给我留下很多思考，我后来在读王智量老师的世界文学研究生时，写过一篇比较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这两个欧洲文学重要文学形象的文章（收入智量老师主编的《比较文学三百题》），源头就是读本科时的讨论。文章题目也是程怡的建议：“行动的痛苦与信念的执著”。

我记忆很深的一件事是程怡对我的批评。我当时作为班级的体育委员，根据学校的要求，对早晨出操时间作出了规定。开始大家都准时出操。后来有一次，我也没有按时出操，程怡就对我说你不能制定规则，但自己不遵守。在这方面，程怡往往很认真很讲原则，不留情面。

我跟程怡作为班委“干部”也有过意见不同。记得在大三学年，班里有同学向班委会提议，班干部在推举“三好学生”的事上有失公平，需要改进；用今天的话，这是个“程序正义”问题，我当时觉得作为班干部的程怡不应该参与提议，但程怡觉得不管是谁，要本着公事公办的原则。后来，同学间开诚布公，有些心结很快就解开了。

八三年毕业前的研究生考试，我报考了上师大外国文学李京波的研究生，要到上海师大考试，因为赴考路程远，程怡就说，她爸爸正好外出讲学（或访友），考试前一天不妨住到她家（她家就在上师大东校区）。我是个不会客套的人，于是就堂而皇之住进了程怡家。程怡高规格接待，直接就让我睡程伯伯的大卧室。虽然结果是我的研究生考试考砸了，但那一次认识了程怡的姐姐，后来去程怡家的趟数也增加了不少。几次下来，跟程怡的爸爸妈妈就很熟了。

音乐新村的日子

程怡家在漕河泾桂林公园旁边的“音乐新村”。音乐新村是上师大东校区里一个由两三排二层楼排屋组成的教工宿舍区。程怡家在第一排502号。

我去程怡家和程伯伯一起打桥牌，应该是毕业前夕或毕业不久的事。我家住四川北路，从我家到“音乐新村”正好是从上海的东北角到西南角，当时坐公交要一个半小时。回想起来，我大三大四桥牌打得比较多，记得年级里几个牌友还曾邀约数学系牌友在我家里打过一次复式比赛。我在音乐新村跟程伯伯打桥牌的感受是一种荣幸，一种安静的愉悦，并不在乎输赢，而是享受过程，包括事后的闲聊。程怡也特别高兴她同学和自己的父母亲有这样的忘年之交。

后来程怡告诉我，她爸爸说“戴耘喜欢发表议论”，说的是我跟程伯伯聊天时的滔滔不绝。我从来就喜欢发议论，未必深思熟虑，常常一知半解，但一定有感而发。

程伯伯的话其实也并无批评之意，反而可能认为我性格有可爱一面。而看到程伯伯，我也在想，当年书生意气，充满血性的少年才子，如今也被岁月打磨成了如此谦和平易的老人。程伯伯这样的文史功底深厚的学者，于我有天然的亲和性，谈兴自然会大增，哪管得着是否班门弄斧！

八十年代后期，我到上大文学院工作后，程怡给我打电话说，有一对在复旦进修的美国年轻夫妇周末要到她家做客，你英语好，有空可以过来和他们聊聊。我欣然从命。还记得这对美国夫妇谈到当年对外国人出入学校的一些限制，程怡很不以为然。那次聚会，我也是第一次见到了程怡父亲的得意门生刘昶和他怀了孕的妻子。

程怡结婚，应该在我们毕业（1983）后不久。有次去程怡家见到了她的先生，一个风度翩翩的中年男，坐在沙发上翻书，很儒雅，很书卷气。程怡妈妈干脆用他的姓“杨”来称呼他。记得那天她父亲也在，当时还没有重病不起。杨先生师从余振先生，在华东师大做研究生，当时已有俄国诗歌译著，自己也写诗。我从智量老师那儿对杨先生有所耳闻，程怡和杨先生的认识可能也与王老师的撮合有关。他俩婚后长期两地分居，杨先生不知何故不愿调到上海，程怡当时对我说这样也不错，但后来终于走到分手的地步，我也不便多问。听说由于职称问题上杨先生内心郁闷，最后出现了精神问题，而竟至于自我了结。

记得是80年代后期，我对自己的未来很迷茫和很彷徨。我想到了程怡大姐，就给她写了一封信，既是派遣苦闷，也是希望得到点拨。程怡很快给我的回信说，过来（到音乐新村）聊聊吧。信中她也袒露了她的心迹：他（指杨先生）走了，我的生活也完了（程怡的意思是不再有什么指望）。程怡在对待感情生活上时较为理性的，但当时也挡不住杨先生的悲惨结局。

不久，我和老季、震明两位同窗好友约好，一起去程怡家。程怡给我们放贝多芬的是《皇帝》（第五钢琴协奏曲，the Emperor Concerto）。程怡在《西藏--遥远的眼神》（2007）中题名“湖”的一篇散文中回忆了她三十岁时在长江上听这首曲子的感受。想必，她又在回味这首曲子中的人生况味。这是我第一次听《皇帝》，对我而言是一次不期而遇，不啻是精神洗礼。那次，程怡交谈中也流露出烦躁，几次用了“见鬼”，这个词她很少用。显然，她当时还没有走出杨先生离世给她的打击。

1989年2月春节期间，我收到程怡的一封信，促发了我出国的念头。那时没有微信，也没有电邮，老同学之间，还是通过信件和电话互相联络。她信中说，刘昶到美国深造，发展得很好。你何不出国。那时我已在上大文学院教书，工作依旧，内心迷茫，程怡的信让我豁然开朗，是啊，何不出去看看！我很快就报了上外的“托福”班。那时正孕育风暴（因为你懂的原因，不便细说），但我已经决定出国，并开始联系学校，恶补听力，后来又去黄浦区上了GRE班。

音乐新村，留给我温馨的回忆。为此，我2007年还写过一篇小文《音乐新村的小屋》。程怡看了，说我还记得音乐新村，蛮感动的。因为那年，音乐新村的小楼全都拆了盖高层了。

远方的呼唤

1994年，遭受了多年病魔困扰的程应镠教授、我的牌友程伯伯去世。我1993年回国探亲去看望程怡，程伯伯躺在客厅里的简易病床上，人已经形销骨立，眼睛定定的看着我。程怡指着我问她爸爸，还记得戴耘吗？程伯伯眨了眨眼，程怡对我说，她爸爸眨眼就是说认识你。那时，程伯伯已经不能说话了。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程伯伯。

程怡的爸爸年轻时是一个热血的爱国青年，三十年代就读燕京大学历史系，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办过抗日救国刊物，得到沈从文的支持，这就不难理解他与沈从文的莫逆之交。他五七年被打成右派，文革中的批斗会上造反派用铁盘挂在程伯伯的颈脖子上。当时造成的颈椎损伤，终于在二十年后（八十年代）爆发，将他的健康击溃！程伯伯整个瘫痪期间，程怡承担了最主要的护理工作，并持续多年，直到1994年程伯伯去世。

父亲离世后，程怡迎来一次生活的转机。这是一个去新疆西藏的邀约。邀约者是著名音乐人何训田和朱哲琴。他们去那儿采风，做新的音乐专辑，当时，他们刚刚发行了合作专辑《阿姐鼓》。程怡被深深吸引，她在《西藏：遥远的眼神》里写到：

西行途中的每一个驿站

都有远山

深情的呼唤

帕米尔高原和帕米尔湖(程怡摄)

程怡在“湖”一篇里叙述了《央金玛》的创作过程。央金玛，藏传佛教里的“妙音女神”，也就是“音乐女神”。5600米高的当雄雪山口，程怡感觉到了神奇，感觉到了“可以触摸的永恒”。我没去过西藏，但能够想象程怡在那种晕眩和灵魂出窍的一瞬间找到了这种感觉，让她的脑海出流淌出清澈的诗句：

我一生向你问过一次路

你一生向我挥过一次手

远远的

我为你唱一首歌

静静地

你露出天边的笑容

…..

（《央金玛》，程怡作词）

程怡的西藏纪行《西藏：遥远的眼神》（2007）

那段时间，程怡对两样东西近乎痴迷，一个是西藏，她的摄影爱好可能也是从两次西藏之行开始的。雪山和旷野，正如程怡在《遥远的眼神》描写的一样，把人带到超越世俗的另一种人生境界。另一个是音乐，除了何训田和朱哲琴制作的《阿姐鼓》等音乐，程怡对音乐制作本身也产生了浓厚兴趣。那段时间，我们一碰到，她就会谈西藏，谈何训田、朱哲琴的音乐。也因此，我特地去音乐书店买了《阿姐鼓》的CD。程怡那段时间也特别喜欢拉赫玛尼诺夫。我对拉赫的喜欢也有她的影响。

2000年我跟随我的博士后导师到上海师大做一个教师培训“工作坊”。我乘会议的空隙和住宿的便利，有天晚上去看望程怡和她妈妈，很巧的邂逅了朱哲琴。她们当时可能刚刚从西藏回来不久。我在万体馆听过朱哲琴的现场演出，她压台唱了《一个真实的故事》，讲的是野生丹顶鹤的遭遇。朱哲琴的声音天生有空灵和悠远的气息。而她后来成为致力于民族音乐保护的联合国亲善大使，和《阿姐鼓》和《央金玛》不无关联。

我1991年出国后，与程怡有过不多的几次音乐上的交流。流行歌手里她喜欢惠特尼休斯顿，我则向她力荐我最喜欢的席琳（Celine Dion）, 九十年代，我在Purdue读研的那些年，席琳每出一张专辑（包括法语歌专辑）我都会买。但程怡还是觉得休斯顿更胜一筹。我有些不服；“程怡也有看走眼的时候”，我悻悻地自语。

退一步海阔天空

2007年夏，班里的同学相约到杭州小住一日，畅游西湖，四班的杨建萍和女儿也加入了我们的聚会。遥想那年，所有人的状态都特别好。程怡更是自告奋勇充当摄影师，忙前忙后的找角度拍我们的群像和个照，不亦乐乎。也是同一年夏天，我们在上海郊区的一个休闲农庄给王智量老师庆祝80岁生日，程怡也包揽了摄影重任。程怡身上最少的就是身份意识，她从来不会端着、显示自己的重要性。所以只要有机会，她会揽下拍照的活儿，这会让她特别开心。

2008年到2010年我经历了一场人生危机。我打电话约了程怡，在她家作了一次长谈。程怡很认真地听，也毫无保留地说出她的意见

程怡自己是过来之人，她的目标，用她自己的话，是加入“人民队伍“（当上副教授），并且甘当一辈子副教授。程怡的”不争“，她的潇洒淡泊，是因为早早的就看清了，大学里也很内卷，在国内要争取一个位置、名额，有时会打破头撕破脸，很难看，程怡会觉得不值。还不如照顾好父母，教好课，然后在有生之年，从事一些自己爱好的事，如音乐、旅行、读书、画画。

2012年，程怡退休了。程怡开始不停地画画。她总能找到让自己快乐的方式。而许多同学都索要她的画，她也不亦乐乎的慷慨馈赠。

程怡的油画作品，介乎写实与印象派之间

2015年我女儿高中毕业，那年夏天，我给她在上海办了一个小型钢琴演奏会，作为女儿的“成人礼”。那天天气很闷热，但很多同学都来了，包括程怡。期间，女儿演出了钢琴曲肖邦的《大波兰舞曲》，那是李云迪2000年的“肖赛”得奖曲目，也是我女儿学钢琴以来难度最高的一首曲目。程怡在结束时跟我说，这个曲子不容易，有几个地方弹得很感人。

从那以后，程怡参加同学聚会越来越少，因为她妈妈已经九十高龄，而且出现了老年性的智力退行，程怡走不开。

2015年夏天在我女儿的“成人礼”聚会上几个女同学的合影

围绕美国大选的争辩

记得在2020年在川普和拜登之间进行的美国大选期间，我和程怡在微信群里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争论开始于大选前夕（10月左右）一直持续到年底左右。我们有一个跨班级的小群，十几个谈得来的老同学，逐渐形成挺川和反川派（当然也有中间派）。反川的是我和小夏（有趣的是，反川的是长驻美国的），而挺川的主要是家华和程怡等。程怡的立场其实不完全是挺川，而是反民主党，反BLM时期的乱象。在她看来，民主党人是些道貌岸然的小人，是搞乱美国的源头，不惜代价营私舞弊，搞垮民主。川普再离谱他至少是诚实的。

两派的争论越来越激烈，越来越上头。小夏受不了有人要挺川，她就退群了，后来我们想拉她回来。后来程怡也说不玩了，她退了群。好友间争吵到这一步，都说了些难听的话。如今，因为政见不同而分道扬镳的朋友也不在少数。

程怡看到了BLM运动中的“身份政治”带来的乱象（比如要清算罗伯特李或杰佛逊），我有同感。但她同情川普，完全看不到川普作为政治人物的危险性，他对美国这个宪政国家的危害。川普信誓旦旦指责民主党大规模选举舞弊，最后证明是无稽之谈，而川普一再暗示佐治亚州务卿在选票上舞弊，倒是一件坐实了的指控。

程怡一向自信，好强，对自己的立场、观点不会轻易放弃。而且，她是非感强烈，容易偏激。但是，四年前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挺川挺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是一个非常吊诡的现象，值得研究。程怡一辈子痛恨政客撒谎成性，却看不出川普自命不凡把自己装扮成教主，看不出他的话术的似是而非和蛊惑性，其中必然有信息渠道造成的认知偏差。她和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一样，看美国政治毕竟隔了一层。

我心目中的大姐

2019年5月我们中文系的老系主任徐中玉追悼会上，我碰到了程怡的弟弟程念祺，但程怡没来。七月我们年级组织了入学四十周年（1979-2019）聚会，她也走不开，但第二天我们班级在中山公园的聚餐，程怡赶来了（见下图，前排C位）。那是我和程怡的最后一面。

2019年华东师大中文系79级3班纪念入学40周年聚会，摄于中山公园餐厅前（2019.7）。

三年疫情，让我们的生活都不同程度的停顿了，这是我自2000年以来唯一连续三年没有回上海。去年（2023年）回沪时，我已经听说程怡得了重病（肠癌），7月底我回美国，离沪前两天我有空，给程怡打了电话，说想当天去看望她。碍于疫情还没有完全消失，她说现在基本处于闭门谢客的状态。我们聊了各自的近况，她说了很多她就医（包括去北京检查、咨询）中碰到了各类扯皮，拉垮的事。

聊了半小时左右，我怕她累了，说那我就明年回来看你（我说的是2024年，今年夏天）。程怡笑着说，“我不能保证你回来时我还在”。她补充说了一句，她有美国进口药（paxlovid），意思是万一感染了新冠还有药。她显然没有完全拒绝我去看望她。虽然我打了最新的“辉瑞”的booster shot（增强疫苗），但我还是不敢造次，不想打扰她的康复。现在证明，我小看了病魔的凶猛。生活就是这样，没有后悔药可吃。

写这篇东西，除了寄托哀思，我还在想，作为同窗好友，程怡给了我和同学最宝贵的是什么。是她的精神富足和淡泊名利，还是她的善良和大气、她的慷慨天性，还是她教书育人的巨大热忱和责任心？程怡对自己的同学弟妹，对自己的学生，总是不吝惜自己的时间。所以她多年被学生评为“最喜欢的老师”，我丝毫不奇怪。

程怡的愿意付出在她照顾自己父母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她的后半生几乎大部分空闲时间都用在照顾父母上了。但同时，程怡又对我说，她不愿看到别人孩子被困在照顾父母上而无法动弹。“太苦了”，程怡对我说。这里，程怡又表现出相当理性的一面：她自己可以这样做，但她反对“道德绑架”，即使以“孝道”的名义。中国这个日益老龄化的社会，政府和社会应该担当主要责任。年轻人应该有自己的生活，而不被照顾老人所拖累。

从日云教授说，中国的问题是从皇上到庶民一竿子插到底，当中没有一个贵族阶层。我从程怡的为人再到她的家族史中，看到了中国贵族传统的一丝微光，一种遥远的传承。当然，每个人的感悟不会完全一样。程怡给我的是一种精神底气，走自己的路，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坦然面对未来，面对死亡。

我和许多同学对我们的大姐程怡的怀念，可以用加缪的话来概括：

你是我今生

最美的相遇

两年前，我在微信上看到一幅她的画，记得是一幅清澈的湖水倒映出树林的油画。我说很喜欢，能不能送我，她回答我给你留着。在此之前，很多同学都得到了程怡的画作。

今年夏天回国，我想找程念祺，看看能否找到那幅画。那幅画里，满满是程怡忘情于山水的陶醉。

今夏回沪，无缘再见程怡。心想，我若拿到她的画，她会十分开心。

虽不能见，心有所念。愿天堂也能听到拉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戴耘，完成于2024年4月10日, Albany, New Y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