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路

这是奴隶社会的第 3478 篇文章

题图：Photo by Monica Rodriguez on Pixabay

作者：张惠雯，生于70年代末，祖籍河南。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2010年后移居美国，现居波士顿。曾两次获得“新加坡国家金笔奖”中文小说首奖，以及“首届人民文学新人奖”、“上海文学奖”、“中山文学奖”、”首届曹雪芹华语文学大奖”等多个国内文学奖。已出版短篇小说集《两次相遇》《在南方》《在北方》《飞鸟和池鱼》《蓝色时代》，散文集《惘然少年时》。

虽然内心纠缠着几乎是颠覆性的矛盾和斗争，还混杂着想家和一些莫名其妙的悲观情绪，我的生活却十分规律。每天早上，我们吃过早餐，会被一辆停在伊顿公寓后门门厅旁的大巴接走，送到国立大学中央图书馆楼的楼下，开始一天的英语学习。中午我们在国大文学院餐厅吃饭，晚上则在早上下车的同一个地方等大巴把我们接走，送回伊顿公寓。有一段时间，国大的学生要考试，教室突然不够用了，我们的上课地点被迁到金文泰的 ITE 学校，早上仍由大巴接我们过去，回来时则需自己坐公共巴士。

当年，新加坡的公共巴士不报站名，也没有电子显示牌提前预告到站信息。巴士不是每一站都会停，如果没有人下车，公车站又没有人等候上车，巴士就会呼啸而过，没有半点儿迟疑。也就是说，下车的人必须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在哪个站下、提前按铃。我们一开始对周围不熟悉，觉得各个公车站周围的景物都很相似，所以对坐公车非常紧张。尤其对没有任何方向感的我来说，这简直构成了巨大的心理负担。我总要和一群同学一起回寄宿公寓，因为我自己没有任何信心能够辨认出下车的地方。这再次说明，我初到新加坡之时，是个极其缺乏生活能力、喜欢依赖他人的人。每次坐在回来的巴士上，快到亚历山大一区时，我的眼睛总是睁得大大的，用力而徒然地打量着四周。等到旁边某位女同学说“快到了”，等我听到一声尖锐的停车铃声，我才如释重负，匆匆忙忙跟着别人下了车。

在一些积极大胆的学生的带领下，除上学之外，我们开始外出活动了。最初，我们的活动范围在公寓所在的女皇镇一带。从伊顿公寓走出去不久，就是女皇镇购物中心，这是个比较老旧的购物中心，并没有多少吸引人的商店，但是里面有一家麦当劳。那是一九九五年，麦当劳对我们这些中国大陆来的学生是很有吸引力的东西，我们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去那里吃一两顿，以逃避公寓餐厅提供的口味奇特的食物。

▲ Photo by Hans on Pixabay

我们第一次在麦当劳叫餐的时候，闹过不少笑话，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即使我们能说得清楚，或者指点着贴在柜台上的画，说“我就要 3 号套餐”，我们还是难以听清楚柜台小姐们接下来问什么。因为如果你完全不了解一种餐饮文化，你很难猜测他们接下来会问什么。其实他们的问题通常就是那么两三个，例如你要不要升级成大份的，你要不要带走，你要番茄酱还是辣椒酱……当我不明白他们问我什么时，我就痛恨他们一直假装关切地问这问那的习惯。我心想，你直接给我不就行了？

好在那时候我们一群人在一起，每个人都有一番搞笑的、驴唇不对马嘴的应答，于是，尴尬的事具有了一点儿逗乐的性质。

从购物中心往前，经过一个大交通路口，是一个漆成海军蓝色的方方正正的盒子形状的商场。一开始我们不知道那是干什么的，后来才发现是卖家具的，它的名字叫 IKEA。我们第一次进 IKEA 时就在里面逛来逛去，始终找不到出口在哪儿，我们走啊，沿着箭头绕啊，发现箭头又把我们带回了刚才经过的地方，我们又看到了刚才看见的沙发，一会儿，我们又回到了灯饰和花卉所在的那个厅……

我始终有一个猜测，即 IKEA 把自己设计成小型迷宫是别有用心的，他们就是让你在里面摸不着北，以便顺手多买点儿东西。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在新加坡的 IKEA，还是在美国的 IKEA，我没有一次不兜圈子的，如果我只兜两三圈即能找到出口，我就会觉得我那天的方向感惊人得清晰。我原以为这只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后来，我到美国后在电视上看到一位主持人调侃他在 IKEA 兜圈子的经历，他说每次他要去 IKEA 的餐厅，他就像闻到香味儿但找不到骨头的狗一样，一直绕啊、找啊，总觉得接近餐厅入口了，但又回到原来展示家家具的地方了!

即便如此，我还是喜欢去 IKEA，喜欢它用设计好的一间间小房来展示家具的方式，这对我来说非常新鲜有趣，因为我以往看到的家具都是一件件陈列在那儿卖的。我没有钱也不需要买任何家具，但可以在里面闲逛一整个下午。我走进一间间木板隔开的小室，在心里衡量哪一间更合我的意。

这种比较对我来说总是很费心思，但我乐意进行这一类的内在斗争（奇怪的是它有时候还相当激烈）。我想象着我们家就要盖新房子了，那时候我的房间该如何参照这些标准来设计……我喜欢那些漂亮的窗帘、床具，还有好看的餐具，以及铺在木地板上的某块装饰的粗织花毯，这一切都让我身心愉悦。展示窗帘布和床具的那个小厅，是我喜欢反复留恋的地方，我喜欢那些布的花色图案。

逛得累了，我就在 IKEA 里面的餐厅吃一份十粒肉丸子的套餐。那个餐厅比麦当劳店看起来好很多，我吃着肉丸子，看着天桥上的行人和对面的建筑物，感到一种像明净的大窗户一样的简单而清透的快乐。我想，我还只有十七岁，但我已经出国了，我见到了这么多好看的东西，知道怎么给自己叫一份肉丸子……也许因为那时的 IKEA 留给我的快乐回忆，我如今无论在哪里看到它总会生出一股熟悉的感觉。我也仍然保留着这个习惯：只要我去 IKEA，我就会在它的餐厅里吃一份蘸小红莓酱的肉丸子。

▲ Photo by THAM YUAN YUAN on Pixabay

有一次，我和我的同学决定突破附近的区域，到远一点的地方去“探险”。于是，我们一行五个女生，一起去了著名的乌节路。不知道是谁查阅了新加坡的公共交通手册，找到了去那里该乘搭什么巴士，该在哪儿转车，再在哪儿下车。反正，这个负责找路线的人绝对不会是我。我们那天都穿着 T 恤短裤，背着学生背包，这样我们比较容易从人群中辨认出彼此。

我对第一次看到的乌节路没有太深的印象，大概因为我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不要走散”这个问题上。我只记得路边有高大茂盛的绿树，它们的影子扫在混凝土或是玻璃的大楼墙壁上，使街道看起来荫蔽凉爽。它呈现出一种都市的繁华气派，但也有自然的宁静，并非那种一览无余的人头攒动、市声鼎沸的喧闹商业街。

乌节路对我而言变得熟悉，是在我进入大学之后。那时候，我们每隔一两个星期，都会在周末到乌节路逛街，或者只是感受那一带的气息。我喜欢坐地铁胜于坐巴士，所以我会先坐九十六路到金文泰地铁站，从那里乘地铁到政府大厦，然后再转去北向的地铁到乌节路站下车。

大学毕业后的那段时间，我常去 HMV 大厦买唱片，而后到义安城里的纪伊国书屋去买书。但从某个时候开始，乌节路突然变得喧闹异常，从地铁站出来前往义安城的地下通道里总是人潮汹涌，人走在其中只能拼命往前挤，几乎难以驻足。此后，我就很少去乌节路了，如果我必须去，我会挑选一个周日的上午，那个时间大部分人都在上班，走在乌节路街头的人不多。在两边大树的荫蔽中，街道显出一种慵懒和宁静的气质，令我不禁想起我过去曾喜爱过的乌节路给予我的感觉。它渐渐变了，只是在某个时辰还能展现出昔日繁华却安详的气派。就像我生活多年的这个城市，它变得更拥挤而热闹，楼屋越来越密集，雨林越来越少。我能理解它为什么不得不变化，但我不能说我喜欢变化了的它。

在那第一次的“乌节路半日游”中，我们先沿着街道走了一会儿，然后到了“诗家董”商场。这一点我记得倒是很清楚，因为我就是在 Tangs 里面和其他同学走散的。我们原本在路上的时候很注意不要走散，但到了商场里面，觉得无论如何都会在同一栋建筑之内，又因为各自感兴趣的商品不一样，相互跟得不那么紧了。后来，我们被琳琅满目的商品所吸引，干脆各看各的，约定等一会儿在一楼的某个出口处集合。我既没有方向感，又缺乏时间观念，当我东逛西逛了很久之后，突然想到已经过了约定的时间，就赶忙去找出口。但我为了找出口又逛了一会儿，而且，我发现商场的一层不仅仅有一个出口，我却忘记了约定的地点究竟是在哪个出口……我走到其中一个出口，拼命地瞅着来来往往的人，但没有看见我的同学们，这时我只好跑去另一个出口，同样是极力地张大眼睛寻找熟悉的人。然后，我走出了商场，想看看她们是否会在邻近的商店门口等着。这是我犯的最大的错误，因为我逐渐混淆了方向，迷失在乌节路上。

▲ Photo by Manfred Reinert on Pixabay

当我发现我越走越远，我确定已经不可能和我的朋友们汇合了，我就一个人顺着乌节路朝 Newton 的方向走。我心里突然冒出来一个奇怪的念头，就是我能够一直走回伊顿公寓，而且我仿佛觉得这个地方离我住的地方很近，这种错觉的原因可能是新加坡的不少地方看起来都很相似。我回想来的时候巴士经过了这个叫“良木园”的酒店，所以，确定自己是在沿着来时的路线往回走。可等我走过良木园，看到前面那个路口，我又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了。我只好服从感觉，往我觉得“像”的方向走。等我后来对这一带的地理稍有些了解，我知道我当时是转过了牛顿路口，经过法盟语言学校

（Alliance Francaise）

所在的地方，沿着武吉知马路往金文泰的方向走。

我虽然没有任何方向感，我的直觉倒是把我往正确的方向引导着。

不知道是不是我脸上迷茫的神情、忧虑迟疑的步伐引起了别人的注意，一辆车突然在我旁边停下来。车里有一位看起来三十多岁的男子，问我这是要往哪儿去。我说我要去伊顿公寓，在亚历山大一带。男子看起来很吃惊，说：“那很远呀，你不可能走回去的。”我愣住了，心想：那我怎么办呢？他这时说：“你怎么来这里的？”我说我和同学一起坐巴士来的，但是在乌节路上和她们走散了，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回家。说着说着，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下来了，似乎我万分委屈的情绪一直憋着，现在有人问起，才一下子释放出来。

开车的男子很友善，让我上他的车，他说他可以把我送回去。我一面惊讶竟然有这么好的人，一面有点儿不太敢相信地上了车，我记得我上车后先坐在后座，他笑着对我说：“你可以坐到前面来，等一会儿你好告诉我该怎么走。”于是，我又很听话地换去了前座。可等我坐好，车子发动，我又感到不安了，想起过去听说的关于少女被拐骗、绑架之类的故事。我一路上提心吊胆，几乎不敢说一句话，以为车子正把我带去一个遥远、危险的地方……直到我看见了我熟悉的女皇道上的汽车销售行，我才放下心来。轿车从亚历山大路转入罗素路，很快，我看到了我熟悉的白房子，眼睛又忍不住湿了，一方面因为感激，一方面懊悔我刚才竟然误解了这位好心的先生。

这位先生把我一直送到伊顿公寓的门厅那儿，临走前还嘱咐我说：“以后出门要小心，如果迷路了就找警察，警察会送你回来，不要自己走路。”我只顾着自己激动，似乎没能说出什么像样的、表示感激的话。我跑回宿舍，和我同去的几个同学都在我的宿舍里等着，她们看见我回来十分惊喜，说如果我午饭时间还不回来，她们就打算找公寓管理处的人报警了。

我这时才知道，她们在约好的出口处等不到我，又分头到商场里找我，仍找不到我，忙活了半天，无计可施，大家商量了一下说还是回来等吧。我告诉她们是一个好心的新加坡男士开车把我送了回来，当然，有关我在人家面前哭的事儿，我一个字也没有提。我那位梦幻少女般的朋友这时睁大眼睛、噘着小嘴巴说：“你真有福气！我们都是坐巴士回来的呢。”又问：“他长得帅吗？”我笑着说：“他和我们的英语老师一样年纪了。”那时候，我的确觉得三四十岁的人是年纪很大的人。大家都笑她，那位女友嗔怪地说：“三十多岁也可以很帅嘛。”我说：“反正我没有注意。”她听了显然很失望。

这时，另一个女孩儿问我：“你不怕吗，坐陌生人的车？”

我说：“刚开始有点儿怕，后来觉得他不像是坏人。”

另一个说：“新加坡还是很安全的，哪有那么多坏人。”

“是啊，耍流氓都会挨鞭子的。”

我说：“那个人告诉我，以后迷路了可以找警察，警察会把我们送回来。”

我这个信息给了大家很大的鼓舞，女孩儿们七嘴八舌地开玩笑说，以后不想坐公车回家，就谎称自己迷路了，让警察叔叔把我们送回来好了。于是，我这段一开始很痛苦的迷路经历，就在欢笑声中结束了。在我们心里，不觉对自己所在的这个地方有了更大的信心，对于这里的人也有了更多的好感。我觉得安全，而对于一个远离父母兄弟、只身在外的女孩儿，还有什么比安全感更重要呢？最后，我那位亲密的朋友真诚地表示了对我的羡慕，仿佛她倒希望迷路的是她，希望被陌生人在路上“捡到”、开车送回来的也是她。因为，对她而言，这是个令人兴奋的冒险，“偶遇”这样的戏剧化因素，一直是她喜爱的。

▲ Photo by Brigitte Werner on Pixabay

就这样，我紧紧追随那些比我头脑清晰、方向感明确的人，却仍然无可避免地迷失在这个城市最繁华的乌节路上，仅仅是凭借着自己的运气，碰到了好人，轻松地、甚至是带着一点儿光荣地返回住处。

当岁月流逝，我发现这个小小的插曲有点儿像我人生的某种写照，我常常兴之所至、迷失方向，没有清晰地计划前面的路该怎么走。在某些人生的岔路口，譬如我在 S 大学被迫退出军训、刚刚开始的大学生活笼罩上阴影之后，又譬如我大学毕业工作两年后决定我要写小说、不再继续工作的时候，我常常觉得自己走入了一个困境，前途陷入重重的迷雾。但总是在这么一个时候，在我不知道该如何走下去的时候，会有一个转机出现，或者有一些帮助我的人出现，于是，我走出了阴暗的区域，到了我想到的地方。我常常感激人生对我的仁慈，这种仁慈不在于它给予我多少实质的东西，而在于它总能引领我前去我希望去的地方：从事我喜爱的事业，过我想过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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