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步时的遐想

这是奴隶社会的第 3471 篇文章

题图：Photo by Anna Palinska on Pixabay

作者：张惠雯，生于70年代末，祖籍河南。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2010年后移居美国，现居波士顿。曾两次获得“新加坡国家金笔奖”中文小说首奖，以及“首届人民文学新人奖”、“上海文学奖”、“中山文学奖”、”首届曹雪芹华语文学大奖”等多个国内文学奖。已出版短篇小说集《两次相遇》《在南方》《在北方》《飞鸟和池鱼》《蓝色时代》，散文集《惘然少年时》。

伊顿公寓位于亚历山大路那一带僻静、幽深的别墅区里。这里的每栋房子距离另一栋房子都很远，中间相隔着一丛丛雨林。乌黑发亮的沥青马路穿过墨绿色的树丛，不断分出一条条掌纹般的岔道，把这些彼此遥远的房子连接起来。无论是在那条平坦但曲折的主路上，还是在掌纹般的小小岔道上，都很少见到行人。这些地方终日安静，仿佛住在这里的人过着与外界隔绝的生活，只有在傍晚时分，偶尔有几辆轿车驶过。

通常，在这样的时候，走在这条路上的只有我和另外一个短头发的女学生。她人长得很细瘦，说话速度快，爱笑，除了功课上的问题，她看起来不会有任何其他烦恼。我们在其他方面并没有太多相似之处，却都喜爱在晚饭后沿着这些岔道散步。

那时，我的交友方式很奇怪，我有散步的朋友，有一起吃饭、到学习室读书的朋友，还有一位同来自 S 大学的较亲密的朋友。最后一位朋友长得很像范晓萱，我相信我之所以和她关系较为亲近，多多少少和她的可爱相貌有关，她的大眼睛会让人觉得喜悦、舒服。此外，她是个特别容易动感情的人，她爱笑，同时又很爱感伤，会因为这些或那些而变得眼泪汪汪，这又符合我当时沉溺于的为感伤而感伤的氛围。在“最受男生欢迎的女生”名单中，一定会有她，这是毫无疑问的，她身材娇小，笑容甜美灿烂，无论喜忧都自然而然带副撒娇的样子，属于典型的乖巧可爱的女孩儿。村上春树笔下那种阳光灿烂的“百分百女孩儿”，想必就是她这样的女孩儿。

当我和这位“百分百女孩儿”在一起时，无论在宿舍，还是在休息室，或是坐在长廊下的平台上，她总会突然扯到爱情的话题上去。她会真诚地表达对谈恋爱的向往，说“如果恋爱了多好呀”。当她后悔自己没能更早恋爱时（尽管她当时只有18岁），她常常引用《恋恋风尘》歌里的一句歌词：“相信爱的年纪，没能唱给你的歌曲，让我一生中常常追忆。”在她看来，“相信爱的年纪”一定是非常年轻、全然纯真因而还不懂得计较什么的年纪。她的率真让我敬佩，但也让我脸红，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应，我对恋爱一无所知，并且不认为在我们周围会存在我所认为的那种爱情。可我觉得我又应该有所回应。于是，我也在脸上做出一副迷茫、有所期待的表情，似乎我了解她发愁的事情，我也在和她一起等待着爱情的降临。

我后来发现，当我和谁在一起，我就会真心投入到与对方相处的氛围中去，于是，我在与不同人一起时，会说着不同的话题，关心着不同的事，依据对方的兴趣和性情而变化。只要是我稍有好感的人，我就尽量试着了解他们的兴趣和逻辑。这种行为方式伴随着我今后的人生，它使得我的朋友就像我喜欢的饮食一样杂糅，带给我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

我后来能够写小说，大概也和这样一种性情有关，因为我对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生活确实怀着兴趣。但我知道我自己其实从来都是喜怒无常的，在我怀着兴趣和别人谈笑风生的时候，我也时不时感到我并不在那儿，时不时感到我没法像别人一样快乐、合群。偶尔，一股阴郁的情绪突然在我心里滋生，就像明亮暖和的屋子里突然吹进一阵阴风，我知道我不时有一股要逃走的欲望，想独自走到某处坐着，或回到我的房间里，紧紧关上门。这种对独处的沉迷，以及对他人的强烈兴趣，是一对矛盾的双胞胎，他们把我往两个方向拉扯，如果我走向其中一个，那么另一个也会如影随形。

▲ Photo by Gerd Altmann on Pixabay

大概当一个人一直期待着某样东西，他或她就会得到这种东西。在我们进入大学后不久，我就听说了“百分百女孩儿”谈恋爱的消息，之后，我又听说她开始了另一场恋爱的消息。总之，关于她的消息很不少。我相信她已经尝到了恋爱的滋味。当然，我始终不可能知道，这些发生在她身上的爱情故事是否如我们当时谈论和想象中的那么美好动人，不知道它是否给了她我们未曾想过的快乐，是否也曾令她心碎、失望……但在我心目中，她始终停留在一个期盼着恋爱的梦幻少女阶段

（从她的笑容和大眼睛里都流露出这种期盼）

。

我们在伊顿公寓分开后，她去了南洋理工大学，而我去了新加坡国立大学。多么奇怪，我们这对当年亲密的朋友此后竟再也没有见过面。也许在我们大学毕业的两三年后，我又听说了她结婚的消息。再过几年，我见到一位男同学，得知他们不久前见过面后，我询问她的近况，问她是否还和过去一样，男同学笑着说：“孩子都多大了，你说呢？”那句话让我有点儿伤心，我在心里想：时光不再……

让我回到散步这个话题上。如果天气好，几乎每天晚饭后，我都会去散步。和我一起散步的女孩儿却全然不是这种娇弱类型。她清瘦，但眼神中流露出一种尖锐，她做事很利索，不似是而非，也不拖泥带水。对于这种利落的风格，我从内心很赞赏，自己却无法做到。同时，我也不能像“百分百女孩儿”那么多愁善感，即使我偶尔多愁善感，也不愿让任何人发现。

必须承认，我对自己缺乏认识，也不太明白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儿，以及如何做一个女孩儿。所以我经常羡慕着我散步的伙伴，觉得她把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而且总是能在恰当的时候决定：“我们该往回走了。”当然，我也羡慕着那可爱的女生，羡慕她的合群、可爱、娇媚。而我除了迷茫，就是懵懂，性格中几乎没有任何可爱之处，我欣赏那么多交织成一团且相互矛盾的事物，却不知道该为自己选择哪一种。如果现在的我遇见了当时的我，现在的我一定会想：这是个多么傻而且古里古怪的女孩子呀！

我们闲逛的那些小岔路延伸一直至丛林里，如果就沿着它走进去，在光线幽暗的路上走一段后，会蓦然看见矗立在一个小高地上的典雅的白色楼房，被一片修剪得极其平整、翠绿的草坪所环绕。房子没有围墙，屋外的草坪上挂着一架儿童秋千，还有一个造型轻便灵巧的烧烤台，某个地方还歪躺着色彩鲜艳的脚踏车和大型玩具。

这一区的大部分居民仍然是西方人，多半是跨国公司外派到新加坡来的管理人员。这些人来到此地工作，带着他们的家眷。他们的妻子通常不工作，而是终日待在白色的大房子里，天知道在做些什么。有时候，我们经过某栋房子，看到穿着吊带印花长裙的女人站在白房子前面的草坪上观看什么，或是坐在长廊下面喝茶，她们的悠闲令我想起我常在书里读到的“太太”这个词。

▲ Photo by Jill Wellington on Pixabay

为什么说是在书里读到的呢？因为在我长大的那个社会里，周围几乎没有这样的人，女人们都要上班，尽管她们下了班还得照顾孩子、做饭洗衣、干所有家务活儿。

在我年幼的时候，得知我母亲是常被周围那些阿姨羡慕的女人，因为她是女强人。在政府严格控制物质供销的年代，母亲的职位有一定的权力，即便是比她职位更高的地方官员要买一辆凤凰牌自行车或是一台上海牌缝纫机，他们也要找我母亲签字批准。这个权力带给我们姐妹的好处是对于其他小孩儿来说的“紧俏货”，对我们来说都不难获得。小时候，只要我母亲的公司能进到牛奶糖、麦乳精、热巧克力粉，我们就能买到，很多人即便手里有钱却未必买得到。

可在我眼里，除了母亲能够给我们买来甜炼乳、巧克力，她并没有什么值得羡慕的。我母亲每天都很操劳，她从公司回来，仍然要做家务，我父亲一生中进厨房的次数寥寥可数。有时很晚了，她已经抱着我睡下了，突然又有人来找她，说公司里出了什么事，她就立刻起床离开了。母亲从来不是一位“太太”，她没有太太们的悠闲和优雅，她在我心中总是个雷厉风行的女共产党员形象。我母亲对我的慈爱丝毫没有影响到她硬朗的外表，我偶尔听到她在家庭会议中也如同在公司大会上那样发言，摆事实、讲道理（用她自己的话说），竟会生出一种烦恼和遗憾。归根究底，烦恼产生的原因在于：我并不想做我母亲这样的女人，我也不想做羡慕我母亲的阿姨们那样的女人，但我又不知道我是否有别的选择。

根据人们过去灌输给我的认知，不工作是可耻的，依赖丈夫养活的女人是软弱的女人、寄生虫般的女人！只有旧社会才会有这样的女人。可是，我心底深处的某个地方对此不仅没有批判，当我幻想到存在着这么一种生活方式时，我还感到沾沾自喜，似乎我终于发现还有个可能性，还有另一种生活方式存在于另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上，女人不只有两种：被工作和家务双重劳动折磨得筋疲力尽的女人，以及雷厉风行、试与男人竟比高的女共产党人。

事实上，还不只是“太太”吸引着我，从我的初中时代开始，我就惯于用我从画报、书籍、电影等各种来源得来的碎片、边边角角的信息拼贴成一副模糊的、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腐朽生活”的画面。这幅画里面有服装和发式都很讲究漂亮的男男女女，有明亮的大窗户，有用鲜花装饰的餐桌，还有很柔软、堆砌着一堆毫无用处却十分好看的枕头、垫子的大床，人们夜里十一点仍然聚在客厅里，只是为了吃点东西和闲聊，人们十二点仍不睡觉，还可以自由地去花园里或者马路上闲逛，人们……在我感到枯燥乏味时，当周围事物的粗糙邋遢让我觉得闷闷不乐时，这幅关于“腐朽”生活的画面总能给予我一些安慰。

▲ Photo by Jill Wellington on Pixabay

我和我的伙伴散步时说话不多，我想我们大概正各自想着各自的心事。我想：要是有一天我成了这样一位太太，我并不需要住这么大的房子，太空荡了，让人感到不安，如果我不上班，在我闲着的时间我会做什么……我难以想得深入，因为我想不到我能做什么，而且，一股罪恶感油然而生。我发现原来我从小想的都是长大到哪里去，想要学什么、干什么、过什么样的生活，却从未想过谋一份怎样的生计、该如何养活自己！我不自觉地在心里模仿着我妈妈开会时洪亮的嗓门，用斩钉截铁地腔调使劲儿对自己说：

坚决不过无聊的、寄生虫的生活！坚决不做懒惰的、对社会没有贡献的人！

我决计把罪恶的想法抛开，就试着和我的朋友讨论了一会儿英语课上发生的趣事，谁的英语拖着北京腔，谁的英语听起来像武汉话……我这位朋友有些严肃，因此，我们散步途中几乎没有谈过关于谁和谁在恋爱、谁在追求谁、谁离开了谁的八卦话题，我们的话题总是英语课、同学们、故乡、餐厅的饭菜、进入大学后要读的科目、未来前程……这些话题也能给我们带来由衷的乐趣，因为我们从不放弃任意褒贬他人以及放任自己空想的机会。

我想我之所以没有拉那位漂亮朋友和我一起散步，就是因为我有点儿害怕谈论恋爱与苦恼等话题。如我前面所说，有些时候，我自顾自地沉浸于伤感，却又害怕与人讨论伤感的话题，对我来说，伤感和眼泪一样，不能与其他人分享。而且，那位女友很敏感，她不喜欢我对她的问题表示沉默，她会追问我，希望我有明确的表态。总之，她就像琼瑶小说中的人物热切、易于激动，还带着一点儿焦虑和脆弱。可是，和眼前这位散步的伙伴在一起，我们却能随时陷入沉默，各自去想各自的事，不想说话便不说话，谁也不觉得冷场或有什么不妥，更不会觉得沉默表示对方漠不关心。这样的散步会让人觉得很自在。

▲ Photo by Roman Grac on Pixabay

在一个岔路口，有一个三面玻璃围拢而成的公用电话亭。因为它处在一个安静的地方，很少有人经过，我喜欢到这里打电话，尽管我们公寓外面也有打电话的地方。每两个星期，我给家人打电话。那时候还没有后来的各种廉价的国际长途电话卡，我们必须用新电信的 IDD 国际直播磁卡在公用电话上打电话回国。每分钟的通话费是一块多新币，买一张十五元的电话卡，十二分钟就打完了。所以，打电话的时候，我通常就是报个平安，父母最关心的则是我吃得好不好，天气有没有变凉，对于我的学习，他们像我在家时一样，很少提及，似乎这不是个主要的问题。当我打电话时，磁卡电话机屏幕上深灰色的数字就在令人痛恨地飞快跳动。一张电话卡我通常会用来打两次电话。每次我打完电话，就更想家了，但也更坚定了不回家的决心，

为了不辜负电话那一边的人，我必须坚持留在这个陌生的地方，把书念好。

到新加坡之后的第一个春节——那是我第一次没有在家里过的春节，我买了一张二十新币的电话卡，一个人走到这个很少有人使用的公用电话亭。那天的电话很难拨通，大概很多人都在打国际长途，等我拨通之后，我就像原来打算的那样，把电话卡打完了。电话断的时候，我妈妈正对我说着一句话，但我没能听到那是什么，这个遗憾让我在回寄宿公寓的路上几乎哭了一路。我那时候想：明年过年我要回家！但在之后的另一个十七年里，我只回家过了两次春节。我已经不适应北方冬天的气候了，每次过年时回家都会生病。于是，我不再回家过年了，渐渐地，我冬天也不再回家。

在打电话方面，我基本上经历了国际长途电话的变革历程。一开始，只能用新电信的 IC 卡打国际长途直播电话。到我上大学以后，出现了凤凰卡，一开始的凤凰卡十元新币可以打将近半个小时，后来变成四十多分钟。到大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有了更便宜的国际长途卡，十元可以打一百分钟。我从国大毕业后，出现了可以打三百多分钟的十元卡……我到美国之后，Skype 和 Google Voice 的网上电话又大行其道……

现在，我再也不必担心跳动的数字和突然的中断了。可是，我也没有了那种想要迫切地捕捉住每一句、赋予自己所说的每句话以最重要意义的感觉了。就像一百个电视台也无法给予我小时候看一场电影时的兴奋一样，方便和廉价的电话服务如今也不能给予我当年那分秒必争的幸福。我的意思是说，这样的两个人是不一样的：一个人轻松地带上耳机，拨通网络电话，随时准备聊上一个小时；而另一个人在夜里独自走到那个偏僻的路口，在电话亭里打一通不到十分钟的电话，又在意犹未尽的思念中独自走回她的住处……

当我们散步经过那个电话亭时，我们经常会问对方最近有没有给家里打电话。我们走过去，往更高一点儿的地方走去。我们又经过了两所白色的房子，看见摆放在长廊下的躺椅和餐桌。这些人喜欢把铺好餐巾、摆满餐具的桌子放在长廊下面，他们有时会在走廊底下举办小型的聚会。在翠绿的草坪上，那些洋娃娃一样的小孩儿常常和他们身材高大、性格温驯的狗在一起嬉戏玩乐。

我们就站在某条小路上，眺望这些宽敞、高大、典雅的房子，也在眺望一种我们完全不熟悉的生活。这些房子会让我想起《印度支那》电影中的某些画面，尽管没有一个我瞥见的女主人可以和凯瑟琳∙德纳芙相提并论。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这种生活的魅力倒不在于物质的充足，它吸引我的地方，在于它的充足中还仿佛蕴含着一种神秘的雅致，在于它所隐藏的未知，以及它与我过去对西方的印象之间的互文。

▲ 来自电影《印度支那》

这时候，我感到走在我旁边的严肃的她，其实也和我一样默默琢磨着这种生活。尽管不说出来，在我们心里都有一系列憧憬、抵制、争辩、自责等活动在发生。我感到我过去所受的教育多么古怪呀！我们在学校接受着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腐朽生活方式的挖苦和批判，却私底下读着西方的书籍长大，在我们的心灵里，小说中的花园与客厅、剧院与咖啡馆、爱情与个人理想的追求，这一切就像电影般不停上演，被我们年少的想象力发挥得充分得不能再充分，与学校里乏味的批判教条形成鲜明的对比。真的，当一个人想到卢梭，想到波特莱尔，他怎能对老师要求背诵的某一届几中全会的重大意义有丝毫的兴趣呢？不仅毫无兴趣，而且会忍不住厌恶。

在成长过程中，从电影、流行音乐，无一不间接或直接地受到西方的影响。即便在正统的学校教育里，这种影响也从来不缺乏，历史老师一面谈资本主义的罪恶，一面在讲述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章节时表现得过分激动；政治老师一面宣讲党的某次代表大会的伟大意义，另一方面却坦承自己最喜爱讲西方哲学，仿佛亚里士多德及其继承者们才是他真正钦佩的朋友、是文明和智慧的象征；语文老师在讲课本里莫泊桑的小说时忍不住大谈巴尔扎克、司汤达；英语老师则不失时机地展现出他不同于其他老师的开明态度和西式幽默……在这种古怪的教育之下，我们终于变成了一个矛盾的产物：表面上憎恶着西方，极力找到证据批判西方的腐朽、虚伪、傲慢与偏见，潜意识里却早已把西方当成富足、文明和美好生活的象征……

从那无数次的散步，从我们对白房子的眺望和浮光掠影的思索开始，我逐渐明白了我和我的国人所处的这一古怪而复杂的状态。我们的骄傲和痛楚竟然往往是同一个东西，这是个纠结。好在我自己并没有纠结太久，因为当我对另一个世界的了解越多，我就越不可能保有这种骄傲或憎恶。我后来得出这个结论：仇视西方和憎恨本国人的西化，这是外表的强势和心理上的卑弱，它等于一开始就断定西方文明比东方文明更优越。你是否听过说历史上有哪个在其时代强盛一时的民族会惧怕自己的国民喜爱外来的文明？排斥或憎恨从来不会解决我们的问题，事实上我们近代的进步几乎都是从去认识理解其他文明、使之变成有益于我们的东西开始。如今，我更是坚信如果我们把自己看成一个自由的、人类丰富文化的学习者，我们将不会有卑弱之感，也不会有狂妄之心。

- END -

推荐阅读

喜欢《惘然少年时》的朋友们，今天是第二章（上），以下为已更新章节：

惘然少年时丨第四章一位女友，或白玫瑰般的友谊

惘然少年时丨第五章第一次背井离乡

惘然少年时丨第六章我就是那个不肯剪短发的女生